[!WARNING] 翻译质量评估未完全通过 (Quality Audit Failed) 发现以下潜在质量问题： - missing numeric tokens from source: 04921975050, 109.000, 20080, 21320, 21900, 252, 27.11.2026, 290, 30655, 3116 -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bba Plattwurm, Aber Azad, Aber Bahnchefin Evelyn Palla, Aber Cross, Aber Minderheitenschutz, Abertausenden Seiten, Abgeordneten Michael Gove, Abonnement Kanada, Absoluter Hit, Abteilung Schauspiel -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N
封面照片：Isa Rus（截取）
奥德赛 右翼民粹主义
悲剧 中产阶级的 战争咆哮
为什么一位黑人海伦 并不属于“觉醒”阵营 文/大卫·胡根迪克 (DAVID HUGENDICK) 德国选择党内部不存在 温和派 文/奥古斯特·莫德索恩 (AUGUST MODERSOHN)
“啊呼！啊呼！啊呼！”这就是德国选择党（AfD）中所谓的“温和派”发出的声音。上周，他们在党代会大厅前这样呐喊，宛如日耳曼战士，准备迎接一场“马尔之战”。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议会选举的名单拟定工作陷入僵局，州党主席马丁·芬岑茨反抗联邦党主席艾丽斯·魏德尔及其当地盟友。很快，人们再次谈论起阵营冲突：激进派（以魏德尔为首）对阵温和派（以芬岑茨为首）。
在其他政党中，试图驯服德国选择党这种想法目前正大行其道。其设想是制定一些“红线”，将德国选择党诱导至某种合作之中，从而导致这些“咆哮的中产阶级”（啊呼！）与党内更激进的同事分道扬镳。也有建议提出，禁止被联邦宪法保卫局 (德国情报机构) 认定为极右翼的个别州级分部。或者，有冲动想要剥夺比约恩·赫克的被选举权，使其失去参选资格。由此可见，人们希望德国选择党能变得不那么糟糕，而且谁知道，最后或许甚至能具备组阁能力？
然而，并不存在所谓的“温和德国选择党”。该党不需要赫克也能保持激进。即使没有他，党内也存在足够的极端主义，而党领导层对此心知肚明。当联邦共同主席蒂诺·克鲁帕拉在德绍与讽刺剧演员乌韦·施泰姆勒（Uwe Steimle）同台时，后者开玩笑说要把安格拉·默克尔逼到墙角，或者把弗里德里希·默茨炸飞，观众们在欢呼。而克鲁帕拉则保持沉默。也许是因为他内心也觉得好笑；但肯定是因为干预会对他不利。
诚然，德国选择党内部确实存在不同阵营。是应该在党内达成妥协，还是坚持纯粹的教条？这些群体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在目标上则大差不差。正是这种表面上的模棱两可对该党有利。模糊性属于其核心本质。他们灵活、圆滑，而且狡猾。无需表明立场，回避轻而易举。这样一来，德国选择党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有些人甚至将其看作一个潜在的执政伙伴。
施潘的撤退为总理提供了重新布局的机会。 现在有一个小方案——或者一个大胆的方案 文/蒂娜·希尔德布兰特 (TINA HILDEBRANDT) 他的考验
在延斯·施潘辞职之后，人们必须再次审视，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这对黑红（联盟党与社民党）联邦政府究竟遭遇了多么疯狂的故事，尤其是其“黑色”部分（联盟党）：一名保守派的希望之星成为了父亲，随后不得不辞职。总理兼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主席在除掉一名最顽强的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位核心的权力管理者。一个原本被认为在经历危机重重的第一年后终于站稳脚跟的摇摇欲坠的执政联盟，现在必须重新开始并寻找新的基础。
弗里德里希·默茨原本打算在7月底开启假期。然而，这位总理现在却面临一场意外的压力测试，以及对其领导能力的考验。与此同时，他拥有这个独一无二的
这是一个修正其任期之初错误并重新定义其总理任期的机会。施潘事件不仅影响了他的信誉，也影响了整个政党以及总理的信誉，人们开始质疑总理的管理能力：默茨是否低估了这件事？如果不是，为什么他没有至少在党内做好准备？延斯·施潘是黑色宇宙（注：指CDU）中最光彩夺目的人物之一。在担任各项职务时，他几乎总是最年轻的一位，且始终伴随着丑闻；党内对他既抱有最大的希望，也怀有最深层的担忧。对于这位首位公开出柜的男性领导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必须去适应。在导致他辞职的众多原因（双重标准、内部沟通不畅等）之外，事实或许还在于，尽管同性恋在如今的联盟党内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但在 2026 年，一张党团主席作为同性恋父亲的照片出现在《图片报》上，可能仍然被相当一部分 CDU 成员视为一种挑衅。
作为党团主席，施潘在政府最重要的衔接点之一——总理府与党团、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与联盟党之间——起到了枢纽作用。最近，他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联盟运作的保证人。这就是为什么 SPD 内部对于现在能摆脱他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兴。改革法案已在内阁通过，但仍需在议会获得通过，而现在那里出现了一个比施潘本人更巨大的权力真空。在争夺党主席的斗争中，默茨和施潘曾是竞争对手，施潘最初投靠了默茨的对手阿明·拉舍特，随后又努力回到了权力中心，而此时中心位置由默茨占据。默茨起初认为自己不能没有施潘，随后又无法下定决心将其替换——而到了最后，他几乎无法将其替换，因为施潘已经发展成为政府权力的顶梁之柱。现在，默茨必须迫使他辞职，否则关于他自身领导能力的争论将会爆发。
对于这位总理兼 CDU 主席来说，现在的关键在于，他能否将这位最优秀且同时最具争议的人员的意外离职转化为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或者再次暴露出此前看似被掩盖的问题：即这个政府在人员配置和执政手段上基础不稳。这是默茨任期内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他的政党和民众是否将看到一个像他希望那样果断采取行动的总理？还是说，混乱将再次开始？在亲近的人眼中，默茨比他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的样子更追求和谐。现在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小方案，一种是大胆方案。小方案是仅从自身的舒适区出发地思考，某种程度上是考虑自身层级的稳定以及这个问题：哪些岗位可以由最亲近的同志接任，谁还没有得到照顾？而大胆方案则由这个问题引导：任务是什么？谁能做什么，谁不能做什么？什么能降低错误率并最终提高政府的承载力？默茨在一周前才将自己描述为一套“学习系统”。现在他可以非常具体地展示，作为总理，他今天的进步比一年前大多少。
也许伊隆·马斯克偶尔也会去电影院。至于他作为一个热爱古代血腥史诗的人，是否已经观看了克里斯托弗·诺兰最新的《奥德赛》电影，这里只能猜测；但很可能没有。这位科技亿万富翁此前已在他的平台 X 上以惯常的粗俗之词抱怨，称诺兰是在向诗人荷马的坟墓撒尿，因为导演竟然敢由黑人女演员露皮塔·尼永奥来饰演美丽的海伦。马斯克将此称为“反白人种族主义”。许多评论者也加入了这场刺耳的抗议，其中包括总统之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以及其他美国权力阴影下的附庸，他们认为这里面潜藏着一种“觉醒 (Woke) 的时代精神”和多样性的指令，正以该名义对一部世界文学名著进行重新涂色。
这场争论至今在美国依然喧嚣，成了诺兰那部本身就震耳欲聋的电影的背景噪音。这是一种伪装成理性的偏执，一场关于真实性和历史准确性的伪知识分子讨论，仅勉强遮掩了其种族主义和白人纯洁主义的狂热。必须提醒人们的是，荷马在他的作品中从未提供过关于这个人物肤色的任何信息；甚至海伦所谓的绝美之姿，也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想象。每一尊海伦的白色大理石胸像，每一幅双耳瓶绘画，在古代本身就是对一个虚构女性形象的自由艺术诠释——据传说，她曾是从一颗蛋中孵化而出的，而这一点对于如今传统上痴迷生育能力的美国右翼来说，反倒不会引起任何反感。
马斯克及其志同道合者现在试图垄断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学人物的解释权，这在政治上如此沉重，是因为在他们通风不良的幻想中，显然没有给那些长得不像他们的人留出空间。这不免带有一种某种悲哀的讽刺：海伦在荷马笔下曾是希腊人与特洛伊城之间战争的导火索，而现在她再次成为了斗争的理由。而且，是的，这也是一场悲剧。
爱
演员 Birgit Minichmayr 谈论完美的情侣
ZEITmagazin
Doctolib 现已 开始 监听医生谈话
经济页，第 17 页
不可原谅的«
哲学家 Peter Singer 对 超级富豪的建议
专题，第 11 页
名流被忽视
在世界杯决赛后，一个白色碎片落在电视演播室的品红色麦克风上。网络上的赛后分析认为，那是歌手 Robbie Williams 从鼻子里掉出来的可卡因。Williams 则称是口中的薄荷糖。无论如何，对于真正的足球迷来说，那天晚上只有一件事重要：宁愿要一个弄脏了的英国吟游诗人，也不愿看到激进的阿根廷人成为世界冠军！ PED
小图（自上而下）： Clemens Bilan/epa; ZEIT-Grafik; Alana Holmberg 为 Die ZEIT 拍摄; Icon Sport/Getty Images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20079 汉堡 电话 040 / 32 80 ‑ 0; 电子邮件： DieZeit@zeit.de, Leserbriefe@zeit.de
订阅读者服务： 电话 040 / 42 23 70 70, 电子邮件：abo@zeit.de
海外价格： DK 99,95/FIN 12,40/E 9,80/ CAN 9,80/F 9,80/NL 9,30/A 8,30/ CH 10.30/I 9,80/GR 9,80/SI 9,80/ B 9,30/P 9,80/L 9,30
N o 32
E
延斯·施潘 (Jens Spahn) 的离职为总理提供了一个比以往更好地构建政府的机会。 但问题在于：任何解决方案都会撕开新的缺口。作者：蒂娜·希尔德布兰特 (TINA HILDEBRANDT)、费迪南德·奥托 (FERDINAND OTTO) 和马克·希里茨 (MARK SCHIERITZ)
有一种游戏叫叠叠乐 (Jenga)：用 54 块木块搭建成一座塔，每层由三块木块组成。参与者必须轮流从下层抽出一个木块，并将其放置在顶端，以确保这座 18 层的塔不倒塌。弗里德里希·默茨 (Friedrich Merz) 目前面临的任务大致可以这样想象。延斯·施潘 (Jens Spahn) 的被迫辞职为总理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能够构建一个比第一次更稳定的政府。但这也存在风险，因为局势刚刚有所缓和，各党团与总理府之间的协作已逐渐进入正轨。弗里德里希·默茨 (Friedrich Merz) 在周末的 ZDF 夏季访谈中表示，这一过程可能是大规模重组的“一个机会”，从而引发了人们的遐想：是否真的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内阁重组？部长们是否需要担心自己的职位？自此，柏林的无数圈子里每天都在构建并推翻各种内阁方案，人们在计划、博弈并猜测。日期已定：在 7 月 29 日，联盟党党团将决定一名新主席——或者历史上首次决定一名女主席。默茨 (Merz) 和 CSU 主席马库斯·索德尔 (Markus Söder) 计划为此提出一个共同建议。在编辑截稿时，具体人选尚未确定。尤其是来自东部的竞选人员正敦促尽快达成解决方案，但事情很复杂。无论将谁从其岗位上调离，都会产生一个新的缺口。对于许多人心目中的热门人选——总理府主任托斯滕·弗赖 (Thorsten Frei) 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与此同时，这个缺口也是默茨 (Merz) 的机会，因为弗赖 (Frei) 对第一年进展不顺的政府运作负有责任——这意味着人们也可以借此批评总理最初不够理想的人事安排。
如果亚历山大·多布林特 (Alexander Dobrindt) 离任也会留下缺口。这位内政部长被认为是最成功的部门负责人之一。如果他成为党团主席，将会带来一个戏剧性的转变：CSU 此前从未担任过该职位，这样的任命将改变联盟党的权力算术。如果多布林特 (Dobrindt) 成为“BK 主任”（联邦总理府主任），情况也是如此。此外还有女性问题。是联盟党的女性在竞选人员之前就明确告诉默茨 (Merz) 的：延斯 (Jens) 那样行不通。她们现在坚持要求在构建新政府之塔时，女性应获得更多参与。因为按照她们的逻辑，这样或许有些错误根本不会发生。各种解决方案都是可以想象的，有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的，且全部相互关联。因此，问题在于哪种方案在内部可被接受且能长期维持。哪种方案能给政府带来迫切渴望的新动力——以及哪种方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错误。最小规模的方案是仅考虑更换党团主席。目前有四个名字在讨论之列：托斯滕·弗赖 (Thorsten Frei)、卡斯滕·林内曼 (Carsten Linnemann)、亚历山大·多布林特 (Alexander Dobrindt) 和尼娜·瓦肯 (Nina Warken)。瓦肯 (Warken) 是女性联盟的主席。来自该圈子的许多人最近向总理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他周围的“男团”有太多盲点，因此他们对某些案例——
不要在某些问题上退让，例如家庭成员在医疗保险中的共同投保、护理亲属补贴的削减、病假证明、堕胎或代孕等问题。此外，向总理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他任命一名女性担任其身边核心的关键职位，也将有利于其形象。
卫生部长尼娜·瓦肯（Nina Warken）待人亲切，深受欢迎，并且通过她基本无差错的医疗改革证明了自己具备组织流程的能力。但她并不被视为一名战略家。一个党团主席必须能够进行极具感染力的演讲，鼓舞自己的团队，并让对手措手不及。一个与在执政方面经验丰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进行谈判的联盟党团主席，还应该能够非常敏锐地设身处地思考对方的逻辑，同时在应对对方偶尔试图强加给伙伴的手段时反应迅速——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相当擅长。
所有这些标准其实仅适用于一名候选人：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多布林特曾处于“进攻部门”，如今已成长为联盟中心一个广受认可的“全能武器”。在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竞选总理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时，正是多布林特建立了与左翼的联系；而他们的选票至关重要。在本届立法周期开始时与绿党就特别基金进行谈判时，也是多布林特在构建妥协方案。
关于延斯·施潘（Jens Spahn）继任者的决定 将不能在没有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参与的情况下做出
他此前也被讨论过担任总理府部长。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内部时不时会有讥讽地评论，说多布林特反正已经在做这份工作了。应该说：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没有在做，至少没有像要求那样去做。尽管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许多人认为多布林特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但对于这个较大的姐妹党而言，这将传递出一个矛盾的信号，即他们自己找不到更好的候选人了。而且这将成为一个先例，基尔巴伐利亚联盟（CSU）从此以后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掌控这个重要的权力枢纽。
马库斯·索德尔将参与所有职位的安置讨论。他对于其柏林代表（Statthalter）的变动持何种态度尚不明确。一方面，这个职位是肥缺，且能将多布林特更牢固地钉在柏林——没有什么比“多布林特可能成为其继任者”的猜测更能让索德尔警觉了。另一方面，一个权力增强的多布林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看来，可能会比不可预测的索德尔本人更适合作为总理候选人——如果他们需要一名基社盟人士来担任该职的话。
无论如何，选择多布林特绝非一个简单的折中方案，这对总理来说是收益，而对于他的政党来说则是权力的损失，两者紧密相关。一些具有影响力的“青年组”（Jungen Gruppe）成员支持多布林特。一名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表示：“如果进行秘密投票，多布林特会胜出”，以此描述联盟内部目前已经发生的变化。在本届立法周期开始时，这样的举动是不可想象的。
在内政部长职位上，多布林特可以由托斯滕·弗赖接替，后者据称一直觊觎该职位，且是一名内政政策专家。安全法案...
很大程度上已经启动，作为一名“法律与秩序”倡导者，弗赖（Frei）可能会大展拳脚。而第二个对政府运作至关重要的职位——总理府主任，其人选的难度至少与寻找一名新党团主席相当。总理府部长必须能够获得总理的信任并成为其心腹，同时也要获得执政伙伴的信任。他必须像党团主席一样，能够进行战略性的文本工作。因为在执政伙伴达成的协议措辞中蕴含着影响力。此外，他还需要与联邦各州保持良好关系，因为许多法律必须经过州政府同意。这一点在过去曾出现问题，例如计划中的减税补贴就因为各州（包括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执政的州）的反对而失败，导致总理府陷入尴尬境地。因此，目前被认为已成定局的是，
总理府的联邦-州协调员迈克尔·迈斯特（Michael Meister）必须离职。但对于一次令人信服的重新部署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关于总理府主任这一职位的具体人选，目前有两到三个名字在讨论中：一是纳撒尼尔·利明斯基（Nathanael Liminski），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国务秘书及媒体与欧洲事务部州部长。利明斯基被视为权力的战略家和组织者，曾为托马斯·德·迈齐尔（Thomas de Maizière）、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和罗兰·科赫（Roland Koch）工作。如果选择利明斯基，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将把其竞争对手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的亲信调到柏林。这将是一个极具自信的信号，意味着默茨能够与受欢迎的武斯特达成一致——但这被认为不大可能。据说默茨不是这种性格，他更喜欢在身边安置与自己相似的人。在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之后，武斯特可能是最能让总理愤怒的党内同僚。因此，在总理府主任的人选中，马丁·耶格尔（Martin Jäger）的名字也出现了。耶格尔是联邦情报局（BND）局长，曾长期为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工作，曾任国务秘书，以及驻喀布尔、伊拉克和乌克兰的大使。他将国际视野与行政能力结合在一起，并深受默茨信任。然而，作为联邦情报局局长，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他需要让德国情报机构与时俱进。而且，总理府主任这个职位被认为缺乏吸引力——工作量极大，曝光率低，且经常处于批评中心。因此，君特·克林格斯（Günther Krings）的名字反复出现，他是一位法律专家、党团副主席，同样曾任国务秘书，属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中那些长久以来却不走运的人才之一。他竞选宪法法院法官的尝试主要因绿党的反对而失败。最近，默茨想将他安插在党内关联的亚德瑙基金会（Adenauer-Stiftung）担任负责人，但他的候选人在与安内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的竞争中落败。克林格斯勤勉且，据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内部称，他在电视上的出镜率会比弗赖低。那么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呢？这位秘书长被视为多个职位的候补人选，部分原因是他目前在职的岗位上并不快乐。他原本想成为经济部长，但这个权限被削减后的部门对他来说太小了。如果瓦肯（Warken）调入党团，他可能会接替她的职位。或者，如果默茨决定采取大范围的解决方案并替换同样被视为政府弱点的卡特琳娜·赖希（Katherina Reiche），他或许仍能获得经济部长之职。但那样的话，政府中又会失去一名女性。问题是：总理如何权衡所有这些考虑？除了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默茨在这件事上还与谁商议？是与属于他少数心腹的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和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吗？这三人得出的结论是林内曼和弗赖应担任重要角色的概率相当之大。
人们将不再能找到执政联盟共同的精神核心
尽管弗莱在跨党派范围内很受欢迎，但关于他是否真是担任党团主席的合适人选，人们仍持有疑问。因为在所有那些导致默茨领导下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丧失公信力的话题中，弗莱都处于核心参与位置。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尚未忘记这一点。施潘的退出在执政伙伴那里引起的遗憾几乎比在自己党内更多。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马蒂亚斯·米尔施在周末表示，他对施潘持有“巨大的尊重”，双方在联盟中“紧密且信任地”合作。他祝愿施潘“一切顺利，充满力量”。尽管保守派的施潘及其与唐纳德·特朗普阵营的联系，并非社会民主党的天然盟友。但在政治中，很多时候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实操技巧，而社会民主党同志在与施潘合作方面有着良好的经验。
一位参与过准备 6 月通过的改革方案的六人国务秘书和党团主席小组的人员表示，施潘被证明是“可靠的”——从这个措辞中完全可以读出：这与总理本人截然不同。默茨时常被视为政府中一个制造混乱的因素。例如，在宣布结果之前的周末，改革方案曾一度面临夭折，因为参与者描述称，他在总理府的一次政党负责人会议上，并未关注复杂的细节，而是陷入了较为宽泛的原则性讨论中。默茨如何利用第二次重新定位的机会，将与改革的成功一样成为衡量他的标准。无论人事任命结果如何：每一种新的组合现在都必须重新磨合。而且，其前提条件比一年前更加困难：那时政府中许多人还认为，联盟可以拥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而今天，有人表示，每个合作伙伴都在独自对抗衰落。
另见“知识”板块，第 29 页， 以及“信仰与质疑”板块，第 46 页
聆听播客 在周末，我们探讨政治——是什么在驱动政治，政治造成了什么，以及政治能实现什么。 每周五在《政治部分》(Das Politikteil)。 网址：www.zeit.de/das-politikteil
照片：Dominik Asbach
“他们在找我” M
aximilian 今年 15 岁，就读于一所实科中学的九年级。他喜欢体育和化学。不太喜欢德语。他是 VfB 斯图加特队的球迷，但并不怎么喜欢德国说唱。Maximilian 也喜欢去健身房。但几个月来，他再也不敢去了。这是因为收到了这样的消息：“如果我看到你用那种眼神看我们，你会后悔的。”这些消息是通过 Snapchat 发来的。写信的人是他顶多只认识很浅的人。有时，当他在街上偶然遇到他们时，他们会威胁他。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地盯着他不放：五到七个男孩，大约 14 到 17 岁，甚至可能更大。他们不是他的朋友，但也不是他的敌人。他们甚至不和他就读同一所学校。但对他们的恐惧改变了一切。自从他们威胁他以来，
Maximilian 放学后直接回家。乘坐四站 S-Bahn，然后骑电动滑板车走几百米。他避开某些地方，比如市中心，尤其是晚上。母亲节那天，他想在药妆店买一张卡片。但最终还是留在了家里。因为如果在那里遇到他们怎么办？“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会采取行动，”他说。他们会打他的脸吗？把他从电动滑板车上踢下来吗？羞辱他并将其拍成视频？有一个视频，里面可以看到他的好朋友被其中一个人用手掌扇了脸。Maximilian 问，如果不考虑这种可能性，那该有多傻？“这已经成了常态，”他说，“他们在找我。”关于青少年暴力，人们已知的是：受害者倾向于是男性，而对于施暴者来说，这一点更为明显。警察在
其 2025 年最新的统计数据中记录了 29.070 名涉嫌犯罪的青少年。这大约相当于德国 14 到 17 岁人群的 1%。此外，已知有 30.240 名青少年在此时期经历过暴力。该年龄段的另一个百分比。可以假设，每出现一个已知受害者，还会有更多受害者，而警察对此永远不会知晓。一项来自下萨克森州的研究得出结论，青少年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身伤害案件会被报案。当人们讨论青少年暴力时，几乎总是关于升级到顶峰的阶段。即那种可怕但罕见的、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痛扁一顿的情况。几乎没人关注之前的那些时刻。操场上的目光，聊天消息，上学路上的不安。一项针对全国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
在当前学年中，近五分之一的学生至少被同学威胁过一到两次。一项针对柏林学校的最新研究显示：每六个九年级学生中就有一个在学校感到不安全。这让我们回到了 Maximilian 身上。他的经历不会进入任何暴力统计数据。尽管如此，他几乎不敢出门。这是巴登-符腾堡州温嫩登（Winnenden）的一个周中下午。老城区有半木结构房屋，折扣店配有巨大的停车场。街道上到处是骑着电动滑板车的青少年。Maximilian 就住在其中一条街上，他打开家门。他的电动滑板车靠在走廊的墙边。Maximilian 说：“真的每个人都有一辆电动滑板车。而且每辆都经过改装，速度能达到 40 km/h。我几乎是唯一一个拥有普通速度电动滑板车的人。如果我只开 22 km/h，
他们可以简单地跟在后面，叫更多的人，然后把我从滑板车上踢下来。而且他们当然也会偷走车子。»马克西米利安说话很快，有时在前一句还没说完时就开始说下一句。在讲述过去几个月经历的事情时，细节偶尔会变得模糊。他讲述故事的方式就像一个 15 岁的孩子。像一个在为某种令他难以承受的事情寻找词汇的人。他在这里的坦诚不应对他造成伤害。因此，他及其周围的人在本文中均以匿名处理，但《时代》周刊（ZEIT）已知晓其真实姓名。我们打算一起开车去他现在避之不及的那些地方。当我们进入车内时，马克西米利安问，是否也可以开车逃跑。温嫩登（Winnenden）的一家麦当劳距离马克西米利安的家有几公里远。他以前喜欢和最好的朋友乔纳斯（Jonas）在那里共度时光。现在他最多只有在父亲陪同下才会来这里。这一切始于去年冬天。马克西米利安：「我们在麦当劳，他们也在那里。然后我们就那样看着他们。接着他们中的一个人向我们走来，说：如果你们再看我一眼，就有麻烦了。」
那些令他恐惧的青少年被他概括成一个匿名的「他们」。当马克西米利安复述他们对他说的话时，他的声音变得低沉。我们继续往前开了一段路。在一个弯道处，他指向人行道：「然后我们走回家，突然出现了一个家伙。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让路？后来我们在附近的火车站。他们骑着电动滑板车过来，说：你们没让路，你们怎么回事？然后乔纳斯笑了。接着一个人说：别笑了，否则我就捅你一刀。拿刀砍向某人，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谋杀威胁了。」部分青少年与马克西米利安的朋友乔纳斯就读同一所学校。马克西米利安说，他感到宽慰的是，至少在学校的时间里，他不需要面对他们。随后，据马克西米利安讲述，过了几周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新的一年开始时，他收到了一条 Snapchat 消息，是乔纳斯发来的，大意是：「我被揍了，有个视频。他们现在在找你。」马克西米利安：「有人散布谣言，说乔纳斯和我叫他『婊子养的』。但我们根本没做过这件事。然后乔纳斯被揍了，同一天被揍了两次。一次在市中心，当时很多人把他围在中间。另一次是在一个金属楼梯下面。」这段视频在温嫩登的青少年之间传播，马克西米利安也收到了。视频中，乔纳斯背对着一面墙，另一个青少年逼近他。视频拍摄得摇晃不定，但仍能清晰地看到：
有人在打乔纳斯的脸。又过了几周。这段时间，马克西米利安骑电动滑板车绕路走，只在那些他认为不会遇到那个令他恐惧的群体的路径上行驶。他选择乘坐较晚的 S-Bahn（城市快铁）去学校，以降低在火车站遇到他们的机会。他们不时给他发信息。马克西米利安解锁手机并打开 Snapchat。他在屏幕上从上往下、从下往上地滑动，直到找到他想展示的那条消息。有人在其中威胁说，想要「把这个残疾人打一顿」。三月初的一天，马克西米利安独自在家，听到门铃响了，有人在敲家门。马克西米利安：「突然间我看到那里有八个人。乔纳斯把他们带到了我这里。他说他们在火车站威胁他：告诉我们马克西米利安住在哪里，否则我们就把你揍得...」
你。乔纳斯随后在脚垫下找到了一把钥匙。我给父亲打电话说：有些人想杀我，请快回家。然后乔纳斯打开了门，我说我要报警。接着那八个人就像兰博基尼一样飞快地跑掉了。」马克西米利安的父亲表示，他能通过电话感受到儿子的恐惧。当天，他在温嫩登（Winnenden）向警方报案。他还联系了马克西米利安的朋友以及其中几名青少年就读的实科中学（Realschule）的校长。校长在与《时代周报》（ZEIT）的电话采访中表示，他不容忍这种暴力行为。他也看到了其中一名学生被殴打的视频。但这不属于学校的管辖范围，因为事件发生在公共场所，应由警方处理。在学校里，可以通过与学生（包括施暴者和受害者）进行沟通来处理，并不断鼓励他们敞开心扉。这两点都已经实施了。「但如果受害者保持沉默，情况就会变得困难，」校长说。本案正是如此。必须意识到，这种情况在青少年中很常见。研究表明，被霸凌的青少年不愿向他人倾诉，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没什么用，或者认为时间久了自然会过去。此外，他们担心如果成年人质问施暴者，可能会恶化他们的处境，从而给对方提供一个将怒火发泄在受害者身上的理由。一些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男孩比女孩更少地表达自己，因为成为受害者被认为是一种耻辱。男孩成长的世界是矛盾的。他们被鼓励打架、扮演强者，但在学校里却被要求安静坐好。有人说，真正的男人应该是爱国的，并在女性面前占据主导地位；另一些人则说，真正的男人应该是女性主义的、敏感的，并且偶尔也会流泪。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马克西米利安说，乔纳斯已经是他最好的朋友很长时间了，至少有十年，但最近他越来越无法理解对方。他问道：「一个人怎么能任人殴打，然后什么都不做？」马克西米利安认为，乔纳斯不想告诉任何人，是因为他希望成为那个让他生活艰难的群体的成员。「他想要他们的‘靠山’（Rücken），」马克西米利安说。
担心有人伏击并殴打自己的恐惧，在数月以来一直主导着马克西米利安的日常生活
他能从他们身边逃脱吗？
他经常提到“靠山”这个词。「‘靠山’的意思是：当你独自一人，有人向你走来时，你给你的伙计们打电话，然后他们会过来保护你，」他说。这可能是关键所在：身处一个群体之中——或者至少看起来背后有很多人支持。也就是说，有后盾。因此，乔纳斯、马克西米利安以及所有其他男孩必须反复问自己的问题是：是否愿意加入施暴者的行列，以便不再成为受害者？「我这辈子永远不会有‘靠山’，因为我也不想给任何人当‘靠山’，」马克西米利安说。他不想在接到电话后去殴打某些他本身并没有过节的人。「如果我有‘靠山’，我的等级就会更高，那样他们就不会对我出手。但现在我只是一个容易被捕食的猎物。这就像温嫩登队对阵 VfB
“斯图加特在玩这场游戏。”当他讲述那些威胁者和被威胁者时，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经常会建立一个等级制度。他将其称为“等级”（Rang）。加害者高于受害者。谁在等级制度中处于什么位置，也在社交媒体、TikTok和Snapchat上决定。马克西米利安说，一切都取决于你在网上是谁，取决于你发布了什么，以及你在个人资料中如何塑造自己。一段损害名誉的视频可能会改变一切。马克西米利安说，他看过一些视频，其中青少年被威胁，如果不皈依伊斯兰教就会遭到暴力对待。或者他们被简单地辱骂为“受害者”。“这是最糟糕的。这甚至比被打在脸上还难受。这样的视频就像折磨一样。我这辈子再也没法在争论中获胜了。我将永远是那个
受害者。”根据警方统计，青少年的暴力犯罪虽然在疫情后有所上升，但现在又在下降。此外，案件数量远没有达到曾经的高度——例如在九十年代——且在前几年呈下降趋势。
但事实是：自从每个年轻人都能随时被联系到，暴力不再有停歇之日。即便被殴打后，事情也没有结束。有相关的视频，在视频中你一遍又一遍地被殴打。看到这些的人会变得麻木。而视频中展现的人则被非人化，仅仅成了一个受害者。马克西米利安的父亲记得接待他报案的警员说过的一句话。她建议：如果马克西米利安再次看到那些青少年，应该赶紧跑掉并报警。 “但是，如果我的儿子在温嫩登（Winnenden）惊恐地奔逃，他怎么能从裤口袋里掏出手机，拨打警察局电话并告知自己的位置？”如果询问负责的阿伦（Aalen）警察局长办公室是否支持这一建议，一名发言人表示，其核心内容是正确的。因为原则上，人们不应蓄意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而应尽快远离危险。斯图加特负责的检察官办公室确认，在马克西米利安的案件中进行了调查，但程序已终止。一名发言人写道，无法为提起公诉提供必要的充分犯罪嫌疑。这并不是说在马克西米利安的案例中处理有误。学校将其指引向警方，父亲提交报案，报案被审核。这一切都是正常程序。但这些让一个男孩陷入恐惧的程序，真的是正确的吗？马克西米利安说：“以前我的烦恼是：我必须买到这件T恤，这样我就是最酷的。我必须考个好成绩。现在的烦恼是：在自己的城市里必须小心，能否平安回到家。”他现在很少告诉他的朋友乔纳斯（Jonas）自己具体在哪里——否则，对方可能会再次把那些青少年引向他。马克西米利安说：“‘马克斯，你在哪儿？’这个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
照片：Ilkay Karakurt 为《时代周报》（DIE ZEIT）拍摄
4 2026年7月23日 《时代周报》(DIE ZEIT) 第 32 期 政治 规则？不适用于我们！ V
威胁之词再激烈不过如此。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 (Marco Rubio) 上周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特约文章中写道，他将采取一切行动，动用美国政府所拥有的“任何手段”，以消除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如果必要，该法院应被一块砖一块砖地（“brick by brick”）拆除。他不想屈服于一个“自封的国际法祭司阶层”，这些人试图将该法院变成一个“管辖权几乎无限的常设法庭”。美国绝不会允许其士兵、边境执法人员和议员在远离家乡数千公里的地方，被随机选出的法官定罪。而且，仿佛这一切还不够激烈，
鲁比奥还写道，承认国际法院就意味着“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和主权国家的死亡”。这篇文章读起来像是一次愤怒的爆发。即便人们努力忽略其中所有的激进言辞（尽管这很难），鲁比奥的文章中仍有许多内容显得古怪、半真半假且具有民粹主义的简化倾向。于 2002 年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 (IStGH) 并非随意逮捕人员并将其押往海牙，而是主要针对种族灭绝者和独裁者。它并不追踪任何随机的侵害行为，根据成立条约，国际刑事法院仅对四类极端罪行具有管辖权：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而且，即使是针对这些罪行，该法院也仅在以下情况下介入：该行为发生在成员国领土内，或由成员国公民实施，且仅在国家司法机关本身未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所有这些都载于条约中，即所谓的《罗马规约》。由于美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因此一名在亚利桑那州服役的美国边境巡逻队特工，与鲁比奥暗示的不同，无需担心海牙的威胁。鲁比奥可能更想向海外的同僚发出另一种信号：我们不会抛弃你们。无论你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允许你们被某些疯狂的欧洲人拖到法庭上。无论是击沉加勒比海上的疑似毒品船，还是将外国国家元首从掩体中绑架，甚至轰炸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都不必担心在海牙被起诉。不过，之前的美国政府也已经明确了这一点。2002 年，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签署了所谓的《美国服务成员保护法》(American Service-Members’ Protection Act)。该法授权美国政府在美籍公民面临国际刑事法院审判时将其解救，必要时可使用军事力量。因此，该规定有时也被称为“海牙入侵法” (The Hague Invasion Act)。
对于马可·鲁比奥来说，该法院 并非一直都是魔鬼
在政治上，鲁比奥通过这篇文章显然主要是想讨好他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国际法的评价大约就如同他对脱发或巴拉克·奥巴马的看法一样。他在一月初声明，他不需要国际法，他的理智和个人道德就足够了。不久之后，他威胁要抹去伊朗，摧毁整个文明。“古巴？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特朗普最近再次如此表示。一个不受限制的统治者，一个绝对的领导者，这就是那种不被任何法律约束的构想。
鲁比奥最终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只是在历史修饰上稍微复杂一点。为了契合独立宣言 250. 周年纪念，他援引了美国国父的榜样。他们将主权置于一切之上，摆脱了外国政权的枷锁，“独立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鲁比奥并非一直如此激进地论证，国际刑事法院对他来说也不一直是魔鬼。就在四年前，现任国务卿在参议院与不久前去世的林赛·格雷厄姆共同支持一项决议，呼吁在海牙起诉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格雷厄姆在 2022, 年 3 月该决议通过后表示，美国应该“尽一切可能”为国际刑事法院 (IStGH) 提供信息和情报部门的认知。
现在，鲁比奥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也转向了 MAGA 路线。也许他是在弥补某些不足。法律知识分子约翰·方特的一本书名为《主权或屈服》，在该运动中被广泛阅读。书中认为，一个为了融入国际秩序而限制自身主权的国家，就等同于放弃了自己。
插图：Tobias Beck 和 Aaron Sondermann 为《时代周报》(DIE ZEIT) 绘制
人们完全可以从民主理论的角度来论证这一点。为什么一个民族的民众，为什么该国的公民要放弃一部分权力，将他们的自决权哪怕只是部分地移交给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机构？如果所有权力都源于人民，那么一个远在异国的国际法院怎么能对该国人民拥有权力？
但这种论证忽略了，人民及其代表自然有权将部分主权移交给国际组织。由美国主导组织的战后世界秩序正是基于这一原则。
然而，拒绝国际刑事法院从一开始在美国就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拒绝批准《罗马条例》。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想到要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包括巴拉克·奥巴马或乔·拜登在内，这让许多人感到失望——
特朗普政府企图如何摧毁 国际刑事法院
……欧洲人的研究。但他们与刑事法院合作，并允许其运作。 然而，鲁比奥则更进一步。他对该法院的攻击是对国际法本身的攻击。这是否认了国家权力存在界限这一观念。这才是真正的答复：规则？不适用于我们。 联邦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Johann Wadephul）对此反应迅速，且在外交惯例中显得相当明确。他称刑事法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使“世界更加安全和公正”。这也表明事态十分严重。 不那么清楚的是，为什么鲁比奥恰恰在此时发布这封威胁信。阅读这封信的人，面对其几乎毫无克制的侵略性，可能会认为国际刑事法院（IStGH）正在准备起诉唐纳德·特朗普，或者打算明天就将一名美国陆军四星将军判处终身监禁，在荷兰的监狱里吃着奶酪和夸克乳酪。但并没有这样的情况。目前没有公开的逮捕令，而 2020 年启动的针对涉嫌在阿富汗参与酷刑的美国情报人员的调查，已再次陷入官僚主义的沉睡状态。 关于美国究竟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来抵御国际刑事法院可能针对美国公民采取的程序，鲁比奥像所有效果显著的威胁一样，将其保持在含糊状态。 这次攻击发生在法院最困难的时刻。国际法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忽视并遭到系统性的诋毁。最初人们寄予厚望，认为国际刑事法院能成为国际司法和公正体系的中心，但如今已所剩无几。解决全球冲突的不再是法律专家，而是像往常一样由将军们决定。而且绝大多数战争罪犯依然逍遥法外。 不仅如此，自从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在 2024 年 11 月获得针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及两名已被击毙的哈马斯领导人的逮捕令以来，该法院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此外，正是这位首席检察官，数周以来因涉嫌对一名女员工进行性骚扰而被停职。 围绕这一指控，传闻和阴谋论四起。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有人推测这些指控是由摩萨德、CIA 或其他情报机构伪造的，旨在诋毁汗。但目前即使在法院内部也被认为，汗已无法留任。就在本周，在本刊截稿之后，缔约国可能会最终与其分道扬镳。
信用卡被封， 银行账户被冻结
鲁比奥的文件并非凭空出现，它是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一系列长期威胁和攻击中的一环。去年，多位法官被列入美国政府的制裁名单，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和毒枭并列。这种列名强迫美国公司和银行切断所有业务往来。受影响的法官们的信用卡被封，银行账户被冻结，Netflix 和 PayPal 账号被注销。斯洛文尼亚法官贝蒂·霍勒（Beti Hohler）最近在接受《时代》周报（ZEIT）采访时描述了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剧烈的变化。霍勒是刑事法院中签发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逮捕令的那个分庭的成员。在海牙，人们日益担心，针对法院个别成员的制裁可能会演变成针对整个法院的制裁。
随之而来。有些人将鲁比奥的这篇文章视为最后的警告。这将是“核选项”。法院已试图为此做好准备。它已将软件从美国供应商更换为欧洲供应商，据说甚至已经提前向员工发放了工资。然而，一个全球运作的法院，如果其法官和调查员在旅行时无法使用信用卡，那么它将变成一个影子法院。虽然没有被摧毁，但基本上被剥夺了权力。欧洲公司和银行也将不得不停止与国际刑事法院 (IStGH) 的合作，以免自己成为美国制裁的目标。鲁比奥写道：“All tools at our disposal”，即：所有我们可利用的手段。欧洲将如何反应？联邦政府又将如何反应？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国际刑事法院将成为一个戏剧性的、近乎悲剧性的例子，证明一个在数字化方面不具备主权的欧洲是多么脆弱。证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着关键技术、资金流和信息流。银行系统、软件、云服务。证明世界在面对美国的科技霸权时是多么无力。谁能关掉国际刑事法院，谁就几乎能关掉任何其他东西。这也许是鲁比奥的小册子中最令人恐惧的地方。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无论美国国务卿如何抨击日内瓦、达沃斯或海牙那些“smug globalists”（自鸣得意的全球主义者）。这将是一个讽刺的结局：美国人为了所谓的保护其国家主权，而动用其全球化的权力。事实上，这关乎的不是主权或屈服，而是
主权与屈服：美国拥有主权，而其他所有人（至少是所有不拥有核武器的人）则必须屈服。即便美国放弃这一最后的升级手段，国际刑事法院内部仍在考虑另一种威胁情景。据称，法院担心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其退出《罗马规约》。例如那些在意识形态上接近特朗普或依赖于他的国家。比如萨尔瓦多或智利这样的国家。正如鲁比奥所写的，“Brick by brick”，一块接一块地，或者说：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如果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退出，海牙方面或许还能承受。但如果这演变成一场浪潮，对于法院来说可能将关乎生存。在一个国际法被贬低为多余或弱者之事的时代，大规模的背离将严重质疑法院的合法性。对于欧洲人来说，这将极其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应该如何对待那些想要退出或摇摆不定的国家，以及最终如何对待国际刑事法院的未来：是让所有想走的人都走？还是建立反向压力？最终：为这个法院而战？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另请参阅 《罪行》(Verbrechen)，第 15 页
吕迪格·冯·弗里奇（Rüdiger von Fritsch）曾亲历那些德国政客在访问莫斯科时，以为能唤醒普京良心的时刻。现在，他在其著作《我心中的历史》（Die Geschichte in mir）中探讨了一个对他而言或许最艰难的主题：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很早就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劳工党（NSDAP），曾服役于武装党卫队，是立陶宛占领军的一员——并且直到去世前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
《时代周报》：冯·弗里奇先生，在一个坚定的纳粹父亲身边长大是什么感觉？ 吕迪格·冯·弗里奇：孩童时期，人们会将成年人讲述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我开始通过各种碎片化的叙述，拼凑出自己关于过去的认知地图。对我家来说，一方面，我父母的家庭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失去了家园、财产，尤其是失去了亲人。我父母的兄弟们都战死了。我们的父亲为此给出的解释是：德国受到了攻击，必须进行防御，而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的错。《时代周报》：您何时开始产生怀疑的？ 冯·弗里奇：当我遇到一些家庭持有不同看法的同学时。这产生了最初的困惑。随后是在学校的课堂上，以及在法国和苏格兰的学生交流活动中。在那里我了解到，不仅他的故乡德累斯顿被轰炸了，考文垂（Coventry）也被轰炸了。于是我带着“考文垂”这个话题回来，接着争议就爆发了。《时代周报》：您的父亲如何解释英国考文垂被轰炸这件事？ 冯·弗里奇：他说英国威胁了我们，因此我们必须进行防御。我开始自行研究，不断向他呈报新资料，并学习历史。由此引发了进一步的冲突。在我看来，“auseinandersetzen”（探讨/冲突）是一个很重要的词：交谈、争论。但最终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定位。《时代周报》：为什么对他来说，承认“我错了”如此之难？ 冯·弗里奇：因为在他的视角里，他并没有出错。他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观中，在我向他陈述的所有内容，在他看来都是伪造和谎言。如今，我们在例如新冠否定论者身上也能发现这种封闭的世界观。我的目标是不留任何未尽之言，以免日后责备自己没有提出某些问题。《时代周报》：但你们之间没有决裂？ 冯·弗里奇：我的父亲意识到，我们孩子必须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把我的三个兄弟和我送进了寄宿学校
“俄罗斯人非常出色，...
在此，他谈到了他的纳粹父亲、他在俄罗斯的经历以及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次会面。
由一名犹太教育家共同创立，并在其期间由一名英国海军军官领导。在我的父亲看来，英国人是最坏的。而现在，这个英国人向我建议去苏格兰进行学生交换，我父亲说，太棒了，去看看世界吧。 ZEIT：您是否考虑过断绝联系？ 冯·弗里奇：没有。我们并不是每次都谈论历史，在某些场合我们会避开这个话题，以免再次发生争执。当然，他身上还有许多比这些信念更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的父亲从未要求追随，相反，他有意识地鼓励我们走自己的路。这维持了对他而言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纽带：家庭。 ZEIT：童年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后来的活动？在前往莫斯科之前，您是驻华沙大使。 冯·弗里奇：关于战争的叙述成了我童年阴郁的基调。前辈的人生传记塑造了我们，因此这可能促使我成为一名外交官，因为外交的目标是维护或恢复和平。 ZEIT：作为大使，您访问了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士兵公墓，那里纪念您牺牲的波利亚（Polja）叔叔。 冯·弗里奇：波利亚，我母亲的哥哥，有严重的近视，双眼度数均在 +6,5 屈光度，在这种战争中根本没有生存机会。所有人都能预见到这一点，包括他自己。在他的人生传记中，我看到了战争彻底的疯狂。 ZEIT：您写道，这帮助您理解了受害者的视角。在这种情况下，内疚感是否起到了作用？ 冯·弗里奇：罪责是个体性的，它不会遗传。遗传的是责任。责任是我一直能感受到的东西，因此，纪念活动是我作为大使工作的核心部分。 ZEIT：没有集体罪责吗？ 冯·弗里奇：任何参与或支持犯罪行为的人，都可能承担罪责。这也适用于我的父亲。 ZEIT：您的父亲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的早期成员，曾在党卫军（SS）任职，并在占领立陶宛期间表现活跃。 冯·弗里奇：他通过自己的行为——尤其是作为德意志帝国占领下立陶宛的一名行政官员——支持了一种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因此，他承担了罪责。这与个体罪责的问题无关，根据已知的所有信息，他在个体层面的罪责并不大。
ZEIT：您在担任驻莫斯科大使期间，经常处理责任与罪责的问题。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四年半之后：如今俄罗斯民众的罪责状况如何？ 冯·弗里奇：这具有某种悲剧色彩：普京将他的国家劫持为人质，并将国家在乌克兰所犯下的罪行强加给俄罗斯人民。 ZEIT：当您 2014 年抵达俄罗斯时，俄罗斯已经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在东乌克兰进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大使应该如何表现？ 冯·弗里奇：通过试图理解局势并展现出清晰的立场。我们经常经历的是一种将“理解”与“正当化”严重混淆的情况。不能因为正确地努力去理解俄罗斯，就推导出对其国家行为的正当化。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
文化是伟大的。这一点不变。俄罗斯人民是极好的。这一点也不变。但俄罗斯的政治则极其糟糕。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ZEIT：历史学家盖德·科嫩（Gerd Koenen）指责德国政治家和外交官对俄罗斯及历史的看法过于狭隘。
冯·弗里奇：事实是：当我们谈论苏联时，我们太经常只盯着俄罗斯看了。因此，我们很少意识到俄罗斯和苏联曾是殖民帝国，残暴地征服了许多民族。这导致在 1980 年代，有些人不希望看到波兰那些变得激进的保守天主教工人——他们创建了一个独立工会——破坏东欧政策和缓和政策。
ZEIT：您在波兰的经历是否保护您免于陷入那种对俄罗斯的狭隘视角？
冯·弗里奇：这些经历对我帮助很大。1986 至 1989 年这几年对我影响深远，因为我与波兰的非法反对派以及教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我非常清楚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及这些自由运动才是波兰和欧洲的未来。当时的苏联内部也存在这种觉醒。
ZEIT：2014 年您结识了弗拉基米尔·普京。您对他有什么印象？
冯·弗里奇：要理解普京，最好的办法是引用他自己的话：“一旦进入 KGB，永远是 KGB。”他当时对历史的钻研已经增加，并在 2022 年入侵乌克兰前不久达到顶峰，表现为对历史的完全歪曲，以及对自身罪责和责任的否定。这是专制统治者用来为其自身罪行正名的重要工具。
即使在我的俄罗斯同事中，也绝对缺乏对历史的理解。我多次被要求，我们德国人应该让那些仇视俄罗斯的波罗的海国家人和波兰人冷静下来。而当我询问，考虑到历史经验，这种恐惧是否非常可以理解时，我的问题并不受欢迎。
ZEIT：2019 年您在离开莫斯科时与普京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他当时是否说过什么，能让人预见到三年后乌克兰局势的升级？
冯·弗里奇：当时沃洛基米尔·泽连斯基刚刚在乌克兰当选总统，我说：“总统先生，这难道不是一个让俄罗斯向邻国新任总统伸出橄榄枝的机会吗？”于是普京陷入了一种我无法在此复述的措辞中，解释为什么伟大的俄罗斯向任何人低头是不可想象的。
ZEIT：他的 KGB 背景对于如何与他打交道意味着什么？
冯·弗里奇：当我们思考结束这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时，我们必须进入他的逻辑。这种逻辑只认权力、支配和敬畏。在围绕着针对他及其国家的“阴谋”而运转的思维中，“妥协”和“和平”不是其中的词汇。一切都被视为针对俄罗斯、针对他本人。因此，乌克兰目前所做的正是正确之举：它向俄罗斯民众证明，他们的高层领导并非全能。但西方许多人仍然认为，只要给这头熊扔一块肉，也就是把乌克兰的一部分割让出去，普京就会做出让步。
ZEIT：普京对历史的歪曲是否巩固了他政权的基础？
冯·弗里奇：绝对如此。普京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方案，他将……
将自己的过去描绘成一段辉煌的英雄史诗，掩盖所有的过错。如今，甚至连斯大林的罪行也被相对化或否认。诚实地面对本国的历史对任何人来说都极具挑战。我们德国人对此深有体会。但普京提供的方案意味着根本无需这样做，因为在现实中，一切都是伟大的。ZEIT：不能有苦难，不能有痛苦。冯·弗里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残者在当时几乎被放逐了。人们不想看到他们。人们对待他们的方式很糟糕。ZEIT：但人们却将自己视为历史的受害者。
冯·弗里奇：是的。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国家声称自己一直在被羞辱。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疲惫的叙事。历史学家卡尔·施勒格尔（Karl Schlögel）曾说过，一个人究竟如何能羞辱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正是这种永恒的受害者叙事，为我们目前在乌克兰目睹的罪行提供了正当理由。ZEIT：面对这种宣传，人们能做些什么？冯·弗里奇：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用事实反击谎言，揭露宣传的机制。ZEIT：俄罗斯人民如何应对这种宣传？冯·弗里奇：俄罗斯的人民就像在苏联时期一样，生活在两种现实之中。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公开场合必须保持忠诚，否则将面临生存危机。但在厨房餐桌前，人们可以发表截然不同的意见。弗拉基米尔·普京知道这一点，
因此他如此恐惧自己的国民。否则他不会如此高压。他也知道那句谚语：低头行走的人，头不会被砍掉。许多人已经将此内化。我深信，人们将愿意共同承担另一种现实。ZEIT：为此需要面对真相。您认为俄罗斯社会有一天能正视自己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吗？冯·弗里奇：他们曾经正视过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真相！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曾对我说了的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只有西方认为俄罗斯无法实现民主。”我认为民主不会在明天到来，也不会在普京之后立即到来。但正确的是，这种国家和社会形式在俄罗斯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此，并尽一切努力促使其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一个不同的俄罗斯。ZEIT：如果失败了呢？一个封闭真相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冯·弗里奇：您的同事西奥·索默（Theo Sommer）曾创造过这样一个句子：我们不应因缺乏想象力而侮辱未来。我们已经实现了多少曾经被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我寄希望于事情也能向好的方向转变。俄罗斯并非注定永远处于独裁统治。
吕迪格·冯·弗里奇 (Rüdiger von Fritsch), 72, 2014 至 2019 年期间在莫斯科
照片：Nanna Heitmann/The New York Times/Redux/Laif (上)；Teutopress/Imago (下)
7 DIE ZEIT 第 32 期 2026 年 7 月 23 日 政治 右翼之趣！
仅仅用手指 指向右翼 是不够的
其实，对待右翼思想有更聪明的处理方式 作者：罗伯特·鲍施 (ROBERT PAUSCH) W
应当如何应对激进右翼？ 是否应该在“内容上击败”他们，或者“断其水源”？ 处理他们关注的话题，还是直接忽略他们？ 将他们排斥在外，还是将他们圈禁起来？大约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这些问题。反反复复，循环往复。 在政治中间派中盛行着一种战略上的飘忽不定，而这可能与政治辩论的一个悖论有关：尽管德国选择党无处不在，但公众的视角却被一种专业性的漠不关心所主导。似乎人们关心的重点不在于理解，而在于击败。 最近，这种奇怪的态度再次显现。乌尔里希·西格蒙德 (Ulrich Siegmund) 做客马库斯·兰茨 (Markus Lanz) 的节目，节目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德国选择党的竞选纲领。这是一份长达 156 页的综合文件，从中可以了解到该党的思想世界、其认为的正面与负面形象、其思维方式及其恐惧。 然而，节目中几乎没有探讨这些世界观层面的问题。相反，兰茨列举了德国选择党的要求：免学费的幼儿园、更多的驱逐出境安置点，以及 2.000 欧元的婴儿欢迎金。并且，他一次又一次地追问： 西格蒙德先生，请问您打算如何支付所有这些费用？ 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地回答了一个德国选择党政治家会说的话：大量税金被浪费在左翼非政府组织 (NGO) 和“集成引导员”身上。 兰茨接着说：这根本不够！ 西格蒙德反驳道：这仅仅是个开始。 兰茨询问他真正想要快速实施的是什么。 西格蒙德说：为寻求庇护者设立工作义务。 兰茨回应道：但这不能为国库带来资金。 记者乌苏拉·魏登费尔德 (Ursula Weidenfeld) 补充道，她计算过德国选择党的纲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无法负担的。德国选择党在欺骗人们，而其他政党至少很诚实，告诉人们：“州预算已经崩溃，我们无法采取行动。” 此时，西格蒙德将话题转向基本原则：德国选择党的纲领是一个长期计划，一个“愿景”。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词：一个愿景，一个愿景。 “我发现：您无法说明您打算如何为这些措施提供资金，”主持人反驳道。 您根本无法实现，这一切都行不通，在预算中无法体现——按照这个
(Torten der Wahrheit)
对话在一种通过去政治化来揭露真相的原则下进行，而这反过来又指向了与激进右翼交谈及其议题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一方拥有愿景，另一方则心怀忧虑。德国选择党 (AfD) 谈论的是他们如何想要按照其民族主义理想来改造整个国家，而民主中间派——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记者——则在就资金筹措提出批判性意见。 这样行不通，那样不会成功。 因为正是这种“行不通-没法办-没结果”的逻辑，才是右翼民粹主义诞生的原始汤。 “人们已经厌倦了专家”，保守党议员迈克尔·戈夫 (Michael Gove) 在十年前说的这句话成为了英国脱欧运动的标志性句子，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反叛也由此真正地加速推进。 几个月后，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当选；而最迟在他第二任期的第一年之后，人们或许就应该习惯于这样一个想法：法律界限、制度障碍和经济客观约束，并不是衡量激进右翼的有效维度。
无法封闭与墨西哥的边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无法扭转全球化？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不能简单地根据命令就将像英特尔 (Intel) 这样的全球企业部分国有化？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几年前，宪法法学家克里斯托夫·穆勒斯 (Christoph Möllers) 就曾指出，右翼民粹主义是唯一真正相信“政治”的政治力量。他认为政治决定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局面，能够扭转或阻止社会发展的趋势。 “一切皆有可能”，这是德国选择党 (AfD)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口号。 “才怪，根本不可能”，这是其他政党或记者面对德国选择党 (AfD) 时给出的回答。理由正是因为国库空虚。而且还有欧盟法，所有这些计划都与之不相容。 恰恰是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 (JD Vance) 最近对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在他的书《共同体》(Communion) 中，他回忆起在耶鲁法学院就读期间的一场辩论：奴隶制对于南方各州来说在经济上是否其实是有害的，因为它抑制了通过自动化实现的创新力？“这简直是个问题！”万斯反驳道。拒绝奴隶制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道德原则，无论成本效益计算如何。这简直令人惊叹：右翼人士多年来一直告诉所有人，那些永无止境的道德说教让人们发疯——结果现在万斯却在抱怨，关于价值观、道德和美好生活的讨论已经从政治空间中消失了。万斯认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济主义，它只关心谁消费了多少，以及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了多少个小数点。在政治上，其结果是阵营的颠倒：“金钱并非一切”，右翼人士突然这样说道；而保守派和左翼则反驳道：“不，金钱就是一切”。民主中间派带着计算器参加革命。而新闻业则随之...
何时保守派将繁衍后代视为私事
……直到这种逻辑。西格蒙德先生，您想将难民收容所改为遣返中心？那将非常昂贵！这种技术官僚逻辑的结果不仅是一种冷漠的论调，而且是毫无兴趣的对话和没有真正问题的采访。顺便提一句，这种专业性的漠不关心在所谓的“替代媒体”中也能观察到，尽管其性质完全不同。如果你听过众多播客，每个主持人都会声称自己在进行“真正的对话”，因为他当然是“没有偏见”的。但真正的对话几乎从未发生。例如，最近播客主本·贝尔恩特（Ben Berndt）在他受欢迎的非剧本节目中邀请了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在长达四小时的对话开始时，贝尔恩特和赫克确实向对方保证，他们非常期待能进行一次真正的交流。但随后
赫克一直在不停地讲述，而贝尔恩特仅仅抛出几个关键词。在一个真正感兴趣的对话者会追问的地方，他保持沉默。因此，这次对话虽然时间很长，但依然浅薄得令人惊讶。情况就是这样：所谓的替代媒体对右翼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太认同对方；而建制派不感兴趣，是因为在客观压力、去政治化和揭露真相的“百慕大三角”中，好奇心在某个地方丢失了。那么，怎么做才能有所不同？如何在保持批判性的同时，不表现得像是预先知道一切？好奇，但不天真？在这一点上，观察美国是值得的。众所周知，他们十年来在应对执政的右翼民粹主义以及与之相对接的不同话语姿态方面积累了经验：愤怒、揭露、
讨好、卑躬屈膝、训诫、妥协。但有两种方法采取了另一条路径。去年年底出版的一本书试图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把握右翼民粹主义。它不将其视为纯粹的愤怒运动或政治非理性的表现，相反，将其视为一个知识分子项目。书名为《狂暴之思》（Furious Minds）。作者劳拉·菲尔德（Laura Field）以极高的严谨性地描述了美国右翼的思想源头。国家保守主义者、主张字面解读建国之父意图的激进宪法爱国者、天主教的自由主义批评者，以及来自右翼网络世界的男性主义者，后者的意识形态核心是青铜时代的性别秩序。菲尔德本人是一位思想史学家，曾在保守派教授门下学习，她研究这些“狂暴之思”的杂志、
书籍、视频和采访。她勾勒出他们的思维是如何演变的，是如何激进化的——以及他们在哪些地方根本没有思考透彻。因为这本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
共同点
这本书的特点在于，菲尔德（Field）既保持好奇心，又持有批判态度。“我尝试公正地阅读她们的著作，并假设其中包含一定程度的诚实，”菲尔德写道，“我并不崇拜我在这里写的这些人，但如果否认这些人很聪明，那将是愚蠢的。”相反，如果假装无法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任何东西，或者认为他们只是没有自己想法的“愚蠢法西斯分子”，那是天真且危险的。
因为菲尔德坚信，如果想要理解一种政治动力，关键就在于“理念”。菲尔德与两名制作了可能是关于美国右翼最优秀播客的记者持有相同的观点。该节目的纲领性标题是《了解你的敌人》（Know Your Enemy）。菲尔德更多地是从自由派视角审视激进右翼，而《了解你的敌人》则是两名左翼人士在研究右翼。马修·西特曼（Matthew Sitman）和萨姆·阿德勒-贝尔（Sam Adler-Bell）以两名甲虫采集者般的狂热与耐心审视他们的研究对象，并不断发现新的维度：为什么右翼如此痴迷于流行偶像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为什么这么多保守派思想家引用德裔犹太哲学家利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以及共和党在 20 世纪 60 年代是如何将保守的传统主义者和个人主义的厌恶国家者聚集在同一个屋檐之下的？
这些对话在极佳的意义上呈现出一种“极客”风格：博学、好奇、注重细节。有时，两名主持人甚至会鼓励对话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20 世纪 80 年代右翼竞选策略中最细微的分支。“我们的听众反正都了解这些。”他们偶尔会邀请右翼知识分子，有时是正在研究相关课题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其他剧集中，则仅由他们两人对话。
萨姆·阿德勒-贝尔曾表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驳这样一种偏见，即真正的兴趣会自动意味着同情。恰恰相反：“一旦人们意识到，认真对待政治对手并不意味着同情他们，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扩展自己的知识视野。”
而这正是两人追求的视野拓展。《Politico》杂志曾写道，《了解你的敌人》是“一次半战略性、半治疗性的行动，旨在通过研究对手，使左翼在知识层面上重新具备应对能力”。因为在阿德勒-贝尔和西特曼看来，左翼的问题不在于缺乏有魅力的人物或精明的立法倡议，而更多地在于缺乏政治想象力，缺乏理念。
正因如此，他们非常认真地想知道，一个作者在保守派知识分子刊物《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随手写下的一个边缘观点，最终是如何演变为美国的政府政策的。
毫无疑问，播客的运行规则与访谈节目截然不同，非虚构类书籍也很难与一次采访相类比。但即使在这种形式中，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半岛电视台记者梅迪·哈桑（Mehdi Hasan）最近邀请德国选择党（AfD）的马克西米利安·克拉（Maximilian Krah）到伦敦进行了一次近一小时的现场采访。这次对话之所以具有启发性，是因为哈桑认真对待了所有参与者：他的对面者、他那相对进步的观众，以及他作为记者的自身角色。哈桑准备充分（尽管有时过于执着于与纳粹类比），但同时对克拉的回答表现出真正的兴趣。他让克拉把话说完，但没有让他轻易脱身。
从这一切中，德国关于德国选择党（AfD）的讨论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存在
一种既非揭露与谄媚，也非愤慨与淡化地表达立场的方式。例如，人们可以询问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他所指的“反德艺术”究竟是什么——根据选举纲领，他希望削减德国选择党 (AfD) 对这类艺术的资金支持？在他看来，应该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德国的”以及什么是“反德的”，而这一切又如何与德国选择党作为“自由意志主义政党”（艾丽斯·魏德尔 Alice Weidel 语）的自我认同相契合？简而言之，一个人可以认真地关注极右翼，而无需与其产生共情。一个人可以想要理解他们，而无需将任何荒谬的想法合理化。
此外：表面上荒谬的想法往往是所有可能的革命性变革的开端。个体获得解放的想法曾被视为白日梦。建立集体失业保险的想法曾被认为是疯子般的幻想。这在技术上如何运作？而且：请问谁来为此买单？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历史经验和预防目的，研究极右翼的想法是值得的。示例表明，这样做不会让人变得更右，而是会让人变得更聪明。而最后，反抗的第一步便是：认知。
如何正确地与德国选择党 (AfD) 的成员博弈
德国选择党 (AfD) 政治家乌尔里希-西格蒙德 (Ulrich Siegmund) 表示，他拥有远见
照片（截选）：Teutopress/Imago
很少有政府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启动这么多项改革：公民津贴（Bürgergeld）被基础保障金取代；医疗和护理领域将削减数十亿欧元的支出；儿童津贴增加；出台了新的超级富人税；并且部分养老金缴费今后将投入股市。联邦总理上周表示，联合政府已经“交付了”成果，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是正确的。但在内容层面，这意味着什么？政府的措施对德国的家庭预算、劳动力市场和收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曼海姆的莱布尼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与《时代》周报（ZEIT）合作，研究了最重要的几项改革所带来的后果。至此，首次出现了一份基于科学依据的关于这些决议的综合评估。
结果可以概括为：对于德国大多数人来说，负担在可控范围内。一名年薪总额为 55.000 欧元的未婚无子女单职工（这大约相当于德国的平均收入）到 2028 年，需要比之前多缴纳约 51 欧元的税收和费用。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和养老保险费用的增加，将被部分税收减免所抵消。如果该单职工已婚且家庭中有一名 12 岁以下的孩子，他将获得 104 欧元的减免。即使在高收入的情况下，缴费负担也仅是适度增加。对于年薪 180.000 欧元的单身人士，结果为负 361 欧元；而在
一名有 12 岁以下一名孩子的单职工家庭的情况下，根据计算，仍有 176 欧元的额外负担。只有在收入超过 300.000 欧元或无子女的单职工夫妇的情况下，才面临明显更高的负担。在后一种情况下，取消免费随员参保（beitragslosen Mitversicherung）产生的影响尤为负面。此前，没有工作或仅从事微小就业的配偶可以在法定医疗保险中随员参保，而无需缴纳费用。该规定现将被取消，从而需要缴纳额外费用。结果是：在年薪 55.000 欧元的这种家庭构成下，损失额为 1.354 欧元。计算中考虑了税法、养老金、护理和医疗保险方面的变更，前提是这些变更超出了法定的常规调整范围。计算中未考虑到更高的养老金缴费也将对应更高的养老金待遇。但这些待遇将在未来才产生，且金额难以估算。数据还显示：大多数家庭可能避免了由改革带来的明显增加的负担，而
‒500 总收入
A +0 €
最多
‒1000 2028 年与 2026, 年相比 改革对净收入的影响 单位：欧元
净损失 净收益
ZEIT-图表/来源：ZEW-EviSTA
JD 万斯（JD Vance）是 156 年来首位在任职期间成为父亲的美国副总统。小亚历克·尼尔（Alec Neel）已经是这位 41 岁人士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三个儿子），而出生于 1870 年的斯凯勒·科尔法克斯三世（Schuyler Colfax III）——时任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二世之子——则是独子。对于美国副总统来说，拥有四个孩子本身就是一种福气，因为根据万斯前任们的说法，这个职位几乎是美国政坛上最无聊的工作，而孩子的吵闹声……呃，抱歉：未来的希望，可以分散人们对职业倦怠所带来的忧郁感的注意力。
政府已通过其改革方案。我们重新计算了这对您的资金意味着什么 作者：CHRISTIAN ENDT, DAVID SCHACH 和 MARK SCHIERITZ
照片：Nils Böddingmeier
单亲家庭 带孩子 单薪夫妇 带一名 12 岁以下的孩子 单薪夫妇 无子女 单身人士
‒500 ‒500 ‒500
‒2000
‒2000
100.000
10.000
100.000
10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0
PETER DAUSEND 论为人父的福祉与美国副总统职位的荒芜
美国历史上第一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就曾抱怨自己作为二号人物的命运：“我的国家以其智慧，为我发明了一个人类理智所能想到或想象力所能勾勒出的最无关紧要的职位。” 140 年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甚至将自己的生存状态比作一次持久的强直性发作：“一名副总统不能说话，不能移动，不感到疼痛，他完全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但却无法参与其中。” 但没有人能将
一个家庭及其房屋：在许多情况下，税后净额在总额中所占比例降低了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就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副手约翰·南斯·加纳在 20 年后那样，将自身的无力感以如此富有隐喻的力量精准地概括出来：“这个职位甚至不值一桶温尿。”但就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苦难也有其另一面，尤其是当你——正如初代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在某个清醒时刻所意识到的那样——距离权力仅有一心之隔时：“我是副总统。在这个职位上我什么都不是，但我可以成为任何角色。”在迄今为止的 50 位副总统中（包括 JD·万斯），至少有 15 位后来自己成为了总统。
‒2000 ‒2000
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前任未能活到任期结束——四位死于自然原因（哈里森、泰勒、哈定、罗斯福），四位被暗杀（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肯尼迪）。
如果 JD·万斯真的成为总统，必须警告他不要发表过长的就职演说。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是由威廉·亨利·哈里森在 1841 年 3 月 4 日发表的——32 天后他就去世了。成为白宫之主是否真的值得追求，似乎值得怀疑，至少当你听到比尔·克林顿这样说话时：“总统就像一个——”
财务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所承诺的“可感知的”减税减轻负担并未实现。这主要是因为面对联邦预算的赤字，联合政府放弃了大规模的减税。ZEW（欧洲经济研究中心）不平等与分配政策研究组负责人霍尔格·施蒂希诺特表示，目前计划的税制改革“甚至无法抵消冷累进（kalte Progression）”。他与同事迈克尔·赫布萨克共同完成了量化此次改革影响的计算。在此过程中，他们采用了一个反映德国税务和转移支付系统的经济模拟模型。经济学家将纯粹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税负增加称为“冷累进”。其逻辑是：如果为了补偿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的购买力损失而提高雇员工资，那么在人们实际上并未变得更富有的情况下，就会触发更高的税率。政府通常会定期抵消这种潜移默化的增税，但并没有法律义务这样做。因此，这里的税收减免措施被视为改革的一部分。ZEW 还研究了哪些收入群体受这些措施影响较大，以及政府宽恕了哪些群体。对于年收入约 55.000 欧元以下的人群，平均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而对于此以上的人群，税后净所得会减少。对于年薪 250.000 欧元以上的顶层收入者，额外的扣除额达到 2.421 欧元。即使从百分比来看——即相对于收入水平地衡量——顶层群体的减幅也是最高的。或者换句话说：富人缴纳得最多。多出或少掉的这几欧元是否值得这些政治努力？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基于数据可以得出的是：这些措施有助于预算整合。ZEW 估算每年的节约效应为 9,7 十亿欧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减税效果如此之低。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分配。此外，通过 ZEW 的模型可以研究税收负担的改变是否会导致行为调整。其理念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而这种反应的程度可以通过数学方法进行估算。ZEW 的分析结果显示，中期的劳动力供给将增加 19.000 个所谓的“全职等量单位”。也就是说，雇员愿意增加的工作量相当于 19.000 个全职岗位。
符合。其中一个原因是取消了免缴费的随员保险。其结果是，在接受一份工作时，不再像以前那样面临更高的医疗保险缴费风险。然而，该研究所的模型仅计算了家庭额外的劳动力供给。为了让这些岗位真正产生，企业端必须有相应的劳动力需求。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9 €
您可以通过 www.zeit.de/reformrechner 输入您的薪资
年度可用平均收入的变化
选定的收入阶层 （含转移支付）
超过 250 Tsd. € –2.421 €
墓地管理员。他手下有很多人——但没人听他的。 顺便一提，JD·万斯在职期间的“造子”前任斯凯勒·科尔法克斯二世从未成为总统。任期结束后，他因一场金融丑闻彻底淡出了政治舞台。人们当然也希望万斯能有类似的结局。可惜的是，自从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第 47 任总统以来，因丑闻而辞职已经过时了。但也许对这个多子父亲 JD 提出这样一个呼吁会有帮助：多生孩子，少搞政治。
10 至 20 Tsd. €
30 至 55 Tsd. €
–241 €
150 至 250 Tsd. €
DIE ZEIT No 32 23. Juli 2026
DIE ZEIT：普林女士，您领导的部门每年在促进民主方面支出约 190 百万欧元。现在引发了一场争论，因为您将在年底提前终止 200 个项目，并重新调整“民主生活！”（Demokratie leben!）计划：减少对公民社会倡议的资金支持，转而增加对志愿消防队、体育俱乐部或学校的支持。您认为这样做有必要吗？
卡琳·普林（Karin Prien）：我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激进化以及人们相互倾听意愿下降的问题？我认为，加强利用学校和协会等常规结构来实现这一目标是有意义的。在激烈的争论中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大多数计划部分将继续执行，例如“民主伙伴关系”，资金将拨给地方市镇并在当地分配。我们不会继续执行的项目包括“创新项目”，在我的前任、来自绿色党的丽莎·包斯（Lisa Paus）推动下，多样性也是一个资助目标。但在我看来，多样性本身并不是一个充分的资助目标。
斯特凡·安帕拉甘（Stephan Anpalagan）：我对这一变化持批评态度。德国拥有一个良好的、极其重要的公民社会项目体系。在国家结构之外，它们处理民主、多样性和打击极端主义等议题。您部门这次突击式的操作，现在导致了信任和专业能力的丧失。
ZEIT：受到项目资助终止影响的组织包括 Hate Aid、阿马德乌·安东尼奥基金会（Amadeu Antonio Stiftung）或小型地方协会以及移民网络。
普林：我们正在更改资助标准，作为部长，我有权这样做，我的前任们也是如此。但所有项目都可以重新申请。他们无论如何每年都要这样做：每项资助都取决于预算预留。
安帕拉甘：这些协会之前被承诺还有几年的资助期。这就像新冠疫情期间的餐饮业：面对过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会流向其他领域。这些专业知识我们将无法找回。
普林：我们仍在继续资助。此外，我们去年就已经宣布了这些变更。作为政府，我们只是在——
其他重点：我们将更加关注网络安全、民主教育和极端主义预防。其中，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极右翼极端主义，因为它是最大的威胁。但我们也更加关注极左翼极端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反犹主义。这主要针对那些面临失去对我们体制信任的年轻人。安帕拉甘（Anpalagan）：你们不能忽略该计划成立的原因：其起点是揭露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NSU），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和安全机构的失败。因此，需要一个非政府的纠正机制。如果更多资源流向其他领域而预算不增加，这意味着：在预防极右翼极端主义方面被削减了。而如今极右翼极端主义处于历史最高点，甚至拥有议会分支。因此，
尽可能确保资金支持的安全、长期和稳定就显得更为重要。《时代周报》（ZEIT）：普林（Prien）女士，您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该计划“更倾向于左翼自由派圈子”。您能解释一下吗？普林：人们遵循的是这样的逻辑：凡是促进多样性的，自动会对民主的认同产生积极影响。对此我持有疑问。而且安帕拉甘先生也证实了我的印象。您说过，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批判性的——括号开始：左翼进步的——公民社会来监督国家。安帕拉甘：难道保守派、资产阶级和自由派不能对国家持有批判态度吗？那些将致力于捍卫宪法价值的组织诋毁为“左翼”的人，对什么是重要事物的看法非常狭隘。究竟什么是左翼？我为保时捷工作了七年，是扶轮社成员，培训警察，并向联邦国防军申请成为预备役。尽管如此，在政治辩论中，我经常被视为左翼的异端。普林：这里讨论的不是是否允许持有左翼立场。问题是：国家在资助什么？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不同。该计划最近过于侧重于少数群体和身份政
争论
政治视角。我更多地是想触及静默的中间地带。例如，“生活在民主中！”（Demokratie leben!）的任务并不是在难民政策中代表某种特定的立场。
ZEIT：您最近表示，您对“身份政治”感到“过敏”。
Prien：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身份政治。因为我认为身份政治破坏了关于人权和人类尊严的普世主义共识。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件事很敏感。
Anpalagan：对您来说，什么是身份政治？
Prien：比如对“种族主义”这一概念的过度延伸，或者反殖民主义、极端的性别政治方案。我认为这在分裂社会，而不是在凝聚社会。
Anpalagan：但保护少数群体是民主法治国家的核心任务。与打击厌女症一样。这不仅仅是左翼的诉求，
而是广泛人群的诉求。问题出在哪里？您提到了种族主义——在“生活在民主中！”的框架下，您认为反种族主义在哪些方面至今被过度延伸了？
Prien：我们达成一致，我们需要一个广泛的范围。以及保护少数群体，是的！但我绝不需要代表像所谓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样的立场。此前，该计划对身份政治的倾斜过于严重。
Anpalagan：但是，如果没有身份政治的成分，如何开展反犹主义斗争？因为它明确地关注犹太人及其犹太身份。
Prien：这是可行的，只要人们不再将反犹主义斗争等同于反穆斯林情绪。并且不将犹太人仅仅还原为其犹太身份。
Anpalagan：我担心我们无法对身份政治达成共同的理解。
ZEIT：在联邦议院选举后的第二天，联盟党党团向当时的政府提出了 551 个关于“国家资助组织的政治中立性”的问题，其中也批判性地提及了“生活在民主中！”计划。Anpalagan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Anpalagan：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联盟党的议员们竟然如此详细地关注那些仅获得几千欧元资助的“反右翼祖母”（Omas gegen Rechts）。如果联盟党能以同样的热情开展反击极右翼的斗争，我们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ZEIT：联盟党询问函中的关键词是“政治中立”。Prien女士，在一个德国选择党 (AfD) 确定为极右翼且同时又是最强力量的地区，公民社会应该如何保持政治中立？
Prien：这指的并不是相对于《基本法》价值的中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组织不需要中立，而应该清晰且批判地表态——如果涉及一个被联邦宪法保卫局 (德国情报机构) 认定为极端主义的政党，这简直就是民主义务。上述询问函并非由我发起，我也认为它不够明智。但在我看来，一些获得“生活在民主中！”资金资助的组织在联邦议院选举前缺乏党派政治中立，例如他们在 2025 年初针对 弗里德里希·默茨 和联盟党进行示威。
Anpalagan：这之前是有原因的，即联盟党与德国选择党 (AfD) 的共同投票。这在您看来是否意味着：谁接受了国家的资金，就不能反对执政党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进行示威？
Prien：我并没有这么说。我的观点是：在接受国家资助的情况下，我支持我们国家价值观，这与……
宪法，参与或反对民主光谱中的政党。甚至那些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工会和教会共同对抗极右翼主义示威多年的人，在 2025 年 2 月突然变得不再受欢迎。这简直不可思议！因此，中产阶级方面的信任也随之破裂。
ZEIT：当您的部门决定，项目现在必须在地方议会框架内获得确认时，这被评估为对公民社会的不信任。在德国选择党势力特别强大的多个东部市镇，随后放弃了民主促进计划或增加了其难度。您的指令是否是一个错误？
Prien：我们还需要对此进行评估。一直以来且现在依然可以通过申请来获得例外处理。我想再次强调：公民社会的内涵远比目前在“生活在民主中！”（Demokratie leben!）项目中获得资助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沉默的中间地带«
将成为。它是所有既非国家主导也非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正是指志愿消防队、工会、童军、体育俱乐部。安帕拉甘（Anpalagan）：这些组织在很多方面已经获得了资金资助。他们中没有人依赖于《践行民主！》（»Demokratie leben!«）计划的碎片化资金。他们是参与的大船，而其他在民主工作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组织则是快速、灵活的附属小艇。您为什么要将一方与另一方对立起来？普林（Prien）：这并非重点。抱歉，但我确实有这种感觉：非政府组织——自从这个词几乎变成了一个剥夺合法性的术语后，我就不太喜欢使用»NGOs«这个词了——在辩论中的地位被过分抬高了。为了延续这个比喻：基金会或高校同样是具有专业知识的附属小艇。我还想提醒一点：我从未说过我们要铲除《践行民主！》计划。确实有人想这么做，但我支持该计划。安帕拉甘：对于那些维持项目运作的人来说，感受是不同的。特别是对于东部地区处境艰难的公民社会而言，这简直是致命的。在萨克森州州议会选举前，我共同组织了一系列活动。我们在普劳恩（Plauen）、皮尔纳（Pirna）、魏斯瓦瑟（Weißwasser）、齐陶（Zittau）和武岑（Wurzen）的集市广场上搭建了摊位，准备了饮料车、音乐和儿童面绘。我们询问人们：您的家乡在哪里可以变得更好？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得到教会、工会、乡村妇女协会的太多支持。这类活动必须依赖于那些已经枯竭的当地倡议组织。因此，确保这些人不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就显得尤为重要。ZEIT：普林女士，展望即将到来的选举，联邦政府东部事务专员伊丽莎白·凯泽（Elisabeth Kaiser，SPD）谈到您的重组计划时表示：»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承担不起这样做。« 普林：我能理解资助标准的改变会导致不满和不安，但是：关于我们要砍掉东部民主资助的说法纯粹是不真实的。安帕拉甘先生，您提到的那些小团体将在»民主伙伴关系«的框架下继续获得资助。在东部选举前，没有人会被削减资金！我们可以就这些项目的专业知识在 2027 年后应以何种形式予以保留而进行争论。我的观点是：需要一个更具多元主义的导向。指责我导致东部无法再打击法西斯主义的说法简直荒谬。而且我认为，这场辩论在如此缺乏客观性的情况下陷入极化是非常遗憾的。安帕拉甘：我很想相信这仅仅关乎事情本身。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公开表达的观点则相反：某些坚定的左翼项目很快不再获得资助是»一个预期的结果«。普林女士，这与您所说的情况相悖。显然，默茨在该问题上期望的政党政治中立原则，并不适用于他自己。普林：我可以承诺：我们
将计划设定为多元化。左翼项目也将继续获得资助。但不仅仅是左翼。这正是关键所在。安帕拉根（Anpalagan）：普林女士，我不想和您交换位置。我认为您很正直。作为一名自由派，您在自己的党内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党内有些保守派最想让那些非政府组织（NGO）彻底消失。联盟党（Union）的情况与“生活在民主中！”（Demokratie leben!）一样：都承受着压力。如果现在的反弹恰恰打击到这些倡议项目，那将是非常糟糕的。《时代周报》（ZEIT）：普林女士，如果您作为一名公民参与“生活在民主中！”，您会选择什么样的项目？普林：我现在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常客圆桌会”（Stammtisch）。在那些人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彼此交谈——以及如何忍受不同意见的地区，我会尽可能多地启动这类项目。
《时代周报》：安帕拉根先生，假设您是联邦家庭部长，在促进民主方面，您首先会做些什么？安帕拉根：我会走访各州，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并给那些感到不安的人们提供鼓励。
照片：Hanna Wiedemann 为《时代周报》拍摄
照片：Michael Schmelling 为 ZEITmagazin 拍摄
Jana Gioia Baurmann 走访了现年 94 岁的 Christa Miller 位于洛杉矶的家中，与她探讨那个猝然结束其童年的“艰难之年”。她的父亲 Cäsar von Hofacker 参与了 1944 年 7 月 20 日针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暗杀行动。他被处决，家人被监禁并分离。而我们的同事在接触 Christa 的兄弟姐妹 Liselotte（87 岁）和 Alfred（91 岁）时则无需远行，他们居住在巴伐利亚。 ZEITMAGAZIN，第 10 页
照片：Florian Generotzky 为 DIE ZEIT 拍摄
再次登顶”
作为球员和体育总监， Matthias Sammer 取得了巨大成功。 如今他担忧德国足球的未来—— 但他也已经知道， 如何让一切变得更好
访谈，第 24 页
访谈
ZEIT 东部 在九十年代， 哈茨山脉 Wegeleben 村的青年们 建立起一家传奇的朋克酒吧。 现在，他们的儿子们正接过这份遗产 作者：DAVID KRENZ 14
德国选择党对教会持有怎样的敌意？ 如果该党执政，会对教会产生 多大的威胁？教会法学者 Hans Michael Heinig 的专访 15
ZEIT 瑞士 瑞士平面设计的 泰斗 Ursula Hiestand 曾为 ABM 百货公司做广告， 设计过瑞士银行券，而直到 今天她仍对某些粗制滥造的 设计感到愤怒。一次对话 14
广告
全攻略
照片：Wlad74/Shutterstock
一条新路线将冰岛的 火山群连接在一起。 在旅途中穿梭于喷泉、 蒸汽河流、发光洞穴 以及无畏的当地人之间
见于地区版及 CHRIST & WELT
瑞士传统品牌 Bally 正在消失，并关闭其在 Caslano 的最后一家工厂
作者：ALEXANDER GRASS 16
ZEIT 奥地利 他曾与 Jörg Haider 共同煽动 对克恩滕州斯洛文尼亚人的仇恨， 而如今 Gerhard Dörfler 正竖起双语地名牌。 一次对这位意想不到的 希望承载者的村庄访问
作者：SIMONE BRUNNER 14
布雷根茨音乐节以 一部制作精良的《茶花女》 庆祝其 80 周年庆典。 但未来几年将面临 大规模的预算削减
作者：THOMAS MIESSGANG 15
Christ & Welt 许多人在 极度绝望中向神祈求—— 即使他们并不信仰神。 为什么这样做依然能带来慰藉
作者：CHRISTINA RIETZ 15
Judith Mohr 及其丈夫 在汽车行业收入丰厚。 但他们并不快乐。 于是他们放弃了特权—— 并承担起了一次冒险
作者：VIKTORIA PEHLKE 16
插图：Millie von Platen 为 ZEITmagazin 绘制
包含所有地区页和交换页在内的 DIE ZEIT 可在 ZEIT-App 或电子报 (E-Paper) 中找到。
ZEITNAH
是岩浆
探索，第 52 页
探索
什么样的单品能让衣橱臻于完美？
配饰。但请注意： 过于追求完美总潜藏着一种风险， 即让背后的刻意显得不那么优雅—— 除非，这种
完善显得不经意
杂志，第 30 页
本期广告
教育机会与 就业市场
(第 33 页起)
文化议程： 博物馆、艺术市场、 剧院 (第 45 页)
抢先 获知！
ZEIT 的当前主题 周三即可在 ZEIT-Brief （免费电子报）中阅读
政治
联合政府：在 延斯·施潘 离职后，总理 弗里德里希·默茨 有机会让其政府重新开始。他会抓住这个机会吗？ 蒂娜·希尔德布兰特、费迪南德·奥托 和 马克·希里茨 著 2
暴力 许多青少年恐惧同龄人。马克西米利安也是如此 卡佳·格兰德 著 3
世界秩序 美国政府攻击国际刑事法院 海因里希·韦芬格 著 •4
外交 我们对俄罗斯感到多少愧疚？资深德国大使吕迪格·冯·弗里奇谈论他的纳粹父亲、一次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会面以及德国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 6
辩论 德国选择党 有愿景，而政治中间派只有异议。其实应对右翼思想有更聪明的方式：好奇心 罗伯特·鲍施 著 •7
改革 联邦预算案的变动给每个公民带来了多少成本？ 克里斯蒂安·恩特、大卫·沙赫 和 马克·希里茨 著 8
现在聊点别的 专栏 彼得·多森德 著 8
争鸣
民主促进 “共建民主！” (Demokratie leben!) 计划是否过于偏左？家庭部长卡琳·普林与作家斯特凡·安帕拉根的争论 9
专题
哲学 澳大利亚人彼得·辛格一生通过关于善行的激进言论引发争议，这为他赢得了众多反对者，但也带来了许多仰慕者。而现在，偏偏是硅谷的亿万富翁们在寻求他的建议。一次访谈 11
犯罪
国际法 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攻击和威胁——但恰恰在此时，这个世界法庭正重新审视自身的实力 沃尔夫冈·卡莱克 和 安德烈亚斯·舒勒 著 15
经济
医生预约 预约平台 Doctolib 计划扩大业务，将人工智能引入医生诊所。在简化流程的同时，这也引发了患者的极大担忧 卡拉·诺伊豪斯 著 •17
移民 每年有数千名寻求庇护者穿过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鲜为人知的是：他们中许多人会说德语，曾拥有工作和培训岗位。为什么那些德国投入了大量资源的雇员会坐上橡皮艇？ 西蒙·朗格曼 著 18
意想不到 越来越多骑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即所谓的“胖胎车”/Fatbikes）飞驰的儿童和青少年被抓获 莉娜·弗罗迈尔 著 19
评论 铁路公司很快将在火车站禁止饮酒。希望禁令很快也能覆盖到“列车晚点” 马克·施珀勒 著 19
带有此标记的文章可在 www.zeit.de/vorgelesen 的“高级区域”中找到音频文件
立即在线 订购： www.zeit.de/studienfuehrer
贸易 政策咨询机构 Merics 主任米科·胡奥塔里预言，如果不给中国设定界限，德国工业将面临生存危机。他希望联邦政府能投入更多参与 20
印度尼西亚 在爪哇岛的海岸，街道和学校正没入大海。政府称这是气候变化所致，并要求工业化国家赔偿。但原因更为复杂 普里玛贡·达里·里利亚南达 和 加里·洛图隆 (摄影) 著 •21
汽车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能负担得起自己的车辆，有些人甚至开始请求捐款用于维修。这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 海克·布赫特 著 •22
聊天机器人 NiM研究所为《时代周报》（ZEIT）进行的一项独家调查揭示了德国人的度假行为。目前，人工智能提供的咨询几乎与旅行社一样重要。 作者：BÉLA CURTIUS（文字） 及 JELKA LERCHE（图表） 23
马蒂亚斯·萨默 这位 1996 年的欧洲杯冠军从未像这次世界杯后那样，如此担忧德国足球的未来。现在，他提出了让德国足球重返世界之巅的计划。 24
知识
封面话题：太甜了？ 我们对糖的渴望几乎永无止境。这种物质是否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像硬毒品一样令人上瘾？科学界目前对此的研究结果如何。 作者：TOM KATTWINKEL 25
糖税、禁酒、禁烟：政客们在其他国家如何通过政策迫使人们采取健康的行为。 作者：HANNA GRABBE, TOM KATTWINKEL 及 CLAUDIA WÜSTENHAGEN •26
心理学 为什么展现脆弱是值得的，以及如何实现。 作者：CÉLINE SALLUSTIO 28
代孕 家庭治疗师佩特拉·索恩（Petra Thorn）认为，德国的讨论过于片面。她为不孕不育夫妇提供咨询已有 30 年以上经验。 29
学校 在德国学校，中东冲突往往演变成一场忠诚度测试。在听力巴士中，人们试图寻找潜台词。 作者：ALICIA KLEER •30
信息图表 动物名称 36
历史
难民 75 年前，《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日内瓦公约）签署。它至今仍影响着避难政策。该公约能够最终达成，简直堪称奇迹。 作者：ANNETTE WEINKE 32
文化版
缅怀 德国选择党希望将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置于纪念政策的中心。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持有反对意见？ 作者：RAOUL LÖBBERT 37
选举 如何才能让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降至 5% 以下。 作者：ELISABETH VON THADDEN 38
世界杯后 现在我该如何打发时间？ 作者：BERIT DIESSELKÄMPER 38
《时代周报》学习指南是专业选择的首选。它协助人们做出决定，并分步骤引导潜在的学生——从方向引导、申请到入学。通过大量的核对清单、交互元素和个人总结页，它邀请读者积极参与，而不仅仅是阅读。此外还包含经验报告和许多专业的特写。现在起订免运费！
住房市场 一名纽约青年因为书籍过多而失去了公寓。简直是一场丑闻！ 作者：ALEXANDER CAMMANN 38
复古浪潮 折扣超市 Aldi 重新推出了九十年代的一种水果冰茶。一场热潮。 作者：LÉO SOLLEDER 38
流行音乐 乐队 Napalm Death 在狭小空间内创造了宏大的声响。 作者：RAOUL LÖBBERT 38
专栏 朗读者 作者：IRIS RADISCH •38
文学 第二部小说是否真的总是最难写的？ JOLINDE HÜCHTKER 随访作家露丝-玛丽亚·托马斯（Ruth-Maria Thomas）一年。 39
电影 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 5》捍卫玩偶对抗平板电脑。 作者：JENS BALZER •40
在《Dreams》中，杰西卡·查斯坦饰演一名冷酷的美国继承人。 作者：BERIT DIESSELKÄMPER 40
古典音乐 我们的作者 FLORIAN ZINNECKER 在拜罗伊特长大，并发现了瓦格纳的反犹主义。结果如何？ 41
戏剧 今年夏天，阿维尼翁将有数万场演出。卡罗琳娜·比安基（Carolina Bianchi）的女性主义表演是本届艺术节的焦点事件。 作者：SVEN BEHRISCH 42
小说 汤姆·库默（Tom Kummer）《与独裁者的随意之笔》 作者：BENEDIKT HERBER 43
自传随笔 卢卡斯·贝尔富斯（Lukas Bärfuss）写关于他母亲的书，这可能是他最出色的作品：《夜之女王》 作者：TIMO POSSELT 43
专栏 爱 作者：VOLKER WEIDERMANN 43
怀旧 对 2006 年夏天的一次个人回顾。 作者：MICKY BEISENHERZ 44
信仰与怀疑
基督徒 许多保守的天主教徒对延斯·施潘成为父亲的方式感到愤怒。但左翼教会代表也提出了严厉批评。我们与他们讨论了自由的边界。 作者：EVELYN FINGER 46
Blake，那只狐狸 每座城市都有 大家都认识的古怪之才。在 柏林，有一个穿着狐狸套装、 并不说话的男人骑车穿行。为了 我们的记者 STEFANIE FLAMM，他破例开口了 •47
27岁 对一个生命阶段的 简要总结 作者：REBECCA STEGMANN 49
安乐死 在德国是允许的—— 且越来越多的人在利用这一点。 这是否让事情变得过于简单了？ 作者：MARCUS JAUER 50
火山跳岛 一条新的旅游路线 将冰岛的火山们连接在 一起。我们的作者 ELKE MICHEL 对此进行了测试 52
发现 令人着迷且毫无察觉的 参与者 作者：FRANCESCO GIAMMARCO 54
栏目
读者来信 16
观点 33
版权页 54
让我的生活更富足的事物 54
»伊隆·马斯克将我的 观点引导向了一个完全 错误的方向«
照片：Alana Holmberg 为 《时代周报》(DIE ZEIT) 拍摄
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打开他在新加坡大学的办公室，他在这里担任客座教授。他皮肤晒得黝黑，穿着一件冲浪者 T 恤，戴着一顶棒球帽。辛格出生于 1946 年，曾在家乡墨尔本、牛津、纽约和普林斯顿任教。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销量达数百万册——并且其论点一次又一次地引发争议。他的不妥协为他招来了许多反对者，但也赢得了许多崇拜者。如今，世界上一些最富有的人成为了他的追随者。
《时代周刊》：辛格先生，您被认为是硅谷最喜爱的哲学家之一。您在那里发表演讲，科技亿万富翁向您寻求建议，比尔·盖茨在采访中引用您的话。您对此感到自豪吗？
彼得·辛格：硅谷有很多人非常有钱。例如，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许多员工在公司上市后很快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富有。那些联系我的人希望将他们财产的一部分用于慈善目的——但他们不知道应该用于哪个目的。如果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流向我建议的目的，就足以改善数千人的生活。是的，能够在这个方面改变一些东西，让我感到自豪。
《时代周刊》：在您咨询过的人中，最富有的是谁？
辛格：恐怕我不能透露。
《时代周刊》：您如何与如此富有的人交流？您会唤醒他们的良知吗？
辛格：不。那样做没有效果。我不会因为他们拥有游艇而批评他们。我会告诉他们，享受美食和美好的旅行是没有问题的。在这方面我比较宽容。但我会向他们解释，有些生命能够从他们的资金中获得巨大的帮助。
《时代周刊》：您认为，为什么这些人会被您吸引？他们在您身上寻找什么？
辛格：他们不是愤世嫉俗的人。许多人渴望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更深层的意义。但他们并不太依赖内心的指引。相反，他们非常依赖数字思考。可以说：他们的计算非常冷静。
《时代周刊》：您给他们什么建议？
辛格：我建议他们应尽可能精准地将捐款投向能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即使在这里的新加坡，我也经常与那些思维方式类似于硅谷科技从业者的人见面。就在两天前，我被邀请前往滨海湾金沙酒店（新加坡的一家著名豪华酒店，编者注）。一对东亚夫妇在那里组织了一场活动——邀请了我以及另外 20 位嘉宾，其中包括几位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我与他们交谈了一个半小时。我说：“看，您可以将资金投入三个不同的‘桶’。第一个桶：您自己和您的家人。第二个桶：您的邻居、您的城市、您的当地社区。最后是第三个桶：抗击全球贫困、保护气候或动物。如果您将资金分配给这三个桶，我没有意见。但如果您真的想达成某种成就——那么第三个桶是最佳选择。” 对于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来说，美化当地的一个公园，其重要性无论如何都不应高于解决一个贫困国家严重的环境问题。
为什么人类应该行善？以及如何行善？ 长期以来，基督教一直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基督教的道德体系日益受到质疑。一个空白地带出现了：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是否可能存在一种伦理学？在 18 世纪，功利主义（Utilitarismus）学派填补了这个空白。它将世界分为造成痛苦的事物和创造福祉的事物。因此，能够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善行。道德由此变成了一种计算模型。
然而，功利主义逐渐淡出了许多哲学家的视野。20 世纪中叶，他们思考的是其他问题：关于语言、科学和逻辑。他们的文本晦涩难懂，且大多没有明确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直到 26 岁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 1972 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要求读者彻底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使得作者迅速成名。标题为：《饥饿、富裕与道德》。
辛格：当时，数百万孟加拉国人为了躲避巴基斯坦军队而逃难。饥荒迫在眉睫。而问题在于，富裕世界必须做多少努力才能减轻那里的痛苦。
ZEIT：通过这篇论文，您在某种程度上将功利主义带回了当代，面向数百万观众。您在文中将难民的处境与一个快要在浅池塘中淹死孩子的处境进行了对比：任何路过的人都不会犹豫一秒钟去救那个孩子，即使这意味着会弄脏自己的衣服。您论证道，富裕世界只需要
[[IMG_XXXX]] 活动家：彼得·辛格（戴眼镜者）1992 年在澳大利亚政府首脑的一个猪舍前抗议多日
做出一点小小的牺牲就能救助饥饿的人。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是直接走过了那个池塘。
辛格：这篇论文成为了一场运动的起点，该运动旨在捐赠尽可能多的资金——交给那些能用这些资金创造最大善行的组织。这就是所谓的“有效利他主义”（effektive Altruisten）运动。
ZEIT：有人可能会认为：最终，是否走过那个池塘，仍然是少数富人的私人决定。通过对高额财产征收更高税收，难道不是更民主的做法吗？这样公共机构就可以做出这个决定。
辛格：如果我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财富如何分配，那么这些人肯定永远不会变得如此富有。但问题是：人们如何能让政治家提高财产税？在许多国家，这是不可能的，阻力太大了。而且即使提高了税收，大部分资金仍会留在各自的国家，而不会惠及世界上贫困的地区。
ZEIT：美国副总统 JD·万斯（JD Vance）就“爱邻如己”的主题发表了看法，这与您的哲学观点截然相反。他认为，人类必然会对自己的同情心进行排序。首先是：自己的家庭。然后是：国家。最后是：世界的其余部分。如今，不仅在美国，许多人都认同这种观点。据此，倾向于帮助与我们亲近的人是我们的天性。
辛格：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有道理。我的目的根本不是让我们否认自己的天性。但我深信，寻找伦理问题的最佳答案，是通过理性的思考，而不是依赖本能。
ZEIT：一些有效利他主义者采取了...
这种思考更进一步。他们认为，我们不仅应该关心那些生活在遥远地方的人——甚至应该关心那些尚未出生的人。对他们来说，例如投入资金研发能够击落小行星的火箭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潜在上可以拯救全人类的未来。这能说服您吗？
Singer：我认为我们应该两方面都做，既要拯救免于饥饿而死的儿童，也要研发火箭。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风险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利用我们财富的一部分，使我们能够通过火箭和望远镜来应对这一危险，绝对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因为小行星撞击而灭绝，那确实不仅是对今天生活的80亿人的悲剧——而且是对所有将永远无法出生的后代的悲剧。但我并不认为火箭和望远镜应该优先于我们现在能够缓解的所有苦难。
ZEIT：伊隆·马斯克似乎也将自己视为一个利他主义者。他的想法是，人类只有在定居地球以外的行星上时才能持久生存，因此他投入了巨额资金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
Singer：我不认为他正确地利用了他的巨额财富。马斯克在其他方面导致了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开发援助被削减。这可能导致了数十万人的死亡。一个如此关心人类未来的人，不应该如此冷漠地对待此时此地的人们。
ZEIT：马斯克似乎认为这种残酷是必要的。例如，他说共情是“西方文明的根本弱点”。
Singer：共情确实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有一种排他性的共情，会导致我可能因为与一只狗一起长大而对其产生共情，但却无法与一只猪建立任何情感联系。因此，共情可能会扭曲我们的感知和思考。但如果马斯克通过他的表述意味着，我们不应被他人的苦难所触动，那么这就是可怕且不可原谅的。伊隆·马斯克将我的观点引导到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上。
彼得·辛格仍然经常奔波于各地以传播他的观点。在过去的几周里，他在东京的一场会议上与学生进行了讨论，并在韩国的一所大学发表了演讲。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显得有些疲惫。当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后，另一位教授敲了他的办公室门：“你来参加讨论会吗？” 辛格一脸困惑地看着对方：“我们现在有讨论会吗？” 他向同事致歉，然后继续与我们交谈。
ZEIT：您的犹太父母在您出生前几年逃离了纳粹统治下的奥地利。 Singer：在那之前，我的父母在维也纳生活得非常舒适。我母亲刚刚完成医学专业学习，我父亲想建立一家咖啡贸易公司。他们当时新婚。然后，冲锋队（SA）成员出现了，手里拿着桶，强迫犹太人清理公共厕所。我的父母很快意识到，他们在那里没有未来。
ZEIT：他们想去哪里？ Singer：起初他们想移民到美国。但为了获得签证，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担保。我父亲在美国有一个叔叔，他询问叔叔是否能帮他们。叔叔回答道：»亲爱的恩斯特，我很乐意帮你办理签证。但我还没见过你的妻子，很遗憾我无法为她做任何事。«
ZEIT：这一定是个打击。 Singer：我的父母当时很绝望。最后，我母亲想到给一名澳大利亚人写信，那是她在几个月前偶然认识的人。那个男人曾来奥地利滑雪，她曾和他一起在一家酒馆共度了一个夜晚。显然他很喜欢她，因为之后他给她寄了一张来自澳大利亚的明信片。在绝望之中，她给这个男人写了信。
ZEIT：然后他帮忙了？ Singer：是的，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为我的父母办理了签证，并在他们抵达澳大利亚时迎接了他们。后来，在我的童年时期，我们经常拜访他。这个男人救了我的父母，尽管他甚至不是犹太人——他来自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
ZEIT：看来直到今天，这就是您心目中善行的理想状态：为另一个几乎不认识的人做出一次拯救生命的行动。
Singer：由此我学到，血缘并不总是比水更浓。你事先并不总是知道谁会帮助你，谁不会。大多数人帮助自己的亲属。有人为了拯救一个仅是泛泛之交的人而付出如此努力，这种情况要罕见得多。对我来说，这实际上就是善行的定义。
ZEIT：您的四位祖父母没能及时逃离。只有您的祖母阿玛莉（Amalie）幸存了下来。她熬过了特蕾津（Theresienstadt）集中营，并在 1946 年抵达澳大利亚，就在您出生六周后。您曾写道：»在她剩下的九年时间里，她将所有在多年悲痛中无法给予任何人的深沉爱意，全部倾注在了我们身上。« Singer：我的父母总是工作很忙。因此，我放学后由祖母照顾。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她可能是与我最亲近的人。我至今仍有这样一段生动的记忆：当我在浴室洗澡时，她把我的毛巾放在暖气片上加热，然后用这条温暖的毛巾将我包裹起来。
ZEIT：那时您能理解您的祖母所经历的痛苦程度吗？ Singer：她非常瘦，看起来很脆弱。我知道她经历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我对特蕾津集中营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我知道她曾在集中营里。
ZEIT：青年时期，您获得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哲学。这个专业对您的吸引力在哪里？ Singer：我想更好地理解我们如何才能过上成功的人生。我在 1969 年来到牛津。我周围到处都是那些……
想要改变社会。当时人们对越南战争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我想开发一种能够参与其中、旨在设计一个更好世界的哲学。
ZEIT：在牛津，您很快成为了功利主义（Utilitarismus）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Singer：功利主义围绕的是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的事情。其核心在于增加快乐和幸福，减少痛苦和苦难。我一直很喜欢这些类别本身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它们非常清晰：越多的人过得好，越少的人受苦，情况就越好。
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即所谓的“桥梁困境”：你站在 一座桥上。在你下方的铁轨上 站着五个人。一辆有轨电车 滚滚而来。桥上在你身边站着 一个超重的男人。如果你把他 推下去，就能挡住电车。他 会因此死亡——但其他五个人 将被救下。你会怎么做？ 有些哲学家认为，牺牲桥上的 男人是错误的。基于伊曼纽尔· 康德的观点，他们认为：绝 不能将另一个人当作工具， 绝不能。
ZEIT：作为一名功利主义者，您认为必须把那个胖男人推下去。
Singer：我们现在不再说是一个胖男人，而是一个背着沉重背包的男人（笑）。失去一个人的生命比失去五个人的生命显然更合理。而且最终在道德上，无论是通过不作为还是通过推人导致死亡，都是无关紧要的。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最终结果。
ZEIT：作为一个真正具有伦理道德的人，难道不应该自己跳下去吗？
Singer：遗憾的是，这个思想实验设定你自己的体重不足以挡住火车。不，你必须推他。
ZEIT：您曾写道，在牛津最初的几年里，您的哲学观点几乎没有影响到您的生活。
Singer：这种情况在一次午餐后发生了变化。我和一名同学去了食堂。那里有配某种褐色酱汁的意大利面。当我的同学发现里面有肉时，他决定改点一份沙拉。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在那之前，我从未真正与素食者交谈过。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他回答说：“我不认为我们为了吃肉而这样对待动物是正确的。”
ZEIT：这说服您了吗？
Singer：起初没有。我试图与他争论：“动物的生活其实没那么糟糕！它们整天在田野上吃草，受到捕食者的保护。虽然最后会被宰杀，但过程很快。”他向我解释，大多数牲畜被圈养在狭小的厩房中，处于最恶劣的条件下。
ZEIT：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Singer：我花了一个月时间阅读相关主题。我意识到，我们对待动物的行为，在本质上与欧洲人奴役非洲人的行为非常相似。在对待人类时，我们称之为种族主义。在对待动物时，这是一种类似的东西：物种主义（Speziesismus）。我们所谓的优越感，成了我们给其他生物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的正当理由。在与同学交谈四周后，我的妻子和我决定成为素食主义者。
ZEIT：这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想法：我的饮食行为应该造成更少的痛苦。
Singer：是的。在一位好朋友的婚礼上，我的妻子
最后一次吃肉。如果提前告诉朋友我们不想参加正餐，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尴尬。所以我们告诉自己：就这一次——然后永远不再吃。
ZEIT：当时吃了什么？ Singer：据我回忆，是鹅肉。
ZEIT：29 岁时，您在 1975 年出版了《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仅首版就售出超过 50 万册。在研究期间，您阅读了包括农民专业期刊在内的资料。 Singer：那里写得非常直白。比如，如果把五只产蛋鸡关在一个笼子里，死亡率确实会上升。但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样做仍然有意义。人们可以看到，试图让肉类、鸡蛋和牛奶生产成本越来越低的做法，导致动物遭受的痛苦越来越多。
ZEIT：您当时还参观了农场。为什么农民们允许您进去？ Singer：我给他们写信说我对新的动物育种方法感兴趣。我当然没有说自己是动物权利活动家。我没有骗他们，但也没有全面告知我的目的。农民们出奇地乐于提供信息。他们对自家农场的效率感到非常自豪。我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种开放态度。
ZEIT：在这些访问中您经历了什么？ Singer：情况和我预想的一样糟糕。我参观过一家小牛养殖场。我感觉那个养殖者对他所做的事情感到愧疚。他说：“你知道，这些动物其实是婴儿，它们很想吮吸母亲的乳房。”然后他把大拇指放到一只小牛嘴里——小牛便开始疯狂地吮吸。
ZEIT：对您来说，人类受苦和动物受苦是否有区别？ Singer：我认为人类的生活通常比动物更丰富、更充实。由于我们的智力，人类可以创造更复杂的文化形式，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未来和死亡有所设想。相比于动物，我更倾向于拯救一个人。但动物同样能感受到痛苦。当你虐待它们时，它们也会受苦。这种痛苦最终与我们的痛苦具有相同的伦理权重。我们有责任减轻这种痛苦。
ZEIT：1992 年，您在一次针对猪舍的抗议行动中被逮捕，该猪舍的共同所有者是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 Singer：我们从一名员工那里听说，猪被锁在脖子上的链条上，而且链条非常短。有些动物身上有开放性伤口。当时猪舍的安保没有现在这么严密。我们深夜潜入，在猪的对面把自己锁了起来。太阳升起时，我们通知了媒体并报警。
ZEIT：您被处罚了吗？ Singer：我们因非法侵入住宅被判处罚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 50 美元。
ZEIT：现在回顾过去：您对您在改变人们看待动物的方式上所取得的成就满意吗？ Singer：一点也不。说实话，我感到相当沮丧。
ZEIT：动物权利组织 Peta 的联合创始人英格丽德·纽科克（Ingrid Newkirk）曾说过，您的
照片：Robert Pearce/Fairfax Media/Getty Images
书才让她成为了活动家。而且：“它永远地改变了关于动物对待方式的探讨。” 一个人其实不能对此有更高的期望了。辛格：这本书能触动一些人是很美好的。直到今天，我偶尔还会收到人们发来的电子邮件，告诉我他们不再吃肉了。尽管如此，我必须说我失败了。目前生活在工业化畜牧业棚舍中的动物数量，比书出版当年要多得多，肉类产量也增长了三倍多：每年 373 百万吨。因此，动物如今遭受的痛苦比那时更大。我低估了大多数人在面对食物问题时是多么保守。ZEIT：作为采访者的我们两人也都吃肉。这让我们成了坏人吗？辛格：通过食用工厂化养殖的肉类，
您在做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不过，也可能是您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做了很多好事，从而抵消了这一点。那样的话，我会修正我的判断。但除此之外：是的。ZEIT：您在过去多次论证，一只黑猩猩拥有比某些残疾人更大的生存权。辛格：这不对。ZEIT：不对？辛格：我说的是那些有严重限制、完全没有自我意识觉知的重度残疾人。而不是指像唐氏综合征这样可能伴随高生活质量的残疾人。ZEIT：您能理解这类对比在许多人听起来非常冷酷吗？辛格：冷酷？ZEIT：您在这里所说的是：仅仅是“人”这一身份，并不足以获得完整的生存权。辛格：
人类的生命比一只蚂蚁的生命更有价值。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它原则上应该比一只健康的黑猩猩——一个比认知严重受损的人拥有更清晰自我意识的生物——的生命更有价值。对我来说，人类的生命并非神圣不可侵犯。ZEIT：您是如何开始思考这个话题的？辛格：20世纪80年代，我是墨尔本的一名教授。当时我在大学里经常与在城市新生儿护理站工作的医生打交道。他们经常治疗那些遭受
广告
脊束裂（Spina bifida），这是一种脊柱畸形，脊髓管未能完全闭合。医生们为这些婴儿进行手术以关闭开口。但随后他们发现，有些孩子在接下来的多年里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医院，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新手术和干预。对于父母来说，这难以忍受。这些孩子患有失禁，无法控制排尿和排便。不少孩子的脑部会出现积液，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
ZEIT：所以医生认为，让新生儿在早期就死去会更好？
Singer：当时在英国有一位医生，开始在面对极严重病例时不再维持婴儿的生命。具体来说，就是不再关闭伤口。如果发生感染，也不给予抗生素。也就是说，人们不再试图阻止死亡，但婴儿是在缓慢且痛苦的状态下死去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些孩子在六个月后才死亡。
ZEIT：您认为应该更快地结束这些婴儿的痛苦？
Singer：所有这些痛苦的意义何在？我觉得这很难理解。
教会说：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德国《基本法》说：人性尊严不可侵犯。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则持有不同观点。尤其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他因此遭到了猛烈抨击。《镜报》（Der »Spiegel«）的标题是：《冷酷的前瞻者》。《卫报》（»Guardian«）的标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男人》。《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则将他比作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博曼（Martin Bormann）。
在安乐死比今天更具争议的时代，辛格就支持“应请求而杀”。他甚至走得更远：他要求，应当能够结束那些没有表达过该愿望的人的生命。甚至是那些根本无法自主表达愿望的人。例如，新生儿科中患有最严重疾病的婴儿。
ZEIT：您的母亲在生命末期患有严重的痴呆症。就像一个患有极严重智力障碍的人一样，她不清楚自己是谁。您是否希望她能早些结束生命？
Singer：在我母亲还健康的时候，她希望如果她失去了认知能力，就让她死去。她当时还是一家自愿安乐死协会的成员，尽管这在当时的澳大利亚是被禁止的。不过，当时确实出现过一种具体情况，我们需要决定是否停止治疗并让她地真正地死去。
ZEIT：当时她的痴呆症是否已经非常严重了？
Singer：她卧床不起。她既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姐姐。她基本上只是躺在那里，当感到疼痛时偶尔呻吟。后来她患上了肺炎，医生起初没有给她用抗生素——只给她输液，使用吗啡来减轻她的痛苦。这样的话，她支撑不了多久。在那一刻，我准备让她死去。我想：这就是她本人希望的结果。但我的姐姐反对。
ZEIT：而您没有以此为准
坚持，并获得认可。辛格：如果我的母亲感到痛苦，我会那样做。但她当时并不痛苦。而且对我来说，与我妹妹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直很重要。我不想危及这一点，不想冒与她产生冲突的风险。因此，我们还是让她接受了抗生素治疗。我的母亲在那之后又活了几个月。
《时代周刊》 (ZEIT)：您几乎一生都在用您的言论和哲学判断来挑衅。我们昨天与您的一位老友、生物伦理学教授朱利安·萨武莱斯库 (Julian Savulescu) 进行了交谈。他说，现在您不再那么做了：您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们感到反感。为什么？
辛格：我现在仅仅是试图让尽可能多的人为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捐款。而我发现，我那些最具挑衅性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反而成了一种障碍。曾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挑战基本的社会-
ZEIT LEO！
这款针对 7 到 13 岁男孩女孩的《时代》儿童杂志将带他们开启一场冒险之旅——在提供娱乐的同时，潜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并鼓励他们阅读。
仅需 1 欧元特价，即可获得一本包含独家《格雷日记》页面的刊物！
»The Life You Can Save«。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极其高效的非政府组织（NGO）。ZEIT：前段时间您获得了奖金高达 100 万美元的贝格鲁恩奖（Berggruen-Preis），您将全部奖金都捐了出去。您目前如何生活？Singer：我和妻子住在墨尔本郊区的一栋小房子里，那是之前一名教师的房产，有两个卧室，花园里还有一个独立的小工作室，我将其用作书房。ZEIT：您是否曾有过这种感觉：我为自己留了太多的钱？Singer：是的，有时我觉得我们本可以捐更多，尤其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我不再需要很大的
缓冲资金。但我将我拥有的一切都与妻子共享。而对于她来说，比起我，她更认为给我们的孩子和孙辈留下一些遗产是更为重要的。
如今已经有了两个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一个是人类，一个是人工智能。三年前，一名博士生在一次会议上询问他，用他的文本来训练一个语言模型是否具有意义。这样在未来，那些想要寻求他的建议或想与他辩论的人依然可以找到他。目前，“Peter Singer AI”已经上线。如果在那里输入问题“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它会建议一种游戏，其中包括：“用一个小小的友善举动给某人带来惊喜，例如帮他买杯咖啡。”然后，这个人应该为另一个人想一个友善的举动。
“看到正面行为如何传播，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时代周刊》：您刚刚年满 80 岁。您的妻子在之前的一次访谈中告诉我们，您现在的工作强度比以往人生中任何时候都要大。 辛格：她也总是对我这么说。 《时代周刊》：您感觉到自己的年龄了吗？ 辛格：我更容易感到疲倦了。而且最近我的妻子和我都注意到，我忘记名字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即使是对我很熟悉的人也是如此。我问了 Claude（Anthropic 公司的聊天机器人），这是否是失智症的早期迹象。Claude 说：不，老年人忘记名字似乎是很正常的。但当然，这确实很令人烦恼。 《时代周刊》：您经常思考关于自己死亡的问题吗？ 辛格：我年纪越大，就越关注这个问题。我的姐姐去世了，我的姐夫也去世了。大部分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我签了一份预先医疗指示，这样如果我像我母亲那样患上严重的失智症，我就不会被不必要地维持生命。 《时代周刊》：您恐惧吗？ 辛格：死亡在到来时定是不受欢迎的。我害怕失去我的认知能力。但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承受痛苦。幸运的是，我不需要那样。我在澳大利亚所在的州已经将安乐死合法化了。如果我患上不治之症且依然拥有认知能力，我将能够平静地死去。在由我自己决定的一刻。我将不必遭受痛苦。
国际法已经死亡，整个国际法都死了吗？绝非如此！荷兰的一个地方——海牙，这座国际司法之都，证明了国际法机构即便是在危难时刻也是多么宝贵。在过去的几周里，所谓的菲律宾“禁毒战争”的幸存者，以及刚刚从利比亚酷刑营的虐待和奴役中逃脱的难民，填满了法院的大厅。随着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出现，一位前国家元首真实地站在了法官面前。在一些感兴趣但并非总是有充分信息的圈子里，目前的国际法被宣布为已经失效且毫无作用。其缺陷（以及曾经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整个国际法和人权项目已经失败，那将是一个错误。国际刑法是国际刑事司法秩序中的一个重要论坛，负责对那些应对反人类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负责的军方和政客进行刑事调查、起诉和审判。可以说，它是国际法的精准聚焦，会对国际法违规者产生潜在的严重后果。国际刑法主要由各国国内法院适用，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是在犯罪发生地以及犯罪者和受害者生活的地方。一个关于此类国内清算的卓越例子是阿根廷法院针对 1976 至 1983 年军政府独裁时期罪行的审判。自 2005 年以来，数百名军方人员、情报机构成员、警察以及个别企业家因酷刑和导致 30.000 人失踪而被定罪。即便是以右翼民粹主义著称的总统哈维尔·米莱最近也未能成功阻止这些程序并为军方提供特赦。在将军豪尔赫·拉斐尔·维德拉发动政变的 50 周年之际，3 月 24 日，一百万人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反对这一企图。在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在个别案例中适用所谓的“世界法原则”——即即使犯罪行为发生在本国领土之外，法律上仍具有启动程序 Possibility。2022 年 1 月，科布伦茨高等法院对一名叙利亚上校因阿萨德政权的酷刑罪行而进行定罪，被全世界视为普遍刑事追诉的模范案例。人们希望此类程序能从长远上助力于叙利亚的社会变革和对大规模不义行为的清算。与此同时，德国司法部门的表现仍未充分发挥其潜力。
照片（节选）：Getty Images
许多人现在认为国际法已失效。但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证明了自己具有惊人的韧性。 冯·沃尔夫冈·卡莱克 和 安德烈亚斯·舒勒 著
（接前文）... 许多其他当前的冲突和犯罪综合体迄今为止几乎未被触及。全球的核心刑事法院——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 (IStGH)，主要在国家司法系统失效或受到政治阻挠时才发挥作用。正因如此，它经常与权势者发生冲突。自从 2002 年夏季开始工作以来，该法院已多次被认为已没落。联合国五个否决权国家中的三个（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以及印度、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等其他重要国家，从未加入该法院的章程；所有这些国家都担心——而且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自己会被送上法庭。不过，国际刑事法院也对在缔约国领土上发生的此类犯罪具有管辖权。由于巴勒斯坦和乌克兰都承认该法院的管辖权...
由于承认了这些条款，针对来自非缔约国（如普京或内塔尼亚胡）的政治人物的逮捕令得以发布。然而，中国只是简单地不出席法院，而俄罗斯和美国则在正面攻击海牙司法机构。俄罗斯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判处了 2022 年参与签发针对弗拉基米尔·普京逮捕令的八名法官和首席检察官长期监禁。美国早在乔治·W·布什任职期间，就敦促 100 个国家签署关于美国公民豁免权的双边协议。通过《美国服务成员保护法》（即所谓的《海牙入侵法》），美国在 2001 年授权自己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保护美国人员免受法院的管辖。在唐纳德·特朗普就任后，情况变得真正严峻。在他第一次任期内，他对当时的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Fatou Bensouda）及另一名员工实施了制裁。他的第二次任期始于首先对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实施制裁，随后在去年期间对八名法官以及两名副首席检察官实施制裁。其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任何推进针对美国盟友或美国公民调查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这些制裁针对的是在针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当时的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Joaw Galant）案件中做出决策的人员，以及可能涉及中央情报局（CIA）秘密监狱的阿富汗调查。对于被制裁人员的后果包括禁止进入美国、冻结其银行账户和资产，以及全面的金融和服务禁令。制裁还波及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Francesca Albanese）以及三家最重要的巴勒斯坦人权组织。特朗普的法令导致美国专家无法再有效地
菲律宾 前总统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于 2025 年 3 月 在马尼拉被捕 并被引渡至 海牙
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已有 逮捕令在案
与海牙检方沟通并提供证据。公民社会组织正在为生存而战。虽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其他组织对此提起诉讼，但恐吓效果是巨大的。7 月初，美国国务院再次威胁其他继续支持刑事法院的国家。
正是在这个决定性的阶段，检方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因为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因被指控对一名女员工实施性骚扰而受到调查。2026 年 6 月初，他被成员国相关机构停职，关于其被解职的最终决定即将做出。他处理这些指控的方式——向相关人员施加巨大压力以及将指控政治化——可能会让他丢掉官职。这是一个同样令人悲哀且具有代表性的中期总结：海牙的三任首席检察官中有两名是男性，且两人都面临严重的虐待指控。
然而，在这些月份里前往海牙的人——例如去年 12 月参加缔约国大会或 5 月参加利比亚预审的人——会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场所，这里充盈着一种令人产生希望的精神。尽管面临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攻击，检方和法院仍在全力以赴地调查俄罗斯在乌克兰以及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战争罪行。看起来，法院能够承受压力并克服恐惧。
广告
本刊杂志
战争罪行： 针对 弗拉基米尔·普京 也已发出 逮捕令
在此之前，面对强大国家采取不受欢迎的决定时，人们的勇气在消减。该法院目前获得的支持，起到了一种鼓励和赋能的作用，使其能够坚定地走下去。这将显著提高全球认可度，减少双重标准，并推动国际法的执行向前迈进一大步。对于遭受严重国家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来说，海牙的法院是一个希望之所，是对他们所承受和经历之苦的认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处理并确定责任，旨在帮助受影响的社会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和平之路，并学会如何应对系统性的暴力经历。即使在一个充满侵略战争的世界里，遏制国家间暴力的努力依然存在。一个长期
以来被各国认为不那么紧迫的罪行，涉及对侵略战争的惩罚。尽管禁止侵略战争自 2002 起就已载入章程，但直到 2010 才正式激活，且只有在严格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进行调查。例如，攻击国必须同意调查，这与其他所有类型的罪行不同。阻碍这一发展的主要国家是法国和英国，作为联合国否决权持有国和在国际上活跃的军事强国，它们希望限制该法院的影响力。目前，缔约国计划在 2029 年前完成一项改革。鉴于违反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行为大规模且日益增加，人们希望能够找到足够数量的、处于具体或抽象危险之中的国家，以促成这项改革。但由于漏洞依然存在，
各国目前成立了针对乌克兰侵略罪行的特别法庭。实际上，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院正是为了防止针对单一冲突而不得不不断创建新的特别法院。此外，还存在选择性司法公正的风险：因为对于许多其他侵略战争，并没有建立类似的法庭，而且以后可能也不会建立。因此，在国际刑法的发展中，这一特别法庭更像是一次后退，尤其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作为现任国家元首，在那里享有豁免权，而如果在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根据章程他将不享有此类豁免权。不过，在聚光灯之外，该法院在许多较少受到关注的案件中也处于活跃状态。今年，将开始审理针对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其所谓的“禁毒战争”中犯下反人类罪的案件，以及针对一名在德国被捕的利比亚军阀的案件。在杜特尔特的案件中，涉及大量受害者。而利比亚的诉讼程序
其影响一直延伸到欧洲，因为部分受害者在逃离酷刑营和奴役的过程中，被欧洲边境执法人员截获并被重新移交给利比亚加害者。随后，他们再次遭受性剥削和强奸，被强征入民兵组织并被奴役，所有这些都伴随着酷刑以及严重的身体和心理暴力。该案例阐明了国际罪行与欧洲移民政策之间是如何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近期，法院发出的逮捕令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大多数处于保密状态。调查国、联合国调查组与刑事法院之间的合作在不断改善，尽管意大利更倾向于出资将另一名利比亚军阀护送回的黎波利，而不是送往海牙，或者
联邦总理默茨正在深思是否要邀请被逮捕令通缉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接连不断的坏消息和阴郁的预言中，所有这些具体且成功的进展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为了再次明确地指出：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情况非常糟糕。战争、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行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摧毁了整个地区。这一议题在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期间就已是当前的焦点。当时人们反复质疑，对公正的期望是否过高，因此是否应该放弃对制度性不公正进行法律上的处理。然而，面对如此戏剧性的事件，人们在运用刑法时只能怀有一种谦卑之情，正如以奥斯威了戏剧《调查》而闻名的作家彼得·魏斯在评估奥斯威了阴影下语言的局限性时所表达的那样，“使用这些几乎不再起作用的手段，总比沉默和惊愕要好”。揭露罪行、点名加害者结构，以及让幸存者、死者及失踪者的亲属能够作为这一程序的积极主体出现，这些措施过去是且现在依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并且对于受影响社会的未来以及一个更文明世界的未来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沃尔夫冈·卡莱克 (Wolfgang Kaleck)，65，是一名人权律师，也是柏林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 (ECCHR) 的共同创始人。
安德烈亚斯·舒勒 (Andreas Schüller)，46，是一名人权律师，且是 ECCHR 的共同项目负责人。
关于第 30 期
禁言 德国社会民主党 彻底失败了
Holger Stark：关于“掩盖风险” ZEIT 第 30 期 Caterina Lobenstein 论住房短缺 ZEIT 第 30 期
关于全职雇员、有固定工作却无房可住的 Micha Neumeier 的专题报道深深打动了我。住房匮乏是我们社会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对我们民主、自由的共处产生了危险的影响。住房应当成为国内政治的核心议题！ CLAUDIA WEISS，通过电子邮件
遗憾的是，我们的政治家在应对住房滥用方面毫无作为。越来越多的公寓仅以极高的价格进行短期带家具出租。此外，我们的政治家还将无数社会住宅低价贱卖。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声称要创造可负担的住房，但却彻底失败了。我对人们纷纷听信德国选择党的说辞并不感到惊讶。遗憾！ JOSEPH ZENZ，慕尼黑
阅读这篇文章，特别是关于社会住宅建设减少和公益供应商下降的部分时，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我们现在生活的真的还是“社会”市场经济吗？我认为我们在自欺欺人。而且而且极其严重！ WOLFGANG MICHEL，瓦尔德姆斯
基于在东德经历住房短缺的经验，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是要求国家建设住宅。除了管理不善之外，国家本身就通过各种规定提高了建筑成本，这些规定虽然有助于气候保护、安全等，但往往过于激进。那么，为什么总是在像念经一样呼唤国家出手？ MANFRED MENGEWEIN，阿恩斯贝格
Iryna Fingerova 论从第 1 天起即可请病假 ZEIT 第 30 期
Iryna Fingerova 关于从第一天起即可请病假的思考触及了本质。她指出了一件长期以来让我深感担忧的事情：人性与真正团结的消失。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过度劳累者、精疲力竭者和身心俱疲者的国家。我至今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因为该党曾经代表上述价值观，但看到它现在似乎在参与这场闹剧，我觉得令人羞愧。 TOBIAS ROLLER，奥
这篇文章让我无言以对。它描述了雇员生活中最黑暗的戏剧性场景。然而，难道要小企业主和中型企业主来承担我们所有的情绪需求吗？顺便说一句，他们自己通常既没有六周的假期，也没有 38,5 小时工作制……
KARIN BRANDT，巴德埃森
附件提示
今日刊物的部分印量包含以下公司的出版物： BDSK Handels GmbH & Co. KG, 97084 维尔茨堡；XLDK Handels GmbH und Co. KG, 97084 维尔茨堡；XLDP Handels GmbH und Co. KG, 97084 维尔茨堡
广告
»既有政党不希望给德国选择党 (AfD) 带来更多关注«，您这样写道。这听起来是个很好的计划！然而，《时代周刊》(DIE ZEIT) 自身却在封面页用一张照片作为吸睛之作，给予了德国选择党最大的关注！这是给德国选择党竞选经理的一份大礼。 HEIKE KLEIN, FLEIN
毫无疑问，封面页上那个孩子般微笑、挥舞小旗的蒂诺·克鲁帕拉 (Tino Chrupalla) 和那个恶魔般冷笑的艾丽斯·魏德尔 (Alice Weidel) 确实吸引了注意力——而随后的第二页文字则提供了迫在眉睫的阐明，告诉我们如果德国选择党执政将会面临什么：被遮蔽的危险！抵抗势在必行。
HANS-DIETER SCHABRAM, BERLIN
报道是可以的，但请不要在如此显眼的位置为这个政党做广告！
RENATE FRÖHLICH, FRANKENBERG
人们简直无法停止惊讶。在部分情况下违宪的德国选择党 (AfD) 竟然如此笃定地想要接管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政府。而我们怎么做？就这么看着？等到下次选举？究竟还要发生什么，联邦公民才会觉醒？ 是的，我对这个联邦政府也不满意。是的，沟通可以做得更好。而且是的，情况将变得艰难。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但这能成为投票给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理由吗？
FRANK ELLERSIEK, HAMMINKELN
我们指责前几代人选择了沉默地旁观，而我们自己的行为却完全一样。我们到底还想旁观多久，并表现得仿佛这一切与我们无关？我们想让彩虹旗被禁止吗？我们想看到惊恐的孩子被暴力地从教会避难所中带走吗？我们想要一种践踏人性价值并将其冠以»文化革命«之名的激进主义吗？ 有许多人在反抗。让我们效仿他们吧。这确实可能成为一场文化革命
足球具有重大意义。它跨越所有边界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尽管彼此之间存在诸多分歧。规则是神圣的，必须被遵守。约翰内斯·施奈德 (Johannes Schneider) 几乎是以一种充满爱意的方式，阐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唐纳德·特朗普不屑于规则，这并非新闻。正因如此——且理应如此——他激怒了全球的球迷和足球协会。但我并不认为，恰恰是因为这件事，公众才更清楚地意识到，当特朗普破坏规则时，世界在多大程度上陷入混乱。他的政策已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害，以至于对世界杯产生影响已不再关键。更不用说，还有许多其他不遵守任何规则的统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只是其中之一。他们只是没有那么笨拙，没有干涉到足球之中。 雷吉娜·斯托克 (REGINA STOCK)，基尔
你们误解了。这不过是一个热爱足球的政府首脑，他对自己
封面主题：关于德国选择党的集体沉默 ZEIT 第 30 期
...这种情况被预演——但与一些德国选择党支持者所主张的情况不同。
卡琳·德·格罗特 (KARIN DE GROOT)，通过电子邮件
那么，亲爱的作者们，积极的一面在哪里？你们堆积了一整座噩梦之山，在你们看来，如果德国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这些噩梦可能会变成现实。你们是否根据那些微小或较大的碎片，寻找过哪怕不是真理、但至少是现实感的线索，这些线索甚至可能隐藏在该党的言论或纲领中：例如那些非政府的、通常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组织野蛮生长，并获得了大量的国家资金资助；而那些偏向红绿阵营的主流媒体，即便触及右翼倾向的思想，也是小心翼翼地对待…… 医学博士 乌尔里希·皮奇 (DR. MED. ULRICH PIETSCH)，尼达
民主政党在公开场合对此保持低调——即在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能够防止这个部分具有极右翼色彩的政党掌控州内机构——这完全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必须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不过，在此事上保持透明将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因为这会助长右翼民粹主义的叙事，即所谓的“旧政党卡特尔”想要撤销“人民”预期的投票结果。这样煽动起来的不信任感将为德国选择党提供额外的推动力。 吕迪格·保罗 (RÜDIGER PAUL)，韦德尔
“旨在通过其目标或其支持者的行为，损害或消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危害联邦共和国生存的政党，均为违宪政党”（《基本法》第 21 条第 2 款）。负责此事的联邦宪法法院何时才能最终受理此事？这是决定性的、紧迫的问题！
法学博士 托马斯·布德 (DR. JUR. THOMAS BUDDE)，梅青根
在后台演练各种方案并准备诉讼是件好事。最好
约翰内斯·施奈德：《违规》 ZEIT 第 30 期
与自己的国家队产生认同。这有什么错呢？毕竟美国为了举办这次世界杯投入了巨资。通过极其廉价的门票，这正是为了大众而举办的世界杯。因此，两个志同道合的国家或协会首脑达成一个小交易，是顺理成章的。关于饮水休息时间的安排已经执行得非常出色了。所以请不要人为地制造焦虑。美国队反正已经出局了。就此翻篇吧：保持冷静，继续比赛——最重要的是，不要在对方倒地后补刀。 阿希姆·博特曼 (ACHIM BOTHMANN)，汉诺威
政府首脑们未能成功做到的事情，被比利时足球队实现了：他们在世界杯上以 4 : 1 压倒性地击败了美国队，并且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向这位世界上大概是最强大的规则破坏者展示了他的界限。欧洲那些胆小怕事的政府们是时候效仿这一榜样，更加坚定地对抗唐纳德·特朗普了。
赖纳·戈宁 (REINER GORNING)，汉堡
在动荡的时代保持全局视野，并节省 34 %。在 13 周内阅读《时代周报》（ZEIT）的优秀报道、深度分析和精彩辩论——无论是印刷版还是数字版。每月可随时取消订阅。 立即获取所有订阅优惠：www.zeit.de/13wochen 或致电 040/42 23 70 70*
然而，如果不仅是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被认定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 (AfD) 能及时被联邦宪法法院禁止，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如果甚至没有人尝试去禁止一个新民族社会主义政党，那么关于“防御性民主”的议论还有什么意义？《基本法》明确规定，对于敌视民主和人权的政党应予以禁止。在我看来，这两点毫无疑问地适用于德国选择党，而且至少在过去十年里就是如此。
乌尔里希·维尔梅斯博士 (DR. ULRICH WILLMES)，帕德博恩
政客们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德国应该是一个防御性民主国家。但现在他们必须证明这一点，而不是因为担心在联邦宪法法院败诉就像兔子盯着蛇一样惊呆了。对此，基社盟 (CSU) 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在申请禁令时，应集中于被认定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州级协会（如图林根州）。前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温弗里德·鲍斯巴克 (Winfried Bausback) 强调，这样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现在仍然有时间去抵御这种危险——即民主通过民主选举而被废除，就像当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所发生的那样。
贝尔恩德·希拉 (BERND HILLA)，格罗斯奥斯特海姆
我从未听过这个政党对非常具体且紧迫的问题给出答案，例如针对日益严重的干旱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损失（特别是在共和国东部）的应对方案。面对地下水位下降及其对农业、工业和私人家庭水资源平衡造成的影响，这个政党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我认为，即使是这个政党，也应该关心如何让草地和森林保持绿色！但很可能在反抗一切“被绿色政治污染”的条件反射中，他们缺乏提出不符合其宣传概念的措施的能力。
乌尔里希·沃斯纳 (ULRICH WÖSSNER)，魏尔-哈尔廷根
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力量国家的总统，竟然因为一张他之前根本不明白其含义的红牌而干涉一场足球赛。他在红地毯上接待一名战争罪犯，并想要将伊朗这样一个国家炸成平地——他显然根本不了解伊朗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海峡，并且称其领导人为“人渣”。250 年后，美国将走向何方？我们对美国的亲近（通常也包含好感）又该安置在何处？这个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为我们德国人打开了世界之窗，并在我们输掉一场战争后为我们撑起了保护伞——尽管如此，它对这里的许多人来说依然是陌生的。
维尔弗里德·莫默特 (WILFRIED MOMMERT)，柏林
现在这种违规行为被广大公众注意到，而且（终于）波及到了足球领域，这可以被赞美为上帝的馈赠，也可以被哀叹为自由世界及其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现状的象征。
扬·蒂莫·格伦德曼 (JAN THIMO GRUNDMANN)，不来梅
更多读者来信请参阅： blog.zeit.de/leserbriefe
有时会泄露一些关于立法计划的细节，结果反而阻碍了原本必要的措施。据我所知，这并非由于《信息自由法》所致，而是内部泄密者的所为。尽管我支持保护公职人员免于过度负担，但我怀疑，计划中的《信息自由法》改革背后并非为了精简行政，而是为了让某些人在暗中进行游说接触、赚取兼职收入或从事其他勾当。否则，这次“改革”的措辞本应更温和。 ——彼得·塞尔克博士 (DR. PETER SELMKE)，博伦 (BOREN)
政治家最恐惧的莫过于真相大白。
彼得·霍夫施特特 (PETER HOFSTÄTTER)，杜塞尔多夫 (DÜSSELDORF)
选民是主权者，最终决定谁以什么样的组合在有限的时间内主导局势。如果中间派政党想要限制《信息自由法》(IFG)，这绝非为了透明度，而是对民主的公开冒犯！ ——费利克斯·比克 (FELIX BICKER)，埃森 (ESSEN)
1871 年德意志帝国成立。那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创建，并非源自人民。这一致命的结构性缺陷在随后所有的国家构建中一直存在。唯一重要的是国家，而公民（主权者！）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毫无意义。需要掩盖的事情就会被掩盖。真是太好了，竟然还存在刑法典 (StGB) 第 188 条，该条款涉及对政治人物的侮辱、诽谤和中伤。利用职位的尊严，人们甚至可以让最后一个批评者闭嘴。
——格德-吕迪格·埃德曼博士 (DR. GERD-RÜDIGER ERDMANN)，帕滕森 (PATTENSEN)
也就是说，今后查阅档案的费用将相当于一辆可靠的二手车，这样公民就根本不会产生什么“愚蠢”的想法。理由是：精简行政。这就像是为了解决工具架杂乱的问题而把我的车库给烧掉一样。 ——彼得·海因里希·穆勒 (PETER HEINRICH MÜLLER)，沙因费尔德 (SCHEINFELD)
所谓的“大联合政府”是否想为德国选择党 (AfD) 铺路？削减《信息自由法》的人，是在削弱民主监督的核心工具。如果德国选择党 (AfD) 有朝一日承担政府责任，一部强大的《信息自由法》将成为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屏障。因此，《信息自由法》不应被削弱，而应被加强——并作为透明度要求写入基本法。
——吕迪格·魏格尔 (RÜDIGER WEIGEL)，明登 (MINDEN)
您的读者来信
可通过电子邮件地址 leserbriefe@zeit.de 最快地传达到我们手中。 提交信件即表示您同意在《时代周报》(ZEIT)、其数字化版本以及 www.zeit.de 上公布您的姓名和居住地并发表您的信件。 您作为发送者对内容负责；编辑部保留筛选、删减和编辑处理的权利。
插图：Edmon de Haro 为 DIE ZEIT 绘制（使用照片：Getty Images）
当吉娜娜·荣曼（Gianina Jungmann）在 2 月份于下萨克森州的布赫霍尔茨（Buchholz）开设她的家庭医生诊所时，涌入的人群非常之多。部分新预约在几分钟内就被订满了。该地区缺乏太多家庭医生，导致过多患者无法获得充足的医疗服务。为了应对这种冲击，荣曼寻求了帮助——来自人工智能的帮助。如今，她的诊室桌上放着一个蜘蛛形状的小麦克风。它记录着与患者的对话。无论是关于腹泻、高血压还是一个倦怠症（Burn-out）病例：AI 都在倾听。只需按下按钮，系统就会将对话进行书面总结。按照一般信息、病史、生命体征和检查结果地整洁分类。这位 36 岁的人表示：“以前对话结束后，我通常还需要五分钟来进行记录，而且即便如此也不够详尽。”现在
她节省了一些时间，从而能够多接诊几位患者。为此，荣曼信任的并非随便哪个 AI，而是来自 Doctolib 的 AI。这家法国公司主要以通过在线和 App 撮合医生预约而闻名。但它早已不满足于此。如今，医生可以通过 Doctolib 管理其整个诊所、存储所有患者数据并与同事沟通。Doctolib 的 AI 可以接听电话、管理预约日程，以及记录诊疗过程。德国区负责人尼古拉伊·科莱夫（Nikolay Kolev）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欧洲医疗行业的技术骨干。”令医学界高兴的事，却让数据保护主义者感到担忧。毕竟，该公司“在过去就因为不够消费者友好的行为而引起关注”。无论如何，联邦消费者组织协会（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的卢卡斯·奥尔（Lucas Auer）就这样表达道。他目前正与 Doctolib 在法庭上就该平台是否允许自动向法定医疗保险患者提供自费者预约而进行争论。AI 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冲突点。虽然人工智能在某些办公岗位中早已成为常态，但德国医疗系统在这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大约每七家诊所中才有一家在使用。但这种情况可能会迅速改变。这不仅是由 Doc-
不仅仅是 Doctolib，政界也是如此。据称，在两年内，AI 将在超过 70 ％的诊所、医院和护理院中接管文档记录工作。这是卫生部长 尼娜·瓦肯 (CDU) 在春季的数字化战略中设定的目标。这听起来确实不错：AI 将为医生减轻烦人的文书工作，并减轻诊所助理的负担。但这种应用是否符合患者的利益？毕竟，这里涉及的不是制作一个 PowerPoint 演示文稿，而是敏感信息。没有什么比个人的健康状况更私密了。人们可能会公开谈论一次感冒，但性传播疾病、心理问题或人工流产怎么办？当 AI 在倾听时，这些敏感信息会发生什么？数据存储在哪里？谁有权限访问？Doctolib 对这些数据有什么打算？
五月初，尼古拉·科列夫在柏林的办公室里抽出时间进行一次谈话。办公桌上方挂着英国国旗，自助餐台上残留的焗豆正在干涸。前一天晚上，他们在这里庆祝收购了一家英国公司，该公司不仅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进入英国市场，还将让他们获得进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的渠道。自 2013 年成立以来，这家法国预约平台已经扩张到了三个国家：除德国外，还进入了意大利和荷兰。因此，它在短短六年内就成长为一家“独角兽”公司，即估值超过 10 亿欧元的初创企业。如今，其估值已达到 3,6 十亿欧元。据公司提供的数据，仅在德国就有 30 百万患者在该平台注册，超过了全德所有公民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可观的市场份额，也为进入一个更大的业务领域奠定了良好基础。可以这样表述：Doctolib 不想再停留在前台接待处，而是要跟随患者进入诊室。
就像在贾尼娜·荣曼的诊所里一样。AI 在她与患者交谈后生成的总结，有时非常详尽，有时则较为简洁。荣曼对此没有影响力。当然，她仍必须检查该文档。例如，AI 在处理药物名称时仍然感到困难。荣曼自己在检查时有时也会忘记大声说出操作内容。当她默默地触诊患者腹部时，AI 无法记录任何内容。但总的来说，她是满意的。“这样我就能重新完全专注于与患者的交谈，”她说。尼古拉·科列夫认为，通过使用 AI，每家诊所每周最高可节省 10 个工作小时。一年下来相当于 8.000 个医生岗位，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变化，这将非常有帮助。如今该国的医生短缺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未来数量本就有限的医生将不得不照顾更多的患者。“我们希望为此做出贡献，消除医疗供应瓶颈，”科列夫说。像曼努埃尔·霍夫曼这样的批评者对这个计划的看法则不那么乐观。“目前，医疗保健领域 AI 的潜力正被……”
“效率的提升被高估了，而对患者的影响则被低估了，”德国艾滋病援助组织（Deutsche Aidshilfe）的数字化专员说道，他已经深入研究过这一主题。他认为，如果医生亲自记录笔记，而不是让人工智能（AI）来完成这项工作，确实是有其优势的。通过这种方式，医生能够反思对话内容，并对症状进行再次思考。不久前，一位美国急诊医生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一篇随笔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她发现自己不再那么专注地倾听了，因为她知道 AI 正在录音。医生注意力降低是一个方面，另一个事实是，有一家科技公司在诊疗室里偷听。不过，这并非完全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发生。吉亚尼娜·容曼（Gianina Jungmann）通过候诊室的告示告知患者 AI 的使用情况，并通过在数据保护协议上增加一项签名来获得患者的同意。在 650 名患者中，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人请求不要用 AI 录音。但这并没有让曼努埃尔·霍夫曼（Manuel Hofmann）感到惊讶。他认为，作为患者，人们很容易信任一名想要使用现代技术的医生。“但请问问自己：如果这段对话被公开，您会有什么感受？那么您的评估结果就会截然不同。”尼古拉·科莱夫（Nikolay Kolev）指出，他的公司有其自身利益来“尽可能地保护患者数据”。
商业成功取决于此，其格言是：一次数据泄露，医生和患者的信任将荡然无存。 但令患者不安的可能是：Doctolib 之前确实发生过数据泄露。2020 年中期，黑客据称通过一个安全漏洞获取了至少数千次预约的访问权限。根据混沌计算机俱乐部（Chaos Computer Club）的说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追溯到 1990 年患者曾就诊于哪些医生。如果是在门诊期间录制的信息发生这种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
科莱夫保证，门诊数据存储在德国和法国的服务器上。
[[IMG_XXXX]] 百分比 据联邦政府要求，德国的诊所、医院和护理院很快将使用 AI 进行文档记录。
但对于患者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公司将数据存储在哪里，还有公司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去年，Doctolib 已经陷入批评，因为它开始使用那些使用 Doctolib App 管理预约的用户数据来训练其 AI。该公司通过点击操作获得患者同意，从而利用搜索数据、预约历史、文档和医疗笔记。 根据《时代》周报（ZEIT）的调查，Doctolib 现在的做法更进一步。该公司还希望将医生与患者对话的音频记录用于训练其 AI。为此，该公司打算将这些文件保存三年。对此，它最近也开始通过 App 获取患者的同意。“为了改进 Doctolib 的服务而使用门诊语音记录，仅基于明确的同意——”
“患者的同意”，该公司在接受查询时确认。但问题在于，当人们在几周或几个月后坐在医生面前，而人工智能（AI）在记录对话时，是否还记得在应用程序中点击的那一下。数字事务负责人霍夫曼（Hofmann）表示：“患者在给予同意的那一刻，理所当然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其他事情上：他们的健康诉求。随后数据将如何被处理，以及AI模型的训练具体如何运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难以理解。”曾长期担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数据保护专员、现任德国数据保护协会（Deutsche Vereinigung für Datenschutz）董事会成员的蒂洛·魏舍特（Thilo Weichert）表达得更为激进。他说：“患者根本不清楚他们的敏感数据会发生什么。数据保护机构必须立即阻止这种行为。” 尤其是 Doctolib 在获取录音存储同意时，不仅针对用户本人，还包括其未成年子女。该公司承诺：“这些数据的处理方式将确保无法直接识别身份。”但在细则中提到的是“伪匿名化”（Pseudoanonymisierung）。这意味着，对话中的某些信息（如姓名）将被“数字代码或类似占位符”所取代。这是 Doctolib 自己的描述。在魏舍特看来，这远远不够：“这不是有效的保护。”
据其他此类 AI 服务提供商称，他们放弃使用真实对话数据进行训练。例如来自澳大利亚的 Heidi Health 公司，该公司同样开发了一款用于诊室记录的 AI，目前正准备在德国启动。它可能会给 Doctolib 带来强有力的竞争。为了防患于未然，Doctolib 正在进一步扩张其帝国。一项新功能是，在音频录制后，AI 会自动向医生显示如何对治疗过程进行计费。这款 AI 现在也定期提醒贾尼娜·荣曼（Gianina Jungmann），她还可以向患者普及器官捐赠知识，并为他们提供皮肤癌筛查。这总没坏处，而且还能获得额外补贴。
W
当德国在讨论移民进入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时，人们可以在英吉利海峡沿岸遇到一些已经向该体系缴纳费用或即将缴纳的人。然后他们消失了。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确实如此。在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一个尘土飞扬的碎石场，周围被布满露营帐篷的森林和灌木丛包围。一名年轻的库尔德人蹲在一条旧轮胎上，说他能说“施瓦本方言”。他在哪里学的？“我在接受职业培训时，我的老板跟我说施瓦本话。”什么培训？“室内装修。”在英格兰北部的利兹，火车站前的一个广场。红砖房和玻璃塔楼。另一名年轻的库尔德人来到约会地点，建议去找家咖啡馆。他想讲述他在德国的时光，那时他本应开始学习油漆工的学徒生涯，以及他在英格兰的新起点。“我想念说德语的日子，”他后来说道，“我的德语现在有点 go kaputt（坏掉了）。”两名在德国失败的移民，尽管那里可能需要他们。就像许多其他乘坐橡皮艇横跨英吉利海峡的人一样——为了在欧盟之外的英格兰，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再次尝试。2026 年上半年，本国约有 40.000 人提交了庇护申请，这是自 2012 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对于承诺采取强硬移民政策的联邦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成功。与此同时，这个国家似乎正在重新审视与那些已经在此生活的人的关系。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 (CSU) 在 2 月份将新抵达者的禁业期从六个月缩短至三个月。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在 1 月份坚持认为，对于拥有工作的被拒绝庇护申请者应提供更好的机会。联邦参议院在 3 月份要求政府给予所有在境内居住三年且其中一年在职的人员居留权——这是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并获得经济界代表支持的一项建议。然而：在英吉利海峡，人们能遇到说德语、拥有培训岗位甚至拥有工作的人。为什么这些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培养的雇员要坐进橡皮艇？
敦刻尔克
利兹
英格兰
在法国轮胎上坐着的库尔德人讲述的故事：10 岁时，他在 2015 年与哥哥一起离开北伊拉克故乡，“那时大浪潮来了，”他说，“我们就那样跟在后面。”他们在德国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但当时几乎没有人被驱逐回伊拉克。那时。
[[IMG_XXXX]] 移民在法国北岸等待橡皮艇。2025 年，在横跨海峡的过程中至少有 29 人死亡。
他们说德语，他们有过工作。然而，融入良好的庇护申请者仍被吸引前往英格兰。为什么他们要踏上这段危险的英吉利海峡旅程？ 撰文：西蒙·兰格曼 (SIMON LANGEMANN)
他的施瓦本老板在电话中讲述的故事：有一天，工作室的门开了，一个 16 岁的少年由青少年福利局的辅导员陪同站在那里。他想成为一名油漆工。于是老板首先向他展示了室内装修员的工作内容。2022 年 9 月：签署培训合同。2025 年 6 月：通过工匠考试，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个如此友善且有礼貌的年轻人，面对客户也是如此。”虽然不是顶尖学生，但在铺地板、贴壁纸、沙发翻新方面无可挑剔。就称他为 Azad 吧。他希望保持匿名，不被当局认出，就像本文所有受访者一样。因此，他学习手艺的城市也没有被提及。“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他说。但随后他的哥哥收到一封信，要求他必须在 30 天内离开这个国家。“那时...
我想：“这根本不是生活。” 2026年4月：阿扎德辞职了。老板说，他们签署了一份终止合同，以便他能领取失业金。“他毕竟缴纳了保险。” 与政府部门之间持续的压力让阿扎德心力交瘁，他几乎不吃东西。完成培训后，他再次仅获得了18个月的居留许可。他不明白：每两个手工艺人中就有一个在车上贴着寻找员工的贴纸。但阿扎德却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我的大门敞开着，”老板说，“如果他想回来，欢迎随时回来。我们相处得很好。” 尽管完成了培训，但身份地位依然岌岌可危——怎么会这样？如果相信这个年轻人的话，原因在于他和他的哥哥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缺乏护照，缺乏家人，缺乏领事馆的帮助。
巴登-符腾堡州移民部的一名发言人在接受询问时确认，在相应的居留许可法律中，“对于在18个月有效期内未能澄清身份的情况，不设进一步的例外”。哥哥坐在两米开外的一个轮胎上，讲述他曾担任砌墙工。直到那封信到来。“我的老板哭了。” 那么现在呢？“我试着在对面建立新生活，”他说，“这很困难。但必须尝试。” 小弟弟认为，他自己的居留许可（有效期至今年年底）反正也不会被延长。无论如何：“我不会丢下我哥哥一个人。” 他们每天都来到这个广场，救援组织在这里停放货车并搭建帐篷。这里有淋浴间和移动厕所，一个移动诊所，中午发放食物。此外，还有一个类似于食品巴扎的市场。薯片、可乐、三明治。救援人员建议不要去那里，经营者不容许记者进入，因为他们属于库尔德走私网络。“人们知道他们拥有暴力垄断权，”一个人说，“他们携带枪支。”
在欧洲中心，国家已经退出了。兄弟俩说，每人的过海费用为1.300欧元，包括多次尝试。他们尝试了两次，两次都被警察在启航前戳破了船只。英国政府从2026年到2029年将向法国边境执法人员支付5亿英镑，以期拦截移民。
作为记者，人们经常寻找能够代表某种更大意义的故事。然而，寻求庇护者的传记通常是矛盾的。也许阿扎德离开那个国家太仓促了？也许领事馆（未回复《时代》周报的邮件）确实想帮助这两个半孤儿，但出于正当理由而失败了？这两个来自施瓦本的手工艺人的故事——他们正等待风向减弱，以便第三次登上橡皮艇——如果这样看，那它仅仅是一个悲剧性的个案。但情况看起来并非如此。
他从伊拉克前往英国的旅程最初是这样的：土耳其，白俄罗斯，波兰，柏林，弗兰肯。他说白俄罗斯对欧洲很“愤怒” (»angry with Europe«)。“他们给我们签证。” (»They give us visa.«) 我们交替使用英语和德语交流，他在这里的名字暂定为卡万 (Karwan)。联邦移民与难民局 (Bamf) 认为他的避难申请“显然没有根据”。但在巴伐利亚州，16 和 21 岁之间的移民无论其居留状态如何，都必须接受职业学校教育。这旨在让他们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卡万在职业集成班学习了两年，他在学校的社会工作者也证实了这一点。巴伐利亚州教育部的说法是，此类班级每学年可获得最高 80.000 欧元的资助。在利兹的一家咖啡馆里，卡万展示了他在建筑工地的视频。他穿着一件白色连帽衫在自拍镜头前摆姿势，一名同事正在刷墙。这是他作为油漆工两次实习中的第一次。很快，他就获得了一个培训席位的录取承诺。
利兹 利兹
伦敦
科隆 科隆 多佛 多佛 敦刻尔克 敦刻尔克
北海
他的雇主在电话中回忆起为了卡万而与当局进行的“巨大周折”。随后，她还提到了一名将于九月份入职的伊朗学徒：“我们正战战兢兢地等待当局的批准。”但在卡万的案例中，批准没有下来。“他们拒绝了，”他讲述道。巴伐利亚州内政部的一位发言人对此解释称：如果有人作为避难申请者进入该国且未获得认可，则不得简单地工作并留下来。除非他符合法律中的某项特殊规定。例如培训容忍 (Ausbildungsduldung) 或机会居留权 (Chancen-Aufenthaltsrecht)，但这些都有严格的先决条件。如果有人获得了培训席位但没有逃难理由，可以返回原籍国并补办签证申请。卡万说，他不想冒这个险。而且当时，前往巴格达的遣返航班再次起飞。他说，由于担心，他不再在住所睡觉。有一天早晨，一名室友给他写信说：他们来过了，拿着照片在找你。他们遣返了一名朋友，尽管一封信函证明该朋友拥有一个护理培训席位。另一人向部门申请在一家物流公司工作，《时代》周刊 (ZEIT) 拥有这封信函：“在您的情况下，反对批准的理由占据主导地位，”外国人管理局如此判定。他通过 WhatsApp 写道，现在他在纽卡斯尔做理发师。“德国总是说我们需要人工作，”卡万说，“为什么他们把我赶走？”他说，从科隆火车总站有前往法国的走私出租车。一名非洲人开着一辆“非常漂亮的梅赛德斯” (»very nice Mercedes«) 将他和其他人送到了法国。他现在其实并不住在利兹，正如他所说。他来这里只是因为这里比他居住的地方——一座古老的工业城市——更漂亮。那里有太多的移民、无家可归者和瘾君子。他请求不要提及该城市的名字。因为他在英国伪装成叙利亚库尔德人，以增加在避难程序中的机会。我们乘火车前往那里。他指了指那栋破旧的小排屋，他与一名避难申请者合住，租金由国家支付。他指了指“就业中心” (Jobcentre)，他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工作。但他还不能，因为在两年多之后，他仍然处于避难程序中。因此，除了时间，他还没有赢得任何东西。一周有两天他在一家库尔德人经营的洗车场工作，时薪 5 英镑，而最低工资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他还指了指火车站旁的酒店，许多其他避难申请者住在那里——这在英国是一个争议点，在那里，“小船抵达者” (»small boat arrivals«) 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奈杰尔·法拉奇 (Nigel Farage) 所领导的英国改革党 (Reform UK) 最受欢迎的竞选话题。正是通过脱欧，该国脱离了欧洲
在通过了新的庇护系统之后。同时也脱离了 Eurodac（欧盟范围内的指纹数据库）。因此，几乎无法再查明谁曾在德国登记。这也是为什么对于那些在欧盟内遭遇失败的人来说，这个国家如此具有吸引力。这种现象规模有多大？联邦内政部表示，据已知情况，“之前在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停留过的人员，也会通过法国非法前往英国”。“目前不对各自的动机进行统计记录。”来自就业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的赫伯特·布吕克（Herbert Brücker）表示，对于从德国前往英国的数以千计的后续旅程，“没有证据”支持。然而，统计数据存在一个“盲点”。截至 2025 年底，德国有 178.000 名必须离境的寻求庇护者，这约占所有难民（不包括乌克兰人）的 11%，且人数与 2017 年几乎完全相同。尽管在此期间，联邦移民与难民局 (Bamf) 根据年份的不同，有时拒绝 50.000 份申请，有时则拒绝 75.000 份。布吕克认为，这不能仅用遣返人数来解释，也无法用官方的自愿离境人数来解释。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许多人就那样地消失了。“很多人没有办理注销登记。”
不，并非在敦刻尔克营地里的每个人都去过德国，人们也不能验证在碎石地上听到的每一个故事——有的用流利的德语讲述，有的则用破碎的德语讲述。但在两天之后，一组相似的生平经历构成了一幅马赛克，一幅由失败者组成的“找不同”图。一名库尔德人讲述他曾在土耳其烤肉店工作了七年，随后面临被遣返的威胁。另一人坐在帐篷前的灌木丛中，用纸盘吃着面条，说他曾在 DHL 工作了三年。然后还有一个年轻人，他认出了德国的租赁车并向记者搭话：他与父母从科威特逃难而来，曾在黑森州生活。并且工作过。在哪里？“SHK。”即卫生、暖通和空调技术。那家公司具体做些什么？“所有项目。”包括热泵吗？“我们也做这个。”为了查证这是否属实，记者给那位来自哈瑙的工匠打去电话，他想起那个由就业中心推荐给他的“好小伙子”，当时是参加一个由政府补贴的一年期实习计划。“那是个人才，非常有干劲。”他说，他原本还想培养他，但随后那个人被遣返回了法国，而他在那里显然已经登记过了。
正如所说，每个案例都不同。而且可以假设，法律的制定并不是为了遣返热泵安装工。问题仅在于，许多营地居民带着这种感觉离开。那位来自科威特的年轻人说：“德国更想要那些制造麻烦的犯罪分子。”
照片：Abdul Saboor/路透社；ZEIT-Grafik
火车站内即将禁止饮酒。 这其实不是个坏主意。但如果通过禁令，铁路系统的问题就消失了吗？
太宏伟了，现在铁路公司的第一项重大企业改革终于出台了。长途运输的准点率目标接连失准，施工现场让员工和乘客几近发疯，车上餐吧（如果还开门的话）正日益变成治疗性的“沉淀池”。但铁路公司负责人艾芙琳·帕拉（Evelyn Palla）在任职第 10 个月时，推出了一项展现坚定立场的措施：一项禁令！一项全面禁令！最迟到 10 月中旬，德国所有 5.400 个火车站的站台和候车厅内都将禁止饮用酒精饮料。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禁止问题 —— 问题解决，简明扼要，无需讨论。就连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CSU）也觉得帕拉的想法如此绝妙，以至于不应该“从一开始就直接将其扔进垃圾桶”。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我们现在不要纠结于细节问题，例如，在图林根州某个被上帝遗忘的停靠点，唯一留下的铁路员工该如何向 20 名足球迷执行这项禁令。或者，面对那些尽管铁路状况惨淡却显得异常愉快地前行的旅客，德铁（DB）安保人员是否很快就会进行包检，以核查携带的酒精饮料是否仍为原装密封（允许！）还是已经开启（禁止！）。
因为艾芙琳·帕拉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在公众认知中，许多火车站已变成了令人恐惧和厌恶的地方。酒精禁令不仅能应对人们的心理感受和安全感，而且在无需投入数十亿资金的情况下，还能减少冲突并节省清洁与维护成本。
在德国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其背后隐藏着什么？
那些为了赶在课前抵达而奔向学校，或在自行车上用力蹬踏的青少年，并不罕见。但在 6 月的一个周一早晨，博肯县格罗瑙的一支警察巡逻队所目睹的景象则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一名 12 岁的少年以近 90 公里的时速疾速穿过市中心：他骑的是一辆配备极厚轮胎的电动车，即所谓的 Fatbike。
巡逻队拦截了该少年并没收了他的车辆。普通电动自行车在蹬踏时的助力速度最高仅限 25 公里/小时，所谓的 S-Pedelecs（高速电动助力车）最高可达 45 公里/小时。Fatbikes 同样适用这些规则；但显然，这些规则正被大规模地忽视。“我们检查的每两辆 Fatbike 中就有一辆是非法的，”博肯交通警察局局长多米尼克·雷茨勒 (Dominik Rezler) 表示。
这可能与该县临边境的地理位置有关：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正从荷兰波及到德国。当地报纸现在将 Fatbikes 称为该国最令人厌恶的交通工具。恩舍德 (Enschede) 已将这些自行车列入……
评论
但遗憾的是，所有的苦难并不会因此简单地消失，而只是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就像在汉堡，中央车站早已经成为了禁酒区，而车站周围同样被设为禁酒区的区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而即将被扩大。
此外，未来关于车站禁酒区的界定也将变得非常相对，或者说非常令人困惑：今后，乘客可以在车站小餐馆里喝酒（一口闷），或者在车站报刊亭购买（这依然是被允许的），但绝不能在站台上打开酒瓶——而且必须极其小心地确认自己登上的是哪趟车：在 ICE（高铁）上，你可以尽情享用啤酒，并在餐车订购补给，服务员甚至会将其送到你面前。在南德的一趟区域快车上，喝酒通常是被允许的。然而，在汉堡交通协会、慕尼黑交通与票价协会的列车、Metronom 列车或德国铁路 (DB Regio) 下萨克森州的分支机构中，啤酒（原则上）必须保持密封，甚至在列车厕所内也是如此。
谁来监管这个大规模的车站禁酒令：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刻薄的人已经将其比作车站的禁烟令，后者在近 20 年来一直被人们根据心情选择性地忽略；而关于禁烟的投诉则经常被铁路工作人员所忽视。
但我们无需大费周章地研究，就能独家预见铁路公司总裁接下来会从帽子里变出什么样的改革措施：夏季空调禁用故障令。冬季道岔禁用故障令。然后终于，这将是一个大动作，一个至今没人想到的奇迹：远程列车禁用晚点令！ 马克·施普勒 (MARK SPÖRRLE)
《时代周报》：胡奥塔里先生，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改革方案，旨在让德国在经济上重新前进。但德国能否再次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政府是否能找到一个应对竞争对手中国日益增强的良好计划。我们为此做好准备了吗？
米科·胡奥塔里：问题在于，局势恶化的速度快于我们制定国家计划的速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迫切需要一项与欧盟协调的对华经济战略，该战略与以往不同，应将欧洲的安全利益作为目标。然而，联邦政府的塑造能力不足。它在某些方面试图阻止，在另一些方面稍微引导，但没有设定自己的方向。
《时代周报》：关于中国，最让您担心的是什么？
胡奥塔里：北京领导层在执行一种激进的、纯粹以中国安全和权力利益为导向的工业政策，这整体上击中了欧洲的核心——而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国家，自然受影响最深。我们现在必须最终完成我们的“家庭作业”，对内例如解决高昂的能源成本，对外则更好地保护欧洲市场。如果这没有发生，德国在未来五年内可能会陷入一场生存级的工业危机。
《时代周报》：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工业已经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就业岗位。这场危机难道不是早已演变为生存危机了吗？
胡奥塔里：不，德国工业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效率储备，许多公司即使减少 10% 或 20% 的雇员，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例如，大众汽车每位员工生产的汽车数量明显少于丰田，这类数据必须引起我们的思考。只有当失去的不止是工厂和工作，还包括能力时，情况才会变得真正危险——例如，如果我们彻底在工业自动化、电池或人工智能领域掉队。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否在“中国向我们赠予增长”这一点上安逸了太久，从而错过了采取反制措施的时机？
胡奥塔里：对于这种“过于长期懈怠”的叙事，我会比较谨慎。我们目前经历的是德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危机：大型德国企业多年来依靠在海外取得的成功来维持其利润。国家则通过一项高度向经济利益倾斜的外交政策对此进行支持。我们所有人都从中获益。现在我们必须尽快戒掉“中国毒药”，而这很困难。
《时代周报》：德国和欧洲正在寻找合适的应对方案。其他国家做得更好吗？
广告
专家贡献 房地产
资本投资
奥格斯堡的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曾经是德国公司，现在属于中国人
戒掉中国 毒药”
预言，如果不对中国设定界限，德国工业将面临一场生存危机。 他希望联邦政府能投入更多参与
其他
德语区住宅 纳米比亚温得和克附近的Sonnleiten养老院，150 平方米，210 000 欧元。 电话 033981 80848（18 点后拨打）。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独立地块，热带山谷约 20-30 公顷，位于道格拉斯港后方，拥有自有河流；地处大海与丹翠雨林国家公园之间；目前为有机农场，具有养老居所、旅游业等潜力；可提供“永久居留签证”；
投资物业 住宅及商业建筑
德国东部： 为我们经过预审的投资者寻找多户住宅及商业物业。
广告客户联系电话 040 / 32 80 1635
您的房地产咨询与销售联系人： Nadine.Labudda@zeit.de
胡塔里：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他们早已制定了全面的技术战略。在那里，他们明确规定了希望在哪些未来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以及在核心领域（例如原材料）必须尽可能实现独立。当然，中国本身将这一点推向了极致，尽管有时采用了不公平的手段：其政治领导层保护和支持战略重要行业的激进程度，绝对被我们低估了。《时代》周报：我们是否已经处于与中国的贸易战之中？胡塔里：至少武器已经摆在桌子上了。中国控制着原材料和技术的出口。欧盟则在扩充其贸易政策工具以进行反击。这几周正在进行许多对话，或许能缓解系统压力。但基本的冲突如此剧烈，以至于我们必须随时准备面对进一步的升级。《时代》周报：柏林和布鲁塞尔的政界是否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胡塔里：欧盟刚刚发布了一份文件，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措辞批评中国——类似于俄罗斯——试图根据自身利益重塑全球权力格局。欧盟委员会希望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对待中国，并向成员国施压以寻求支持。在德国的情况下，我也看到了这种认识。唯一的大问题是，德国是否真的会实施强硬的反制措施。《时代》周报：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难道不可理解吗？中国毕竟仍然是重要客户和廉价供应商。胡塔里：当然，我们面对的是真实的利益冲突。例如，廉价的中国钢材对某些公司可能是有利的，但它给整体德国钢铁工业带来了压力。真正的悲剧在于，我们在某些领域（例如原材料）对中国的依赖已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在“糟糕的解决方案”和“极糟糕的解决方案”之间自由选择。但我们不能因为不作为而将这种局面固定下来。《时代》周报：您会采取哪些措施？胡塔里：首先，我们必须强制企业在关键物资上寻找一个以上的供应国。其次，欧盟委员会需要成员国授予其明确的授权，以实施跨部门的贸易保护工具，并在必要时针对市场扭曲征收补偿关税。第三，我们必须激进地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我们
照片（节选）：KUKA; Marco Urban/Merics (右)
必须建立库存，推广自有项目，并在 G7 及其合作伙伴的范围内在采购方面加强共同行动。而且，只要我们还掌握着筹码，就必须更深入地思考如何面对中国。ZEIT：有哪些筹码？Huotari：例如在高性能光学领域、某些机床以及半导体生产的特殊预产品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中国难以放弃德国或欧洲供应商的领域。我们必须加强这些领域。ZEIT：《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旨在促使欧洲经济增加“欧洲制造”比例，这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帮助？Huotari：基本思路，即加强本地价值创造并将外部投资与特定条件挂钩，是正确的。但我担心我们会创造出一个官僚主义的怪物，其效果将低于我们的预期。而且，它几乎无法缓解“中国冲击”。因为中国可以简单地将某些生产步骤安置在如摩洛哥这样与欧盟拥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从而保留进入欧洲市场的渠道。ZEIT：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在放缓，债务在增加，社会在老龄化。欧洲能否借此机会获益？Huotari：高度动态的经济部分可能仅占中国经济的 30 左右。但这足以给我们带来压力，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巨大。而且，增速放缓的部分同样是一个问题：由于国内销量下降，中国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危机。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全球市场的价格压力。ZEIT：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关于传统工业的话题。然而，可持续的经济成功将主要取决于未来技术。与中国相比，我们的准备情况如何？Huotari：例如在核聚变和量子技术方面，德国有很好的机会，人工智能领域也是如此。然而，这是否足够仍存疑问。如果中国设定了目标，它通常能达到 70 或 80 左右。因为中国将创新理解为一个集成链：投资、人才、大学、生产能力，甚至生态后果都会被纳入考量。而当德国在一项高科技战略中制定目标时，其发布仪式会被大肆庆祝，但此后实际采取的行动明显少得多。
Mikko Huotari 是 Merics 智库 主任兼联邦议院 中国委员会 共同负责人
访谈由 Ileana Grabitz 主持
当海水进入博戈拉姆（Bogorame）时，居民们纷纷逃回屋内。洪水拍打着墙壁，他们必须等待海水再次退去。在大多数日子里，海水会在次日早晨退去。但这种情况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在风暴和恶劣天气期间，人们有时要在屋内苦撑数日。博戈拉姆是爪哇岛（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岛屿）北海岸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约七小时车程。早年这里有数百个家庭依靠水稻收成生活，但现在只剩下十几个家庭，因为海水每隔几天就会上涨一次。房屋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65 岁的拉蒂法（Latifah）现在每次进入父母留给她的建筑时，都不得不低头；这座建筑建于约 40 年前。 最初它有四米高。如今，她能在此勉强直立就心满意足了。原因是该地区的地面在下沉，将那些早年建在土地上的普通房屋向深处拖拽。因此，每隔几年邻居们就会来帮忙，在拉蒂法的地板上铲入泥土和水泥——一层又一层，以保持室内干燥。这样一来，地面与天花板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小。尽管如此，这依然不够：墙上还留着几周前的洪水水位线，高度及膝，当时水浸透了她的床，她不得不去对面的表妹萨米兰（Samiran）家过夜。拉蒂法现在将衣服保存在橱柜的最顶层。她放弃了曾经赖以生存的鱼类贸易。以前她夜里骑自行车行驶十公里前往萨永（Sayung）的市场，购买新鲜鱼类，并在早晨在门前出售。
然而，三年来，这条路上的积水不再退去。虽然可以通过高速公路绕行，但那里货车疾驰而过。她的孩子们——他们早已搬到周围的城市——禁止她走这条路。“他们说风险太高，”拉蒂法说。有一次，她的一个孩子提议让她搬去一起住。孩子们会给她寄钱。
危险并非仅来自海洋
下沉的房屋，每年必须填土垫高；关闭的学校以及化作河流的交通路线：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片海岸已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最著名的纪念碑之一。环保组织将萨永区（Sayung-Distrikts）的村庄作为例证，展示海平面上升给居住地带来的破坏；国际媒体也屡次在此进行报道。
印度尼西亚本身将这一信息带到了大舞台上：在沙姆艾尔谢赫、迪拜和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上，该国代表团要求工业化国家为气候损害支付赔偿。在谈判术语中，这被称为“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即要求主要排放国为他们所造成的破坏买单。自 2026 年初起，印度尼西亚在形式上已有权申请 2022 年在沙姆艾尔谢赫决议成立的基金资金，德国等工业化国家和富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向该基金注资——这也用于像这里这样正在没入海中的海岸。
但问题在于：虽然海平面在上升，潮汐波也在变高，在爪亚海（Javasee）也是如此，但这片海岸上还发生了另一件规模大得多的事情。土地在下沉——正因如此，海水才如此轻易地流过街道并侵入房屋。这里有一些村庄，测得的年地面沉降量高达十厘米。在某些下午，仅仅是普通的潮汐就足以让海水爬进生活空间——
气候变化加剧了这一现象，但即便没有气候变化，这种情况依然会发生。政府也深知这一点。在能源部（ESDM）地质局的新闻稿中可以读到，导致此处地面下沉的原因：柔软且年轻的海岸沉积物随时间而压实；从港口设施到道路和工业园区的大型建筑物的重量；以及作为核心人为驱动因素的深层地下水开采，用于工厂、酒店、不断增加的住宅区和购物中心。附近的三兰朗（Semarang）市几十年来一直向北向海方向扩张，工业、住宅区和基础设施日益增多。每增加一公顷的混凝土，对水的需求就随之增加，而雨水能够渗透的地面则在同时消失。那些没有连接到供水网络的人——该地区有很多人如此——就会钻井。需求量大的人会钻 30, 40 或 50 米深。当水从深层被抽走时，多孔的沉积物会失去压力，发生沉降，地面随之下降——这就是背后的物理过程。这种情况在市区本身已经发生；在基于雷达卫星测量研究的报告中，三兰朗和德马克（Demak）的最大下沉值每年达到 10 到 12 厘米。这些影响迅速扩散到周围的农村地区。三兰朗市政府于 2021 年开始监管特定建筑对深层地下水的使用，并在受影响严重的区域（例如酒店和公寓综合体）予以禁止。雅加达的环境部长穆罕默德·朱姆胡尔·希达亚特（Mohammad Jumhur Hidayat）也宣布了通过部门法规监管地下水开采的计划，并谈到了将水回灌到地下的义务。然而，此类规则的执行依然困难——下沉仍在继续。2021 年，苏丹阿贡伊斯兰大学（Sultan Agung Islamic University）和迪波内戈大学（Diponegoro-Universität）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调查的酒店和公寓综合体中，有七成依赖深井。在迪波内戈大学 2012 年的另一项研究中，对三兰朗地区的八个工业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所有企业无一例外地将地下水作为主要水源；其中许多企业无法提供有效的许可证明。对于萨永区（Distrikt Sayung）的村庄来说，这意味着：危险主要不是来自大海，而是来自他们身后的陆地。而国家的治理方式是——点状的，带有大量象征意义，但效用有限。去年年底，省政府在一个名为杜库伦孔（Dukuh Lengkong）的村落启用了一套太阳能水泵系统：74 块太阳能电池板，造价约 90,000 美元，配备两台水泵，总共每秒可输送 250 升水。对于一个单一村庄来说，这已经很多了——但对于正在沉没的海岸线而言，这更像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解决方案。根据当地报道，当一切再次被水淹没时，政府经常运来多达 12 台额外的移动高效能水泵，以清除交通路线。这时太阳能水泵的作用就微乎其微。在萨永区的另一个海岸村落廷布尔斯洛科（Timbulsloko），中爪哇省政府自 2024 年起为那些无法应对每日洪水袭击的家庭搭建漂浮房屋。计划共提供 111 栋此类房屋，每栋价值约 5,000 万印尼盾，约 3,000 美元。这些建筑支撑在作为浮体用的塑料桶上
...用途；房屋采用混凝土和玻璃纤维相结合的方式建造，以确保整体足够轻盈，并在洪水期间随水位上升而升高，随水位下降而降低。这些房屋的寿命预计约为十年。人们认为，这样至少赢得了一些时间——直到海水再次获胜。并不是说他们自己无所作为：仅凭国家的援助，这里许多人将无法生存。例如在 Timbulsloko，洪水吞噬了穿过村庄的整条街道——而居民们则重新发明了它。八年来，他们不断用木材和竹子拼凑这条穿过村落的两公里长路，以替代那些淹没在水下的沥青路。这座栈桥并不美观，也不安全，但它在那里。它摇晃、嘎吱作响，当盐水漫过时会变得湿滑——但并没有其他选择。最后的一块坚实土地是一条从村道分出并通往第一座住所的沙路，像是一个村门，同时也是一道应急堤坝。它旨在防止海水进一步向内陆蔓延，但在每日的潮汐和压力下，沙堆一次次被冲垮。
几公里外的 Rejosari Senik 村，56 岁的 Pasijah 试图挡住大海。二十五年来，她一直在这里种植红树林，因为传统上红树林可以阻挡入侵的海水——但她所处的海岸线，根据 Wetlands International 的数据，早已失去了近 80 比例的天然红树林。
[[IMG_XXXX]] 西蒙内 (Simonet) 村落已被完全淹没并被遗弃
Pasijah 在附近坚守，在她依然伫立的房屋周围种植红树林
通过一座栈桥可以到达 Timbulsloko 那个被淹没的墓地
文莱 (BRUNEI) 马来西亚 (MALAYSIA) 婆罗洲 (Borneo)
建筑法规也增加了海岸线的风险
Pasijah 开始种植的时候，海水还没有永久吞噬这片土地。她讲述了这里以前大约有 200 个家庭居住，稻田如何先变成池塘，然后变成开阔水域；邻居们如何一个接一个地搬走，然后在 2006 和 2007 年，所有留下来的人一次性全部离开。大海占据了曾经是街道的地方。尽管如此，Pasijah 还是留了下来，如今她的房子是唯一一座依然伫立且有人居住的房子。有时，她的丈夫 Rokani 和儿子 Ichwan 会帮她收集种子，她自己在一家小苗圃中将种子培育成幼苗——只要他们没有在出海打鱼或操船以维持家庭生计。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红树林需要时间生根——而海浪往往不给它们这个时间。“Ichwan 和我在 2021 年种植了大约 15.000 棵幼苗，”她回忆道，这些幼苗旨在作为防护墙，是数月手工劳动的成果。“第二天早上，它们全部消失了。”于是，她就再次尝试。在更深入内陆的 Sriwulan 镇，人们也能遇到试图至少减缓水势的居民。56 岁的 Maryati 组织社区共同种植以对抗洪水。她动员志愿者，在水流冲刷最严重的路边种植海岸木麻黄和红树林。当道路最近一次再次被切断时，她设立了临时的垃圾收集点，以防止垃圾随水漂流。她说，她学会了谦卑：人们在这里种植不是“为了未来”，而是为了让下一次风暴潮稍微不那么危险。
Susan Herawati，[某]联盟秘书长...
渔业正义（基阿拉，Kiara）对此的看法则更为冷静。她说，种植红树林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她再也听不进那些在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圈子中流传的关于“绿色救赎”的宏大叙事。如果将其作为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不过是一种方便的幻想。每一片海岸造成洪水的根源略有不同，与建筑规划和取水规定有关；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种植红树林在某种程度上就只是在搭建布景。她还提醒道，红树林需要护理和耐心——否则，侵蚀速度会快到在幼根生长之前就将其吞噬。
廷布尔斯洛科（Timbulsloko）的竹林小路还通向墓地，墓地就位于最后几栋房屋的正后方。当斋月临近时，人们会来到这里祭奠死者——尽管这里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沉思之所，而更像是一个处于持续施工中的土木工程项目。为了防止坟墓消失，这座墓地已经不得不被整体抬高了五次。有些人通过边缘的一棵死树来大致估算亲人的埋葬位置——因为旧的墓地标记早已发生了位移。
回款员（Repo Man）必须动作迅速。快速检查周围是否安全。将拖车停在合适位置。然后将车辆装车——完成。回款员负责收回美国欠债者的汽车。“Repo”一词代表“repossession”，即重新占有（Wiederinbesitznahme），通常是受银行委托。这一切完全合法。尽管如此，在俄亥俄州从事这项工作数十年的马克·拉塞克（Mark Lacek）表示，对于当事人来说，这仍是“一件充满情绪的事情”。冲突经常发生，有时甚至以死亡收场。拉塞克现在成了处理那些糟糕结局案例的鉴定专家。比如休斯顿的阿尔贝托·恩杜利（Alberto Nduli），几年前他试图阻止一名回款员将他的 SUV 拖走。在亲属面前，这位 68 岁的老人因此摔倒，被已经挂在拖车上的车辆碾过。情况也经常相反。今年 5 月，奥利弗·洛佩兹（Oliver Lopez）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试图拖走一辆车时被枪杀。这类冲突的数量正在增加，因为回款行业现在的繁忙程度是 20 年来之最。去年，由于车主无法继续偿还分期付款，债权人共要求收回了 300 万辆汽车。这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最高峰相当。恰恰在这个可以通过驾驶通过时点单汉堡、投资、甚至结婚的国家，许多人现在已经买不起车了。这不仅给当事人带来了压力，还威胁到金融市场和更广泛的经济，可能导致像 2008 年那样的危机。为什么会这样，在访问纽约皇后区的巨型二手车经销商 Major World 时可以找到答案。橱窗擦得锃亮，建筑前飘扬着美国国旗。但这里并不热闹。半打销售员在门前等待顾客。大卫（David），20 岁出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显得有些出汗，他刚入职几周。他引导顾客走向价格较低的二手车区域：丰田、本田和起亚。“非常可靠，非常省油，”只愿意提供名字的大卫说。但所谓“便宜”是相对的。这些车辆车龄一两年，价格在 24.000 到 29.000 美元之间。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历史性的高价。汽车销售员大卫自己也买不起这样的车。在线汽车交易商 iSeeCars 分析了美国市场。2019 年，近一半车龄三年的二手车价格低于
在美国，没有车几乎无法生活。然而，许多人已无法负担起车辆，有些人甚至在维修时请求捐款。这是否会导致一场新的金融危机？ l 作者：HEIKE BUCHTER
曾经拥有 20.000 美元。如今，这一比例已下降至十 {zehn} 百分比。在 Major World，他们能理解客户感到震惊的原因。“我们脑海中还记得疫情前的价格，但那些价格再也回不来了，”大卫的上司米格尔（Miguel）说道，他同样仅以名介绍自己。二手车价格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新车价格也在上涨。而这又归因于钢材和铝材等原材料成本的增加。特朗普的关税也起到了作用，但最主要的是电子设备推高了价格。“如今的汽车就是一台行驶的电脑，”米格尔说。事实上，疫情前美国一台新车的平均价格为 39.000 美元，而短短几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已达到 50.000 美元。增长了 28%。与此同时，中位收入仅增长了 22%。因此，购买汽车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在新冠危机之前，美国每年新车销量为 17 百万辆，而今年可能低于 16 百万辆。这一发展趋势与欧洲相似。对于美国制造商来说，目前这还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虽然他们销售的汽车数量减少了，但所销售的车型利润更高。客户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自己的车辆。美国道路上汽车的平均车龄为 13 年，而德国则为 10.5 年左右。而那些最终在美国买车的人，是通过贷款购买的。十个美国住户中有九个使用融资模式（大多是传统贷款），这进一步恶化了局面。因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应对疫情期间的通货膨胀时提高了基准利率，导致汽车贷款也变得更贵。目前，一台新车的平均月供为 760 美元，二手车为 530 美元。典型的利率分别为七 {sieben} 百分比或十一 {elf} 百分比。此外，每月还需支付高达 200 美元的保险费。这项费用同样上涨，因为承保车辆价格更高，且保险公司在发生损坏时必须支付更多的维修费用。而现在，运行成本也变得更加昂贵。由于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车主支付的汽油费比年初高出 40%。就这样，汽车在美国从一种理所当然的必需品变成了奢侈品。目前，家庭将收入的 15% 花在汽车上，在 26 个联邦州，这一比例甚至超过 20%。在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等南部各州，以及佛罗里达州，根据在线贷款平台 LendingTree 的数据，汽车是最大的支出项目，甚至超过了住房。
[[IMG_XXXX]] 适合所有生活场景的汽车：一个家庭在纽泽西州法兰德（Vineland）的一家汽车电影院庆祝美国建国 250 周年
极少有人能放弃汽车。十个从业者中有八个开车上班。在美国，只有 13% 的人居家办公，甚至不到四 {vier} 百分比的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这主要是因为在纽约、芝加哥或波士顿等大城市之外，公共交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由于全国租金大幅上涨，许多人搬到了人口较少且价格更便宜的地区——但这些地区的巴士或铁路连接情况更差。因此出现了“超级通勤者”，他们每天在路上花费五个小时。
美国新车平均价格
指数 1984 = 100
100 2010 2015 2020 2025
ZEIT-GRAFIK/来源：FRED
在捐赠平台 GoFundMe.com（私人或公益组织可在该平台发起在线捐赠活动）上，“请求资金援助以支付日常家庭开支”近来成为了增长最快的类别之一。这其中就包括像来自犹他州的丽莎·戴维斯（Lisa Davis）那样的呼吁：她在6月底请求捐款，用于修理家中损坏的迷你面包车。“修理好我们的迷你面包车对我们家来说将是一种恩赐和奇迹。这将有助于我的丈夫保住工作，让我们能够按时就医，并使我们能够处理日常事务而无需请求他人帮助，”她写道。
丹·亚当（Dan Adam）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收到类似的呼吁。他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经营着几家汽车修理厂。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初，他发现越来越多地客户无法支付账单。这些人因为需要用车而感到绝望。于是，亚当成立了一个名为“受困驾驶员基金”（Stranded Motorist Fund）的公益协会，为那些在经济上真正陷入困境的驾驶员募集捐款。“没有车的人很快会失去工作，而没有工作的人迟早会被赶出公寓，”他在办公室通过视频通话讲述道。他说，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情况进一步恶化：越来越多的人联系他，而这些人直到不久前还能毫无问题地支付维修费。目前，这些请求来自美国各个地区。
弗吉尼亚大学技术史教授彼得·诺顿（Peter Norton）表示，美国对汽车的依赖程度比德国更加极端。这位历史学家说，人们习惯将此解释为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国家偏好，但这是一个“神话”。更关键的是汽车游说团体的执行力。在上一世纪初，即使在小城市也有私人有轨电车。在鼎盛时期，电车网络覆盖了 100.000 公里。在汽车游说团体的压力下，这些电车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导致运营成本上升。与此同时，票价被法律封顶。结果是：早在 1918 年，一半的有轨电车网络就已不再盈利。
汽车制造商的影响力超越了自身行业。通用汽车（GM）前研究部门负责人查尔斯·凯特灵（Charles Kettering）认为，制造商不应满足客户的需求，而应故意让他们保持“不满”——这样他们迟早会购买新产品。他在 1929 年写道，这样可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可以在凯特灵的思想中看到消费社会的起源。为了不断激起买家的渴望，通用汽车引入了年度车型更换等制度。通用汽车的另一项创新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后果：汽车先驱亨利·福特（Henry Ford）还坚持让客户在存够必要的现金后再购买 T 型车，而通用汽车早在 1919 年就成立了自己的信贷银行。客户可以立即把通用汽车开走，然后分月偿还。几年后，通用汽车在销量上超过了竞争对手。其他行业的制造商效仿通用汽车，开始分期销售收音机、洗衣机和冰箱。只要工资在上涨且工作有保障，这种模式就运行良好。直到 1929 年的大崩盘
给由信贷驱动的繁荣画上了戛然而止的句号。随后在 1930 年代发生了大萧条。同样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期间，汽车贷款就像一个传动带，将金融危机传导至实体经济。在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后，通用汽车（GM）和克莱斯勒的自有银行陷入困境。由于缺乏新贷款，制造商的销量几乎在一夜之间崩溃。只有奥巴马总统政府的救援行动才防止了整个汽车行业的崩溃。目前，美国未偿还的汽车贷款达到了 1,7 万亿美元的新高。这几乎相当于丹麦、挪威和瑞典三国的年度经济总产值之和。而且，这里与 2008 年存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平行现象：很大一部分贷款——就像 2000 年代初的房地产贷款一样——已被贷方证券化。当银行将贷款转售时，进行仔细信用审查的动力就会下降，并且由于缺乏透明度，违约风险更容易被低估。在抵押贷款中经历过的情况，似乎在汽车贷款中重演。在“信用不佳”类别中，几乎 7% 的汽车贷款客户处于欠款状态。这一比例之糟糕是 30 年来罕见的。用绝对数值来看，其规模更加直观：超过六百万美国人的付款延迟至少 90 天。债务金额超过汽车价值的借款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买家选择的贷款期限越来越长：此前常见的 60 个月，现在已变为 72 个月，甚至不乏 84 个月的情况。
虽然这降低了每月还款额，但掩盖了一个问题：由于车辆贬值的速度快于债务减少的速度，许多买家被套牢多年。因此，凯文·阿姆斯特朗（Kevin Armstrong）认为，情况比看起来还要糟糕。他出版一份拖车行业期刊，以前自己曾是一名收车人（Repo Man），之后在一家信贷机构工作。他表示，其中存在一种糟糕的相互作用：当客户出现还款困难时，许多贷方现在干脆延长贷款期限——这也是为了不让证券化的投资者感到不安。对于车主来说，融资最终变得更加昂贵，直到他们某一天完全无法承担，然后一名收车人将他们的车拖走。凯文·阿姆斯特朗说：“我们正在经历美国梦的崩溃。”
照片：Allie Ippolito/MLB Photos/Getty Images
是在大西洋海岸冲浪，去罗马城市旅行，在阿尔卑斯山徒步，还是干脆在阳台上放松？在度假目的地的选择上，德国人的偏好截然不同。但在度假规划方面，他们的行为正趋于一致：搜索和预订均在数字化平台上进行，甚至不再有五分之一的人使用旅行社的服务。而且，人工智能（KI）在这里也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这一结论来自纽伦堡市场决策研究所（NIM）的一项代表性调查，该调查由《时代》周报（ZEIT）独家获得。
14 Percent 的德国人会向 AI 聊天机器人寻求建议，由其协助决定度假目的地、预订以及规划当地行程。仅有近 18 Percent 的人仍会前往提供人工咨询的旅行社。相比之下，旅行指南显然已经过时。
此外，在五年前随气候游行而兴起的“不飞行运动”（No-Fly-Bewegung）也不再流行。在 YouGov 的一项调查中，2020 年仍有 80 Percent 的德国人表示，他们为乘飞机度假感到羞愧——并宣称今后将更多地选择乘坐火车旅行。然而，目前的 NIM 调查显示，如今只有每四个人中才有一人选择这种气候友好型替代方案。相反，44 Percent 的人表示今年将乘坐飞机旅行。“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德国人会放弃出国或飞行旅行，”德国旅游协会的 Kerstin Heinen 说道。不过，事实上有一半的受访者在自己的国家境内度假。甚至有五分之一的德国人完全留在家里。即便 AI 能提供绝佳的建议：他们的家庭收入过低，以至于根本无法去度假。
结果详见：www.zeit.de/urlaubsverhalten
广告
德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章节像魏玛共和国那样被如此频繁地提及——它被视为一种警告，一种教训，以及一面映射当下的镜子。我们究竟能从第一个德国民主政体的失败中学到什么？共和国何时开始动摇，为什么民主派没能挽救它？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紧迫。
www.zeit.de/zg-gratis 040/42 23 70 70*
*请提供订单号：2109606
ZEIT-图表
对话
《时代周报》（DIE ZEIT）：世界杯已经结束了，您的总结是？马蒂亚斯·萨默（Matthias Sammer）：我并不太在意世界杯本身，我关心的是德国足球。我们处于什么位置，其他人又在什么位置？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我们足球的未来正处于危险之中。
《时代周报》：有些人因为阿根廷人粗鲁的表现，将其描述为“好人战胜坏人”。为了让德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您会容忍一个“坏”的体系吗？
萨默：阿根廷是卫冕冠军——而我们竟然允许自己如此贬低这支球队？阿根廷属于那些永远不会放弃的队伍。当然，不能认可他们在终场哨响后的行为。但这就是他们的DNA。相比于我现在在德国队身上看到的景象，我更喜欢他们的比赛方式。在德国队身上，我再也认不出任何东西，无论是竞技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他们让人们有理由重新定义“无助”这个词。
《时代周报》：德国队没有机会吗？
萨默：我根本不在意去计算机会的概率。当我们讨论表现时，必须指出核心属性。足球中有五个表现前提：首先是体质，即包含健康、身高、血液、营养、恢复能力在内的个体因素。然后是体能：速度、力量、灵活性、协调性、耐力。之后是技术，然后是战术（封装在一种比赛理念中），最后是人格特质。如果分析所有这些参数，就可以相对轻松地分析一名球员和一支球队的竞技能力。
《时代周报》：这依然是理论……
萨默：……我不接受这个异议。首先，人们必须始终确定优先级：例如西班牙在技术和战术方面是顶尖的，而阿根廷则稍逊。但在球员的人格特质及其冲击力方面，南美球队处于非常领先的位置。
《时代周报》：那德国队呢？
萨默：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诚然，体能可以通过训练改善。技术、战术、新的比赛理念，这些都可以开发。但更严重的是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的球队缺乏必胜的决心。
《时代周报》：几个月前，您的说法还不同，您告诉《体育图片报》（Sport Bild）：“我们可以成为世界冠军。”
足球的 未来 正处于 危险之中”
图片：Florian Generotzky 为《时代周报》拍摄
萨默：那时我坚信，我们的准备工作如此细致，以至于每位球员都能发挥出最高水平。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但如果我们今天能定义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内容，我们在三到五年内就能重返世界顶端。为什么我当时很乐观？因为我假设一支德国球队在世界杯上至少具备在锦标赛中成为一台“机器”的基础。
ZEIT：效仿西班牙人的模式？
萨默：我曾希望球员们必须接受体能诊断。这样人们就能确定球员是否在最佳身体状态下出战。表现水平是可以组织起来的，这应该是最起码的要求。但在这次锦标赛中，就像前几年一样，表现水平已经完全不再是重点。重点变成了舒适感，不诚实发挥了作用，冲突被避而不谈。
ZEIT：您能举个例子吗？
萨默：球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有时虚假的表象多于真实的本质。我认为，人们并没有去探讨这个问题。人们试图在尽可能追求安逸和满足的规则下，去实现某种非凡的成就。这在体育中，以及在生活中，都是行不通的。
ZEIT：我们现在拥有的这支国家队，是德国应得的吗？
萨默：我没有说我们被淘汰是应得的。但国家队处于金字塔的顶端，长远来看，它的水平只能取决于其底层基座的质量。在这个基座的每个阶段，必须同样适用我刚才提到的五个表现参数。需要一个概念，从孩童时期一直延伸到职业生涯可能的终点。
ZEIT：这个概念应该涉及什么？
萨默：在我看来，目前表现水平几乎不再起作用，结果也不再那么重要，无论谁赢谁输。而正是基于这种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基础，俱乐部、州协会、青年性能中心、各级青年国家队，以及最后选拔国家队球员的职业俱乐部在运作。对于这个金字塔的每一个阶层，现在都必须重新制定一个概念。这并非难事。但为此，德国足协（DFB）必须
在世界杯惨败之后，他也已经知道如何重返世界之巅
终于明白，他必须在内容层面承担起领导角色。他必须找到合适的人，来制定内容工作的总体指导方针。这种战略在 2006. 年曾经存在过。ZEIT：那时您成为了德国足协 (DFB) 的体育总监。萨默：但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对我们传统上的优势——那些所谓的德国美德——感到羞愧。人们在问：如果我们能掌控球权，为什么还需要意志力？因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自己，偏离了我们的道路。ZEIT：现在是否所有人都得去看心理医生？萨默：我们只需要在发展的各个领域做正确的事情。汉内斯·沃尔夫作为德国足协的青年队主管，在金字塔的底层建立了新的比赛形式，这些形式再次接近于街头足球。我觉得这令人惊喜。因为这对于培养
比赛乐趣、雄心和比赛智能至关重要。在金字塔的更高层级，我们必须实施进一步的培训基础，并根据每个球员的优缺点分析报告进行个体化工作。此外，我在思考：基础耐力在德国足球中还扮演什么样的角色？ZEIT：我们以为无论如何都会训练基础耐力！萨默：但训练爆发力和快速力量，显然比跑步更有趣。在青年球员领域，我们仅依赖于所谓的“高强度训练”。这在个别情况下可能有用，但代价是大量的肌肉和关节损伤。顺便提一句：我们还必须训练基础技术：传球、接球，用右脚，用左脚。我们也不再具备一对一防守的能力了。至于人格培养：我们要培养的是赢家
而不是失败者。如何实现这一点，必须由协会的体育总监给出规定并身体力行。ZEIT：这听起来像是在为这个职位发表竞选演讲。
萨默：我已经向德国足协两位最重要的代表示意，我准备在内容方面为我们的足球提供帮助。但这关乎的不是马蒂亚斯·萨默的某个职能或职位，而是内容。我对这个很熟悉，因为我曾经有过六年半的时间去传达这些内容。最终结果是 2014. 年的世界杯冠军。ZEIT：您和尤尔根·克洛普相处得好吗？萨默：也许我们并不总是志同道合，但我认可他的成就。但现在关心的不是克洛普或萨默，或者任何虚荣心。现在关心的应该是德国足球！ZEIT：您有这个职位的其他候选人吗？萨默：克洛普正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尤尔根代表了一种身体对抗和高节奏。他对于有球和无球状态下有明确的比赛理念。他拥有气场和权威。他也知道，作为国家队主教练，他今后
将不再参与日常的训练工作，而必须依赖于金字塔底层、即他下属的青年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ZEIT：我们还没提到鲁迪·费勒，他也在那里。萨默：鲁迪是我的好伙计。他很出众，因为他是协会中少数几个真正的足球人之一。鲁迪是一个极佳的大使。但我不认为他会适应一个体育总监的角色——至少是我所想象的那个制定指导方针的体育总监。ZEIT：您是 Gokixx 公司的体育战略主管，这是一个面向青年球员的平台。您在那里对下一代有了什么样的了解？萨默：我接触到了很多出色的年轻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但人们绝不能将人生下一步决定的权利完全交给青少年，他们需要引导。如果我们今天总是只问是否
如果年轻人不再想要这个或不再想要那个，那么就是我们年长者失败了。因为我们在他们成长的关键阶段“欺骗”了他们，让他们误以为无需努力就能获得成就。
ZEIT：这行不通吗？
萨默：如果我们告诉他们真相，可能会有十个人中的五个选择放弃。但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关注那五个想要成功的人！而目前我们只关注那五个不想努力的人。他们深受互联网影响，并被那里错误的榜样所误导。因此，我们这些更有经验的人必须承担起领导责任。这确实会产生摩擦。但很多人其实希望有人能为他们提供这种指引。体育运动中成功与失败的规律，在一百年后依然有效。
ZEIT：那么这些规律是什么？
萨默：如果不克服阻力，就无法达到最高水平。但德国足协（DFB）多年来一直对此避而不谈，宣扬扁平化管理。所有的重大成功——无论是塞普·赫尔伯格、赫尔穆特·勋、弗朗茨·贝肯鲍尔还是约吉·勒夫时代——都有共同特征：是由球队中的领导者和个人主义者在强大的团队协作支持下决定大多数比赛结果的。但如果你不将领导者明确定义为领导者并让他们承担责任，就无法获得成功。如果没人理解这一点，我也只能接受。但我们需要一些勇敢的人把这个问题挑明。我希望新任国家队主教练以及现在可能正在与德国足协谈判的佩尔·梅尔特萨克能卷起袖子，承担起这种领导角色。
ZEIT：所以情况会好转吗？
萨默：这需要时间。目前任何形式的批评都被视为负面评价。对我来说，批评是说出真相并提出解决方案。在东德，尽管那里也有很多糟糕的事，但“批评”是一个带有积极含义的词。而在西德，批评立即会被上升到个人层面。
ZEIT：未来可以信赖哪些球员？
萨默：我不是那种会说“这个人得走，那个也得走”的人。例如，约书亚·基米希全年都在中场踢球，难道我们要指责他或认为他在右后卫位置上的牺牲过多或过少吗？这对于球队内部的等级结构来说也是一个根本性错误。
DER LIBERO 马蒂亚斯·萨默， 57, 出生于 德累斯顿， 1996年获得欧洲冠军 并带领多特蒙德 赢得了冠军联赛、 洲际杯，并在担任 教练期间获得德国 冠军。他曾担任 德国足协（DFB）及 拜仁慕尼黑的体育总监。 作为迄今为止最后一名 德国人，他在 1996年被评为 “欧洲年度最佳球员”
ZEIT：但真的有球员可以替代那些众多的个人主义者吗？
萨默：肯定会有替代方案。但任何其他球员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也很难做得比这组人更差。我宁愿质量稍微低一点，以稳定整体局面。过多的个性和过多的技巧有时会损害心态和抗压能力。
ZEIT：当您谈到德国人的美德时，您是否渴望像阿根廷人那样，愿意为球衣流血的激情？
萨默：这始终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问题。2014年我们是世界杯冠军。当时的外侧后卫是什科德兰·穆斯塔菲和贝内迪克特·赫韦德斯。他们也许不像这次在决赛终场哨响后还参与扭打的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那样疯狂。但他们也不是球场上的美学大师。或者拿...
我们 1996 年，当时我们成为了欧洲冠军。ZEIT：那时有一个马蒂亚斯·萨默……萨默：……但当时还有一个尤尔根·科勒，你甚至在训练中都不想跟他对练。或者拿贝尔蒂·沃格茨来说，他是世界杯冠军、欧洲杯冠军——但他不再受到关注了，因为人们认为他有点“过时”。因为他通过人盯人防守限制了约翰·克鲁伊夫，从而夺走了他所有的比赛兴致。我不想回到人盯人防守。但有时为了击败一个更灵巧的对手，它是必要的。ZEIT：阿根廷世界杯冠军豪尔赫·巴尔达诺写道，当德国人比赛时，他总能听到草皮下有 100 台缝纫机在哒哒作响。这是典型的德国特征吗——不是热血的狂喜，而是精确的工程思维？萨默：我主张，对于德国足球来说，未来的 A 评分（基础分）应聚焦于这些美德，这比关于比赛美感的 B 评分（加分项）更重要。如果你关注 A 评分，那么即使在被对手玩弄到头晕眼花的时候，你依然能找到反击的手段。并且拥有这样的意志力来说：虽然这看起来会很糟糕，但我首先得把对手扫除掉。就这样。
糖还是海洛因。两者没有区别。如果你在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看了一些视频，看到那些兴奋的网红们宣布关于糖之影响的恐怖消息，你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而且你还会读到马克·蒂特格迈尔（Marc Tittgemeyer）最新的研究结果。这位神经科学家在科隆的马克斯·普朗克代谢研究所在工作。他一直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为什么人类在其实已经饱了的情况下，仍然无法抑制对甜食的贪婪？为了寻找答案，蒂特格迈尔在过去几个月里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尚未公布，但它们可能会证实一些“糖之敌”的观点，即糖和海洛因是两种非常相似的成瘾物质。本文旨在探讨为什么这一观点既正确又不正确。
当马克·蒂特格迈尔讲述他的实验时，他听起来完全没有对糖在体内产生的作用感到愤慨。相反，他对此感到着迷：大脑是用多么巧妙的机制让我们产生对糖的渴望，以及如何让这些机制可视化。到目前为止，他已将十名受试者放入 MRT（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中进行实验。当他们躺在那里时，可以通过上方的镜子看向扫描仪外部的一个屏幕。蒂特格迈尔在屏幕上轮番显示甜点和甜食的图片。一碗布丁。一份提拉米苏。帕那科塔（Panna cotta）。与此同时，MRT 设备测量受试者的大脑活动。在随后分析扫描结果时，蒂特格迈尔看到了他所预料的情况：每张照片出现时，大脑的特定区域都会亮起鲜艳的黄色。这些区域在某种东西唤起我们的食欲——且我们想要更多时——会产生反应。
为了测试这些图片是否真的唤起了对甜食的贪婪，蒂特格迈尔还设计了一个环节。当受试者离开检查室时，他们会经过一盘巧克力豆，那是他事先看似随机放置在那里的。几乎所有人都会伸手去拿。但在实验前如果给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鼻喷雾，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会明显降低。这种鼻喷雾是一种阿片类药物拮抗剂（Opioid-Gegenmittel）。它被用于注射海洛因过量导致中毒的成瘾者，旨在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救回。这种鼻喷雾能阻断药物在突触处的作用。恰恰是这种药物在蒂特格迈尔的受试者身上产生了作用。就像它阻断吸毒者的海洛因一样，它抑制了受试者对糖的贪婪。受试者的大脑几乎不再对甜点图片产生反应。
一种用于防止成瘾者死于过量用药的药物，竟然能抑制我们对甜食的渴望。那么，糖在大脑中的作用是否像世界上最强烈的毒品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抵抗甜美的诱惑吗？糖会让我们上瘾吗？蒂特格迈尔的发现似乎契合了目前围绕糖而展开的一场激烈辩论。“糖是新的吸烟”——这是德国广播电台文化频道（Deutschlandfunk Kultur）的一档节目标题。“糖——甜美的毒药？”——这是 ZDF 电视台的一档节目标题。《糖：秘密杀手》、《糖，糖：工厂糖导致疾病》、《大人小孩都无糖：终于可以生活得更轻松》——这是三本近期出版的书名。互联网上充满了像火山研究员观察地壳地震活动那样观察自己血糖曲线的人。就好像这样做能够
最轻微的颤抖也能引发无数种疾病。其传达的信息是：每一次血糖峰值都会让人变老、变笨且致病。“你正在将你的内脏糖渍化！”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在 YouTube 上警告道。我们正在从内部被糖渍化——这是来自互联网医学领域最新的惊人之语。但这一切真的那么糟糕吗？糖真的如此有害吗？所有的糖都这样吗？或者这一切仅仅是歇斯底里，糖之所以被妖魔化，是因为这个故事契合这个时代对健康的痴迷与焦虑？
糖业资助研究人员， 以淡化甜食的危害
针对这些问题的第一个答案指向一个名为 226 的秘密工业项目。直到 2011 年，该项目的相关文件才在美国图书馆档案馆中被发现。这些文件表明，在关于糖的论述中，事实从一开始就难以占据主导地位。读过这些文件的人就会明白，如今许多人对这种甜味物质的怀疑从何而来。毕竟，长期以来，人们是通过一个谎言才被诱导去喜爱它的。
实际上，研究人员很早就发现了糖有害的迹象。早在 1960 年代，就有大量研究将其确定为导致血脂过高、血管堵塞和心脏病的诱因。但这些信息并未传到公众耳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美国糖业协会副主席约翰·希克森 (John Hickson) 及时制定了一套应对策略。1964 年，他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协会可以发起一项“大型计划”，以应对“负面
产生了依赖？
有些人甚至声称，这种物质与强效毒品一样糟糕。关于这一点，科学界目前的发现是
文/汤姆·卡特温克尔 (TOM KATTWINKEL)
对抗“对糖的态度”。资助研究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反驳批评者”。这就是 226 项目的开始：该游说团体向两名哈佛研究员支付了在当时数额巨大的 6.500 美元。作为回报，他们需要非常批判地审查那些将糖定义为危害健康的研究，并撰写一篇旨在对这些结果播种怀疑的文章。糖业游说者希克森 (Hickson) 在文章发表前亲自审读了多次。他很满意其中的内容。“这正是我们预想的，”他在该研究 1967 年发表在当时已享有盛誉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之前，给两位作者写道。该文章的结论是：毫无疑问，只有一种饮食改变能预防冠心病——即减少脂肪。
糖的有害影响？被夸大了。研究人员没有提到他们的出资方——而在今天，这是必须披露的。此后，这项研究塑造了专家和公众对食品风险的看法。几十年来，专业协会一直推荐低脂饮食。添加糖的低脂产品充斥市场，直到 2000 年代，Katjes 还在德国境内以“不含脂肪”的标签宣传其软糖。“工业界确实竭尽全力地将糖轻描淡写，”基尔大学医院的代谢医学专家蒂姆·霍尔斯坦 (Tim Hollstein) 说道。但自 1960 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反对糖的证据已变得如此压倒性，以至于即便是最巧妙的工业宣传也无法抵挡。这有点像吸烟与烟草工业的故事：当谎言变得如此显而易见时，它最终会反噬谎言者。到 2010 年代，糖的形象已完全崩塌。然而，脂肪的坏名声依然存在。霍尔斯坦讲述道，他的一些患者仍然认为，他们患有脂肪肝或血脂过高仅仅是因为摄入了过多脂肪。“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虽然薯条或肥肉等饮食中许多不健康的脂肪确实会导致血脂升高，但尤其是肝脏脂肪的形成，背后往往是其他原因：摄入过多糖分，特别是被认为健康的果糖。
水果、蜂蜜、奶昔： 是否存在“好糖”？
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糖与脂肪之间复杂的联系，必须了解：当食物中的葡萄糖（即葡萄糖）通过我们的血液流动时，胰脏会分泌胰岛素。这会停止脂肪的分解，并将糖分输送到身体细胞中。血糖水平下降，细胞获得能量。因此，将糖称为毒药是荒谬的。身体并不会像排斥神经毒素酒精那样排斥糖。糖是人体最喜爱的燃料。人体会在肝脏和肌肉中储存 300 至 500 克糖。这些储备在我们在体力活动时（无论是快跑上楼梯还是骑自行车）充当能量储备库。唯一的问题是：许多人更倾向于开车或乘坐电梯。他们的糖储备已满——“然后，”霍尔斯坦这样表述道，
»糖分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垫«。顺便提一下，这也适用于天然糖浆（如龙舌叶蜜）或蜂蜜中的糖分。而对于果糖，情况更为特殊：Hollstein 表示，果糖几乎仅在肝脏中被代谢，且«主要转化为脂肪»。这些脂肪随后积聚在肝脏或腹腔中，从而引起炎症，增加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含果糖量较高的水果特别有害。但 Hollstein 称，他没有遇到过因为吃太多苹果或浆果而致病的患者。只要整体食用而非加工成果汁或奶昔，水果就是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那么，某些糖是否比其他糖更糟糕？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例如，奶昔会让身体充斥糖分，却不能让人产生饱腹感。其中的水果及其膳食纤维被粉碎，导致糖分在液体中自由漂浮。为了吸收这些糖分，人们既不需要咀嚼也不需要消化。因此，奶昔中的糖分被肠道吸收得极其迅速，快到身体根本无法意识到已经摄入了足够量。研究表明：每天饮用软饮料的人，在几周后会出现肝脏脂肪增加和血脂升高。这不仅是因为肝脏将糖分转化，还因为糖分会影响我们的进食量。2000 年代中期，以色列一家核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在当地食堂进行了一项至今被引用上千次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现象。
照片：Caroline Heinecke 为《DIE ZEIT》拍摄
当咖啡馆的顾客伸手去拿糖罐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成为一项实验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对糖罐进行了操纵，使其撒出的糖量明显少于平时。结果，大学咖啡馆的糖消费量立即下降了 20 Percent。显然，客人们觉得比平时更频繁地摇晃糖罐太麻烦了，于是他们满足于少量的糖。这是康斯坦茨大学的心理学家几年前进行的一项小实验，但它表明了周围环境如何影响消费行为。从中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如果想阻止人们不健康地生活，并不一定要禁止不健康的事物，只要增加其获取难度就足够了。这个想法正是联邦政府计划征收软饮料税以及提高烟草和酒精税构思背后的逻辑。
有些人认为，这对人们的健康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同时也能缓解医疗保险基金的资金短缺。而另一些人则担心这标志着一种由上而下的“重新教育”的开始。糖业协会（即糖业利益代表）称其为一种限制人们自由的“惩罚性税收”。德国选择党 (AfD) 将其视为一种家长式的干预。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长期以来也采取类似的论点。直到今年 2 月，它还在联邦党代会上否决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分会提出的一项关于征收软饮料税的议案。然而，健康研究人员早已要求征收此类税收。民调显示，许多消费者也对此表示认同。甚至零售巨头 Aldi Süd 如今也支持征收软饮料税。现在，政府也加入了。这是一场小规模的革命。到目前为止，在德国，预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个人私事。传统的信念是，成熟的公民应该自行决定他们想让身体承受多少压力，以及为了享受而愿意承担哪些风险。德国香烟包装盒上出现带有警告的震撼图片，仅仅是因为欧盟的规定。
在国际上，德国由于其谨慎的政策而处于一个特殊地位。由 AOK 和德国癌症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公共健康指数 (Public-Health-Index) 衡量了不同国家在科学建议的预防措施上的执行力度。在 18 个欧洲国家的排名中，德国处于倒数第二位。尽管德国拥有最昂贵的医疗体系之一，但其预期寿命仍低于欧洲平均水平。许多德国人患有部分可避免的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症和癌症。“作为社会整体，我们必须为烟草、
我们都依赖吗？ 第 25 页 续接
她的实验对象是该中心的超重员工，他们需要减轻体重，并在两年的时间里接受科学随访。为此，营养师调整了食堂的食谱。每道菜都被赋予一个颜色代码：红色代表低脂（Low Fat），绿色代表地中海饮食（Mediterran），蓝色代表低碳（Low Carb），即低碳水化合物。受试者被分为三个相应的组：选择地中海饮食或低脂饮食的人，只能摄入特定数量的热量。低碳组则更为自由。虽然他们只能食用特定数量的碳水化合物，但没有热量上限。结果是：出乎意料地，两年后减轻体重最多的是低碳组。
研究人员的这一观察结果可能与碳水化合物在控制食欲的器官（肠道和大脑）中的作用方式有关。
为此，人们必须了解糖属于碳水化合物。较复杂的碳水化合物（例如面粉或淀粉）由长糖链组成，身体必须先将其分解为单个构建模块。在肠道中，微小细胞会产生饱腹感激素，向大脑发出信号：我们吃饱了！距离胃越远，肠道中发送极强饱腹信号的细胞就越多。但由于薯片和吐司中的糖分和碳水化合物几乎不需要肠道进行消化处理，肠道在第一部分就已经将其……
“酒精和食品工业几乎没有设置界限，”拜罗伊特大学公共卫生营养学教授彼得·冯·菲利普斯博恩（Peter von Philipsborn）说道。那么，预防工作是否应该在整体上比以往更像一项公共任务？政治是否应该干预微小的日常生活乐趣？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方法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健康并非仅仅是个人私事。它还取决于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 19. 世纪，霍乱和伤寒在欧洲肆虐，且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当时各国政府和城市被迫对给排水系统进行公共监管。即便在当时，有些人就对这种关怀感到反感。当英国政府在 1848 年通过第一部《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以确保社区拥有清洁水源时，一家英国报纸主张要“一点肮脏与自由”。而 50 年前，当联邦共和国引入汽车安全带强制令时，许多人直到被威胁要罚款才开始系安全带。诚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像猛烈撞击挡风玻璃那样迅速致命。而且，一杯柠檬汽水与 19. 世纪被污染的井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公共卫生研究者的看来，两者有一个共同点：正是环境条件导致人们患病。在调查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坚称他们想要更健康地生活。只是很多人无法实现。因此，众多研究者认为，如果医保基金仅仅启动科普宣传活动、资助瑜伽课程或推荐小扁豆咖喱食谱是不够的。如果希望人们关注自己的健康，就必须创造一个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环境。然而在我们的世界中，产品无处不在，且其开发和宣传方式让我们几乎无法抵御。我们的消费决策早已不再不受影响。公共卫生的核心诉求主要并非人们经常提及的禁令，而是旨在创建一个更大的框架，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保持身体健康，无论是通过无烟候车亭、更多的自行车道和公园，还是更健康的食品。作为后发者有一个优势：德国可以向其他更重视预防的国家学习。
英国： 软饮料税的效果
自 2018 年起，英国的饮料制造商必须支付两级税费，前提是其软饮料每 100 毫升含糖量分别超过 5 克或 8 克。自此，当地销售的软饮料平均含糖量几乎
小肠在胃之后立即开启。结果是： 饱腹感较低——我们会继续进食。全麦面包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糖分构建模块被包裹在膳食纤维和蛋白质中，在糖分被吸收之前，必须先将其从中分离出来。因此，食物在肠道中停留的时间特别长，会释放出许多饱腹感激素。
马克·蒂特格迈耶（Marc Tittgemeyer）发现了一种机制，导致我们在即使饱腹时仍会食用糖分。他将其称为“甜点胃”。准确地说，我们甚至已经拥有了一个“甜点舌”：舌尖上的微小味蕾会测试食物的质量——就像一种味觉上的“技术监督局（TÜV）”。即使是新生儿在尝到甜味时也会微笑，而苦味则让他们撇嘴。毕竟，苦味是对毒液的警告，酸味则通常意味着受污染。然而，甜味会让多巴胺在脑中激增。因为它预示着碳水化合物，从而提供能量，而在远古时代，人们必须尽可能地确保获取这种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中存在这种系统，糖分可以通过它欺骗我们的饱腹感，”蒂特格迈耶说。当神经细胞接收到糖分信号（例如一份提拉米苏的照片）时，它们会释放出人体自身的类鸦片物质——随后便产生一种刺激食欲的内啡肽快感，促使我们继续进食。
蒂特格迈耶尝试阻断这种快感，他在向受试者展示甜点图片和巧克力豆之前，向其鼻腔喷入了类鸦片拮抗剂。在使用了鼻喷剂后，受试者对这两者的反应几乎不再明显，
5
克
根据估计，18. 世纪早期的 人均消费量
10
百分比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日能量摄入中 来自（游离）糖的比例最高不应超过 10%。 在理想情况下，甚至应低于 5 百分比
46
百分比
2020 年英国软饮料的 含糖量与 2015 年相比 降低了 46 百分比
93
升
2024 年德国 人均生产的 含糖软饮料量为 93 升
证明了他的猜想。而且有一天，这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全新形式饮食疗法的基础。 因此，糖不仅仅在以糟糕的形式（例如奶昔或软饮料）被食用时才对我们的健康产生毁灭性影响。 它让我们生病，还因为我们可以摄入过多的糖。在狩猎采集时代，“甜点胃”还确保了人们能够为饥饿期储备能量，而在一个没有饥饿的社会中，这些储备则堆积成了脂肪层。 此外，Tittgemeyer 在实验对象的脑中发现了另一种“糖弱点”。如果让他们每天吃布丁，两个月后，大脑中负责奖励和动机的区域之间就产生了新的联系。因此，参与者觉得甜食比以前更诱人，而其他食物则失去了吸引力。 “每天食用大量甜食，尤其是与脂肪结合食用的人，会想要更多——而对蔬菜的兴趣则越来越小，”Tittgemeyer 说道。 他说，这是在潜意识中发生的。而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被这样条件反射训练后，一旦看到垃圾食品就会自动伸手去拿的原因。 那么，糖是否真的是一种破坏我们自我控制能力的成瘾物质？那些传播令人震惊的“糖与海洛因”对比的网红们是否正确？ Tittgemeyer 认为当前的成瘾讨论很荒谬。“我不能把每个在露天泳池吃冰淇淋的孩子都贴上成瘾者的标签。” 将我们身体的一种燃料与硬毒品
减半。在引入该税种一年后，成年人的糖消费量下降了 20 百分比，儿童下降了 10 百分比。专家还将随后几年中因严重龋齿接受治疗或因哮喘发作住院的儿童数量减少归功于此。因为高糖消费会促使肥胖和炎症——两者都能诱发哮喘。更棘手的问题是，税收是否能有效对抗肥胖。拜罗伊特大学的 Peter von Philipsborn 表示：“科学证明，经常饮用软饮料会增加肥胖风险。同样证明了，当饮料价格上涨或含糖量降低时，人们摄入的软饮料糖分会减少。”因此，这项税收理应能缓解该问题。事实上，一项英国研究显示，10 至 11 岁女孩的肥胖率有可衡量地下降。但男孩的情况没有变化。因此，结果并不明确。在其他征收软饮料税的国家中，效果也有限且部分不一致。Philipsborn 对此解释道：饮用软饮料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只是众多因素之一。“如果许多其他因素继续促使肥胖，那么通过税收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让增长速度略微放缓。”那么，用这种税收去挫伤那些本就觉得被政治操纵的人的情绪，是否值得？专家认为值得。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会对所有人造成损害。治疗成本推高了医疗保险缴费。高病假率削弱了生产力。“通过税收，起码应让造成问题的人承担这些成本的一小部分，”Philipsborn 说道——他的意思是
因此，这也明确涵盖了生产商。未来，他们将在德国缴纳软饮料税。他们可以通过修改配方来应对，或者通过提高价格来应对。后者同样会降低消费量。不过，这会产生一个副作用：消费税对贫困人群的影响尤为沉重，因为他们将更大比例的资金用于消费。因此，批评者认为这类税收在社会层面上是不公正的。“许多关于公共卫生的讨论是由非常特权的人主导的，他们并不总是能共情那些较低特权人群的日常生活，”不来梅大学公共卫生伦理专家索尔维格·汉森（Solveig Hansen）表示。“贫困会产生慢性压力，而饮食可能被作为一种无意识的应对策略，用来处理负面情绪。”尽管如此，汉森认为，以税收形式采取“某种家长式管理”是合理的，以免让人们完全处于工业界的影响之下，因为后者的产品从长远来看可能会造成损害。肥胖症、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在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中更为常见。
由于仅靠软饮料税可能效果有限，专家建议，此外还应采取如降低水果和蔬菜增值税等措施。在英国，软饮料税与其他措施相结合：限制垃圾食品和甜食的广告，并在学校中执行健康饮食的最低标准。
将（糖）与（毒品）进行比较，他认为这是胡扯。“像海洛因这样的物质在大脑中的作用强度要高出许多倍。”但蒂特格迈耶（Tittgemeyer）承认，糖确实具有一些与成瘾物质共同的作用：它也能削弱大脑中的控制机制，导致人们想要更多，即使超重早已损害健康，仍然继续进食。
位于柏林-施潘道（Berlin-Spandau）的 Vivantes 医院的肥胖症中心坐落在巨大的设施边缘，显得有些幽静，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在底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工作着迪亚娜·鲁宾（Diana Rubin）。她是一名营养医学专家、首席医师，同时也是德国糖尿病协会“营养委员会”的主任。鲁宾对目前广泛传播的“糖恐慌”感到反感。她认为人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从数十年来的轻视转向了持续的妖魔化。她接诊过一些患者，这些人因为对糖的恐惧而陷入了进食障碍。她将关于健康人群出现危险血糖峰值的说法称为“又一个被散布的谣言（eine weitere Sau, die da durchs Dorf getrieben wird）”。餐后血糖波动是正常的，这表明身体自身的胰岛素系统正在发挥作用。
但事实同样是，鲁宾的许多患者确实存在糖摄入过多的问题。鲁宾表示，这些人经常低估了例如一份水果酸奶中含有多少糖，以及自己在不经意间摄入了多少。在谈话结束时，鲁宾还有一个愿望：凡是在公开场合讨论糖的人——
立陶宛： 如何摆脱酒精依赖
“德国啤酒代表了工艺精神和对家乡的热爱，”联邦营养部长阿洛伊斯·赖纳（Alois Rainer）说道。在6月底的这一天，他接过了一项荣誉：“2026年啤酒大使”。部长表示，他感到很荣幸。并且认为：酿酒厂需要良好的框架条件，而不是新的监管要求。在德国，最高营养政策制定者兼任啤酒大使的副业并不罕见：伊尔莎·艾格纳（Ilse Aigner）和朱莉娅·克勒克纳（Julia Klöckner）在担任营养部长期间也持有该头衔。而财政部最近发布的一项法律草案显得过于“契合”：虽然烈酒、起泡酒和酒精饮料的税收将增加，但啤酒和葡萄酒并未出现在该草案中。然而，酒精每年因疾病、事故以及斗殴和提前退休带来的后果而造成约 570 亿欧元的成本。这个数字是由健康经济学家托比亚斯·埃费茨（Tobias Effertz）计算得出的。他表示：“人们可以要求公民在超市购物时，就支付一部分他们日后将给社会带来的成本。”然而，目前计划的增税每年可能仅带来 4.55 亿欧元。因为在德国，人们饮用最多的主要是啤酒和葡萄酒。消费的酒精中，超过 70 % 集中在这两种饮料上。啤酒税最近一次上涨是在 30 多年前。葡萄酒税仅在形式上存在，因为欧盟法律要求如此，但其税率为 0%。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众能像在德国这样廉价地买醉。只要有父母在场，14 岁的青少年就可以饮用啤酒、葡萄酒和起泡酒。酒精几乎全天候、随处可见，印有啤酒瓶和啤酒罐的海报是街头景象的一部分。公共卫生研究员卡罗琳·基利安（Caroline Kilian）将其总结为：“酒精无处不在，酒精触手可及，酒精价格低廉——因此饮酒量也很大。”德国仅有一次尝试过另一种路径。在 2010 到 2017 年之间，巴登-符腾堡州禁止在夜间于加油站、超市和报刊亭销售酒精饮料。这一决定由当时由 CDU 和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执政联盟做出。后来，甚至一些绿党成员也支持取消这一禁令：该规定质疑了公民的成年自主权。
...过了，应该试着去接受，人们可以很正常地对待甜食。 但如何实现？ 如果将鲁宾（Rubin）的回答简化，那就是：“自觉”。弄清楚糖分隐藏在哪里，减少随意的零食摄入，而是在吃甜点时真正地享受它。如果儿童生日派对上的蛋糕和可乐导致了“糖分冲击”，父母无需因此陷入恐慌。 必须承认，鲁宾所希望的这种“自觉地吃零食”，在我们的环境中相当困难，因为诱惑无处不在——从可乐，到收银台旁的糖果，再到水果酸奶中隐藏的糖分。德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摄入的糖分不超过 50 克。也就是说，大约 16 块方糖。但德国人的平均摄入量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每天超过 30 块方糖。要达到“自觉消费”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如此，对话者中没有人建议完全放弃糖分——同样也没有人建议完全放弃碳水化合物。因为这也许是过去几十年所有饮食趋势共同的最大误区：它们将祸根归于单一的营养素，而将救赎寄托在另一种营养素上。首先是低脂，然后是低碳，现在是高蛋白。而决定性的其实是正确的配比，即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均衡混合。即使这种配比偶尔糖分偏高：也没人需要担心因此在体内被“焦糖化”。
但它确实起到了作用。一个科学家团队对此进行了研究。当时，因酒精中毒而被送往诊所的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数量减少了 7%。身体受伤的人数也随之下降。研究人员总结道：该禁令是“一个有趣的政治尝试”。尽管如此，它从未找到效仿者。至少在德国没有。但确实有一个地方，专家们推荐的所有措施都得到了实施。在那里，酒精价格昂贵，购买难度较大，且在广告中完全消失：立陶宛，一个人口比柏林还少的国家。长期以来，立陶宛一直是全球酒精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一半的谋杀案是在酒精影响下发生的，在十起家庭暴力案件中就有六起涉及酒精。青少年经常沉溺于酒精之中。立陶宛
人年均纯酒精摄入量约为 15 升。随后，奥雷柳斯·韦里加（Aurelijus Veryga）上台了。这位医生兼公共卫生学教授于 2016 年出任卫生部长。一年后，他的政府将啤酒和葡萄酒的税收翻了一番，烈酒的价格也随之提高。2018 年，一项全面的广告禁令出台——社交媒体也不例外。购买酒精的最低年龄从 18 岁提高到 20 岁。晚上 8 点以后禁止销售。周日销售在 15 点就截止。加油站则完全不销售。对该案例进行科学研究的成瘾研究专家于尔根·雷姆（Jürgen Rehm）表示，税收的效果迅速，而其他措施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尤其是降低可获得性这一点，经常被政界低估。”当然，有些人规避了新规定。在维尔纽斯，一名企业家安装了灰色的自动售货机，看起来像巨大的
冰箱。里面装有：伏特加、威士忌、朗姆酒。想要买一瓶的人先通过某种订阅模式付费，然后用 QR 码领取。经营者辩称，这些自动售货机仅仅是酒精的储存点。抗议活动也随之而来：国际杂志的酒精广告页面上贴满了红色标签。反对派称之为审查。工业界则警告失业风险。这个国家处于一场文化战争的边缘。但最终，它决定将国民健康置于啤酒和烈酒的销量之上。当然，立陶宛人仍然在喝酒，但饮酒量减少了，饮酒起始年龄也推后了。在改革仅一年后，15 至 16 岁青少年醉酒的频率降低了三分之一。立陶宛长期以来是青少年成瘾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突然之间，与波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相比，其成瘾率变成了
最低。整体人均消费量也大幅下降，预期寿命——尤其是男性的预期寿命——有所提高。
糖税、酒精禁令、禁烟令：政界是否应该强迫人们采取健康的行为？ 在其他国家，人们早已测试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作者：汉娜·格拉贝（HANNA GRABBE）、汤姆·卡特温克尔（TOM KATTWINKEL）和克劳迪亚·维斯滕哈根（CLAUDIA WÜSTENHAGEN）
荷兰： 一个国家如何戒烟
1997年，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的首席执行官宣布，如果证明香烟具有致癌性，他将立即停止香烟的生产。如果烟草业信守承诺，其中一个最大的健康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在上个世纪，全球约有100 Millionen人在吸烟中死亡，在德国，每天仍有近350人因此死亡。因此，研究人员要求征收税款、禁止广告并设立公共无烟区——如车站、游乐园、露天泳池。他们所有人反复将一个国家作为榜样：荷兰。荷兰的烟草政策之特殊之处，在2018年3月21日的乌得勒支可见一斑。那天，学校、体育俱乐部、游乐园和社区的代表聚集在那里。他们都致力于打造无烟的公共空间。其中一些人获得了首次颁发的“无烟一代奖”（Rookvrije-Generatie-Award）。这是一个社会运动的缩影，该运动始于医学团体，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给孩子们一个在无烟环境下成长的机会。”许多荷兰人认同这一口号——最终政界也认同了。2018年11月，政府与70个社会组织共同签署了一项《国家预防协议》。协议约定提高烟草税、增加无烟区、禁止广告并限制销售。自2022年起，荷兰不再设有香烟自动售货机；自2024年起，超市不再销售香烟。到2032年，人们将只能在专卖店购买香烟。
或许是因为这一想法源自基层运动，时至今日大多数民众仍对此持支持态度。目前，荷兰仅有18%的成年人吸烟。根据各项调查，德国的这一比例在19%到30%之间，真相可能在两者之间——无论如何，都明显高于荷兰。而在荷兰，每三个吸烟者中就有一个每年至少尝试戒烟一次，而德国的这一比例仅为约十二分之一。在本国，青少年的吸烟频率也略高于邻国。专家表示，德国目前仍然缺乏一项长期的烟草战略。事实上，这里的民众比许多政治家想象的要先进：根据最新民调，高达70%的人认为提高烟草税是正确的。
照片：Caroline Heinecke 为《 DIE ZEIT》拍摄；ZEIT-图表：Sina Barkmann/来源：BLE，英国政府，可口可乐，德国联邦议院
有些时刻决定了自己生活的走向。在这些时刻，决定“我说还是不说？”会产生影响，尽管在那一刻能感觉到其影响范围，但只有在回首往事时才会真正清晰。六年前，在一次徒步穿越瑞士阿尔卑斯山埃格山（Eggberge）的旅程中，我经历了这样一个时刻。当时我认识我的同伴才两周。当我们行走时，我问自己：“我该告诉他我喜欢他吗？”我预感到他也喜欢我。与此同时，我找到了很多理由将感情藏在心里。例如，如果他的回答伤害到我怎么办？
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权衡：是对对方敞开心扉，还是最好不要？比如，当你告诉一位好朋友，你希望花更多时间在她身上。或者当你为某个因为沮丧而说出的愚蠢之词向女同事道歉。脆弱性是指愿意展现自己的情感不确定性
广告
在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反应的情况下，且尽管担心可能产生的后果，依然选择坦诚相见。然而研究人员指出：我们担心透露过多信息的恐惧，对我们的伤害大于益处。为了克服这种恐惧，他们建议加强一种被他们称为“自我同情”的特质。
美国人莱斯利·约翰（Leslie John）研究这个课题已经 20 年了。她是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教授，研究人们何时以及为何透露个人信息。今年年初，她出版了《揭秘：被低估的过度分享力量》（Revealing: The Underrated Power of Oversharing）一书，在书中她主张要敢于承担被伤害的风险。
根据她的研究，我们大多数人首先会对此产生畏缩，原因很简单：当一个人考虑透露某些私人信息时，通常首先想到的是风险。因为人们对自己所做或所说的事情，比对自己未做或未说的事情更有责任感。在心理学中，这被称为“不作为效应”（Unterlassungseffekt）。然而在莱斯利·约翰看来，这种想法是短视的。因为保留信息同样可能产生社交成本，例如当他人将其感知为不真诚或疏离时。
在一次实验中，约翰向 126 名参与者提供了两份以填写完的问卷形式呈现的虚拟约会资料。其中包含一些敏感问题，如：“你是否曾想过伤害他人？”或者：“你是否曾向伴侣隐瞒过自己患有某种性传播疾病？”回答选项从“从不”到“经常”不等，但也有“不回答”的选项。受试者需要决定，是否愿意根据这些资料与相应的人约会。结果显示：近 80 % 的人更倾向于选择给出具体回答的人——即便该回答在社交上是不受欢迎的——而非选择“不回答”的人。这表明，有目的地隐瞒信息可能会被认为不那么值得信任。而那些选择敞开心扉的人，更容易获得约会机会。
然而，这个实验并不能如此简单地转移到现实生活中。“在约会时，我们很少能看到对方填写的问卷，因此通常不知道对方是否刻意隐瞒了某些信息，”萨宾娜·肖尔（Sabine Scholl）说道。她是海尔布隆应用科学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从事人类互动与脆弱性研究已有 14 年。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决定是否展示自己的脆弱，以及他人是否能察觉到我们隐瞒了某些事情。”脆弱感是主观的，取决于具体语境。因此，在实验室中研究脆弱性是很困难的。不过，萨宾娜·肖尔建议保持谨慎。“有些情境下，展示脆弱是有益的，而有些情境下则不那么受欢迎。”例如，向一个已有伴侣的人表白可能是困难的。或者在求职面试中
《时代杂志》周刊 (Das ZEITmagazin WOCHENMARKT) 将本季最美好的风味带入您的厨房。包含 50 份以上的食谱，其中有专栏作家伊丽莎白·雷特（Elisabeth Raether）的最爱——以及大量关于旅行与享受的灵感。 现在订购两期即可享受优惠价，节省 25 %！
揭露私密或令人困扰的信息。对方的反应同样至关重要：如果对方对个人话题反应冷淡或迅速转移话题，可能在暗示此时并不希望建立亲密关系。但莱斯利·约翰（Leslie John）认为正确的一点是：我们过于迅速地敞开心扉的情况通常较为罕见。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所谓的“美丽混乱效应”（beautiful mess effect），曼海姆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安娜·布鲁克（Anna Bruk）对此进行了研究。与萨宾·肖尔（Sabine Scholl）合作的布鲁克表示：“当他人展现出脆弱的一面时，我们会觉得很美好。但反观自身，这种感觉却像是一团乱麻，令人不快。”人们经常低估了他人对自身不足之处的积极反应。那些在我们看来令人不快、尴尬或混乱的事情，在他人看来往往是坦诚、亲切甚至勇敢的。
布鲁克在多种情境下证明了这一效应：那些表白爱情、寻求帮助、承认错误或在他人面前即兴演唱的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明显比观察者更苛刻。因此，反思对待自身脆弱性的看法可能是值得的。布鲁克说：“在特定条件下，展现脆弱可以促进信任，增强关系，或有助于化解冲突。”只有当我们表现得诚实且真实时，才能被他人看见和理解。这反过来又会增强我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尤其是在约会中，我经常看到人们错失机会——通过例如坦诚地谈论自己的感受，来开启、挽救或深化一段关系的契机。”
在约会中，敞开心扉的人机会更多——至少在实验中如此
如何才能克服对自身脆弱性的恐惧？心理学家兼友谊治疗师亚历山大·穆勒（Alexandre Mueller）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苏黎世，许多想要谈论痛苦话题的人会造访他的诊所。他将“自嘲”视为处理脆弱性的一种可能策略。他说：“能够自嘲有助于在不损害自我价值的前提下，与自己的不自信保持距离。”自嘲的优势在于它起到了社交黏合剂的作用。它能减轻紧张感，让我们个人变得更亲切、更讨人喜欢。好感与脆弱性其实相辅相成。“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故事或电影，其主角是没有脆弱性的。”阿基里斯有他易受攻击的脚后跟，超人有露易丝·莱恩和氪石。“正是这些脆弱性，让我们与角色产生共鸣。”
但自嘲并非唯一手段。自我慈悲（Selbstmitgefühl）也能帮助人们更从容地对待自己的脆弱。这个词描述的是一种在面对困难处境时，以理解和宽容对待自己的能力。并非所有人的这种能力都同样强。安娜·布鲁克表示：“许多人的自我慈悲水平较低。”童年经历可能在其中起作用，例如当照顾者表现得过于挑剔、经常缺席、冷漠或反复无常时。 “我们试图通过自我批评，确保自己不会受到外界批评的攻击。”其背后往往是潜意识的想法：如果我先批评自己，别人就不能再批评我了。因此，低水平的自我慈悲是一种习得的模式，它会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许多障碍，例如导致我们无法充分察觉自己的需求。
允许脆弱的人，会感到自由、轻松且真实
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较高自我同情心的人在面对困难情境时能以更建设性的方式应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感到恐惧。相反，他们似乎更能够忍受这种恐惧，而不会完全被其主导。为了研究脆弱性与自我同情心之间的关系，安娜·布鲁克（Anna Bruk）进行了多次实验。在的一项研究中，340 名大学生被要求想象，是他们自己向主管承认一个严重错误，还是另一个人这样做。随后，他们对这种行为进行评估，例如将其视为勇敢的行为或软弱的迹象。此外，布鲁克还通过问卷调查评估了参与者的自我同情心。结果显示出一种清晰的模式：自我同情心较低的人对自己展现出脆弱性的评价明显比对他人的评价更为苛刻。而在自我同情心较高的人身上，这种差异则较小。好消息是：研究表明，自我同情心是可以训练的，例如通过引导式冥想或写作练习。其中一种方法是，尝试从一个心怀善意的人的视角给自己写一封支持性的信件。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学会更开放地对待自己的脆弱性。布鲁克表示：“从长远来看，这能创造更深层且相互支持的关系，以及一种被看见和被理解的感觉。” 揭露自己的不足往往伴随着一种自由感、释然感、真实感和自信心。安娜·布鲁克认为，允许更多脆弱性的另一种方法是，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要冒险这样做。“如果你有一个长期的‘为什么’，就更容易忍受短期内不愉快的情绪。” 此外，即使结果不如预期那样理想：只要你是自觉决定且保持真实，可能遗憾会更少。顺便一提，在那次远足中，我对自己个人那个“为什么”的意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我想和这个人在一起。每走一步，我就能更好地放下我的不安。到达顶端后，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我喜欢你，”我说。那一刻，恐惧消失了。我感到释然且自由。在我还没来得及后悔之前，他说：“我也喜欢你。” 至今已经六年了。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在一起。
插图：塞巴斯蒂安·科尼格 (Sebastian König)
《时代周刊》(DIE ZEIT)：索恩女士，假设延斯·施潘及其丈夫在组建家庭之前来向您咨询。您首先会和他们讨论什么？
佩特拉·索恩：我会问两个问题。首先，代孕计划打算在哪个国家进行。在德国的讨论中，代孕母亲只被描绘成贫穷、被剥削的女性。但实际上国际差异很大：有些国家能为所有参与者提供良好的医疗和心理护理，而另一些国家则几乎不对代孕母亲提供保护。
《时代周刊》：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索恩：你们打算如何面对这种矛盾——即通过代孕母亲成为父亲，但又在公开场合反对代孕？对我来说，这种矛盾其实并不令人惊讶。但人们必须对此表态。
《时代周刊》：在哪些方面？
索恩：在我的咨询过程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说，我之前无法想象为了实现生育愿望，我愿意付出到什么程度。在不孕不育诊所度过无数小时，一遍又一遍地注射激素，在国外植入陌生女性的卵子，或者就利用代孕母亲。对于许多人来说，生育愿望是关乎生存的，而界限随之在发生位移。
《时代周刊》：但人们并没有拥有孩子的权利。夫妻双方难道不应该在某个时刻接受自己的命运吗？
索恩：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只不过我们在德国把事情简单化了：我们禁止某些疗法，但同时又知道人们会规避这些禁令，就像我们在施潘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处理非自愿不孕不育的方式是虚伪的，且充满无知。例如，目前没有人谈论卵子捐赠，而延斯·施潘同样利用了这项技术。
《时代周刊》：让我们先从代孕开始：关于那些为其他夫妇怀孩子的女性，我们了解多少？
索恩：这取决于具体的国家。在印度或乌克兰等国家，过去和现在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女性签署了她们无法阅读的合同，医疗护理糟糕，且在经济上被剥削。与之相对的是规则严格得多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英国。那里的研究表明，许多代孕母亲事后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她们甚至可能再次这样做。她们与这些家庭保持联系，她们自己的孩子也能很好地面对这段经历。
《时代周刊》：那么金钱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索恩：金钱总是扮演某种角色，问题仅在于是什么角色。
认为存在两类人群——一边是利他主义的代孕母亲，另一边是受经济驱动的女性——这种看法脱离了现实。因为这两种动机几乎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一名女性可能既想帮助他人，同时又认为获得经济补偿很重要。
《时代周刊》：延斯·施潘前往美国进行代孕。
索恩：根据我们的咨询实践，对于许多夫妇来说，美国，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确实是首选。那里的程序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代孕母亲必须本身有孩子，心理稳定，并且深入研究过这一主题。
佩特拉·索恩 (65) 是一位家庭治疗师。她曾任德国伦理委员会成员，以及利奥波第那国家科学院 (Leopoldina) 辅助生殖医学工作组成员。
拥有。这给德国夫妇提供了安全感。此外，当地机构通常会毫无问题地认可父母身份。然而：在那里，代孕的费用大约为 160.000 到 200.000 欧元，其中代孕母亲根据具体情况可获得约三分之一的费用。这只有高收入者才能负担得起。因此，许多夫妇尝试在其他国家进行，在那里的费用较低，而代孕母亲的条件通常更差。《时代》周刊：那么在您看来，美国的情况是否涉及剥削？Thorn：也许不会说是剥削，但美国在这方面并非我们的榜样，因为那里的整个医疗系统高度商业化。但在英国或澳大利亚等国家，我的体验是，代孕母亲虽然获得了补偿，但人们会确保申请成为代孕母亲的女性并非处于财务困境中。
《时代》周刊：但对许多人来说，很难想象一个女性将孩子在体内孕育九个月，然后自愿将其交给他人。Thorn：研究表明：如果女性在怀孕之初就清楚自己是为他人孕育孩子，这会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态度。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人类的能力。许多代孕母亲能够与未出生的孩子建立情感纽带，同时清楚地知道她们将在孩子出生后将其移交。
《时代》周刊：那么心理辅导主要针对什么？Thorn：它旨在尽早发现潜在的冲突。大多数代孕母亲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以及伴侣和周围环境都必须被纳入考量——如果一个女性怀孕但最后没有宝宝在身边，这会引发疑问。此外，还涉及如何安排与意向父母的接触：在怀孕期间、分娩时以及之后。我建议不要在之后中断联系。毕竟，代孕母亲不是医疗服务提供者，而是家庭历史的一部分。
《时代》周刊：关于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我们了解多少？Thorn：该领域的数据目前仍然有限。但目前的调查结果与人工受精或卵子捐赠的结果一致：孩子们状况良好，在医学上和心理上都没有出现异常。这些后代在学校的发展正常，与父母的关系稳定。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父母必须能够从容地处理家庭建立的情况。
《时代》周刊：具体是指什么？Thorn：孩子们必须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孕育。他们不能感觉到父母为他们的出身感到羞耻。在德国，这比在允许代孕或卵子捐赠的国家更困难。在那些国家，有更多的榜样，对待方式也更加开放。
《时代》周刊：这意味着父母会对孩子隐瞒他们的出生故事吗？Thorn：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如果孩子们后来偶然得知——例如通过 DNA 测试或因为有人失言——可能会导致身份认同冲突。但在我的咨询实践中，我也发现这种情况在过去的 15 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父母会问是否应该告知孩子，而现在他们主要问的是如何告知以及何时告知。
照片：Plainpicture（示意图）；私有（下）
ZEIT：您建议什么时候开始（告知）？ Thorn：越早越好，也就是说，只要孩子开始问宝宝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就应该开始了。这同样适用于代孕，以及卵子和精子捐赠，体外受精，或者领养及寄养儿童。 ZEIT：如果德国允许代孕，相关的规定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Thorn：我支持利他主义模式，也就是说，像澳大利亚那样没有商业利益且有严格监管的代孕。这意味着女性在医疗和心理方面都必须经过严格筛选。以前我认为，代孕母亲在分娩后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真的把孩子交给父母。现在我会重新讨论这一点。 ZEIT：为什么？ Thorn：研究表明，代孕母亲想要保留孩子的情况非常罕见。她们的恐惧通常是另一种：担心意愿父母不接孩子，例如因为这对夫妇吵架分手，或者孩子有残疾。 ZEIT：您认为合理的补偿与常规报酬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广告
Thorn：这个界限很难划定。在英国或澳大利亚，仅允许利他主义代孕，女性可以获得针对收入损失的补偿，以及家政帮助或育儿支持。折算下来，这最高可达 30.000 欧元。顺便提一句，金钱问题在卵子捐赠中同样存在：如果在制定新规时，我们也必须决定捐赠者是否应该获得补偿以及补偿多少。 ZEIT：您支持允许卵子捐赠？ Thorn：绝对支持。代孕将始终充满争议。但在我看来，反对卵子捐赠的理由已经过时了。孩子们既不会因为受孕的情况而受苦，也不会让卵子捐赠者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就在不久前，十个医学专业学会再次表示支持对卵子捐赠进行规范化批准。现在是时候让女性自己决定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了——前提是她们得到了关于机会和风险的全面告知。
对某些人而言， 渴望拥有孩子 具有如此深远的 生存意义，以至于 它改变了 道德上的 定论
ZEIT：即使是像卫生部长尼娜·瓦肯 (Nina Warken) 这样的联盟党政治家也支持对卵子捐赠进行新规调整。但即便如此，依然没有任何进展。为什么？ Thorn：围绕生命开始和生命结束的问题在伦理上极其敏感，且容易迅速导致两极分化。因此，辩论往往停留在原则立场上，而不是讨论一套好的监管方案应该是怎样的。对于许多受影响的夫妇来说，这种不作为是难以接受的。 ZEIT：您认为目前的这场辩论是否有机会推动一些进展？ Thorn：我希望如此，而延斯·施潘 (Jens Spahn) 可以在此方面做出贡献。他需要有勇气说：“我对孩子的渴望改变了我的立场。因此，我支持将我们过时的辅助生殖法与现实接轨，并在此过程中讨论受到严格监管的代孕。”这样一来，整起风波才具有意义，不仅对许多受影响的夫妇有益，对他个人也是如此。
采访者： Hanna Grabbe 和 Martin Spiewak
埃森西部的一所学校操场，7.30 Uhr：几个迷路的学生，三张乒乓球桌，正中央停着一辆巨大的黄色双层巴士，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近东聆听巴士：移动的视角”。乔伊·弗拉姆 (Joy Flamme) 还需要清理一下卫生并连接 iPad，随后巴士里的讨论将进入激烈的议题：暴力、反犹主义、种族灭绝。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希望能够达成理解与共情。当不久后 20 名九年级的学生挤进红色座椅时，弗拉姆说：“我们现在要进行一次前往近东的旅行。”《每日新闻》(Tagesschau) 的旋律响起，随后播放了一段关于 7. Oktober 以及加沙战争的媒体报道剪辑。剪辑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经常有人对我大喊：哈马斯支持者！仅仅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以及“我很害怕被攻击，因为我戴着基帕 (Kippa)”。孩子们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表情，也许是有些不感兴趣，也许是深受触动，或者仅仅是因为疲倦。今天是周五。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以来，关于中东冲突的理智且富有共情的讨论似乎已几乎不可能实现。尤其是在学校里，孩子们和青少年在时间线 (Timelines) 上不加过滤地看到令人不安的图片和视频，却不知道可以将自己的疑问和感受托付给谁。聆听巴士希望改变这一点，作为一个拥有四个轮子的“安全空间” (Safe-Space)。巴士内设有不同的“站点”，涵盖概括化、共情或创伤等主题。在每个站点都准备了一台 iPad，其中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个人联系的人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印有“基布兹 (Kibbuz)”或“耶路撒冷”字样的照片、明信片和盒子摆放在那里。在巴士下方，三名青少年正在观看一段关于“多样性”的视频。两名女孩在勤奋地做笔记。在后面，一名男孩大声评论另一段视频：“她甚至不会阿拉伯语，她根本不在现场，她只是在网上看到的！”
在德国学校里，中东冲突经常变成一场忠诚度测试。聆听巴士则在寻找其中的细微差别 冯·艾丽西亚·克莱尔 (ALICIA KLEER) 报道
其中经常涉及暴力与仇恨。但同样关乎共情与理解。 »你不是巴勒斯坦人吗？« »兄弟，安静点«
»问你一个问题«这句话在 iPad 视频开始时会出现。例如：»你是否曾经深信不疑，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在「信念」站，一位拉比讲述了他如何离开定居者运动。孩子们需要花一小时时间在巴士的各个站点进行自主探索、倾听并做笔记。之后，他们可以与听力巴士的工作人员交流自己的体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无需老师陪同。这辆中东巴士是由非政府组织「变革社会」有限责任公司 (GiW) 与两名来自诺伊斯 (Neuss) 的教师合作运营的，这两位教师最初为自己的学校设计了该展览。去年夏天，「中东听力巴士」首次在德国境内行驶。政治与历史教师 Sebastian Schmidt 在当天将听力巴士请到了他位于埃森 (Essen) 的学校。20 年来，
他一直在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文理中学 (Alfred-Krupp-Gymnasium) 任教：这里有 700 名学生，学校社会指数为 8，这意味着这里贫困率较高，许多学生自身或家庭具有移民背景。Schmidt 表示：»自 10 月 7 日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方法，让这个问题在学校内能够被讨论。« 许多孩子与该地区有「传记上的联系」，例如加沙、约旦河西岸或黎巴嫩。学校里没有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有一次，一名孩子穿了一件印有巴勒斯坦地图的 T 恤，该地图涵盖了以色列的领土。Schmidt 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与学生进行沟通。作为学校，他们与该孩子进行了交谈。»我们当时告诉他：这可能会质疑以色列的生存权并冒犯某些人——根据我的经验，孩子对此表示认可。« 接近九点时，第一批
青少年再次穿过巴士的折叠门，走进学校大楼，经过一楼的 Pride 骄傲旗和水族馆，走上狭小的 102 教室。这里的课桌被推到一边，但即便如此，仍不能所有人都围坐在圆圈中——一名男孩半坐在圆圈中间。»你们走出巴士时的心情，是否与进去时有所不同？« Flamme 问道。他 36 岁，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光头，并且
灯笼裤。当一名朋友告诉 Flamme 这个项目时，他立刻想要加入。»也许当时我想，通过这个我也能给自己处理好这个话题，«他说道。Ela Y. 发言了。她穿着一件条纹的、过于宽大的 T 恤。»并不真的如此，«这位十四岁的女孩说。»我觉得总是被问到站在哪一边很讨厌。«坐在她身边的 Ela Nur 说：»我认为将国家与人区分开来很重要。你可以批评一个侵犯人权的国家，就像你可以批评哈马斯一样。«第三个女孩发言道：»如果你说你站在以色列这边，反而更容易被排斥。«»我原以为这会很无聊，但后来我发现自己一直想听下去，«一个男孩说。Ela Y. 说：»刚听说这件事时，我没那么被吸引。我想，我们在德国，德国支持以色列，我还能期待什么呢？但我感到惊喜。« Ela Y. 和 Ela Nur 是最好的朋友，后来她们在拥挤的校园操场休息时间这样讲述。历史与政治在这里是合在一起教学的，这是她们最喜欢的科目。Ela Nur 说，关于中东冲突，她已经与同学产生了冲突。»当有人表达激进观点时，我就已经发生过争执了，«她说。例如，当其他学生说他们认为 7. 10月 发生的事情很好，或者认为加沙发生的事情很好时。»我们站在人权这一边，而不是任何国家的这一边。« Ela Y. 说：»我之前已经了解过双方，但在听觉巴士（Hörbus）里，我能更好地理解以色列一方。« Dana Tzabary 与 Joy Flamme 一起乘坐巴士穿梭于德国各地。她讲述道，在 7. 10月 以及加沙战争开始后，她感到一种无力感。»我想要两样东西：既能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战争方式，也能批评哈马斯。但为此几乎没有空间。«她希望将这种无力感转化为建设性的行动，因此她加入了 GiW，现在乘坐巴士在德国旅行。来自十一年级的一批十二名青少年登上了车。»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说明人们的经验截然不同，但每一种经验都同样有效。我们希望在这里展现多样性，« Tzabary 说。青少年们坐在各个站点，安静地观看视频。只有风扇在发出呼呼声，吹动着从天花板绳子上垂下的塑封信息卡。在双层巴士的顶层搭建了一个白色小帐篷。五个男孩在里面看一段关于一名男子的视频，该男子希望通过音乐给加沙的孩子们带来希望。»你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吗？«一个男孩问同班同学。»不，我怎么可能听懂，我是土耳其人，那是阿拉伯语，«对方回答。一小时后，Tzabary 在 102 房间讲述她自己的经历。一个女孩问：»您将自己定义为以色列人吗？«她回答道：»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定义自己为，«她停顿了，并且
重新开始。 »这是我身份的一部分，但我将其与政治分开。« 在对话快结束时，Tzabary 询问她们在学校里是否能公开讨论中东冲突。 »不能，« 她左边的一个女孩立即回答道。她穿着一件牛仔裙和一件白色连帽衫： »情况总是这样，人们会问你站在哪一边。如果你不想表态，他们就会表现得好像你站在了错误的一边，也就是犹太人那一边。« »你刚才那样说比较困难，« Tzabary 解释道， »说错误的一边是犹太人。并非所有犹太人都与以色列有关，而且在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群体内部，也存在非常不同的政治观点。« 另一个女孩回答了 Tzabary 最初的问题： »有些老师也会对此进行限制。有孩子穿着巴勒斯坦 T 恤，结果惹来了麻烦，« 她说道。
当 Tzabary 在中午引导下一组青少年进入巴士时，氛围有所不同。四个男孩在开玩笑，在白色的帐篷顶端大声评论并大笑。 »你们能小声点吗？« Tzabary 告诫道。 »这里关乎的是那些在加沙失去家人的孩子。« 随后，在讨论室里，来自最后一组学生的 Sommaiyah 说：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尤其是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如此容易陷入回声壁的情况下。« 在巴士中，她走完了所有站点并做了很多笔记。 »我个人对此不怎么感兴趣，« 其中一个年长的男孩说。当被问到谁与该地区有个人联系时，没有人举手。只有一个男孩在座椅圈中大喊： »你不是巴勒斯坦人吗？« —— »兄弟，安静点，« 被问到的人说道，并深深地缩进他的兜帽里。
四名九年级女生在结束这一轮活动后，在校园操场上围成半圆站在一起。她们全部 15 岁，且彼此是朋友，其中包括 Sommaiyah。此外还有 Defne、Duäa 和 Salma。Sommaiyah： »我们班缺乏兴趣，尤其是男生。« Duäa 说： »为什么人们不努力去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让我很愤怒。« Defne： »在实践哲学课上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老师非常亲以色列。那是相当片面的，班里很多学生对此很愤怒。« 她自己则倾向于亲巴勒斯坦。 »那里死的人更多。但实际上我认为，不应该比较痛苦的程度。« Salma 说，在 7. 月份之后，学校里进行了很多讨论，现在减少了。
下午 14 点左右，操场渐渐空了。Dana Tzabary 和 Joy Flamme 显得很疲惫。 »这项工作耗费了我很多精力。我感到充实，但也被榨干了，« Tzabary 说。她表示，虽然会出现青春期的行为，但到目前为止，听力巴士中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反犹主义或反巴勒斯坦的敌意。但当孩子或青少年不能区分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时，她会感到心酸。Tzabary 有时也会思考巴士在访问期间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 »但在对话中我发现，孩子们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 在暑假之前，Tzabary 将带着听力巴士前往盖尔森基兴和雷克灵豪森。8 月底，巴士将在不来梅再次启动。行程单上总共列出了近 40 所学校。
照片：Louisa Stickelbruck 为 《时代周报》(DIE ZEIT) 拍摄
当前的“国际时代精神”绝非有利于“严肃的人道主义努力”。因此，不应对当前的谈判“期待积极的结果”。这些文字是法律学家雅各布·罗宾逊 (Jacob Robinson) 在 1951 年写给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他如此怀疑的这些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心血。1951 年 7 月 28 日，谈判达成协议。在日内瓦的万国宫，20 世纪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在此签署：即《日内瓦难民公约》。75 年后的今天，几乎没有一天不被间接地讨论。直到今日，它仍然是决定难民认可、拒绝入境和遣返的关键国际准则。参与起草该公约的雅各布·罗宾逊深知被迫离开家园意味着什么。1889 年 11 月 28 日，他出生在一个立陶宛犹太家庭。他在华沙学习法学，曾任立陶宛议员并担任政府法律顾问。随后，1940 年，苏联吞并立陶宛，1941 年，德军开进。在此之前，罗宾逊与兄弟一同逃往美国，并在那里创建了犹太事务研究所——一个隶属于世界犹太代表大会、研究国际法问题的智库。当难民公约在日内瓦签署时，他 61 岁。
典礼上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在长桌旁，日内瓦会议主席、丹麦人克努德·拉森 (Knud Larsen) 正在签署文件，而各国代表聚集在他身后注视着。现场只有一名女性——英国人玛格丽特·基钦-布鲁斯 (Margaret Kitchen-Bruce)，她曾协助埃莉诺·罗斯福 (Eleanor Roosevelt) 推动《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人群中心，一位打着领结、穿着优雅的绅士脱颖而出：这就是雅各布·罗宾逊，尽管他并非以色列公民，但作为以色列代表参加了典礼。
当时人们地达成了怎样的共识？其核心是对“难民”的定义：未来凡是由于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见解或所属社会团体而产生“充分理由的恐惧”，导致无法或不愿自愿返回原籍国的人，均应被视为难民。符合该定义的人从那时起应享有基础的国家保护。这一规定，与前一年成立的联合国难民署一起，成为了历史性的突破。与此同时，所有参与者都清楚，普遍主义的主张与国际现实之间有时存在脱节。没有人比罗宾逊更清楚这一点。在庆祝仪式的照片中，他看向侧面——仿佛在寻找某个缺失的人。确实缺失了许多人。最初的 19 个签署国主要是西欧国家的代表，以殖民大国英国和法国为首。而缺席的是
美国。苏联也未参加，除了不结盟的南斯拉夫，东欧和南欧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几乎整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均缺席。该难民公约具有普世性的主张，但其产生本质上是欧洲的一场“自说自话”。许多人认为该公约最终得以达成简直是一个奇迹。会议多次处于失败的边缘，而正是这种反反复复让罗宾逊如此厌烦。一个主要的争论点是关于难民的定义。英国人、比利时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坚持使用一个也能考虑到未来难民潮的表述，而美国、意大利和一些拉美国家则希望将该定义尽可能地限制在那些已经获得援助的、受纳粹暴力政治影响的人群中。当人们发现，在 1947 年因印度分治而失去家园的高达 18 Million 人口将被排除在定义之外时，印度和巴基斯坦退出了谈判。一名印度外交部的官员愤慨地指出，西方强权只关心欧洲。在辩论中仅被略微提及的是大屠杀。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与一种普遍观点相悖——即该公约主要是作为对欧洲犹太人大规模谋杀的反应而产生的，而国际社会此前未能向他们提供帮助。一名立陶宛犹太人成为推动力量之一，倒是符合这一观点，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最新的研究表明，在 1945 年后通过的所有主要人权文本的工作文件中，犹太人大灾难仅被间接提及。人们希望从过去中汲取教训，但并不愿公开面对由于未提供帮助而承担的罪责。此外，人们认为，不能通过引用一个特定的受害者群体（犹太人）来论证人权的普世性主张。美国代表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后来讲述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轶事：法国代表皮埃尔·奥多诺（Pierre Ordonneau）在日内瓦要求在公约结尾加上一句话，其含义大致是禁止将“犹太人交给盖世太保”。这句话，无论实际上是否被说过，众所周知并未进入正文。但在其精神指引下——在没有提到纳粹恐怖主义的同时，却对其保持默然的纪念——制定了不推回原则（“non-refoulement”）。这是难民公约中最重要的且持久的创新之一。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片面，还有第二个原因：关于如何对待难民的讨论早在大屠杀之前就已经开始——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 1915 年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后，约 500.000 名幸存者离开了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1917 年的十月革命引发了内战，导致约 600 万俄罗斯人逃亡。此外，还有数百万战争难民及民族
[[IMG_XXXX]] 上图：西班牙内战（1936–1939）期间逃往法国的西班牙人
[[IMG_XXXX]] 下图：1951 年 7 月 28. 在日内瓦签署的难民公约
以及受大帝国解体后边界变动影响的国家和宗教少数群体。据估计，当时有高达 13 百万的人在逃亡。然而，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认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而美国则因担心共产主义渗透而削减了接收配额。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始制定一个针对特定群体且临时性的保护体系，主要针对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1920 年成立的国际联盟为此甚至创建了一个超国家机构。由前极地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担任负责此项工作的最高专员，他是一位拥有多年外交经验的魅力人物。他协调了 12 个签署国境内难民的供应，并为无国籍人士签发替代护照。 当经济大危机席卷欧洲，且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国际联盟加强了难民保护。早在——
广告
1933年10月，他通过了一项协议，其中包含了后来“禁止驱逐”原则的雏形。然而，当时并未超出针对特定国家群体的临时规定。缺失的是一项具有约束力且有效的国际难民法律保护。因此，面对犹太人群体被剥夺权利和遭受迫害，世界对此几乎没有反抗，或只是听之任之。1938年在法国埃维昂（Évian）举行的难民会议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收犹太难民。德国远洋客轮“圣路易斯号”（St. Louis）的漂泊之旅成为了这一失败的象征。1939年5月，这艘载有900多名犹太难民的船只在汉堡启航。古巴、美国和加拿大都没有允许这些寻求庇护者登岸。后来，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男女老少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被谋杀。
雅各布·罗宾逊（Jacob Robinson）勉强从德国人及其同胞那致命的反犹主义中逃脱。在美国，他搜集了针对纳粹领导层的证据，后来他为纽伦堡审判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提供咨询。作为一名来自立陶宛的法律学者，他特别关注东欧的难民问题，并希望因此使法律现代化。战争在欧洲使超过 50 百万人口流离失所，这是一场规模前所未见的危机。专家此前已发出警告。例如，英国人肯尼斯·G·布鲁克斯（Kenneth G. Brooks）在1943年预言，逃亡与驱逐将成为未来重建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最大的人道主义问题”。事实正如其所言。1945年，住房短缺和破坏程度如此之高，难民营中挤满了“流离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以至于同盟国将解决难民问题放在了首位。
这应当成为建立新和平秩序的基石。四个战胜国希望通过将大规模被强行迁移和逃亡的平民遣返回原籍国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越来越多的波罗的海国家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对此抵制，因为他们的国家在战争期间落入了斯大林的控制之下——部分是因为红军向纳粹德国推进，部分是因为在1939年8月的《希特勒-斯大林协定》后发生的违反国际法的吞并。来自东欧的犹太难民无论如何都被视为“无法遣返”。因此，西方国家决定在1946年单方面停止遣返。这一举措导致了与苏联的冲突——同时也成为了现代难民法的诞生时刻。因为在苏联坚持遣返的同时，美国人和英国人建议引入一个
通用的难民定义。就这样，核心内容沿用至今的《日内瓦难民公约》条款诞生了。它为当时所有因“有充分理由的恐惧”而不想生活在斯大林强制统治下的人们提供了法律基础。该公约也是冷战的产物。它不包含的是一项主观的、可起诉的庇护权。但它禁止国家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样，任意驱逐或遣返难民。相反，国家有义务保障难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生存
以确保其权益，并使其在法律上与居住在该国的外国人平等。但这只能以两项限制为代价才能实现。日内瓦公约仅适用于那些由于 1. 1951年1月1日 之前的事件而逃离且来自欧洲国家的人员。在梵蒂冈代表对严苛地排除非欧洲人表示抗议后，最终文本中写道：“欧洲或其他地方”（Europe or elsewhere）。尽管如此，许多难民群体仍未被纳入考虑。联邦政府试图为居住在西德的 800 多万德国被驱逐者争取国际难民身份的尝试也失败了。在西方盟国看来，这个组成复杂的庞大群体成员并非难民，而是德国的
“共同国民”（Ko-Nationale）。因此，倾向于亲德的世界教会理事会称该公约是一份主要用于“保护无助的国家免受邪恶难民侵害”的文件。尽管如此，作为冷战前线的联邦共和国在 1951 年成为了早期签署国。在形式上，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尽管有“或其他地方”的补充说明——所有非欧洲难民仍然被排除在外。对于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国过程中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人们在 1949 年迅速创建了一个专门的援助机构，即 UNRWA。与之类似，1950 年由于朝鲜战争而成立了 UNKRA。直到 1967, 年的《纽约议定书》（美国随后也加入了该议定书），才正式将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欧洲边界之外。与此同时，关于 1951 年之前的时间限制也被取消。在签署后的 75 年
中，日内瓦难民公约的重要性不断增加。随着司法裁决向超国家层面转移，它与《欧洲人权公约》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一起，成为了欧洲国际难民保护最重要的工具。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满意。长期以来，政界和学术界一直有声音质疑欧洲法院的权威——例如在 2025, 年 5 月的一封信中，来自 9 个欧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致信欧洲理事会。信中称，这部“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诞生”的公约已不再符合时代要求。此类批评忽视了像雅各布·罗宾逊（Jacob Robinson）这样的法律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注的问题——以及今天关注的问题。
《日内瓦难民公约》是对一个系统性问题的回应：即国家越是将自己视为种族-民族领土国家，就越会产生更多的难民。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三十年间的经验，在这期间，少数群体和难民在单个民族国家的肆意妄为面前毫无保护。1951 年的难民公约旨在确保这种情况不再重复发生。
照片：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Getty Images; ES/UN Photo (下)
照片：Marco Calderon
Fritz Breithaupt 是 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 认知科学与 日耳曼研究 教授
广告
生物与化学系现招聘一名
W2 级物理化学教授 重点研究方向为材料研究
该岗位将根据《黑森州高等教育法》(HessHG) 第 67 条第 7 款进行填补； 录用条件适用 § 68 HessHG。
待填补。
职责： 该教授职位隶属于吉森大学 (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 JLU) 的物理化学研究所。您的工作重点将集中在材料研究领域。在此背景下，希望您能与 JLU 内部开展学术合作，特别是与材料研究中心 (ZfM) 以及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地理系的物理专业材料科学研究组进行合作。预计您将参与大学重点领域“材料与能源”的跨学科研究项目。
在 JLU 之外，您的研究应能与中黑森研究园区 (FCMH) 的“可持续能源、量子与太空技术材料”研究重点相结合；因此，期望您能在 FCMH 内部开展研究合作。
此外，该教授职位的设立旨在加强该系及 JLU 正在进行的国际化活动。为此，您将致力于指导国际学生，并积极参与“后锂储能” (POLiS) 卓越集群。您还将参与现有及计划中的研究网络项目。
您的教学任务为每学期 8 个周课时。教学范围涵盖“化学”本科和硕士专业、“食品化学”本科专业、“先进材料”本科和硕士专业以及“可持续化学”硕士专业。预计您将对教学方案进行概念性的进一步开发，包括数字化媒体的应用。教学语言为德语和英语。
此外，期望您在博士生培养方面投入大量精力，例如在吉森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研究生中心 (GGN) 中。
在 JLU 任职期间，预计您在独立申请第三方资金（优先考虑 DFG、BMFTR 或欧盟）方面将取得进一步成就，并在第三方资金资助的联合项目中积极参与。
要求： 寻求一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专业人士，在材料研究的当前研究领域具有卓越成就，重点在于电化学界面研究、能量存储或转换，以及使用现代仪器分析方法对相应系统进行研究。
除了能够进行科学研究（通常通过博士论文质量证明）外，还要求具备与教学任务相适应的教学能力。基于现有的教学义务，要求具备德语和英语语言能力（德语：C2 级别，英语：C1 级别）。
此外，要求拥有化学专业或自然科学领域相关专业的大学学位、卓越的博士学位以及额外的学术成就（例如通过教授资格评审 Habilitation 或同行评审出版物证明），重点在电化学功能材料的建模以及传输和电荷转移过程的实验研究领域。
您应具备国际网络联系，并证明在独立申请第三方资金方面取得的成功。
此外，应具备在高等教育机构从事学术教学的经验。若能提供经正面评估的课程记录以证明您具有极佳的教学能力，将不予不吝。
同样欢迎在学术自我管理领域具有经验的人员。
若超过 50 岁的基本年龄限制，根据 HessHG 第 66 条第 3 款第 2 和 3 句结合黑森州职业条例 (HLVO) 第 11 条，建立公务员关系需具备特殊的公务利益。
JLU 欢迎合格的申请者，无论其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 (m/w/d)、残疾情况、国籍、种族和社会出身、宗教、世界观、年龄以及性取向和身份。根据女性促进计划，JLU 致力于提高女性比例；因此，我们强烈恳请合格的女性提交申请。JLU 已获得家庭友好型大学认证。在同等条件下，将优先考虑重度残疾申请者。
关于录用条件和所需的申请材料，请参阅我们的信息单 (https://www.uni-giessen.de/de/ueber-uns/karriere/stellenangebote/professuren/infoblatt) 中的提示。 请在 2026 年 8 月 26 日之前，通过在线表格 (https://www.uni-giessen.de/de/ueber-uns/karriere/bewerbung) 将您的申请及所需材料提交给吉森大学 (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 校长，并注明参考编号 8-16/26。
特里尔 (Trier) 主校区的计算机科学系将在最早可能的时间填补以下教授职位：
作业治疗 (Ergotherapie)
完整招聘公告请参阅： service.tu-dortmund.de/professuren
德国需要一场科学奇迹
大学必须奖励好奇心而非专业化。这将使整个国家受益 —— 作者：FRITZ BREITHAUPT 和 WIEBKE DENECKE
大学的国际排名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画面：在世界顶尖之列中，德国的科学研究几乎没有竞争力。例如，著名的莱顿大学排名将第一所德国大学排在第 110 位，而世界大学排名中心 (Center fo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则将其排在第 77. 位。尽管如此，在上海大学的排名中，慕尼黑工业大学勉强进入了前 50 名。
能够改变世界的科研通常发生在那些名列前茅的大学所在之地：美国、中国，以及澳大利亚或英国。无论是以顶尖研究员还是学生的身份，想要有所成就的人通常会前往这些地方。这产生的影响超出了学术界，因为科学研究一旦走弱，经济发展也会随之受牵连。
那么，德国如何才能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如何才能实现一场科学奇迹——就像战后的经济奇迹一样——以全新的 50
招聘市场
资金和充足的自由能否激发新的研究精神？ 目前，德国在培养“专家”时相当缺乏区分——从第一学期起就处于孤立的领域（Silos）之中。衡量成功的标准，在于一个人在某个专业领域中积累知识的精准程度。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用动物界的比喻来描述这一现象：刺猬守护着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小领地，而狐狸则四处游走，收集许多新知识。 转换到学术语境中这意味着：在一个“刺猬之国”里，德国的科学文化面临沦为一片技术官僚式缺乏想象力的景观之风险。德国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放弃了塑造人格的追求。我们昔日的英雄，例如洪堡兄弟，在今天的环境下恐怕很难生存。 我们现在培养“狐狸”所需要的，是致力于培养一种能够在多个领域进行定位的能力。 在英美大学的术语中，这被称为“素养”（literacy），即公民在专业知识之外，在伦理、政治、经济和数字化方面了解世界的能力。 确实有一些德国大学在尝试这样做，例如慕尼黑工业大学（TU München）。那里正在建立将不同学科相结合的新系所。例如生物经济学、游戏工程学或可持续管理与技术。 这种对新事物的开放态度，也伴随着一种在自由竞争中面对学科消失时的淡定。然而，由于仍然盛行的教席制度（Lehrstuhlmodell），这种转变在德国大学中十分困难：因为教席持有者不仅在捍卫个人特权，而且像刺猬一样捍卫着其学科的传统界限。 出于同样的原因，德国的教学处于停滞状态。而在其他地方，例如在北……
我们招聘：
民法教授，特别是具有社会法相关背景的劳动法（W2）
zum 01. September 2027 . 勒克林豪森校区（Campus Recklinghausen）
我们是否激起了您的好奇心？
更多信息请见： https://www.w-hs.de/stellenangebote-der-hochschule/
柏林恩斯特·布什戏剧艺术学院 (HfS) 现招聘以下职位，入职日期为 01. April 2027（2027 年夏季学期），所属部门为表演系： 音乐专业教授 (m/w/d) (薪级 W2，教学任务 18 LVS)
包含任务、要求和申请方式详细信息的职位公告，请参见 HfS 网站： https://www.hfs-berlin.de/aktuelles/stellenangebote/
申请截止日期：7. September 2026
在 下莱因 应用科学大学 (Hochschule Niederrhein) 门兴格拉德巴赫的营养学系 (Fachbereich Oecotrophologie) 现招聘以下教授职位，入职时间尽可能早：
可持续管理
Bes.-Gr. W 2 LBesO W
下莱茵应用科学大学 (Hochschule Niederrhein) 通过研究与教学、教育和知识转移，培养新一代能够应对时代挑战的负责任专业人才。我们是一个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践行多样性和个人发展。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团队。与我们共同塑造面向多样化社会的持续数字化转型！
物理治疗科学教授，特别 关注手动物理治疗
为了加强我们的团队，
经济、信息学与法学系 现招聘以下教授岗位：
教授 (女/男/多样)
(Bes.-Gruppe W2 BbgBesO)
在美国，学生处于核心地位。 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在那里的教学评估被认真对待并产生实际影响：例如对教授的薪资、聘用或晋升，以及对学科部门的扩建或削减产生影响。因此，学生用脚投票决定了大学的未来。当然，德国也有优秀的教育者，但他们并未从自己的投入中获益。相反，他们因优秀的教学而受到“惩罚”，因为这吸引了更多学生，从而给自己增加了额外的工作负担。 为了让科学奇迹能够实现，大学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将自己视为实验空间。因为尽管各处都在努力改变德国的高校，但许多能量被白白浪费了。转变观念总是困难的。如果大学都不能成功实现，那么谁能实现？如果没有一个重新开始，我们面临的将是更多已被证明的平庸。
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 (Heinrich-Heine-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哲学系现招聘：
W3 教授，近代及现代史，重点为历史民主研究
W3 教授，英语语言学，重点为数字化语言学
以及一个
W2 教授，数字化文本文化
更多信息请访问： berufungsportal.hhu.de
多特蒙德工业大学 经济科学 学院 希望在 尽可能早的时间内 填补以下岗位：
初级教授 (W1) 创业精神与数字化
该教授岗位将在研究和教学中代表创业精神与数字化领域。
有意者请于 19.08.2026 前通过我们的申请门户提交申请。
关于申请流程和申请材料编制的指南请见此处： berufung.tu-dortmund.de/bewerbung
Wiebke Denecke 是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 (MIT) 东亚文学与哲学 教授
照片：Bryce Vickmark
耶拿大学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在人文、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拥有极具吸引力的研究环境，其特点是与该地区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保持紧密合作。耶拿大学心理学将其在社会互动、发展和健康方面的重点领域，融入到耶拿大学卓越的社会科学网络中。通过与该地区临床及大学外合作方的紧密网络，在精神、行为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强大的研究桥梁。
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将在 2028 年夏季学期招聘一名
W3 教授，人格心理学 与心理诊断
完整的招聘文本及申请方式请见我们的招聘门户：www.berufungsportal.uni-jena.de
广告
期
位于威廉港、奥尔登堡和埃尔斯弗莱斯的雅德应用科学大学 (Jade Hochschule) 以创新方法、协作合作和亲和姿态而著称。该大学在所有领域均致力于提升能力和多样性。
奥尔登堡校区，建筑系，土木工程部门下的建筑信息与健康技术专业： 正教授 (m/w/d) 职位，领域为大体量建筑与建筑静力学 薪级 Bes.-Gr. W2 | 编号 BGG88 | 申请截止日期：3. September 2026
威廉港校区，经济与社会科学系： 正教授 (m/w/d) 职位，领域为“通用企业经济学，特别是企业信息系统” 薪级 Bes.-Gr. W2 | 编号 WG8_1 | 申请截止日期：20. August 2026
jade-hs.de 申请提交至
最美的方式。
您可以在 jade-hs.de/professuren 找到职位公告
我们期待您在 19.08.2026 之前提交申请！
《时代》周报语言杂志
www.zeit.de/adesso
巴登-符腾堡合作大学 (DHBW) 在九所研究学院、3 Campus 以及高级研究中心拥有约 33.000 名学生，是巴登-符腾堡州最大的高等院校。DHBW 与 9.000 家选定的企业以及社会和医疗相关机构共同合作，在经济、技术、社会福利和医疗领域培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具有卓越资质的专业人才和管理后备力量。
自 1. Januar 2023 起，该校成为欧洲双轨大学 EU4Dual 的成员。
卡尔斯鲁厄位于莱茵河平原，地处普法尔茨山、孚日山脉和黑森林之间，是欧洲心脏地带的一座年轻大都市。卡尔斯鲁厄技术区是欧洲最具实力的地区之一，位居领先的科学和高科技基地之列。目前，DHBW 卡尔斯鲁厄的经济和技术学院约有 3.200 名在校学生。
医疗研究领域现有以下职位空缺：
入职日期： 01.10.2027 工作地点： 卡尔斯鲁厄 工作量：100 %
招聘详情及在线申请方式 请参阅：https://www.jobs-dhbw.de/679gh 或直接扫描二维码。
通用医学正教授 (m/w/d)
任期： 无固定期限 薪酬： W2 流程编号：2025-KA-G-3
在卡尔·拉格斐之后，一种澳大利亚织网蛛以其命名。乌多·林登伯格也获得了类似的荣誉：Heteropoda udolindenberg 是一种分布在苏门答腊的巨型蟹蛛。
音乐巨头启发了探索者。例如碧昂丝（马虻）、猫王、鲍勃·马利、大卫·鲍伊和尼尔·杨（蜘蛛）、詹妮弗·洛佩兹（螨类）或 ABBA（扁虫）都以此类推。
Scaptia beyonceae
蜂鸟科中的 Sappho 属是以古代诗人萨福命名的。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名字被用于一种已灭绝的抹香鲸——而弗朗茨·卡夫卡的名字当然被用于一种甲虫。
Sappho sparganurus
一名斯图加特的昆虫学家将 8 只保存在琥珀中的史前石蝇以滚动石乐队成员命名——其中包括 Lapisperla keithrichardsi 和 Larguso-perla charlie-wattsi。
Petroperla mickjaggeri
这种球形海绵甲虫的头部让人想起《星球大战》中达斯·维达的头盔。同样出自该宇宙的还有：橡果虫 Yoda purpurata 和史前有蹄类动物 Xenokeryx amidalae。
o
hitleri Agathidium
Jotus karllagerfeldi
Agra katewinsletae
Agra
向名人致敬。无论是为了其成就还是因为其外貌。 最近的一例是佛得角那个传奇的世界杯门将。
作者：MATTHIAS SCHÜTTE（插画与研究）
Nystalus obamai
obama obama
Etheostoma
以巴拉克·奥巴马命名的有 13 个物种，其中包括一种海蛞蝓、几种鱼类以及黑披肩懒鸟。50 多个物种冠以了年满 100 岁、纪录片导演大卫·爱登堡爵士的名字；84 个物种冠以泰国诗琳通公主的名字——在她 70 岁生日时，她获得了 43 项此类荣誉。
这种节肢动物的形态启发了研究人员，将一种在 251 百万年前就已灭绝的三叶虫命名为玛丽莲·梦露。
因为其亮色的触角，唐纳德·特朗普与这种生活在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蛾子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高度相似。至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灵魂共鸣则不得而知。许多美国总统都成为了“命名之父”：比如有罗斯福驼鹿和拜登章鱼。其中奥巴马被命名的次数最为频繁（见上文）。
两人都勉强生存了下来：凯特·温斯莱特在《泰坦尼克号》中饰演的 Rose DeWitt Bukater，以及莉芙·泰勒饰演的 Grace Stamper（其父亲哈里在《绝地天雷》中拯救世界免于毁灭）。将两种甲虫以这两位获救者的名字命名，旨在帮助保护——
liv
雨林。
Cherax wagenknechtae Norasaphus
monroeae
Placida barackobamai
Tosanoides
佛得角的守门员 Vozinha 曾让数百万粉丝为之疯狂。一名西班牙生物学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红色海蛞蝓。要是他能发现一只章鱼就好了！
Aldisa vozinhai
Neopalpa donaldtrumpi
当这种来自厄瓜多尔的濒危两栖类物种获得命名时，查尔斯还仅仅是一名王子。早在登基之前，这位皇室成员就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
伦敦的一位研究人员以活动家格蕾塔·通贝里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无眼无翼的矮甲虫，以表彰她对环境的贡献。该昆虫的触角让他想起了她的辫子。
由于其强壮的肢体，这种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甲虫被冠以这位施蒂里亚动作英雄的名字。大卫·哈塞尔霍夫通过胸部的装饰，至少成为了“毛茸茸的霍夫蟹”的绰号命名之父。
因为萨拉·瓦根克内希特激励他为更好的世界而战，一名研究人员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来自新几内亚的蟹类。此外，温弗里德·克雷奇曼也有一只以他命名的胡蜂：Aphanogmus kretschmanni。
自 1937 年起，一种无眼的棕色洞穴甲虫就一直冠以希特勒的名字。批评者主张更改名称——但未获成功。* 许多希特勒甲虫从收藏室中被纪念品猎人盗走。
Hyloscirtus princecharlesi
Nelloptodes
gretae
Agra schwarzeneggeri
Anophthalmus
斯图加特报 (Stuttgarter Zeitung)、Science、南德意志报 (Süddeutsche Zeitung)、德国广播电台 (Deutschlandfunk)、BBC、ARD、Geo、spektrum.de、卫报 (The Guardian)、The Conversation、汉堡大学、Wikipedia
为什么没有人对此进行反击？ 作者：RAOUL LÖBBERT
德国选择党 (AfD) 的专长在于识别那些其他政党乐于忽略或仅仅是假装忽略的事物。这不仅适用于负面议题。一旦德国选择党在某个可以赋予正向含义的主题上有所发现（无论是木框架建筑还是民歌），他们就会指着它说：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你！这就是德国！在德国选择党当前的竞选活动中，被忽视的事物之一便是德国的战争纪念碑。如今还有谁知道什么是色当纪念柱 (Sedan-Säule)？或者什么是荣誉林 (Ehrenhain)？几乎每个城市、每个村庄都有战争纪念碑。根据德国战争坟墓看护协会 (Volksbund Deutsche Kriegsgräberfürsorge) 的数据，全德范围内这类纪念碑多达 100.000 座以上。然而，长期以来它们一直处于一种“隐形”状态。这也许与纪念碑的特性有关。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 (Robert Musil) 早在 1927 年就曾评论道：“纪念碑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人们根本注意不到它们。”
现在，德国选择党的政治家们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并将战争纪念碑变成了 TikTok 上的热门话题。“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并且把他们全部视为罪犯：那么我们又是谁？”德国选择党政治家马克西米利安·克拉 (Maximilian Krah) 在 TikTok 上问道——早在 2025 年夏天，他就站在中萨克森州韦克塞尔堡 (Wechselburg) 的战争纪念碑前发问。德国最古老的战争纪念碑源自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时期。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才变成了某种“纪念商品”；那时，独腿者成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而战士与退伍军人协会试图在事后为战壕中的死亡赋予某种意义。为此，他们不仅为阵亡者建立纪念碑，甚至在 1932 年为战争信鸽建立了一座。与此同时，这支“雕像军队”旨在让人们通过纪念来摧毁那个被厌恶的第一个德国民主政体：“为了民族与祖国”，“他们牺牲，是为了让德国生存”，“我们陨落，是为了德国的光辉”——措辞虽有不同，但其传达的信息却像混凝土一样僵硬。到 1945 年，光辉消失了。比勒费尔德的历史学家、或许也是德国最杰出的纪念研究专家、2006 年去世的赖因哈特·科塞莱克 (Reinhart Koselleck) 在其标准著作《概念史》 (Begriffsgeschichten) 中写道，爱国主义已不再具有“可纪念性”。那么，面对这些陈旧的“受害者庸俗艺术”该怎么办？人们让它们留在原处，并在旁边拧上一个带有距离感的信息小牌子：请注意，
照片 [M]: picture alliance/dpa
纪念碑！一切似乎都被遗忘了，不值得提及。直到现在。九月将迎来选举，首先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然后是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德国选择党已经在提前庆祝其在民调中的领先优势。而在其他地方，人们陷入了恐慌：如果德国选择党很快执政，哪些东西会被铲除，哪些会被抹除，法治国家又将剩下什么？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该党不想消除、反而想让其重新焕发光彩的东西。根据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政府计划，在文化方面，这些东西包括：传统习俗、鞭炮（»烟花就是文化！«）以及需要大规模修复的战争纪念碑。为此，该党计划设立一名专门的州委任代表，建立名录并提供资金。德国选择党很少如此具体。纪念碑对该党在其他地方同样重要，例如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
在那里，各州分部提出了类似要求：德国的纪念碑必须变得更美，好让德国重新焕发光彩！但唯有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他们明确表示：»牺牲的士兵们为保卫自己的国家献出了生命。我们承认并缅怀这一巨大的牺牲，这是爱国转折的第一步信号。« 这两句话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然而，它们比任何摧毁MDR（中德广播公司）的威胁都更直击这个联邦共和国的核心。因为当德国选择党谈到»保卫«时，他们指的与其说是穿着联邦国防军制服的公民，不如说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枪击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欧洲纳粹化的德国士兵。德国选择党名誉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德在 2017 年于基夫豪瑟纪念碑前的一次演说中声称，德国可以为这些成就感到自豪。仿佛只要进攻战争是在足够长的时间间隔后被击败的，就能激起德国人的心。接着是关于»巨大的牺牲«这件事：这种措辞就像是从战争纪念碑上临摹下来的。仿佛死者在战壕中提前书面同意了最后的冲锋。单个的被杀者，仅仅是战争机器的燃料，作为牺牲者可能是悲伤的理由，但在象征政治上对于激进民族主义事业毫无用处。然而，一旦他被夸大到巨大的规模，后世便会仰望这位牺牲者并原谅他的一切。广泛来看，表象上的牺牲凌驾于罪责之上，因为德国被认为欠他的一切。这就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爱国转折«之貌。
在图林根州，这一转折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自从乌克兰战争以来，比约恩·赫克一直扮演和平天使。在 2023 年的国民哀悼日，多特蒙德附近的霍恩希堡废墟战争纪念碑前细雨蒙蒙，他表示，他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去与俄罗斯作战，更不用说为了这个»多彩的共和国«。赫克在此时拒绝一座同样祭奠 1914 年至 1918 年东线战士的纪念碑，显然对他这位德国选择党州党首而言无关紧要，就像德国选择党的纲领计划一样——该计划要求维持»防御性民主«并重新引入义务兵役制。赫克在这次演说中简直是以左翼和平主义的方式大放厥词，称阵亡者被»无谓地消耗«了，并声称他们是被「个别人士的权力与金钱利益」煽动的。然而，演讲者实际上指的是谁的权力与金钱利益？同样
赫克以阴谋论的方式抨击全球化，例如 2017 年 11 月 25 日在莱比锡的演说。他在演讲中将西方的衰落归咎于一个“小型金权精英”群体。他称该群体试图“不惜以所有民族为代价来推行其利益”。为什么没有人对此予以反击，为什么这种对纪念碑的挪用几乎没有遭到反驳？克林拜尔、施泰因迈尔、默茨——这三个人可能更愿意在 ZDF 的选举竞技场中被驯服，而不是一次与克拉或赫克在 TikTok 上，面对一座战争纪念碑讨论记忆政治。令人惊讶的是，最后一位将历史政治视为心愿的总理是赫尔穆特·科尔。例如 1985 年他在比特堡的士兵墓地接待罗纳德·里根时（并令人尴尬地忽略了那里也埋葬着武器党 SS 战士）。或者 1993 年对柏林的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新卫兵建筑（战争与暴力统治受害者的中央纪念馆）的改造：科尔凭一己之力强行通过了设计方案。尽管象征意义上并非一切都顺风顺水，但与此同时，科尔意识到一个危险：在统一后，缺乏建国神话支撑的联邦共和国可能会陷入其最大的认同危机。而且不久之后，心爱的德国马克也成了历史。建筑应当填补象征性的空白。总理府和国会大厦应当让“柏林共和国”将其自身打造为一个成功的故事。与此同时，科尔在过去中寻找纽带——并找到了：共同的罪责，共同的苦难。对他而言，对战争创伤的记忆也是头等大事，包括逃亡、驱逐以及前线的恐怖。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理查德·冯·魏茨泽克达成了一致。作为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 1985 年 5 月 8 日发表了一篇演讲，在其中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国防军履历。回顾过去，他很难将其与良心相调和：曾是一支屠杀了数百万人军队的一部分。即便魏茨泽克的演讲也并非没有自我欺骗，比如当他提到被诱导的民众时，称其据说仅仅是希特勒仇恨的工具。尽管如此，他代表了他的那一辈人，在挣扎中寻求立场，并在自己破碎的历史中找到了答案：“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建立一座思考与感受的纪念碑。”多么深刻的一句话！
而这是一个怎样的任务！现在谁在建造这座纪念碑？从职务上讲，魏茨泽克的继任者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对此负责。但当他在面对历史采取原则立场时，比如在 2021 年的国家哀悼日，他没有犹豫，没有迟疑。此时对德国罪责的悔恨如此明确，正符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80 年后，公众所期待的悔恨与明确性。修辞上极少触及真正令人痛苦之处，因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再提及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不再提及汉堡大火袭来时的地堡，不再提及向西迁移的难民队伍。这一切现在似乎都已非常遥远。在犹豫时，人们选择沉默，将话题留给那些甚至不想说出“大屠杀”一词的右翼分子。不，思考与感受的纪念碑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它可能矗立在任何地方——在每个村庄，每座城市。为什么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巴伦施泰特？那里有 8.000 名居民，一座巴洛克式城堡和巴伦施泰特伯爵阿尔布雷希特的坟墓，此外还有一座 Napola（国家政治研究所），这是一个纳粹时期的教育机构，1945 年后变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干部培训所，而现在部分由中国投资者持有。在那里，公民社会在抵制德国选择党，而这里的抵制具有实际意义：在市议会中，德国选择党是最大的党团，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自民党、左翼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均不足 10%。五月份，基本法被张贴在城市的各处，作为一种提醒。而在巴伦施泰特，在
在 Brauberg，同样立有一座战争纪念碑。它地处偏僻，深藏在森林之中，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在 1927 年不希望看到它出现在市政厅前：每个时代都有其文化斗争。撇开其狂野浪漫的地理位置不谈（正因如此，它才在东德时期的“偶像破坏”运动中幸存），这座纪念碑呈现出一种非民主的平庸感：正面一块铭牌（“致我们的英雄：1914–1918”），背面一块铭牌（“绽放吧，德国，作为我们逝者的花环”），此外还配有一块标注历史副作用的辅助标牌（“纪念所有战争和暴力统治的受害者”）。人们很容易认为 Ballenstedter 的这座纪念碑已被遗忘，仅仅是因为很久没有人修剪杂草了。但当地一所文理中学的历史老师就站在那里，向参观者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他说，每年一次，就在国民哀悼日之前，他会带着他的九年级学生来到这里，拔掉杂草，并确保
这座纪念碑不被德国的森林所吞噬。许多社区的情况正是如此。学校、教会、地方协会承担起维护工作，让这些纪念碑留在人们的意识中。而当学生们发现石碑上那些激昂的措辞与他们所了解的 20. 世纪前线死亡真相不符时，这就是一种针对死亡对象的实践学习。Brauberg 的铭牌上刻有 250 个名字，对于这样一个这样的小城市来说，这个数字很多。在这一点上，马克西米利安·克拉和德国选择党是对的：有时人们确实需要强迫自己去关注。战争纪念碑是一种操演，往往是谎言，如果仅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值得纪念。但那些名字值得，因为它们是真实的：沃尔特·格罗斯，火枪手；汉斯·哈特纳克，少校；奥托·赫尔伯林，掷弹兵。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死前在想什么，或者会对现在的
“多元共和国”有怎样的想法。如果人们认为名字无关紧要且没有灵魂，那么他们的死亡就只能成为一种史诗。历史老师说，大多数时候，人们在那里静静地摘花，最多也就是低声耳语。而正是这种充满敬意的沉默，是德国选择党难以忍受的。大约几年前，德国选择党的代表曾前往 Brauberg，在国民哀悼日与其它政党一起献花圈。据称，其它政党的演讲端庄且低调。唯有德国选择党在那儿大声嚷嚷着什么“认同障碍”，随后在威胁道“我们会回来的”之后便离场了。接下来的献花仪式，他们便缺席了。
德国选择党太强大了？ 交叉投票（Cross-Wählen） 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现在有两种选择，/ 两者都让人心烦 / ... /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听我说，我也许有一个合适的点子。”这就是面对极右翼时那种无力感的写照，这也是音乐家 Danger Dan 的新单曲《不要害怕》（Keine Angst）的开篇。ZDF 的讽刺节目《体制》（Die Anstalt）曾邀请这位音乐家及其歌曲，但随后 ZDF 又将其及其歌曲撤回，因为引用 Danger Dan 的话来说，这在法律上处于“灰色地带”。但现在让我们暂时撇开这个灰色地带，只探讨关于“两种选择”这件事。因为确实，当夏季过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临近时，人们确实希望有两个选择，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德国选择党有可能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绝对，意味着：拥有议会所有席位中的多数。 相比之下，现在确实有两种选择，而且两者都让人心烦：绿党必须为了保险起见进入议会。自民党（FDP）也是如此。而您，亲爱的选民们，拥有选择权，更准确地说：你们中的大约 33.800 人可以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简要说明一下这里的选择状况吗？我们认为合适的两种选择，并非歌曲《不要害怕》中的选择，因此完全不涉及司法诉讼；我们的两种选择是基于“门槛条款”（Sperrklausel）而合法产生的，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是州选举法 (LWG) 第 35 条第 3 款。该条款旨在确保议会的工作能力得到保护并防止其碎片化。但现在，它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如果小党无法进入议会，德国选择党将获得绝对胜利。
选举
请听 播客 我们探讨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 在文化版播客《所谓的当下》（Die sogenannte Gegenwart）中。现请访问 www.zeit.de/die-sogenannte-gegenwart 倾听。
专栏 女仆费丽西特（Félicité）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她的死亡。但在那一刻到来之前，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小说《一颗朴实的心》（Ein schlichtes Herz）中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时间在按照它应有的方式流逝，可怜的女仆费丽西特静静地、无欲无求地生活着。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人在书中只出现在极边缘的位置。人们几乎注意不到他们。他们偶尔给房间送杯茶，开开门，给马套上鞍，或者拍拍枕头，然后你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由于太无趣，他们无法承担主角角色。因为一个人必须具备某种特质，才能出现在书中。乏味且安静地满足于现状的人，通常在书中没有容身之地。 女仆费丽西特既乏味又满足。正如前文所述，她的生活中长期以来毫无波澜。有一次，一个想要娶她的年轻男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另一个女人。那时她短时间地剧烈哭泣了一场。但随后生活继续。她几乎一无所有。她拥有的一切都可以装进一张手帕里。有一天，她手拿手帕来到法国北部的一个小镇，在一名年轻寡妇家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名年轻寡妇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几乎比费丽西特的生活还要少。
只要有这么多就行
还剩六周时间。 住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人，请从现在起将自己轻松地分成两组。根据目前的民调情况，绿党距离进入议会仅差一小把选票，自民党（FDP）的情况亦然。两党都徘徊在 4% 左右，而只有达到 5% 才能进入议会。而且必须达到。这仅仅涉及到 1% 的差距。 计算一下：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有 2,12 百万人，人数并不多，其中约 1,69 百万人有投票权，其中的 1% 是 16.900 人。正如前述，一份给自民党，一份给绿党。或者像 Danger Dan 唱的那样：“通常一小把人就足够了……”总计 33.800 人。这个数字比日刊《世界报》（Die Welt）的传统印刷版订阅数还要少。且比马格德堡海因茨-克吕格足球场的座位数稍微多一点。 现在的关键是：压力因素，这两个选项都会带来压力。准确地说，是对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选民和左翼选民的压力。因为正是他们之中每方 16.900 人必须克服心理障碍，经历一次局部的身份认同融合——因为他们（与 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和 BSW 不同）拥有足够的选民，可以分出那么几个。我们建议：既然要做，就彻底地做。那 16.900 个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的人投给绿党，左翼的人投给自民党，这样对人也有好处。此外，非常欢迎非投票群体中再加入一小把人。 人们也可以通过一项简单的法律删掉 LWG 第 35 条第 3 款，这在选举前就能完成。但交叉投票会更美好。 伊丽莎白·冯·塔登 (ELISABETH VON THADDEN)
女仆。她整天坐在藤椅上，望着窗外的街道，那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些整天坐在家里盯着空旷街道的女性的生活，在当时完全没有吸引力。因此，早年间关于法国小镇女性的书籍寥寥无几。福楼拜是第一个开始涉足这一题材的作家。 法国小镇里的两个女人起得很早。一个是为了占据她的藤椅位置。另一个是为了点燃炉中的火，做饭并照顾两个孩子。两人仅在必要时才交谈。没人阅读，在当时的法国小镇，娱乐还不是普遍现象。但由于时间依然在流逝，人们可以，例如，通过编织来打发时间。夏天，这两个女人会带着孩子们去夏季别墅郊游。那里同样有一把藤椅。那里同样什么也没发生，除了破旧的壁纸在每次微风吹过时轻轻飘动，因为那座夏季别墅的状态并不好。 然而，即使在最枯燥的生活中，有时也会发生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例如，完全不排除一个人……
还不够
关于世界杯的大问题：我现在该如何规划我的生活？ 作者：BERIT DIESSELKÄMPER
如果我有朋友，有情感上的牵绊，有一群伪装成我家人的、要求极高的小家伙，或者哪怕只有一个漂亮的小花园，目前的局面肯定不会显得如此戏剧化。然而，足球世界杯的结束却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事件。因为在过去的 39 天里，除了普遍的愉悦感，它还提供了一种确保夜晚活动安排的大幸。在这方面，我认为自己相当知足：只要能毫无遮挡地看到一片绿地，再配上一杯冰镇的微气泡饮料，就足以让我对工作日的种种不堪得到充分补偿。而且，规律性地轻微加快的心率，肯定也得到了心脏科医生的推荐。
回首看，我认为足球作为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结构化元素，使我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像洗碗或偶尔洗澡这类难以忍受的必要之举，可以在中场休息时完成；而我在白天，也就是说在比赛间隙，竟然离开家门，纯粹是为了照顾我的腰部。最重要的一点是，进入公共空间是为了把押金瓶送走。
现在，以利昂内尔·梅西的名义，该如何处理所有这些空闲时间？作为治疗初期身体戒断症状的方案，当然可以再次观看选定的比赛和集锦。然而，这些内容很快就会从媒体库中消失，因此作为一项长期计划是毫无希望的。更何况，今后需要填补的巨大空白，远不止比赛时长那么简单。一系列无害的谈话话题也将随之消失。我非常不情愿地再次去努力维持社交联系，或者去钻研一部剧集相对复杂的剧情。更不用说建立规律的睡眠节奏了。因为女子足球世界杯将在短短 11 个月后开始。
[[IMG_XXXX]] 照片：Jewel Samad/AFP/Getty Images；插图：Mechthild Fortmann 为 DZ 绘制；Joni Marriott 为 DZ 绘制（下）
利昂内尔·梅西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朗读者 (DIE VORLESERIN)
藤椅上的日子
如果在某一天突然想到，在回家路上跑向那两位女士和孩子们，那绝对是一件大事。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一次。这件事在之后好几年都被人们谈论。在当时，年轻女性在经历此类震惊的事件后，会被开具无休止的疗养院浴疗处方，以安抚崩溃的神经。于是，这个小家庭总算有一次骑着马和驴去了海边，在那里他们做了所有在海边的人都会做的事：走入海中，观察浪花，收集贝壳。直到今天，海滩上的消遣活动依然相当单一。尽管极其无聊，但不能说这些女性心中毫无波澜。女佣对她的侄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但后者在一次前往美国的航海旅行后再也没回来。接着，那位贵妇的女儿去世了。这带来了一点变化。丧钟敲响，圣水喷洒。之后，一切又回到了正常轨道。有时需要翻修走廊，有时缺了几片屋顶瓦片，人们通过这些事情来分辨年份。有一次，贵妇和女佣费利西泰 (Félicité) 在一阵悲伤的袭来中亲吻了对方。但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就这样，两辈子时光流逝，在其中，如果能在午餐时分发生点什么，就已经是一件大事了。
读者与收藏家 (LESER UND SAMMLER)
禁止
在纽约， 人们在打击爱书之人
书籍是危险的：独裁者深知这一点，但房东同样深知。最近，纽约的一位房东对 31 岁的门德尔·乌迈纳（Mendel Uminer）发起了驱逐程序。据《纽约时报》报道，他在上东区一个 56 平方米的单间公寓里收集了约 10.000 本书。每天都有新书增加，到这里还算正常。直到房屋管理部门以“严重拥挤状态”为由威胁驱逐：称“书籍的过度囤积”造成了“火灾隐患”。这位爱书之人将其告上法庭，但最终还是搬走了，在许多帮搬家的同伴的协助下搬离；现实资本主义中的系统性压力再一次显得过于沉重。虽然这看起来像是一次失败，但它完全可能成为一场新社会运动的信号：对书籍持有者的结构性歧视早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波及所有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曾是先锋，受到统治者和大学的追捧，被尊重和崇敬——而如今，他们被视为过时的、无用的古怪之辈，只会阻碍那些在闪烁屏幕上呈现的所谓进步。显然，每平方米 179 本书就足以成为采取压制措施以针对这一被边缘化少数群体的借口。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厌书情绪显然是对民主的一种生存挑战。如果国家不再愿意保护书籍持有者，那么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因为他们除了那数以千计的页面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都是门德尔：全世界的图书公民，联合起来！ ALEXANDER CAMMANN
折扣店
是桃子味的
九十年代的 Aldi 冰茶 变成了投资产品
怀旧有多种味道。例如，桃子味（唯一的正确答案）或柠檬味，每 100 毫升含有 29 千卡热量。这是 Aldi 自有品牌 ——River 的水果冰茶的营养价值。上周，这家折扣店将该饮料的复刻版作为限量产品重新上架，采用了经典的 1,5 升四面砖纸盒包装。价格为：89 分，即 1,74 德国马克。这款饮料从未显得特别酷，但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它作为“液体怀旧”便被抢购一空。近期，Aldi 经常在店内限时推出九十年代和 2000 年代的旧产品。在网上，用户开始将购买到的饮料卖给那些没抢到的人：通过分类广告，单盒原装的价格高达 199 欧元（389 德国马克）。人们不禁好奇，这些砖块形状的纸盒在自家客厅里代表了怎样的回忆。以下是一次在不同世代环境中的小型调查结果：1. “那时我们一边打游戏一边喝四盒这个，整夜玩《反恐精英》，而且完全没胃灼热。” 2. “喝着这种饮料，妮娜在欧伯特肖森（Obertshausen）的森林游泳池里第一次吻了我。” 3. “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太美好了。” Aldi 自然与网上的转售行为保持距离，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预计将在 8 月再次提供这款冰茶。面对超过 22.300 百分比的投资回报率，我们的建议是：与其投资房地产或 ETF，不如在早上七点准时排在您信任的门店门前。也许您在那里能找到一个在 1997 年同样对视频游戏《猴岛小妖精之诅咒》（The Curse of Monkey Island）痴迷的人。 LÉO SOLLEDER
金属
氧气帐篷？
Napalm Death 乐队 摧毁了业余地下室
主唱巴尼·格林威（Barney Greenway）看起来就像是在遭受肾结石的折磨。他在为生命而嘶吼，而他吼出的内容，恐怕连上帝都听不懂：一种喉音的低吼，对所有浴室歌手来说，这绝对是声带的死亡。与此同时，他的乐队成员们在虐待他们的乐器，仿佛在竞争谁能第一个进入氧气帐篷（这些先生们都 50 岁中后期，处于提前退休的年龄）。这就是 Napalm Death，Grindcore（极碎金属）之王，金属乐中最激进的流派之一。他们最近参加了美国 NPR-Music 广播电台的 Tiny Desk Concerts。那种业余地下室的氛围通常会迫使像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这样的世界巨星变得原声且感性。而现在，Napalm Death 带着完全失真的音色和咆哮进入了这个工作室——在这里，通常只有少数观众半梦半醒地随着节奏点头，而现在这里突然变成了具有高度受伤风险的 Moshpit（冲撞区）。这是一次传奇的演出，完全名副其实：当喧闹、粗犷的愤怒如此地令人气喘吁吁时，竟能产生如此快活的心情。 RAOUL LÖBBERT
……有冷盘供应，人们在下午听麻雀叽叽喳喳。这里缺少了那些在古老小说和故事中，男人用以丰盈生活的冒险、旅行和危险。但也可以这样看待：兴奋的总量始终大致相同。当发生很多事情时，人们会忽略琐碎之末；而当几乎什么都没发生时，人们必须在寥寥无几的事情中挖掘出很多意义。 正因如此，女仆费利西特（Félicité）最终将她那无处安置的心寄托在了一只动物身上。具体来说，是一只鹦鹉。它是她的爱，她的天堂，她的圣灵。当它死后，她将其制成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锯末从它的腹部漏出。一只翅膀断了。它的玻璃眼睛变得浑浊。但这对于女仆费利西特来说完全无所谓。她在鹦鹉面前跪下，向它祈祷。这当然完全疯了。但因为一只填充的鹦鹉远非人类寻找幸福时所依赖的最古怪之物，人们可以简单地原谅可怜的女仆费利西特——原谅她的这种荒唐。
A
当鲁特-玛丽亚·托马斯（Ruth-Maria Thomas）突然说道：“当然，我担心自己只能写出这么一本书。”时，万湖（Wannsee）上的阳光正闪闪发光。这唯一的一本书是她的处女作小说《最美的版本》（Die schönste Version），该书销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120.000 册，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两年前入围德国图书奖，被改编为戏剧，在一些联邦州甚至被列入高中毕业考试（Abitur）的教材。 “这种书一个人一生中只能写一次，”托马斯现在依然这样说。去年八月，当她坐在湖边，将赤脚伸在蓝白条纹的阿迪达斯拖鞋（Adiletten）中时，她的笔记本电脑上已经有一个 180 页的 Word 文档。那本该死的第二本书。人们常说，第二本书总是最难写的。在英语中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第二部小说综合症”（second-novel syndrome）。第一本书往往在心中等待多年才被写出来。而写第二本时，评论会对作者产生困扰，作者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格，而这种风格要么需要被重新找回，要么需要被摆脱。一次失败的处女作可能会令人气馁；而一次成功的处女作则会产生巨大的压力。托马斯深受书评网红（Bookfluencern）和文化版评论员的喜爱。这样一位作者将如何继续？帆船在万湖上缓缓驶过，这里是柏林西南部，坐落着文学论坛（Literarisches Colloquium），托马斯在这里闭关几天，致力于创作新小说。托马斯说，也许她已经把所有能给的都投入到了第一本书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将一次又一次地讲述她的疑虑——在莱比锡的书桌前，在柏林的编辑面前，以及在慕尼黑的出版社里。一名作家允许一名记者在一年时间里全程跟踪观察，这很不寻常，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次实验，旨在让人们窥见现代女作家生活的幕后。
鲁特-玛丽亚·托马斯在科特布斯（Cottbus）长大，父亲是一名牧师，母亲是一名艺术治疗师。如今她 32 岁，笑起来的声音几乎有些粗犷，让人忍不住想跟着笑。当她说话很快时，有时会带上方言，也许是因为母亲带有上卢萨蒂亚（Oberlausitzer）口音，而父亲则说柏林腔。在湖边，她讲述了进入文学领域之前的那段时光：当时她在莱比锡的一家未成年难民机构担任社会工作者，那时她 24 岁，几乎每天都有救护车和警车开过。她提到那些因为家庭团聚被暂停、父母被扣留在土耳其而独自进入德国的孩子们。还有那些男孩，在 18 岁生日快到时用刀割腿，这样他们就不会被立即驱逐出境。看起来，她是出于一个可能最正当的理由开始写作的：因为世界强加于她。她的第二部小说将命名为《第二大爱》（Die zweitgrößte Liebe），托马斯在八月就知道了。而且，小说将围绕米歇尔（Michelle）展开，她是处女作中的一个配角，深受读者的喜爱。托马斯是一个想要讨好所有人的人。她重新阅读了关于第一部小说的 Instagram 评论，尤其是那些刻薄的评论，认为或许能从中学习。她还阅读了评论文章，并打电话问编辑，是否能在新版中修改这里和那里？当然，她不能。在写作时，她能听到那些针对她处女作的批评之声——语言粗俗，性描写过多。但最终，她写出的依然是一部包含大量自慰和舔舐描写的小说：因为她更希望让她的
让人物变得正当。这本书也将成为一个爱情故事：米歇尔经营着一家珠宝店，直到破产，随后在一家酒店开始工作以偿还债务，并在那里遇到了亨利，后者的生活非常优渥：一套自有公寓、股票，以及一份资产管理师的工作。当金钱分配如此不均时，爱情是否足够？因为这正是托马斯文学作品的核心：世界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中地显现出多么复杂且不公正。在她的处女作中，暴力潜入了爱情，而这一次则是金钱。托马斯在写作中并没有采取教导式的态度。她并不解释这个世界，而是真实地讲述它。在这个万湖之夏（Wannseesommer）几个月后，鲁斯-玛丽亚·托马斯面对着一个她称之为“文本堆”的 Word 文档。她后来讲述道，在与她的编辑安娜·亨伯特（Anna Humbert）通话时，她心跳加速。对方告诉她，这样写不出第二本书。她病了，出版社推迟了截稿日期，她的编辑前往探访她。然后，情节终于呈现在她们面前，不再是一堆乱码，托马斯只需要用她的语言将其填充，就像填色本一样。“我无法独自写完一本书，”她说。2025 年 1 月初，她的编辑在柏林举办的迟到的圣诞派对。窗外是雪泥，屋内暖气正旺。托马斯正大声地
照片：Iona Dutz 为 《时代周报》(DIE ZEIT) 拍摄
只能写一次
而且在那天晚上，他轻快地喊道：“烤肉在哪里？”，指的是安娜·亨伯特（Anna Humbert）的小孩子。那位随她一起从 Rowohlt 出版社跳槽到 dtv 出版社的编辑在餐桌上深情地揭秘：当托马斯进入写作状态时，她会忘记区分大小写，不再使用标点符号——“不过已经好多了，”托马斯插话道。有时亨伯特称她为“古老的美国好莱坞之魂”，因为她的语言意象如此宏大。有一句美国作家莱斯利·詹姆森（Leslie Jamison）的名言，托马斯总是反复提及：“被公开展示的痛苦，依然是痛苦。（……）对陈词滥调和戏剧化的指责，给我们的封闭之心提供了太多的借口，而我希望我们的心是敞开的。”接着说道：“哇，对吧？其实可以……”
鲁斯-玛丽亚·托马斯 (Ruth-Maria Thomas)，32, 在两年前写就了一部极具影响力的处女作
约林德·许特克 (JOLINDE HÜCHTKER) 带着这个问题，对作家 鲁斯-玛丽亚·托马斯 (Ruth-Maria Thomas) 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踪采访。
……将一切简化为这句话。」长期以来，女性文学被认为过于感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无关紧要；人们给人的印象是，托马斯不愿让这种延续数百年的偏见剥夺她任何一种情感。她的写作方式是激进的情感化，故事中闪烁着光芒，她的角色能够坚定且绝对地去爱。而他们同样也可以去恨、去争吵、去堕落。如果有人认为这些故事是粉红色的浪漫，很快就会感到惊讶。
圣诞节过后的几周，托马斯坐在她位于莱比锡-普拉格维茨 (Leipzig-Plagwitz) 公寓的阳台上，望着没有叶子的树木。在这次第三次会面中，她显得更加坚定了。暖气片上堆着几个咖啡杯，书桌上方挂满了写满涂鸦的便条，周末几乎已不复存在。在她的笔记本电脑里，关于米歇尔 (Michelle) 的内容已经写到了 235 页。米歇尔总是嚼着肉桂味的口香糖，并且在酒店里几乎被解雇，因为她往一名客人的杯子里吐了口水。
在上学之前，托马斯自己曾在酒店工作。“我在柏林的阿德隆酒店 (Adlon) 为某些大使递送食物。”如果她的衬衫没有熨烫平整，就会引发严重的麻烦。即便在 2019 年开始在莱比锡德国文学研究所学习时，她仍然在并行工作，在青少年职业援助机构兼职。上午防止有人不得不离开住所而成为无家可归者，下午则在音乐区的一栋受保护的别墅里参加研讨会，探讨叙事理论、文学中的愤怒以及诗歌中的自然写作。
在某个时刻，她觉得这样太累了：在青少年职业援助机构每周工作 26 小时，再加上学习。她的父母无法给她太多支持，因为家里还有另外三个孩子，而且托马斯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学习中还欠有 Bafög（联邦教育资助）贷款。 “我很绝望，”她说。然后，有人赠送了她数千欧元。足以偿还 Bafög 的债务。一个继承了遗产的人。就这样随手赠予。这样托马斯就能写作，同时兼职一份普通的学生工作。“噢天哪，我现在快要哭了，”她说，然后她确实轻微地哭了起来，蜷缩在沙发上，双腿蜷向身体。“我从未和任何人这样谈论过这件事，钱总是那么……”她停顿了一下。“如果没有这个人，我的第一本书可能永远不会诞生。”托马斯说，这笔钱就像一次温水淋浴。这个措辞随后也将出现在她的新小说中：在描述米歇尔突然获得赠款并能偿还债务时，文中写道：“她内心的一切都像是温水淋浴”。
托马斯在思考谁有权写什么，尽管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人都可以写任何事，问题仅仅在于怎么写。她并非在贫困中长大，但钱经常是话题——在超市里计算价格、购买折扣店产品、穿二手衣服。她查阅资料，比较统计学上的贫困风险，询问她那位来自西德的编辑，通常的继承额度是多少。她在一名金匠那里度过了一天，因为她的角色米歇尔自己制作首饰。在那里，托马斯学习了专业词汇：轧制、焊接、打磨。合金、洗涤汽油、三角锉。她自己制作了一枚戒指，现在这枚戒指略显棱角，与她的结婚戒指一起戴在手指上。 D
奥地利作家英格堡·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在完成一部后来被舍弃的小说手稿时，写到了“写作时的痉挛”，她感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想呕吐”：“我几乎无法正常思考，一切都变成了书，当你置身于一个虚构世界时，这非常滑稽。” 14. 4月，托马斯必须将手稿交给她的编辑。由于打字，她的双臂患上了腱鞘炎。这是作家的“前十字韧带断裂”。她发送了一条语音消息：当她在发送前想再次阅读文本时，她感到恶心。当她打开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再也无法直视自己写下的任何一个句子，”她对着手机说，“我在等待一种好的感觉出现，但也许直到一切、一切都结束了才会出现，或者也许
根本不会出现，好吧，亲切的问候。” shortly 之后又发来第二条语音消息，托马斯躺在客厅地板上，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哭泣。“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故事，它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我把我拥有的一切都投入其中了。令人震撼。我想我现在得去散散步。”随后她在莱比锡的奥瓦尔德森林（Auwald）中走了两个半小时，当时正下着细雨。13. 5月，托马斯和她的编辑将手稿送交所谓的排版阶段，现在一切应尽可能保持原样。窗外雷声大作，暴雨倾盆，是一场春季雷阵雨。几天后，托马斯前往慕尼黑。dtv出版社位于一家屠宰场附近，一辆运输车开过，开放式货箱上挂着肉碎。在室内，鲁斯-玛丽亚·托马斯（Ruth-Maria Thomas）紧张地询问她的出版商：“你读过了吗？”巴巴拉·劳格维茨（Barbara Laugwitz）已经读过了，她认为非常棒，而且她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为了安抚他人而随口赞美的人。在巴伐利亚小旅馆与劳格维茨共进午餐时，托马斯将一张餐巾纸塞进衬衫领口——“马上要拍摄社交媒体视频了”——然后才将烤猪肉叉起。劳格维茨说，第二本书确实是最难写的。她还干巴巴地补充道：无论如何，托马斯的第一本书不像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那样成功，因为那样的成功确实无法再次复制。托马斯在楼层之间奔走，经过市场部、销售部、生产部，期间她将一只手紧压在胸口，大声呼气。当有人在走廊遇到她并告诉她这本书写得很美时，她睁大了眼睛。她显得心存感激、谦卑，也许她也想表现得如此。但她仍然说：她觉得自己的第二本书也许比
第一本好一点。她的这部小说是秋季计划的重点书目，这意味着：大量的营销预算。抽奖活动、礼品袋、个性化问候卡、与图书博主（Bookfluencers）会面、数百本签名书。在社交媒体、谷歌和亚马逊上的付费广告，以及玛利亚广场地铁站广告屏幕上的封面。市场部的一份 PowerPoint 演示文稿列出了更多内容。最后托马斯只说了一句：“伙计们，太猛了。”在所谓的“内容空间”的沙发上，托马斯现在要回答一些简短的问题，“为了 TikTok 观众，”一名年轻的社交媒体专员告诉她。你的书讲了什么？为什么金钱总是这么复杂？托马斯刚准备开口，停了下来，需要喝杯水，将一个枕头压在脸上：“这太尴尬了。”再拍一次，再拍一次，“哦天哪，太尴尬了”。30. 7月，《第二大的爱》（Die zweitgrößte Liebe，dtv 出版社，304 页，24
欧元）。这是一部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小说，直到其辉煌的结尾。书中再次充满了矛盾，而那些还记得她处女作风格的人现在会说：这是一本真正的鲁丝-玛丽亚-托马斯（Ruth-Maria-Thomas）式的书。托马斯讲述道，当她在秋天绝望地面对着“文本堆”并将其转化为一个故事时，她当时在想：“现在我还能再写三、四、五、六、七次。”接下来的两本书的合同已经签署。
图（从左至右）：迪士尼/皮克斯；Teorema/Weltkino
好消息是：泰勒·斯威夫特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写出了一首有趣的流行歌曲，标题为《I Knew It, I Knew You》。这首歌为她的听众提供了比她近期专辑中那些沉闷的音效铺陈和廉价节奏更多的东西。
这首歌是一首优美的乡村流行曲，配有口琴、班卓琴、哈蒙德风琴、萨克斯风，以及一名充满活力、欢快地唱着的歌手，她显然很高兴能再次回归自己的根源。事实上，泰勒·斯威夫特在这里为之献声的是一个牛仔女孩，更准确地说：一个名叫杰西的迷人牛仔布艺玩具娃娃，她激发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并且在非常兴奋时会开始唱约德尔唱法。虽然泰勒·斯威夫特此前并未在约德尔唱法方面崭露头角，但在《I Knew It, I Knew You》这首歌中，有一处她几乎尝试了这样做。
牛仔女孩杰西是新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 5.》的主角。正如在 1995 年至 2019 年之间上映的前四部《玩具总动员》电影中一样，这部电影再次探讨了玩具人物的忧虑与恐惧、希望与渴望。它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被孩子们喜爱并与之玩耍，因此它们始终生活在一种恐惧中，担心孩子们失去这种兴趣。
广告
你的声音很重要： 加入我们，一起朗读吧！
朗读为儿童未来的机遇奠定了重要基础。 它能增强词汇量，促进语言理解，并支持儿童的全面发展。然而，许多孩子在家里没有被朗读故事。 与我们一起改变现状，分享你对故事的热爱：现在就报名参加第 23. 届全国朗读日！ 2026 年 11 月 20 日的主题是“我在朗读——你也来吗？”。 拿一个故事给他人朗读吧——在学校、幼儿园或图书馆，无论是通过传统方式还是数字化方式。一切皆有可能！
操作如此简单： 策划朗读活动 选择故事 报名并成为朗读志愿者
今天状态不佳 可抵税的 心愿项目
泰勒·斯威夫特的一首乡村歌曲，一个牛仔女孩玩偶，且没有反派：来自《玩具总动员》世界的最新消息 撰文：延斯·巴尔策 (JENS BALZER) 在电影《梦想》(Dreams) 中，杰西卡·查斯坦饰演一名拥有墨西哥情人的美国继承人 撰文：贝里特·迪塞尔坎珀 (BERIT DIESSELKÄMPER)
安德鲁·斯坦顿 (Andrew Stanton) 和麦肯娜·哈里斯 (McKenna Harris) 的《玩具总动员 5》剧照 费尔南多（艾萨克·赫尔南德斯 饰）与珍妮弗（杰西卡·查斯坦 饰）这对在各方面都极不相称的伴侣
可能会发生。而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孩子在成长，在长大，并在某个时刻失去对旧玩偶的兴趣；《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自始至终都被这种忧郁色彩所笼罩。它们讲述的是时间的流逝，童年的逝去，以及孩童般自由与安全感的丧失。 在《玩具总动员 5》中，许多熟知的人物再次登场：杰西和宇航员巴斯·光年，玩具马布利，恐龙雷克斯和腊肠狗弹簧。他们经历了数代孩子的抚摸。但他们的处境从未如此绝望。因为当今时代的后代不再对玩耍玩偶充满热情。相反，小手们在屏幕上不停地拍打。当《玩具总动员 5》中的孩子们在下午约好见面时，他们只是毫无表情地并排坐着玩电子设备。 那些喜欢奔跑、活动和玩耍的孩子变成了边缘人，被其他人嘲笑和讥讽。这些迷失的生命之一就是八岁的邦妮，牛仔女孩玩偶杰西就这样进入了她的儿童房。邦妮最喜欢坐在花园里，用她的玩偶模拟童话婚礼，杰西在其中充当司祭。但邦妮非常孤独，因此她的父母最终送给她一台
平板电脑。由此，陷入苦难的进程随即开始。邦妮立刻上瘾，玩偶们此时只能默默地被扔在周围。直到他们在牛仔女孩杰西的带领下，决定发起一场反对数字化文化的战斗。 《玩具总动员 5》与该系列的所有前作一样，动画制作精良，尤其是对无生命物体的拟人化处理；这一次，图形设计师们特别费心地赋予了那台像青蛙脸一样的平板电脑较为合理且流畅的动作，以及一个灵魂和一颗良心。而当这台平板电脑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灵魂的有害影响时，它的良心开始变得沉重。 随后它产生了自杀念头，但一台平板电脑怎么自杀？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独到的反转。遗憾的是，这竟然是这部电影中最独到的反转了，除此之外，电影在向那场真正的大型童话婚礼推进的过程中，缺乏惊喜。电影缺少像《玩具总动员 3》中邪恶熊乐乐那样极具魅力的配角，甚至缺少一个真正邪恶的人物。 在《玩具总动员 5》中，所有人都太友善了，情节过于说教。不过，这反而与泰勒·斯威夫特的音乐十分契合。
墨西哥导演兼编剧米歇尔·弗朗哥（Michel Franco）让他的角色们在现代世界的各种不公正中受苦。在他的电影《梦》（Dreams）中，他们处于一场囚禁剧之中。不过，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区别，那就是他们各自的牢房是由不同的金属构建的：对于显然出身极其卑微——以至于连一个姓氏都没有的墨西哥芭蕾舞者费尔南多（Fernando，伊萨克·赫尔南德斯 饰）来说，那是驱逐拘留中心的钢格栏杆。而詹妮弗·麦卡锡（Jennifer McCarthy，杰西卡·查斯坦 饰）则被困在由她的遗产和慈善义务所构成的金色笼子里。
作为一名艺术赞助人，她的父亲兼基金会主席称赞她的美貌多于称赞她的工作——但对他而言，这种美貌毫无价值，因为他的女儿无法生育。詹妮弗的哥哥带着妻子和孩子，在各方面显然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几乎是以一种施舍的态度，允许她在家族基金会中为墨西哥城的芭蕾舞学院进行新一轮的资助——这是她一个规模不大、可以抵税的心血项目，而在费尔南多的案例中，她现在已将其慈善范围扩大到了实物资助。
她的情人不久前才因呼吸困难，从一辆被遗弃在边境地区的卡车中爬出。他在旧金山的詹妮弗这里寻求一个未来，在他的想象中，除了作为舞者的美国职业生涯，还包括与她公开恋爱。而詹妮弗，她仅通过新闻了解他的生活境遇，平时接触的墨西哥人大多处于服务关系中，因此她不愿与一名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年轻情夫公开露面。至少在她的家乡不行。在那里，费尔南多必须以一种与其余雇员几乎没有区别的版本存在。
这种持续的侮辱导致了电影的核心冲突。米歇尔·弗朗哥将所有由国籍、性别和肤色产生的不公正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差距相对立。有时，那些关于剥削的场景显得有些过于刻意，但电影很难因为它所描绘的现实而被指责。
遗憾的是，通常在纽约美国芭蕾舞剧院（American Ballet Theatre）工作的伊萨克·赫尔南德斯的演技几乎没有超出对一个外貌出众、才华横溢的舞者的刻画。电影依赖于通过传记细节对该人物的个性及其背景进行充分的描述。
詹妮弗这个角色被赋予了更多的复杂性，杰西卡·查斯坦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冰冷冷静将其演绎。该人物的欲望主要表现为一种占有欲。而她不同的情绪状态则可以通过她的发型清晰地辨认出来：只有在放松的时刻（通常与大段的性爱场景重合），詹妮弗才会披散头发，而不是像平时那样盘成一个严谨的发髻。
总之，她变换的、色调从中性到冷色的服装，恰好对应了这部电影的色温——这部电影不仅因为芭蕾场景而具有真正的视觉美感。因此，当电影在最后 20 分钟突变为一部令人心惊胆战且残酷的色情惊悚片时，这种反差就显得更有趣。在之前演绎了现代文明形式的统治与暴力之后，现在爆发出了原始的肉体攻击。而在这方面，詹妮弗和费尔南多之间展现出了令人清醒的相似性。
现在就报名！ www.vorlesetag.de
插图：www.gertalbrecht.de
插图：Jan Robert Dünnweller 为《时代周报》（DIE ZEIT）绘制
广告
城市，一场 狂欢
其中一场让人在离开时双膝发软
一场暴力与美的狂欢：卡罗琳娜·比安基（Carolina Bianchi）史诗级表演三部曲《Cadela Força》中的片段
当人们在剧场中度过十个小时后蹒跚走出时，这场派对远未结束。直到午夜，这座城市似乎依然活力四射。在戏剧节的这几天里，这座城市指的并非阿维尼翁的常住居民。除了源源不断的普罗旺斯游客——他们正往包里装满薰衣草肥皂——这里还聚集了演员、舞者、歌手和剧作家，以及那些未被发掘者与被唤醒者。但最重要的是，这里有许多、许多令人惊讶的年轻剧场爱好者，在这座规模虽小却历史悠久、由一座坚固城墙守护的城市里，他们在七月的几周内将这里打造为戏剧的世界之都，并像 700 年前的对立教皇捍卫其圣座一样，捍卫着他们的神圣戏剧。
不过，这个艺术节也有其对应的非官方活动，即“阿维尼翁 Off 节”（Off Avignon）：这是一个在主活动边缘运行的、独立的、未经策划的年轻节目。凭借约 1.700 部剧目、27.000 场演出、1.400 个剧团以及 300.000 名观众，它在数量上早已成为了规模更大的盛事。没有任何一个舞台会被闲置，从早上十点到深夜，演出每小时轮替一次；而当他们不在演出时，剧团成员们在酷热中穿行于毫无救赎之空间的拥挤巷弄里，背诵并演唱剧中的片段，仿佛世界上除了戏剧之外再无其他任何事情。甚至连法国国家庆典日时遭遇的世界杯出局之痛，也在这场壮丽的狂欢中被淹没了。
因此，在阿维尼翁，人们觉得自己更像是在参加一场民间节日，而非一场高端艺术活动。而官方节目本身也并不想显得精英化。只要能买到票，票价就非常实惠，无论是参加“in”（官方）还是“off”（非官方）活动，起步价通常在 15 欧元。在整座城市中，无论你是坐在咖啡馆里那位戴发网的女士身边，还是坐在教堂长椅上那位穿网眼衫的人身边，都弥漫着一种公社般的归属感和永无止境的对话，而话题只有一个：看了什么，什么好，什么不好，讲述了什么。
是的，卡罗琳娜·比安基（Carolina Bianchi）这位巴西作者和表演者的十小时三部曲《Cadela Força》讲述了什么？这部作品在阿维尼翁首次完整上演。这是一个人们在 14 点时满头大汗地进入，而在午夜前后双膝发软地离开的事件。它或许是本次艺术节的高潮，在每一个意义上都如此残暴、如此赤裸。三年前，比安基凭借该三部曲的第一部分在阿维尼翁迅速成名。这部开篇之作名为《A Noiva e o Boa Noite Cinderela》（《新娘与“晚安，辛德瑞拉”》），它在极其安静的氛围中开始。比安基用葡萄牙语讲述艺术自古以来如何美化针对女性的暴力，她将一条血腥的线索延伸至当代的女性杀害事件（Femiziden），然后开始调制一杯伏特加汤力，并在其中倒入昏迷粉。这种在巴西被称为“晚安，辛德瑞拉”的粉末，被用来使像吉赛尔·佩利科特（Gisèle Pelicot）这样的女性失去意识从而遭受强奸——针对其施暴者的审判就在几百米外的阿维尼翁司法宫举行。随后，比安基饮下药剂，继续表演，直到药效发作而昏厥。就在她的奇幻剧团通过舞蹈和歌曲表演接管现场，将失去意识的她先装进一个
后备箱，然后在引擎盖上将一个摄像机插入她的阴道时，比安基就这样地谈论着
广告
卡罗琳娜·比安基（Carolina Bianchi）， 巴西 作者与 表演者
文/ SVEN BEHRISCH
最美篇章
继续。她的文字被投射在面板上，与来自她子宫的实时直播并列。总而言之，这场令人煎熬的身体剧作是对语言的思考，以及关于两者如何相互转译的问题：散文与表演、语言暴力与身体暴力、肉体与灵魂、世界与剧场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不同的文本层面交叠并互为注释：口述文本、翻译的投影、比安基（Bianchi）所引用的从但丁到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文学来源，一个评论作者想法的某种作者化叙述者，以及最后的一叠厚厚的文件，比安基始终紧紧抓着它，就像抓着一份生存指南一样。在《Brotherhood》（“兄弟会”）——这场兼具戏剧、朗诵、舞蹈、朗读、访谈、文本投影、
甚至是木偶戏和重演的表演第二部分中，她试图寻找暴力的根源。她在男人之间不可撼动的凝聚力中找到了答案。在理论解释方面，科学或许能提供更复杂的论据，但在艺术上，人们被一段梦幻般地响起、完美和谐的男性阿卡贝拉合唱所彻底说服，而平时喋喋不休的舞台人物比安基对此做出了最极端的反应——绝望的沉默。此外，还有一段她与一位虚构的德国名导演进行的讽刺性访谈，她看似卑微地询问对方的灵感来源。这位导演沉浸在自己的伟大之中，讲述越多关于他早年在德国省城时期的反叛经历，讲述越多作为导演的胜利以及他的榜样——其中包括“卡斯托夫（Castorf）、奥斯特迈尔（Ostermeier）、马塔勒（Marthaler）、戈达尔（Godard）”，并带着礼貌的微笑说，
“当然也包括许多女性”，人们就越发确信，之前已经无数次听到过这样一个导演以同样的方式地自我吹嘘。
潜入迷人的艺术世界。从古典大师到当代——通过每月一期的《世界艺术》（WELTKUNST），体验艺术创作的壮丽丰盈。
仅需 18 € 即可阅读两期，您还将免费获得新一期包含 60 页春季展览特刊的《世界艺术》！
+49-40/42 23 70 70*
随着《Uma Luz Cordial》（德语大致意为“来自内心的光”）——这部于今年首演的第三部分——的推出，该三部曲现已全部完成。关于暴力的主题最终演变为写作本身所意味着的暴力。尽管那段独白在红色屏幕的投影下持续了体感一小时之久，并伴随着裸体表演者如地狱般的狂欢，且逐渐陷入传记内容的细节之中，尽管人们并不总能跟上比安基（Bianchi）作为一名创作者在自我挖掘时的心路历程，但正是这最后一部分才构成了完整的画面。因为让人感到心惊胆战的并非血迹、演出时长、彻底的精疲力竭，也不是参与者中途的崩溃，而是这场宏大而残酷的独白中极具生产力的自我毁灭。这种暴力，就像一朵阴云，笼罩在这个阳光灿烂的艺术节之上，而该艺术节的主任蒂亚戈·罗德里格斯（Tiago Rodrigues）几年来一直致力于让其焕发如阳光般的光彩。它飘过教皇宫的荣誉庭院，在那里，法国导演朱利安·戈塞林（Julien Gosselin）通过智利作家罗伯多·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在卡罗琳娜·比安基的作品中也能见到其身影）的作品来追寻恶的足迹。而比利时剧团 tg Stan 的滑稽表演则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残酷感，他们在一个晚上接连上演了五部精简后的莫里哀剧作。在附近布尔邦（Boulbon）的前采石场里，他们在一个三面开放的简易木质舞台上，面对并与观众一起演绎着表面上关于强迫婚姻和想象性疾病的场景。实际上，他们展示的是卑鄙的人们：那些不愿他人获益、自私且贪婪的人，这些“小暴力者”正是大暴力的萌芽与源头。他们在赤裸的木舞台上用泡沫海绵长条互抽耳光的粗鲁方式，正是最纯正意义上的民众剧场，也就是说，这就是阿维尼翁戏剧节创始人让·维拉尔（Jean Vilar）所指的：对他而言，戏剧是“公共基础保障，就像煤气、水和电一样”。维拉尔希望在战后建立这样一套基础供应的基础设施，向欧洲各国提供剧本素材，并促使观众展开对话。如今，这套基础设施的影响范围已超出了欧洲。今年官方计划的客席国家是韩国，而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Haribo Kimchi》那样，如此令人愉悦地接近戏剧生存资料全球供应链的理想状态。在韩国剧作家贾哈·库（Jaha Koo）这部安静且带有怀旧美食色彩的主菜中（该剧在德国也曾展演，可供观看、嗅闻和品尝），库为观众准备了佳肴，并引导他们通过泡菜煎饼和软糖的香气、味道与质感，走进他那个安静且酥脆的世界。但并非所有东西都能如此轻快地在舌尖融化——比如，同样关于韩国，由意大利资深艺术家达丽亚·德弗洛里安（Daria Deflorian）执导并出演的韩江小说《不可能的离别》的改编剧。剧中探讨了 80 年前韩国济州岛的大屠杀，在这里，赤裸的恐惧再次显现。然而，这种恐惧找不到生存的空间，在关键时刻被女主角们一次短暂而深情的拥抱所化解——或许也由于演出地点的美感，那是位于温暖普罗旺斯星空下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壮丽的回廊。随后人们走出修道院，仍与身旁的观众交谈着，喝一杯葡萄酒，看着那些身着戏服的人们在广场上朗诵着次日的剧本。
照片：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Festival d‹Avignon; Festival d‹Avignon (小图)
I
A
汤姆·库默证明：朝鲜是离奇故事的世界市场领导者 文/贝内迪克特·赫伯 (BENEDIKT HERBER)
B
虽然众所周知汤姆·库默对此感到厌烦，但本篇评论也将从那些伪造的访谈开始，请他见谅。在此提醒：在 2000 年前后，现年 65 岁的瑞士好莱坞记者为《南德意志报》杂志构思了与帕梅拉·安德森、莎朗·斯通或迈克·泰森等超级巨星的对话。随后引发的媒体丑闻之所以至今仍有影响，或许是因为它预见了许多主题：虚假新闻、后真相时代，以及关于自传体小说写作的狂热。此外，库默的文学作品与这些访谈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共鸣关系。这与库默为伪造行为提供的理由有关：由于超级巨星本身就不是真实的个体，而是集体渴望的投影平面，因此他只是给这些超级巨星的躯壳填充了一些深刻的、真实的东西。因此，他的访谈应被理解为一个文学项目，而通过他明确的暗示，任何人本都应该看穿这一点（例如，他让拳击手迈克·泰森大谈海明威和爱因斯坦的哲学）。在这方面，库默提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名字——但最终结论仍是他从一开始就应该写书。这件事他已经坚持做了二十年。他 2017 年的小说《尼娜与汤姆》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书中讲述了他患癌症的妻子去世的过程。这是典型的自传体小说，事实与虚构交织，但在这里是被允许的，因为这是文学。在全面剖析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之后，库默现在回到了公众人物这一艺术形象上。而且是以最激进的形式：独裁者。
《与独裁者的随笔》(Freiwürfe mit einem Diktator) 的前提基于一个真实事件：现任朝鲜专制统治者金正恩在青少年时期曾在库默的出生地伯尔尼上学。那个圆胖的男孩是同样专制的金正日之子，这一点当时的校方并不知情，至少在官方层面不知情。金正恩使用了化名“朴恩”，自称是一位大使的后代。弗兰克·比希塞尔是虚构的精英寄宿学校“迪斯特尔伯格”的篮球教练。有一天，他收到了前学生——他亲切地称之为“金姆”的人——发来的前往朝鲜的邀请。这位独裁者显然希望与他的老教练一起投篮。随后，在迪斯特尔伯格展开了一场辩论：弗兰克是否应该
爱
暴君杀手？
拒绝邀请，展现立场？还是接受邀请飞往平壤，试图说服金某尊重人权？或者，第三个选项：弑暴君？库默尔（Kummer）关注的是那些深植于我们脑海中的叙事背后的“人”：在某些人眼中，金某是一位神人；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个危险的疯子。而对于弗兰克（Frank）来说呢？他记得的是一个敏感、不自信的青少年，能够通过“在运动中大笑”来排解压力。一个热爱莱因哈德（Reinhard）糕点店柠檬蛋糕的人。一个出汗时带有大蒜味的人。要解构一个被投影化的人物，还有什么比体育的身体性更合适的切入点吗？于是，几十年后，年迈的教练弗兰克·比塞尔（Frank Bichsel）坐在垂死母亲的病床边，向她讲述自己内心的挣扎：当他激发金某的雄心时，是否成了金某日后恶行的共犯？当他像一个“称职的教练”那样在慢跑时激励他的爱徒，为他准备迎接更宏大的事业时？“这不至于错得那么离谱，对吧，妈妈？”这个问题在故事推进过程中讨论得较为程式化。这部小说的力量在于别处：在于弗兰克与垂死母亲之间的关系。这里流露出了同样的温柔，正是这种温柔赋予了之前的尼娜（Nina）和汤姆（Tom）那样强大的力量。弗兰克每天来到病榻前，为“枯萎的花朵浇水”——也就是向他日渐衰弱的母亲讲述关于“金某”的故事。起初是金某在伯尔尼就学时的轶事，随后变成了关于即将前往平壤之旅的虚构故事。这些是来自一个“詹姆斯·邦德反派王国”中的“詹姆斯·邦德反派故事”。“还没完呢，妈妈，坐稳了，”弗兰克说——这为母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就这样，《与独裁者投篮》（Freiwürfe mit einem Diktator）成了一首关于讲故事、关于想象力力量的颂歌；同时也是关于逃避主义的赞美，关于在每一个关系都被政治解读模式所主宰的时代，寻找私人避风港的权利。因为很快人们就会发现，弗兰克对弑暴君毫无兴趣。他不想成为英雄，他只想在母亲最后的时光里陪伴在她身边。“嘿，大人物，”在飞往平壤前的机场厕所里，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难道不就是教练弗兰克，那个来自瑞士伯尔尼的胆小妈宝男吗？”也许，如果我们偶尔都能记得自己也只是个“妈宝女儿”或“妈宝儿子”，这个世界的状况会变得更好。
汤姆· 库默尔（Tom Kummer）： 《与独裁者投篮》 （Freiwürfe mit einem Diktator）。
小说； Tropen 出版社， 斯图加特 2026； 224 页， 25,– 欧元
您是否也格外关注自然的多样性？
蜜蜂在帮助我们。请与我们一起，为后代保护家乡受威胁的动物物种和栖息地，并制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传递您自己的价值观：通过遗嘱捐赠。
瑞士作家卢卡斯·贝尔富斯（Lukas Bärfuss）写了一本关于他母亲的书，这也许是他最好的作品。 蒂莫·波塞尔特（TIMO POSSELT） 著
在 2018 年 5 月于巴塞尔举行的一场卢卡斯·贝尔富斯（Lukas Bärfuss）朗诵会上，一名年轻人举手问道，贝尔富斯会给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什么建议。贝尔富斯起初试图回避，随后大意说道：“绕道而行。”在他的一生中，他学会了欣赏这些“绕道”。一年后，他获得了格奥尔格·毕希纳奖，这是德语作家获得的最高荣誉。现在，一本薄薄的书讲述了那些他走过的“绕道”。该书的副标题为《关于我母亲的一本短书》，无疑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故事开始于这位母亲的儿子在收到她死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消息后前往那里。她曾从瑞士移民出去。他现在充满羞愧地注意到，她去世时仅剩 60 弗朗，在贫困中死去。“这个数字也代表了他的生活，”他这样认为，并回想起他第一次访问这座岛屿时的情景。当时，母亲想通过一名妓女让他开心；但很快，他对他母亲的种族主义和庸俗感到厌恶。当他们告别时，他觉得她“在他怀中停留的时间比平时长了一会儿”。之后他再也没见过她。书的第二部分讲述了他在贝尔恩高地（Berner Oberland）的童年。父亲在监狱里，母亲在汽车展厅里擦洗新车。她美丽而残酷。为了惩罚，她揪儿子的头发，直到头发掉落。晚上，她变成了“夜晚之王”，从事接近于卖淫的工作。她经常与可疑的男人混在一起。最后，她通过一家中介机构将儿子卖给了一名农民，他在那里遭受了严重的身体
卢卡斯·贝尔富斯，54 岁， 2019 年获得毕希纳奖
卢卡斯·贝尔富斯 (Lukas Bärfuss)： 《夜之女王》(Königin der Nacht)。 一本关于我母亲的短篇书籍； Rowohlt 出版社， 汉堡 2026； 128 页， 22,– €
旨在资助公益性的海因茨·西尔曼基金会 (Heinz Sielmann Stiftung)。我们致力于促进自然与环境保护以及自然体验——尤其是针对儿童。一份关于遗嘱和社会参与的免费指南为您准备就绪。
必须工作，并在少有的闲暇时间里躲进书本之中。当他最终获得教师培训班的奖学金时，她私吞了这笔钱并消失了。儿子流落街头，在艰苦中奋斗，最终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作家。他自己对此也难以置信：“我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根据我阅读过的所有内容，我的生平经历并不正常。”
在全部 128 页中，都能感受到卢卡斯·贝尔富斯是如何地艰辛地将这些文字地刻画出来的。毕竟，这也是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在语言表达上，他熟练地在孩童般的天真（这反而增强了所经历的残酷感）与淡漠之间切换。他指出，自己从未从母亲那里感受到过类似爱这样的东西，这种陈述与其说是苦涩，不如说是冷静。尽管如此，这本书并非为了清算，贝尔富斯在保护他的母亲：“没有人会故意做出错误或糟糕的决定，我的母亲也没有。”相反，他将自己阴郁、不自由的童年的根源归结于一个“优生学社会”，该社会自 19 世纪以来一直在行政上控制、监禁甚至绝育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从对“游牧者”的迫害，到瑞士国家对年轻女性及所谓的“契约儿童”(Verdingkinder) 下达的强迫劳动命令。贝尔富斯写道：“言语和行政上的暴力在我母亲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延续。”这其中蕴含了作为一名政治作家的他一直以来所具有的全部道德愤慨。而这句话再次证明，贝尔富斯即使是在讲述自己童年的震撼经历时，关注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而始终是整体。
安静入眠
比现实更美好： 图霍尔斯基的《格里普斯霍尔姆城堡》
我想，人们得试着想象一下：你穿着简单的伪装，进入了德国文学中最充满夏日气息的爱情故事之一，然后在几十年后宣布：第一，你根本就不是那位公主；第二，作者是个自大狂且患有色情妄想症；此外，你在书中看不到任何爱。 “这里没有一丝真正的感情，没有丝毫的温柔，没有爱”——这就是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1931 年的作品《格里普斯霍尔姆城堡》中的那位公主在 1962 年的一本“揭秘书”中写道（丽莎·马蒂亚斯：《我是图霍尔斯基的洛特琴》）。而且，她一方面很可能是那位公主的原型，但事实上情况完全不同。呵，不然呢？文学就是为此而发明的！它是一个平行世界。图霍尔斯基所描述的瑞典天空从未如此美丽，从未有人像那位公主那样说话，既富有诗意，又带着柏林式的多语种特质且特立独行；从未有夏天如此轻盈，从未有夜晚像两人的第一个夜晚那样被描述得如此绝望地幸福、释放且忧伤地灿烂美好。叙述者回忆起在假期前的夜晚，他如何在半睡半醒间“在狂野的梦魇恐惧中”紧紧抓住那位公主，因为恐惧黑夜与生活，而她笑着问他：“你想救我吗？” 假期就是不再恐惧的时候：“但现在是假期；今晚我肯定不会去救她。我把手伸过去，放在沉睡的她身上。她轻声叹息，变换了姿势。在一起便是美好。皮肤不再冰冷。一切都是安静而美好的。心安静地入眠。晚安，公主。” 我想——一个人必须得非常特别，才能决定把这些场景从文字中剔除，并坚持所谓的“现实”。谁想去那里？！在书开头作者与其出版商（老罗沃特）交换的虚构信件中，出版商鼓励他再次写一个爱情故事，图霍尔斯基回答道：“这件事并不容易。您知道我非常反感用我的私人琐事去打扰公众——所以这一点被排除了。” 他对那位公主真实身份的提示是多么含蓄：书中的献辞写着“给 IA 47 407”——那是丽莎·马蒂亚斯的雪佛兰敞篷车车牌号，她曾开着这辆车在欧洲各地奔波撰写报刊文章。而关于他必须构思这本书，他也写信告诉出版商：“是的，一个爱情故事……亲爱的师傅，您是怎么想的？在当今时代谈爱？您恋爱吗？现在谁还恋爱？” 福尔克·
魏德曼 (VOLKER WEIDERMANN)
插画：Kim Melina Bertram 为《时代周报》(DIE ZEIT) 创作（不代表书籍的原始设计）；Sebastion König 为《时代周报》(DIE ZEIT) 创作（右）；照片：Alberto Cristofari/Contasto/laif
本专栏由以下人员轮流撰稿： 贝里特·迪塞尔坎珀 (Berit Dießelkämper) 探讨娱乐文学， 福尔克·魏德曼 (Volker Weidermann) 探讨爱情小说， 玛琳·克诺布洛赫 (Marlene Knobloch) 探讨生活指南类书籍， 西蒙内·布赫霍尔茨 (Simone Buchholz) 探讨侦探小说。
遗嘱公布
案件编号 EL260373-L：以下人员于 02.04.2026 去世，最后住所地为苏黎世：
尤尔根·汉斯·乌尔里希·罗加尔 (Jürgen Hans Ulrich Rogall)，出生于 10.01.1938，原籍苏黎世及苏黎世州乌尔多夫，系安德烈亚斯·罗加尔 (Andreas Rogall) 与海德薇格·弗里达 (Hedwig Frieda，原姓 Kromm) 之子。
根据 2026 年 6 月 29 日的裁定，死者的遗嘱已由登记处公布。
本公告 旨在 告知 死者父母亲属中未被提及的法定继承人。
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有权要求出具继承证明并处置遗产，除非逝者的法定继承人对此持有异议，并在一个月期限内向遗产单独法院（地址见下文）根据 ZGB 第 559 条书面提出异议。在提出异议时，法定继承人必须证明其与逝者的亲属关系。他们有权在遗产单独法院查阅遗嘱并要求获得遗嘱副本。提交给法院的申请必须使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或英语。
D
肩膀被太阳晒伤，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背心。Strandperle 海滩的沙子在脚趾间摩擦。那是 2006. 年的夏天。世界并非一颗牡蛎，而是一整盘海鲜盛宴。我整个人沉浸在巨大的内啡肽之中。午后的阳光将一切染成贝克斯金色的光芒。距离绳索街 (Reeperbahn) 只有四站路，大约八分钟。或者刚好是一首 Death Cab for Cutie 的《Transatlanticism》。Death Cab for Cutie 现在发布了一张新专辑。好吧，其他乐队也这么做。但没有任何一支乐队能像本·吉巴德 (Ben Gibbard) 的这支乐队那样深刻地塑造 2000 年代中期的时光。他如今和我一样 49 岁，两鬓斑白且已离婚。诚然，与他不同，我从未与佐伊·德尚尔 (Zooey Deschanel) 在一起过。但即便她，现在大概也曾谷歌搜索过健康鞋，并考虑过一个实用的发型。Death Cab for Cutie，这支为所有怀揣憧憬且在世间徘徊、略感迷茫的人而存在的乐队，是一段时光的原声带——在那段时光里，我，或者说我们，已经处于人生的中年阶段。不过，生活必须心甘情愿地围绕着我们展开。那个夏天，那个 2006. 年。那是我们的胜利。学校生活早已在我身后。我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但仍有足够的精力，在睡眠不足且体内残留大量酒精的情况下抵达办公室。周末从周四就开始了，甚至可能从周三就开始。我们听 Jimmy Eat World，The Strokes，The Kooks，是的，甚至当时的 Coldplay 还没有变成一个像唱歌主题公园那样的存在，而当时最大的烦恼是我在 Fühlinger See 的音乐会上在啤酒摊前等了 50 分钟。我的天，那音乐。一切皆是音乐！并不奇怪。库比蒂诺的奇迹发生在不久前。就在此前不久，我的高尔夫 2 (Golf 2)（那辆带有一个红色翼子板的黑色车）副驾驶座上还放着一鞋盒自制的刻录 CD，而现在，我可以用一个名为 iPod 的神奇设备随身携带我的音乐库。洛尔奶奶 (Omma Lore) 曾给我——
广告
汉诺威 (HANNOVER) Astor Grand Cinema, Kino am Raschplatz 海德堡 (HEIDELBERG) Die Kamera, Luxor Filmpalast 海尔布隆 (HEILBRONN) Kinostar Arthaus 耶拿 (JENA) CineStar Der Filmpalast, Kino im Schillerhof 凯尔斯劳滕 (KAISERSLAUTERN) UCI Kinowelt , Union Studio 卡尔斯鲁厄 (KARLSRUHE) Schauburg, Filmpalast am ZKM 卡塞尔 (KASSEL) Bali Filmtheater, Film- palast 科隆 (KÖLN) Cinedom, Cinenova, Cineplex, Rex Am Ring 莱比锡 (LEIPZIG) CineStar, Cineplex, Ki- nobar Prager Frühling, Passage, Schauburg 吕贝克 (LÜBECK) Filmhaus 美因茨 (MAINZ) Cinestar
为这个瓷白色的小魔盒提供了启动帮助。最初的 2.500 首歌曲我还用笔记本电脑手动传输（是 Medion 品牌的吗？我想应该是）。如果一个人从未在酷暑的波动中漫步城市，并第一次通过随机播放功能听到 Sébastien Tellier 的《La Ritournelle》，那么，他根本就没有真正地生活过！还有一次又一次的 Death Cab for Cutie。以及当时不可或缺的美国剧集《O.C. 尔湾》中旋律优美的配乐。据说曾有女性为了能及时坐在电视机前而提前结束约会。亚当·布罗迪（化身为塞斯·科恩）是那一代人的英俊机智青年，那一辈的男性英雄穿着宽松的管状牛仔裤，喝着啤酒度过他们的二十多岁。我们有啤酒，我们有墨西哥餐厅，甚至国家队也出奇地不那么糟糕。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就像塞斯·科恩在第一季（应该是第一季吧？）结尾，伴随着 Jeff Buckley 的《Hallelujah》驶向未知一样，我们也一次次让自己投入到所有听起来有趣的事情中。生活就像一个神秘盒子。只不过没有哑炮。当然，这纯属胡扯。春天我和女朋友分手时，我有多么不快乐。莱娜 (Lenah)。一个极好的女孩。在度过了两年半的美好时光后，一切结束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那时我懂什么呢？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蜷缩在沙发前抽泣。她：“既然你非要走，你这个混蛋，至少把 iPod 留给我。”她很有幽默感。现在依然如此。我现在很想知道，当时的 iPod 里到底装了什么。我的奶奶对我做了一个“疯了”的手势。我的妈妈也很惊讶。是的，甚至我的爸爸也很难过。在那之前，我从未走远到波鸿，更不用说科隆了。我也从未有过特别长久的恋爱关系，之后我竭尽全力，想尽快在汉堡陷入不幸的爱情中：弗里齐 (Fritzi)。这是典型的《O.C. 尔湾》式戏剧素材。我在一次汉堡之行中认识了她，当时我的表哥 Tömmes、我的朋友 Vogel、我的兄弟、我和其他人
亚琛 (AACHEN) Eden Palast 奥格斯堡 (AUGSBURG) Thalia, CineStar, Lech- flimmern 柏林 (BERLIN) Adria Filmtheater, CU- BIX, CineMotion Hohenschönhausen. Cinema Paris, Cinestar Hellersdorf, Cinestar Tegel, Eva Lichtspie- le, Filmtheater am Friedrichshain, Kino „Spreehöfe“, Kino Uni- on, Kino im Kulturhaus Spandau, Kino in der Kulturbrauerei, UCI Eastgate Marzahn, UCI Gropius Passagen, UCI Luxe East Side Gallery, Zoo Palast 波鸿 (BOCHUM) Casablanca, UCI Ruhr- park 波恩 (BONN) Kino in der Brotfabrik, Kinopolis Bad Godes- berg 不伦瑞克 (BRAUNSCHWEIG) Astor Filmtheater 不来梅 (BREMEN) Cinestar Der Kristallpalast, Gon- del Kino, Schauburg
多特蒙德 (DORTMUND) CineStar, Schauburg 德累斯顿 (DRESDEN) Neues Rundkino, Pro- grammkino Ost, Schau- burg, UCI Elbe Park, Zentralkino 杜伊斯堡 (DUISBURG) Filmforum, UCI Kino- welt Duisburg 杜塞尔多夫 (DÜSSELDORF) Atelier Kino im Savoy, Cine- star, UCI Kinowelt Düs- seldorf, UFA Palast 埃森 (ESSEN) Astra Filmtheater, Lichtburg 法兰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CineStar Metropolis , Cinema 弗赖堡 (FREIBURG) Harmonie Kinos 哈勒 (HALLE (SAALE)) Luchs Kino am Zoo 汉堡 (HAMBURG) Blankeneser Kino, Kinopolis HafenCity, Passage, UCI Kino- welt Mundsburg, UCI Wandsbek, Zeise
朋友们涌入这座城市。开着我那辆旧的 T3 Bulli 巴士。在绳索街 (Reeperbahn)，立体声系统开到最大。The Darkness 乐队的 $\text{Love Is Only a Feeling}$ 是我们的进场赞歌。就像《现代启示录》里的瓦格纳《女武神的骑行》。汉堡，我们到了！当然，是在汉斯-阿尔伯斯广场 (Hans-Albers-Platz)。露营地就在埃索 (Esso) 加油站。当时的衣服紧身且色彩斑斓，尽可能地符合当时 American Apparel 深 V 领 T 恤的流行风格。那些紧身平角裤我到现在还留着。至于剩下的衣服，一个处于黄金年龄的男人应该扔掉它们，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运动。香港酒店 (Hotel Hong-Kong) 是我们的中心。称其为“酒店”是一种委婉说法，其实它是一家酒吧，吧台后面有 17 间糟糕的客房，房门钥匙几乎和店主 Puma Ralle 在柜台下放的棒球棍一样大。“遵守房屋守则！”明白了。在这里，我曾早晨醒来时全身衣物完好，但流着鼻血，然后端着一杯 Astra 啤酒迎接新的一天。我们回报店主的酬劳就是填满他们的点唱机。除了 Bata Illic 或 Lena Valaitis，人们突然可以点播 The Hives、Editors 或 Gabrielle von Ween。这时，吧台旁的码头工人会从他们的 Holsten 啤酒中抬起头来。Gabrielle。那是 Thin Lizzy 乐队从未创作出的最好的 Thin Lizzy 式歌曲。音乐是否曾比在我们的 MySpace 账户上更像一份个人声明？如果有人在主页放了 Bloc Party 的 $\text{Like Eating Glass}$，难道你还会不对他发送好友请求吗？这首歌简直像个音箱盒子！这首闪烁着幽光的、关于青春撕裂感的赞歌！2006 年：在娱乐领域也是大年。丹尼尔·克雷格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截然不同的邦德。我当时在电视台工作，作为喜剧编剧在片场奔波。RTL 当时在喜剧节目上投入了巨额资金。甚至旅行节目也有预算。迪拜。里约。洛杉矶。进入美国时，在满屋子墨西哥人的房间里接受特别审问，旁边还有一个穿埃尔维斯服装的家伙。在 9/11 之后五年，美国格外偏执。而乔治·W·布什难道不是想象中最糟糕的总统吗？没错。在十小时的
曼海姆 (MANNHEIM) Odeon 电影院 马尔堡 (MARBURG) Capitol 电影院 慕尼黑 (MÜNCHEN) ABC 电影院, City Atelier, Mathäser Filmpalast, Rio Palast 明斯特 (MÜNSTER) Schloßtheater 电影院 纽伦堡 (NÜRNBERG) Cinecitta 电影院 奥尔登堡 (OLDENBURG) Casablanca 电影院 奥斯纳布吕克 (OSNABRÜCK) Cinema Arthouse 波茨坦 (POTSDAM) Thalia, UCI Kinowelt 电影院 雷根斯堡 (REGENSBURG) Regina, Wintergarten 电影院 斯图加特 (STUTTGART) Atelier am Bollwerk, Das Metropol 电影院 蒂宾根 (TÜBINGEN) Museum Lichtspiele 电影院 威斯巴登 (WIESBADEN) Apollo Center 维尔茨堡 (WÜRZBURG) Central im Bürgerbräu 电影院
作者在洛杉矶，2006 年夏天
飞行结束后，手机终于有了信号。没有任何来自 Fritzi 的消息。在经历了十小时的跨大西洋飞行之后。难道没有更多了吗？没有？完全没有？ 跨大西洋主义。 I need you so much closer. 渴望。阳光。海洋。 Phantom Planet 乐队登场。 »Californiaaaa. Californiaaaa. Here we coooome.«
罗德里奥大道，比弗利山庄，纽波特海滩，就是赛斯·科恩和其他人们居住的地方！在日落大道的 Viper Room 对面开派对，大约十年前，里弗·凤凰就在那里因为药物过量而走向了永恒。如此多的印象。如果能有一个设备将手机、相机和 iPod 结合在一起该多好。但当时竟然没人想到这一点！ 回到德国。卡斯特罗普的洛蕾奶奶在医院里，我们不得不给吉森的亲戚们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才终于找到一位愿意给 81 岁的她做脊柱手术的医生。爸爸妈妈咒骂着像青年联盟主席菲利普·米斯费尔德那样的人，正是他发起了一场关于 80 岁以上的人是否还需要假牙或更换新髋关节的讨论。我的天呐。 我完全沉浸在加州风情（californicated）中，榨干每一天的生活：夏天。世界杯。为期五天的卡斯特罗普老城节。庆祝，喝酒，手里拿着塑料杯装的凯匹林夏酒。在晨曦中回家。九点半起床。如果能尽情狂欢，为什么要睡觉？已经五点了，你本想离开，甚至已经走到了门外，然后里面响起了 Queens of the Stone Age 乐队的 《No One Knows》，你别无选择，只能强撑着面子，点头示意，重新走进俱乐部。 我们在课桌下抠掉趾缝间的沙子。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各种海滩俱乐部里（现在还有海滩俱乐部吗？）。在多特蒙德港的 Solendo 餐厅，我们观看了几乎整个世界杯。除了对阵瑞典的八分之一决赛。那时特梅斯在庆祝他的婚礼。天呐，他怎么就得结婚了！他那时和我一样才 29 岁。德国足协 (DFB) 也是高光时刻。波尔迪和施魏尼对阵瑞典队。2 : 0。庆祝人群在 17 点就已经闹翻天了！ 蕾娜也被邀请了。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她。显然她过得很好。而看着我那凄凉而空荡的短信存储空间，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却更糟了。没有任何人类接触的迹象。本·吉巴德至少能从痛苦中挖掘出伟大的艺术。而我有什么？难道要把我的惨状写进马里奥·巴特的笑话里吗？ 我把牌局下输了。我是那个时代的失败者。 “I will follow you into the dark.”（我会随你进入黑暗） 这是一个在弗里齐这边未被采用的提议。 吉巴德那渴望的声音帮了我。他的感受总是和我一模一样。在盛满渴望的酱汁锅中挣扎地被囚禁，双腿渐渐疲惫。 在多特蒙德港的沙滩上，我们见证了“夏天童话”的终结。0 : 2 负于意大利。失望地在沙滩上沉重前行。就这样结束了。夏天虽然还停留了一段时间，但再也没有像那几周那样美过了。 I don’t recall a single care Just greenery and humid air Then Labor Day came and went And we shed what was left of our summer skin (...) ’Cause the season’s change was a conduit And we’d left our love in our summer skin
第二年，我将认识我后来的前妻。据我所知，弗里齐现在是一位幸福的母亲。 噢，还有亚当·布罗迪依然很酷。在 Netflix 热门剧集《Nobody Wants This》中，他现在扮演一个英俊、中年且机智的男人。过去二十年对他很好。 那么 Death Cab 的新专辑呢？ 啊，还行。挺不错的。虽然也是一张失恋专辑。但到了 49 岁，人不再那么剧烈地痛苦了。 生活变得轻松了。 这也算是一种收获吧。
照片：私人提供
亚琛 (AACHEN)
苏尔蒙特-路德维希博物馆 (SUERMONDT-LUDWIG-MUSEUM) 至 23.08.2026：这片土地的幸福。丢勒、鲁本斯、戈雅：艺术中的马 - 从古代到今天的杰作。www.suermondt-ludwig-museum.de
阿赫贝格 (ACHBERG)
阿赫贝格城堡 (Schloss Achberg) 至 18.10.2026：卡尔·霍弗 (Karl Hofer) www.schloss-achberg.de, 电话 0751859510, info@schloss-achberg.de, 周五 14-18, 周六, 周日, 节假日 11-18
巴克南格 (BACKNANG)
巴克南格市美术馆 (Galerie der Stadt Backnang), Petrus-Jacobi-Weg 1 至 09.08.2026：菲利普·亨内沃格尔 (Philipp Hennevogl) – 事物的皮肤 电话 0719-894477, 周二-周五 16-19, 周六 11-18, 周日 14-18 小时
巴登-巴登 (BADEN-BADEN)
巴登-巴登国立美术馆 (Staatliche Kunsthalle Baden-Baden) 13.06.2026 至 10.01.2027：Bloom up! 花之语言 www.bloomup-ausstellung.de, 周二-周日 10-18 小时
贝吉舍格拉德巴赫 (BERGISCH GLADBACH)
赞德斯别墅艺术博物馆 (Kunstmuseum Villa Zanders) 至 16.08.2026：符号空间 (Zeichenräume) 至 31.10.2026：火山边缘。血液作为艺术材料，彼得·吉莱斯 (Peter Gilles) 与约瑟夫·博伊斯 (Joseph Beuys)、费利克斯·德罗赛 (Felix Droese)、珍妮·霍尔泽 (Jenny Holzer)、比尔吉特·卡勒 (Birgit Kahle)、赫尔曼·尼奇 (Hermann Nitsch) 和安娜·苏德曼 (Anna Sudermann) 的对话，内阁展 至 15.11.2026：詹姆斯·恩索尔的幻想世界。来自 Quinensor 收藏的版画，Konrad-Adenauer-Platz 8, www.villa-zanders.de
柏林 (BERLIN)
柏林画廊 – 现代艺术博物馆 (Berlinische Galerie –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至 14.09.2026：马克·布兰登堡 (Marc Brandenburg) 20th Century Debris 至 03.08.2026：布里吉特·迈尔-德宁霍夫 (Brigitte Meier-Denninghoff) 雕塑与素描 至 17.08.2026：莫尼拉·阿尔-卡迪里 (Monira Al Qadiri) Hero www.berlinischegalerie.de, Alte Jakobstr. 124–128, 10969 柏林, 周一, 周三-周日 10-18 德国历史博物馆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至 18.10.2026：自然与德国历史。信仰 – 生物学 – 权力 至 31.10.2027：物件。历史。故事。收藏展 洪堡论坛 (Humboldt Forum) 至 01.08.2026：通风 (Durchlüften) 施吕特庭院夏季节，包含现场演出和 DJ，免费入场 至 30.11.2026：坦桑尼亚历史(n) 展览，含活动方案；门票在线预订 常设展：水上 (On Water) 水知识 展览及活动方案，位于洪堡实验室 (Humboldt Labor)，免费入场 常设展：亚洲艺术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 展览，收藏重新呈献；门票在线预订 常设展：全球柏林 (Berlin Global Berlin) 展览；门票在线预订 常设展：场所历史 雕塑厅、视频全景、城堡地窖，免费入场 humboldtforum.org, Schloßplatz, 10178 柏林, 周一, 周三-周日 10:30-18:30 小时 PalaisPopulaire 至 17.08.2026：Seeing Words, Reading Images. 文字艺术收藏与德意志银行收藏的对话 www.palaispopulaire.db.com 电话 030-202093-0, Unter den Linden 5, 周三-周一 11-18, 周四 11-19 小时
波昂 (BONN)
联邦艺术厅 (Bundeskunsthalle), www.bundeskunsthalle.de 至 23.08.2026：彼得·胡贾尔 (PETER HUJAR)。DARK OPEN IN THE DARK 至 09.08.2026：亚马孙 (AMAZÔNIA)。原住民世界 至 25.10.2026：性工作 (SEX WORK)。性工作的文化史
博特罗普 (BOTTROP)
约瑟夫·阿尔伯斯博物馆 Quadrat 博特罗普 (Josef Albers Museum Quadrat Bottrop) 14.06. 至 11.10.2026：理查德·保罗·洛斯 (Richard Paul Lohse) 28.03. 至 08.11.2026：Quadrat 50 周年，免费入场 www.quadrat-bottrop.de, 电话 02041-372030, Anni-Albers-Platz 1, 46236 博特罗普, 周三, 周五-周日 11-17, 周四 11-19 小时
不伦瑞克 (BRAUNSCHWEIG)
不伦瑞克市立博物馆 (Städtisches Museum Braunschweig) 至 20.09.2026：用自己的声音。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 75 周年。Am Löwenwall, www.braunschweig.de/museum, 周二-周日 11-17 小时
达姆施塔特 (DARMSTADT)
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 (Hessisches Landesmuseum Darmstadt), www.hlmd.de 至 27.09.2026：海德薇格·克鲁泽 (Hedwig Kruse) 一位版画艺术家的梦想生活 电话 06151/3601200, Friedensplatz 1, 周二, 周四-周日, 节假日 11-18, 周三 11-20 小时
多特蒙德 (DORTMUND)
多特蒙德 U – 艺术与创意中心 (Dortmunder U – Zentrum für Kunst und Kreativität) 至 26.07.2026：垃圾。关于废弃物全球路径的展览 至 26.07.2026：Robotron。工人阶级与智能，免费入场 24.07. 至 23.08.2026：2026, 年多特蒙德工业大学艺术巡展，免费入场 至 20.09.2026：数字街道，免费入场 至 04.10.2026：SAFT!!! 一个关于永生和古怪蔬菜的密室逃脱展览实验，免费入场 www.dortmunder-u.de, 电话 0231/50-24723, info@dortmunder-u.de, Leonie-Reygers-Terrasse, 44137 多特蒙德, 周二, 周三 11-18, 周四, 周五 11-20, 周六, 周日, 节假日 11-18 小时
德累斯顿 (DRESDEN)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截至 20.09.2026：在 the Residenzschloss（宫廷城堡）展出：《德累斯顿的纸上日本》 www.skd.museum - 访客服务：电话 0351 4914 2000
埃森 (ESSEN)
提供当前市场动态分析、关于大小收藏领域的深入信息，以及全球范围内拍卖会、展览和博览会的重要日期。 D I E K U N S T M A R K T Z E I T U N G D E R Z E I T
杜伊斯堡 (DUISBURG)
MKM 现代艺术库珀斯穆勒博物馆 (Museum Küppersmühle für Moderne Kunst) 26.06. 至 01.11.2026：豪梅·普伦萨 (Jaume Plensa) – Invisible，此外在粮仓空间设有壮观的装置艺术 —— “Invisible Anna” www.museum-kueppersmuehle.de，电话 0203 30 19 48 11， office@museum-kueppersmuehle.de, Philosophenweg 55, 47051 Duisburg，周三至周日 11-18 点
埃姆登 (EMDEN)
埃姆登美术馆 (Kunsthalle Emden) 至 02.05.2027：我们热爱的画作 (BILDER, DIE WIR LIEBEN) 埃姆登美术馆 40 周年 至 02.08.2026：米沙·库巴尔 (Mischa Kuball) 八颗行星，一颗恒星，一个世界 kunsthalle-emden.de，电话 (04921)975050，周二至周五 10-17 点，周六、周日及节假日 11-17 点
埃尔朗根 (ERLANGEN)
埃尔朗根市博物馆 (Stadtmuseum Erlangen) 至 13.09.2026：有什么好笑的？沃尔特·莫尔斯的幽默艺术 (Die komische Kunst des Walter Moers)，Martin-Luther-Platz 9, www.stadtmuseum-erlangen.de
福尔克旺博物馆 (Museum Folkwang) 至 08.11.2026：我，古斯塔夫·库尔贝 (ICH, GUSTAVE COURBET)。画家与反叛者 至 04.10.2026：萨达内·阿菲夫 (SAÂDANE AFIF)：海报 (Affiches) www.museum-folkwang.de，电话 0201-8845-444, Museumsplatz 1, 45128 Essen，周二至周日 10-18 点，周四和周五 10-20 点。馆藏展免费入场
鲁尔博物馆 (Ruhr Museu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关税同盟 (Zollverein) 常设展：鲁尔区的自然、文化与历史 展示仓库/焦炉区：可通过预约导览参观 至 31.08.2026：布里吉特·克雷默 (Brigitte Kraemer) 纪实摄影 至 10.01.2027：冰河时代的生存 (überLeben in der Eiszeit) Gelsenkirchener Str. 181, T. 0201-24681444, 每日 10-18 点, www.ruhrmuseum.de
弗伦斯堡 (FLENSBURG)
弗伦斯堡博物馆山 (Museumsberg Flensburg) 15.02. 至 25.10.2026：博物馆山 150 周年 —— 愿景与乌托邦 www.museumsberg.de, 周二至周日及节假日 10-17 点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法兰克福希恩美术馆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www.schirn.de 至 20.09.2026：通过 AI 看世界 (THE WORLD THROUGH AI) Gabriel-Riesser-Weg 3, 周二至周日 10–19/周四–22 点
富尔达 (FULDA)
弗朗茨·埃哈德·沃尔瑟别墅 (VILLA Franz Erhard Walther) 至 06.09.2026：吉米·罗伯特 (Jimmy Robert) & 弗朗茨·埃哈德·沃尔瑟 | 柔软的强度 (The Intensity of Softness) www.villa-few.com, Paulustor 4, 36037 Fulda
哈根 (HAGEN)
哈根博物馆区 (Museumsquartier Hagen) 至 15.11.2026：索恩·普里克尔 (Thorn Prikker) 在哈根 至 11.10.2026：从柯尔维茨到里希特。来自奥斯特豪斯博物馆的纸上珍品 至 09.08.2026：鲁普雷希特·盖格尔 (Rupprecht Geiger)：色彩 - 光 - 能量 至 01.11.2026：埃米利奥·韦多瓦 (Emilio Vedova) —— 不仅仅是为了运动本身的运动 www.kunstquartier-hagen.de, Museumsplatz 1, 58095 Hagen
哈勒（萨勒河）(HALLE (SAALE))
“塔街”美术馆 (Kunsthalle “Talstrasse”) “梦与创伤。艺术与电影中的表现主义” 至 09. 8月 2026，每逢周三、周五 13-17 点，周四 13-19 点，周六、周日及节假日 11-17 点 Talstraße 23, 06120 Halle (Saale), www.kunstverein-talstrasse.de
汉堡 (HAMBURG)
Bucerius 艺术论坛 (Bucerius Kunst Forum) 08.05. 至 16.08.2026：F.C. Gundlach. You‘ll Never Watch Alone www.buceriuskunstforum.de, Alter Wall 12, 汉堡, 每日 11-19, 周四 11-21
恩斯特·巴拉赫之家 (Ernst Barlach Haus) - 赫尔曼·F. 瑞姆特斯马基金会 (Stiftung Hermann F. Reemtsma) 至 11.10.2026：EWALD MATARÉ. >Nichts ohne Natur<. 动物雕塑 www.barlach-haus.de, 电话 040-826085, info@barlach-haus.de, Baron-Voght-Str. 50A, 22609 汉堡, 周二至周日 11-18 点
汉堡美术馆 (HAMBURGER KUNSTHALLE) 至 11.04.2027：Skulptural. 新展厅 至 30.08.2026：Maria Lassnig 与 Edvard Munch. 绘画之流 = 生命之流 至 04.10.2026：Aber ich | die Welt | ich sehe | Dich 至 11.10.2026：Isa Mona Lisa 至 31.12.2026：Making History. Hans Makart 与 19 世纪沙龙绘画 至 14.11.2027：印象主义。德法邂逅 Glockengießerwall 5, 周二至周日 10-18/周四-21, www.hamburger-kunsthalle.de
罗滕鲍姆博物馆 (Museum am Rothenbaum) - 世界文化与艺术 至 30.12.2026：贝宁。被掠夺的历史 至 29.11.2026：猫！ (KATZEN!) 至 27.06.2027：来自秘鲁的图像回响 www.markk-hamburg.de, Rothenbaumchaussee 64, 周二至周日 10-18, 周四-21 免费入场
汉堡艺术与工艺博物馆 (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 Hamburg) 至 10.01.2027：Sara Sallam - 关怀。重新定义摄影 至 01.11.2026：摄影：Hans Hansen 至 01.11.2026：微型家具：儿童椅 至 13.09.2026：你是谁？访客调查的新路径 更多展览请见 www.mkg-hamburg.de, Steintorplatz, 20099 汉堡, 周二至周日 10-18, 周四 10-21 点
汉堡历史博物馆基金会 (Stiftung Historische Museen Hamburg) - www.shmh.de 至 31.10.2026：德国港口博物馆：访客季 至 18.10.2026：劳动博物馆：Franki Raffles 至 07.09.2026：耶尼什之家 (Jenisch Haus)：停车狂热 (Parkomania) 仓库城博物馆 (Speicherstadtmuseum)：体验世界遗产，全年开放
免费阅读 2 次
汉诺威 (HANNOVER)
汉诺威州立博物馆 (Landesmuseum Hannover) 至 25.10.2026：浮现。印象派圈子中的菲利普·克莱因 (Philipp Klein) www.landesmuseum-hannover.de, 电话 0511 – 9807 686
卡塞尔 (KASSEL)
卡塞尔格林世界 (GRIMMWELT Kassel) 至 24.01.2027：在塑造之间 | 赫尔加·盖伯特 (HELGA GEBERT)。图像与文字的叙事 Weinbergstr. 21, 电话 0561-5986190, www@grimmwelt.de,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科隆 (KÖLN)
科隆柯尔维茨博物馆 (KOLLWITZ MUSEUM KÖLN) 至 15.11.2026：柯尔维茨精选。艺术家的个人最佳之选 www.kollwitz.de, 周二至周日、法定节假日 11-18, 1. 每月第 1 个周四 11-21 点 科隆应用艺术博物馆 (MAKK) 至 27.09.2026：O.M. 昂格斯 (O.M. Ungers) – 作为理念的建筑 至 27.09.2026：汉斯·格奥尔格·埃施 (Hans Georg Esch) · 建筑之眼 · 时代性 – 全球性 www.makk.de, An der Rechtschule 7, 50667 科隆, 周二至周日 10-18, 1. 每月第 1 个周四至 22 点
昆策尔绍 (KÜNZELSAU)
沃思博物馆 (MUSEUM WÜRTH) 至 08.11.2026：格特鲁德·罗姆 (Gertrude Reum)。沃思收藏与借展作品 沃思收藏, 每日 11-18h, 免费入场, KunstKultur.wuerth.com 沃思博物馆 2 (MUSEUM WÜRTH 2) 至 2028 年春季：焦点。沃思收藏的新视角 Am Carmen-Würth-Platz 1, 每日 10-18 点, 免费入场, KunstKultur.wuerth.com
吕讷堡 (LÜNEBURG)
亨宁·J·克拉森艺术收藏馆 (Kunstsammlung Henning J. Claassen) 来自 5 个大洲的 50 年当代艺术 www.kunstsammlung-henningjclaassen.de, 周四至周日 10-17 点
曼海姆 (MANNHEIM)
曼海姆美术馆 (Kunsthalle Mannheim) 至 08.11.2026：从丢勒到皮拉内西。来自曼海姆安东·冯·克莱因 (Anton von Klein, 1746–1810) 收藏的版画 至 11.10.2026：激进。真实。新现实主义与 1960 年代的艺术 info@kuma.art, Friedrichsplatz 4,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kuma.art
梅廷根 (METTINGEN)
德莱夫莱森收藏 (Draiflessen Collection) 20.05. 至 18.10.2026：MIX & MATCH 一个收藏宇宙的洞察 www.draiflessen.com, 电话 05452/9168-0, Georgstr. 18, 周三至周日 11-17, 每个 1. 周四至 21
慕尼黑 (MÜNCHEN)
慕尼黑美术馆 (Kunsthalle München), 20.3.–4.10.2026, 每日 10–20 点： 发间——权力——欲望 (HAAR–MACHT–LUST) 15.4., 20.5., 17.6., 15.7. 和 16.9.：10–22 h, Theatinerstraße 8, 80333 慕尼黑, www.kunsthalle-muc.de, 089/22 44 12 慕尼黑文学之家 (Literaturhaus München) 18.12.2025 至 31.07.2026：托芙·扬松 (TOVE JANSSON)：姆明世界 literaturhaus-muenchen.de, Salvatorplatz 1, 每日 11-18 点
明斯特 (MÜNSTER)
LWL 艺术与文化博物馆 (LWL-Museum für Kunst und Kultur) 至 13.09.2026：旅行之趣。与兔子菲利克斯同行 电话 0251/5907-201, 周二至周日 10-18, 2. 每月第 2 个周五 10-24 点, www.lwl-museum-kunst-kultur.de
施塔费尔湖畔穆尔瑙 (MURNAU AM STAFFELSEE)
穆尔瑙城堡博物馆 (Schloßmuseum Murnau) 至 26.11.2028：“保罗·克利 (Paul Klee)。蓝骑士的诗人” & “阿尔弗雷德·迈耶 (Alfred Mayer) 的传奇专辑。蓝骑士的朋友与赞助人”（至 8.11.26） www.schlossmuseum-murnau.de, 周二至周日、法定节假日 10-17 点
纽伦堡 (NÜRNBERG)
日耳曼国家博物馆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至 06.09.2026：天才，偶像，明星。19. 世纪的崇拜 GMN 内的贝海姆地球仪 (BEHAIM-GLOBUS)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电话 0911-13310, Kartäusergasse 1,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周三 10-20.30 点, 周一闭馆
奥伯豪森 (OBERHAUSEN)
路德维希画廊 (LUDWIGGALERIE) 奥伯豪森城堡 自 10.05.2026 起：安雅·尼德林豪斯 (Anja Niedringhaus) - 在最前线 www.oberhausen.de, 电话 0208 41249 28, Konrad-Adenauer-Allee 46, 46049 奥伯豪森, 周二至周日 11-18 点
奥斯纳布吕克 (OSNABRÜCK)
奥斯纳布吕克博物馆区 (Museumsquartier Osnabrück) 费利克斯·努斯鲍姆 (Felix Nussbaum) – 画家 至 30.08.2026：“Van den Yoden” 中世纪晚期奥斯纳布吕克的犹太生活 www.museumsquartier-osnabrueck.de 周二至周五 11-18 点, 周六+周日 10-18 点
雷根斯堡 (REGENSBURG)
雷根斯堡东德画廊艺术论坛 (Kunstforum Ostdeutsche Galerie Regensburg) 09.05. 至 27.09.2026：格特与乌韦·托比亚斯 (Gert & Uwe Tobias)。2026 年洛维斯-科林特奖 (Lovis-Corinth-Preis) www.kunstforum.net, 周二, 周三, 周五至周日 10-17, 周四 10-20, 法定节假日 10-17 点
艺术爱好者而设。
+49 40/42 23 70 70*
*请提供订单号：2183394
雷马根 (REMAGEN)
罗兰塞克车站 Arp 博物馆 (Arp Museum Bahnhof Rolandseck) 至 10.01.2027：《向星辰！》现代以来的太空与逃避世界 (Zu den Sternen! Weltraum und Weltflucht seit der Moderne) 周二至周日 11–18 点，www.arpmuseum.org
罗斯托克 (ROSTOCK)
罗斯托克美术馆 (Kunsthalle Rostock) 29.03. 至 06.09.2026：奥拉夫·海因 (Olaf Heine) - 人类境况 (Human Conditions) www.kunsthallerostock.de, 电话 038144040500, info@kh-rostock.de, Hamburger Str. 40, Rostock, 周二至周日及节假日 11-18 点
萨尔布吕肯 (SAARBRÜCKEN)
萨尔州立博物馆 - 现代画廊 (Saarlandmuseum - Moderne Galerie) 至 18.10.2026：安迪·沃霍尔 – 偶像 (Andy Warhol – Ikonen) www.modernegalerie.org, 电话 0681.9964-234,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周三至 20 点
施韦比施哈尔 (SCHWÄBISCH HALL)
约翰尼特教堂 (JOHANNITERKIRCHE) 常设展览：Würth 收藏中的古典大师 (Alte Meister in der Sammlung Würth) 每日 11-17 点，免费入场，KunstKultur.wuerth.com
施派尔 (SPEYER)
普法尔茨历史博物馆 (Historisches Museum der Pfalz) 至 18.10.2026：超级英雄 (Superheroes) www.museum.speyer.de, 电话 06232-13250, Domplatz, 周二至周日及节假日 10-18 点
泰格恩湖 (TEGERNSEE)
奥拉夫·古尔布兰森博物馆 (Olaf Gulbransson Museum) 至 06.09.2026：ZERO 一个国际艺术家运动 1957-1966 (ZERO Eine Internationale Künstlerbewegung 1957-1966) 周二至周日 10-17 点，www.olaf-gulbransson-gesellschaft.de
乌尔姆 (ULM)
乌尔姆市政厅 (Stadthaus Ulm) 至 20.09.2026：《美国梦的阴影》。理查德·沙鲁姆的美国三部曲 (Im Schatten des amerikanischen Traums. Richard Sharums Amerika-Trilogie)，免费入场 至 20.09.2026：《黑牛仔》。萨宾·邦格特与斯特凡·多尔芬 (Black Cowboys. Sabine Bungert & Stefan Dolfen)，免费入场 stadthaus.ulm.de, 周一至周三、周五、周六 10-18 点, 周四 10-20 点, 周日 11-18 点
弗尔克林根 (VÖLKLINGEN)
世界文化遗产 弗尔克林根钢铁厂 (WELTKULTURERBE VÖLKLINGER HÜTTE) 至 06.09.2026：X-RAY。X射线视线的力量 (X-RAY. Die Macht des Röntgenblicks) 至 15.11.2026：城市艺术双年展 (URBAN ART BIENNALE) 自 01.11.2026 起：《钢铁之心》。弗尔克林根钢铁厂视角下的德国与欧洲 (DAS STÄHLERNE HERZ. Deutschland und Europa im Brennglas der Völklinger Hütte) 至 27.09.2026：雷米·马科维奇。《我们所有人（除了其他人）》(RÉMY MARKOWITSCH. WE ALL (Except the Others)) 访客服务/预约：电话 +49 6898-9100100, www.voelklinger-huette.org
瓦伊布林根 (WAIBLINGEN)
瓦伊布林根 Stihl 画廊 (Galerie Stihl Waiblingen) 25.07. 至 18.10.2026：安洁拉·格莱贾尔。《并非巡航，而是一次跨越》(Angela Glajcar. Not a cruise, a crossing) Eva Mayr-Stihl Platz 1, 71332 Waiblingen, 周二至周日 11-18 点, 周四 11-20 点, www.papierkunststipendium.de
布雷根茨 (BREGENZ)
布雷根茨美术馆 (Kunsthaus Bregenz), www.kunsthaus-bregenz.at 至 04.10.2026：西普里安·盖拉尔 – 当你期待长笛时，传来的却是哨声 (Cyprien Gaillard – When you expect flutes, it’s whistles) 夏季开放时间：每日 10–18 点, 周四 10–20 点
维也纳 (WIEN)
奥地利 (ÖSTERREICH)
利奥波德博物馆 (LEOPOLD MUSEUM) 常设展览：维也纳 1900。克里姆特, 席勒, 科科什卡, ... (WIEN 1900. Klimt, Schiele, Kokoschka, ...) 至 11.10.2026：首展！奥地利国家银行收藏展 (PREMIERE! Die Sammlung der Oe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ank) 至 10.01.2027：赫伯特·博克尔 – 汉斯·约瑟夫松 (HERBERT BOECKL – HANS JOSEPHSOHN)。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展出 至 06.09.2026：卡纳莱托与贝尔洛托 (Canaletto & Bellotto) www.khm.at
ZEIT 订阅的 优势？
信息请见： www.freunde.zeit.de
之友 (Freunde der ZEIT)
面向订阅者的计划
S
孩子这件事上， 就得到此为止”
但进步派基督徒也对他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
一些最激烈且最著名的批评者不愿被公开引用。原因显而易见：为了不给共同的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带来更多损害，为了不让竞争对手德国选择党 (AfD) 获益更多，同时也出于公平考虑。人们不想参与惯常的寻找替罪羊的游戏，尤其是面对一个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为其辩护的男人。一位在批评延斯·施潘时措辞尤为坚定且原则性的神父警告说，在这种突然一致的愤慨中，或许也夹杂着恐同情绪。相比之下，沃尔夫冈·蒂尔泽则直接表示可以引用他的话。这不仅是因为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在此案中处于反对派立场，且在 82 岁时已淡出政坛，更是因为他是一个一直以来都特立独行的基督徒。早在东德时期，他在三十出头时就因缺乏机会主义天赋而挑衅，导致被文化部开除；后来担任联邦议院议长时，他依然敢于据理力争。或许，这种古老的美德是深入理解施潘之戏剧性境遇的关键——而这一境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德国，像代孕这样一个敏感话题从未引起大规模争论。否则，施潘本应知道通过这种方式成为父亲所面临的风险。而他的党内高层大概也不会如此自发地向孩子表示祝贺，随后又陷入尴尬的沉默。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甚至在今年 2 月才将其基本纲领中关于禁止代孕的规定予以确认，但许多政治家在最近几天私下交流了关于美国代孕母亲所面临的合同和程序的惊人细节。有些人是第一次读到这些内容，从他们的震惊中可见一斑。而且在其他政党以及媒体中，大多数人显然忽略了这个问题。或者，为什么流行明星们日益普遍的代孕婴儿直到现在都没有引发丑闻？“代孕意味着，我买了一个女人来满足我对为人父母的愿望，从而间接买到了一个孩子，”沃尔夫冈·蒂尔泽说。“这不仅违背了基督教会关于每个人尊严的信念，也违背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即永远不能将他人仅仅作为手段。”真正的丑闻不在于施潘无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的决议，通过前往美国巧妙地规避了德国法律。也不在于其虚伪，
作者：EVELYN FINGER
……他允许自己作为私人去做他作为政治家所反对的事。相反，而是：“施潘及其丈夫不顾他人地行使了自身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代孕母亲的损失。” 这种行为并非保守，而是完全现代的：“在我们的国家，自我实现如今被视为最高价值。但这是自由的自恋，是威胁性的利己主义。” 许多人并不理解，一对渴望为人父母且（与女同性恋伴侣不同）无法自行生育孩子的同性男伴侣，在雇佣代孕母亲时便构成了不公正。 “我们的法治国家保证所有人享有平等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导致一名女性陷入致命依赖的情况下，就拥有获得孩子的权利。” 蒂尔泽（Thierse）作为两任父亲和两任祖父，承认他将对拥有自己孩子的渴望理解为对丰盈生活的追求。在这一点上，男性依赖于女性，这里存在一个天然的界限，而人们应当接受这一点：“我不能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伤害他人。” 蒂尔泽推测，在他自己的政党内部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他本人坚持认为，自由不能与责任分离，而放弃也是责任的一部分。“成为保守主义者有时也意味着接受自己的命运。” 法兰克福大教堂的教区牧师约翰内斯·楚·埃尔茨（Johannes zu Eltz）持有与蒂尔泽相似的批判观点，但其措辞更为严厉。 “任何认可代孕的人，都不配在联邦共和国担任高级政府职务，”这位 68 岁的牧师说道，他一直积极致力于天主教会的改革。 “在没有必要且出于主观意图的情况下，强行切断母亲与孩子之间深厚的纽带是错误的。认可这种行为的人，甚至对此表示祝贺的人，都缺乏判断力。” 约翰内斯·楚·埃尔茨表示，他不想对延斯·施潘及其丈夫所做的个人选择做出评判。他也不谴责代孕母亲的决定，并能看到她们的困境。然而，人为地将母亲与孩子分离是违反人权的，也违背了联邦共和国的价值准则。无论信仰如何，无论属于哪个政党，这一点都适用。不过，楚·埃尔茨认为，并非所有针对延斯·施潘的统一批评都是正当的。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对替代性生活方式的新开放态度，在某些人身上纯粹是伪装。我认为：他们认为两个男人养孩子是不可接受的。而现在，既然施潘在这一点上遭遇了惨痛失败，那些潜藏的愤恨才浮出水面。” 楚·埃尔茨说，作为一名灵魂关怀者，他的体会是，具有不同性取向的人们仍然……
尽管口头上承诺，但仍不被视为平等。缺陷不仅存在于教会中，而且在那里尤为严重。“因此，仁慈要求人们现在必须体面地对待延斯·施潘。耶稣在山上的宝训中就说过：你们不要论断人，这样你们也就不被论断。”
现任联邦议院副议长波多·拉梅洛（Bodo Ramelow），70, 新教徒且是左翼党政治家，对该个人的态度则不那么宽容。“我不赞成报复心。宽恕始终是原则，但前提是必须有悔改。”拉梅洛认为，施潘此前从美国发回的辩护词表明，他并未理解德国目前的情况。尤其是：他的行为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所宣传的观点相矛盾。“当延斯·施潘投票反对代孕时，他参与了对同性伴侣的不公正对待。而他违反了自己的投票立场，作为政治楷模，他失败了。”谈到天主教徒施潘及其新教丈夫丹尼尔·芬克（Daniel Funke）时，拉梅洛说：“我祝愿孩子一切都好。”这位显然改变了对代孕个人看法的被撤职党团主席，现在必须找到力量去承认自己的矛盾。
在这些日子里，如果与基督徒政治家及教会高层代表交谈，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无论政治倾向或教会政治方向如何，对施潘的评价都是毁灭性的。其中，对于深入研究该话题的人来说，雇佣代孕母亲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比伪善更严重——即他显然在党团最后一次会议上，当
免费阅读。
关于代孕的问题，他保持了沉默并支持该禁令，尽管那时“他的”代孕母亲应该已经怀孕了。《时代周报》为本文采访了十几位内部人士：包括前女部长和女州长、神学家、两派教会的牧师以及高级主教。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评判并没有比男性更宽容。但神学家们的评估通常比政治家更谨慎——或许是因为意识到，某些教会代表长期以来因过于僵化的评判以及与其不符的个人生活方式，损害了教会的公信力。尽管如此，即使在牧师中，不满情绪也很强烈。68 岁的图林根州前州长、同时也是一名牧师的克里斯蒂娜·利伯克内希特（Christine Lieberknecht）表示：“在许多人的感知中，生育和化身为人的过程远不止是一个医疗技术过程，因此他们本能地反对将孩子商品化。”在她看来，延斯·施潘（Jens Spahn）所做的事情也是不可接受的。但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和六个孩子的祖母，她理解他对孩子的渴望。并且作为一名牧师，她看到了他现在承受的压力。“无论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最终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但这并不是一张通行证。基督教的人文观也包括意识到我们的局限性。并非所有我们能做的事情，都应该去做。”许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高层政治家听起来比利伯克内希特愤怒得多，尤其是那些目前在竞选中对抗德国选择党（AfD）的人。他们认为施潘的行为正是其本质：一颗给对方提供便利的炸弹。这些批评者并不在基督教论据上浪费太多时间，而是直接引用
《基本法》：雇佣代孕母亲不符合第 1 条，即每个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必须尊重并保护这种尊严。任何人，尤其是政府成员，不得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支配他人。这里涉及的不是对同性伴侣生育愿望的包容。这也与政党名称中的“C”（基督教）无关。延斯·施潘违反了《基本法》并规避了现行法律。对此，“反默克尔（Anti-Merkel）CDU”阵营感到极其震惊。不仅是施潘在党内的对手，真正的党内好友也深感愤怒，这可以从诸如这样的句子中看出：“买孩子这件事绝对没商量。”以及：“这是现代奴隶制。这必须是一个禁忌。”还有：“在美国代孕合法这种借口有什么用？人们也不会为了满足欲望而前往伊朗，
都应该去做«
打女人的耳光！« 正因为如此，一名保守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必须对党内什么是不被接受的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延斯·施潘没有预见到这一丑闻，证明了柏林的执政者与各地的党基层之间存在脱节。施潘发出的信号是，他并不在乎自己的选民如何看待他。»这就是权力的傲慢。« 尽管如此，党内的震动表明，人们还没有完全丢失方向感。但同时也有一些充满同情、倾向于和解的话语。关于收养孩子的困难。关于无子状态。关于亲属之间利他的代孕，认为这应当被接受。以及关于对施潘过于激烈的批评。另一方面，公开承认是同性恋的基督徒表示：代孕仅仅因为在基因选择上的可能性，就是一种冒犯。决定肤色和性别、排除疾病，这是人类的贪欲。一小部分精英在这里扮演上帝。不仅是熟悉施潘的保守神学家大卫·贝尔格（David Berger）——他曾撰写一本揭露梵蒂冈同性恋恐惧症的书，如今是德国选择党成员——在问：»为什么几乎没有天主教主教提出批评？反抗主流的勇气在哪里？« 主教会议对代孕的立场其实很明确：女性的身体不得被商业化。贩卖未出生的孩子是新殖民主义。没有拥有孩子的权利。人不是上帝。但在施潘的案例中，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天主教会此前对代孕明确的道德立场如今受到个别神学家的质疑；德国法律对禁止代孕的解读存在分歧；以及教会内部对于如何定义家庭、什么才符合儿童利益仍存争议。关于这一点，最好的咨询对象是一位已经与丈夫在牧师住宅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并与他一起收养了三个寄养儿童的男人。西格哈德·维尔姆（Sieghard Wilm），60, 汉堡圣保利教堂的牧师，说道：»我很惊讶延斯·施潘的孩子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这简直就像在讨论圣婴一样。说正经的：如此私密的事情在政治上引起如此巨大的波澜，让我感到不安。« 但他也认为，追求遗传自身基因的诉求令人费解。他反对代孕，认为为人父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顺便一提，作为一名社区牧师，他曾照顾过一名在婴儿时期被从聋哑母亲身边夺走的男子。而纳粹在他（维尔姆）还是孩子的时候，也将他与母亲分开。难道这个话题比施潘的案例要大得多吗？
插画：Rosa Drieschner 为《时代周报》绘制，照片：Daniel Funke
照片：Jonas Berndt 为《时代周报》拍摄
D
发现 (E N T D E C K E N)
几年来，有一个穿着橙色狐狸服装的男人在柏林骑车穿行，我对他的误解持续了很久。他的装扮包括一件火焰色的连体衣、一条丛毛尾巴、一个面具，以及一个同样是橙色的背包，背包里通常播放着非常响亮的派对音乐。Queen 乐队、Gloria Gaynor、Whitney Houston，之类的事情。我第一次遇见他时，我们所有人还戴着 FFP2 口罩，因此我当时认为，这里有人要么把防疫措施看得太严重了——要么是在开玩笑，假装自己很认真。为什么不行呢？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疯子或怪人，几乎每个居民都认识，比如纽约的“裸体牛仔”，一名在时代广场上的吉他手，身上只穿着帽子、内裤和牛仔靴。柏林则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狐狸。随着口罩的消失，他依然存在。很快，我不再只在普伦茨劳尔山 (Prenzlauer Berg) 和潘科 (Pankow) 看到他。他在勃兰登堡门前从我身边骑过，出现在克罗伊茨贝格 (Kreuzberg)、弗里德里希斯海恩 (Friedrichshain) 和舍讷贝格 (Schöneberg) —— 而每一次他的出现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短暂的震惊一秒，随后这座城市就变得不同了。僵住的面孔有了表情，陌生人笑着对视。我们这里竟然有这样的人！其中往往还伴随着一种略显不悦的柏林式宽容自豪感，因为显然，在其他城市，这个怪人肯定会遇到麻烦。好吧。自从几周前我观察到，狐狸人如何在林内大街 (Linienstraße) 化解一场骚乱——他仅仅是骑着他的黄色山地车，在 Queen 乐队经典曲目 I Want to Break Free 的旋律中，在那些争吵不休的人之间穿梭而过——之后，我便不再那么确定谁才是真正的怪人了。
请想象一条非常狭窄且昂贵的街道。米色房子，底楼是画廊和高端商店，楼上则是并非每个人都买得起的公寓。由于林内大街在官方定义上是一条自行车道，这里在早晨八点到九点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一方是骑行者（此时有数百人），他们认为街道属于他们；另一方是居民（此时或许只有三四个人），他们仍拥有开车通过这里的权利。那天早晨，在亚历山大广场 (Alexanderplatz) 与弗里德里希大街 (Friedrichstraße) 之间，空气中流动的肾上腺素比平时更多。也许是前一天唐纳德·特朗普做了什么蠢事，或者是德国养老金委员会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天气，当时相当炎热。无论如何，当面前的骑行者陷入愤怒狂躁时，我不得不猛踩刹车，因为街道两边同时有两名女性试图将她们巨大的汽车从停车位开到车道上，且过程极其缓慢。一个人猛击其中一辆车，指责女司机这辈子就没工作过；另一个人在人群赞同的起哄声中，正准备强行拉开另一辆车的车门，为了……是的，为了做什么？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见证后续，因为这时骑行狐狸出现了——他直接冲过了这个由道德优越感（骑行者常见病）与经济保障带来的傲慢（SUV 驾驶者普遍问题）交织而成的毒性结节。随后，交通再次恢复流畅，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这个狐狸人是谁？他的魔力从何而来？我在 Instagram 上找到了他，他给自己起名叫“Blake, the Fox”。在
但我发出的请求他反应迟缓。他说他必须先核实我的身份，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是记者。几周后，当我在柯尔维茨广场（Kollwitzplatz）的一张长椅上等待他时，我虽然有了他的电话号码，但依然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在电话里说：“你到时候认出我的。” 确实如此。他虽然没穿套装，但将剪得很短的头发染成了可洗掉的橙色。他觉得很有趣，即便穿着牛仔裤和T恤，在这里依然没人认出他。“看，那是绿党的弗兰基（Frankie），我以前和他一起打扫过街道。” 嘻嘻。
或者是那个他偶尔在里面休息的披萨店老板。再次发出了“嘻嘻”的笑声。 对于他与这座城市所玩的这场游戏来说，匿名性至关重要，因此他在这里仅希望以“布莱克”（Blake）之名出现。他绝不愿透露自己的年龄。不过，关于他的一些事情是可以记录的，因为面对一个如此不愿亮底牌的人，你无法通过他人核实：布莱克讲述道，他来自下萨克森州的一个村庄，在九十年代那里还会有同性恋者的窗户被砸碎。职业上，他“与数字打交道”。由于他很快意识到与客户接触并没多少乐趣，因此选择了质量管理领域的职业道路——不过他不用“职业道路”这个词，而是说“我是一路奋斗上去的，因为在底层太无聊了”。
但长时间久坐对他的背部并没有好处。在经历了三次腰椎间盘突出后，他饱受慢性疼痛之苦，一度通过规律游泳将其控制住。后来在疫情期间，游泳池关闭了，他的伴侣——一个比他年长得多且已经进入“电动自行车阶段”的人——对他说：“伙计，你也买辆自行车吧！” ——“我就这么做了，”布莱克说。 从那时起，他每周两到三次在柏林飞驰，每次大约五小时。穿着套装。 为什么？ “如果就这么在城市里狂飙，我会觉得很无聊。” 那么，他又是怎么想到变成一只狐狸的呢？ 嗯，他有一段时间相当着迷于那些在业余时间把自己打扮成狗的男性。“犬类角色扮演”（Puppy play）在BDSM圈子中也被作为一种恋物癖实践。在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SD）上，这些“小狗”玩家在异性恋者中也总是很受欢迎。“但我毕竟不是狗。而且我认为自己还算聪明。”
[[IMG_XXXX]] 他的背包里通常播放着响亮的派对音乐，有时这只狐狸还会调解冲突
当然，如果这只坐在长椅上、所有人都认识他的狐狸，却没人能认出他，且还大言不惭地谈论他的使命，比如说什么“疫情期间游泳池的关闭如何成就了我，让我能够在早晨八点平定林尼恩街”（Linienstraße），那确实会很诡异。但人们还是希望能听到他聊聊自己的理念，或者对他过去五年作为“自行车狐狸”的经历做一个谨慎的总结。他在全世界即将崩溃时开始了他的骑行，并在世界真正崩溃后继续骑行。在这种环境下，肯定能观察到很多东西。 但一只狐狸是不可能被如此精确地定义或捕捉的。在这个下午，最具有纲领性的一句话出自弗雷迪·默丘里（Freddie Mercury），据说他曾说，他热爱能用音乐让人们感到快乐的想法：Even if it’s just an hour of their lives, if I can make them feel lucky or make them feel good, or bring a smile to a sour face, that to me is worthwhile.（即便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小时，如果我能让他们感到幸运或心情愉悦，或者让一张阴沉的脸绽放笑容，对我来说就是值得的。） 如果能给一张阴沉的脸带来微笑，那么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这只狐狸说，刚开始他在骑车时经常听重金属音乐，但很快发现这对很多人来说显得太具攻击性。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高兴见到这只狐狸。有些人听说了他之后说，他吓到了孩子。狐狸本人表示，八十年代的歌曲效果更好。目前的绝对热门曲目是：泰勒·戴恩（Taylor Dayne）的《Tell It to My Heart》。 我能跟着骑一段吗？ “当然可以。只要您足够随兴。” 他说他的骑行取决于他的排班表和天气。自从他……
因为在一次跌落在潮湿的电车轨道事故中弄断了手，所以“自行车狐狸”在下雨天不再出没。
一个周四的晚上，我的手机上跳出一条消息：“明天 12.30 在勃兰登堡门”。于是我钻进了拥挤的人群中，那里每个人都试图在地标建筑前拍出最完美的照片。一位父亲在呼唤在混乱中失踪的洛特，内容创作者们正在录制 Reels 短视频。狐狸不说话，他挥手。这是他角色的一部分。他的面具中传出几声俏皮的“Ciao”，随后行动开始，Boombox 音箱开到最大，穿过蒂尔加滕公园向西行进。我保持几米的距离跟在后面。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惠特妮·休斯顿） 《I Will Survive》（格洛丽亚·盖诺） 《I’m So Excited》（指针姐妹组合）
在新国家美术馆附近，一对穿着淡色高尔夫球装的夫妇看到这一幕后愣住了。妻子最终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她的丈夫面无表情。在前往诺伦多夫广场的路上，这种模式不断重复：女性和儿童通常很快地挥手回应，而男性需要稍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高兴——或者他们熟练地将目光视作狐狸不存在。那些还不怎么擅长使出“老兄，你对我来说就是空气”这种眼神的青少年，有时也会尴尬地看向一边。
在这次巡游结束，脱掉戏服并恢复说话能力后，布莱克说：男人总体上比较难以被激励。当他们成群出现时，经常让他感到不安。“某种东西强迫他们对我产生某种反应，也许是担心否则会失去他们的男子气概。”有时这仅仅停留在某个糟糕的玩笑或一句恶毒的话语上。但如果情况变糟，就会产生一种“动态效应”。在普伦茨劳贝格，他曾一次不得不逃跑。在他的记忆中，当时大约有 15 个男孩，全部未成年。他们三三两两地站着，非常热衷于互相地展示和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那次他破例步行出行，听到身后传来了他们的脚步声，他意识到速度越来越快。直到走到下一个街角，他仍装作若无其事。然后他开始奔跑，并躲进了一家披萨店。“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在弗里德里希海恩人民公园与两个男人的相遇则没那么惊险，但同样极具启发性，那两人大声地议论着他：“我认识这家伙，他失业了，整天在城里骑车。”对此，狐狸说：“那些不知道自己想成为谁的年轻男性是一个问题。”他能清楚地记得自己人生中的那个阶段。文化历史告诉人们：你必须强硬，必须顶天立地。互联网则告诉人们：你必须强硬，顶天立地，并且鄙视所有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布莱克，这位狐狸，说他在意识到自己爱上男人时已经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Abitur）。他接受了多年的心理治疗，直到状态好转。一次美容手术也起到了帮助作用。大量的骑行给了他渴望已久的苗条身材。
与狐狸共度最初几个小时后的感悟：也有些女性非常擅长使出那种“遗憾的是我完全不觉得这好笑”的眼神。但大多数人迟早会被他激出某种反应，即便违背他们的意愿。在格莱斯三叉路口公园（Park am Gleisdreieck），一名瑜伽练习者笑得几乎从莲花坐中摔了下来，而两个此前给人感觉像是在睡醉酒觉的男人，则赞同地伸出——
Faust。粗略估算，他每小时能带来一千张笑脸。在“恐怖地形图”（Topografie des Terrors）前，年轻人曾长时间但徒劳地试图保持阴沉的面孔，而现在他们对着他的背影挥手。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Tears for Fears 的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然后是 Cutting Crew 的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此时有两个男孩在他身后喊道：“嘿，狐狸，蝙蝠侠在哪儿？”也可以这么看，狐狸是超级英雄的朋友。只不过他并不与邪恶对抗，而是让人们暂时忘记邪恶。至少他会承认这一点：“我不认为我们所有人变得越来越强硬会有什么帮助。”他没有透露自己如何规划路线，也没有透露他早晨醒来时是否会觉得，也许今天该去林尼恩街（Linienstraße）或者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那里由于快速绅士化与破败不堪的糟糕结合，经常引发冲突。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避开那些被警方列为“犯罪高发”的地点，也很少前往那些靠大量旧钱维持着极度淡定氛围的地方。可以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社会工作者。对他而言，这座城市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密室逃脱（Escape-Room）。他的出现触发了某种机制，改变了场景，随后的故事发展往往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克罗伊茨贝格的一家俱乐部前经历了一个高光时刻。在奥伯鲍姆桥（Oberbaumbrücke）后面，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向他走来，对方可能不完全清醒，且一副找茬的样子。当那家伙在他面前挺起胸膛时，他心想：“他马上就要给我一拳了。”但随后，那个人只是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你的服装真漂亮。这尾巴是用真皮毛做的吗？”
骑车四个小时后，我的腿已经发烫，屁股也疼了，但布莱克（Blake）完全没有减速的迹象。在五年前一切开始的科尔维茨广场（Kollwitzplatz），他把音乐开得更大声了。Bosse 唱着 《Lass dich nicht ficken》（别让自己被欺负）。狐狸热爱这首歌，它讲述了一个被四处推搡的年轻人的故事，但其描述的对象可能是任何人。 你这么瘦，你很蠢，你很胖 你看上去这么疲惫，快去睡觉吧 你是个怪胎，如此如此没才干 为什么情感上这么复杂？ 一辆货车刹车，两名工匠猛地推开车门：“狐狸，我们只想告诉你，我们是你的超级粉丝！”几米外，一名男子向他跑来，在他的面具上亲了一口。“小狐狸，你去哪儿了，我好久没见你了！”在红灯前，他遇到了两名中年妇女，自行车驮包里装满了购物物品。“快看，好可爱！”其中一人说，另一人鼓起勇气跟他搭话：“您的尾巴真的非常漂亮。”随后绿灯亮起，狐狸赶紧离开。狐狸不是群居动物。
照片：Jonas Berndt 为《时代周报》（DIE ZEIT）拍摄
27 岁时，詹妮弗·格雷凭借在《dirty dancing》（舞动起舞）中的主角而名扬全球。她在片中饰演一名绰号为“Baby”的青少年，并爱上了她的舞蹈老师（帕特里克·斯威兹）。尽管取得了成功，但这位美国人在之后再也没有获得重要角色，因为在经历了两次鼻整形手术后，人们很难认出她。
27 岁时，马修·韦伯在 1875 年横渡了英吉利海峡，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人。这位英国人为抵御寒冷，在身上涂抹了猪油，
广告
八本关于不同情感的富有想象力的绘本 八本关于不同情感的富有想象力的绘本：适用于 4 岁及以上儿童
他由陪同船只提供酒精和牛汤供应，在将近 22 小时内完成了从多佛到加来附近海滩的航程。在故乡，他被誉为英雄。近八年后，韦布在尝试游过尼亚加拉大瀑布下游的急流时不幸身亡。
27 岁时，一个人已经太大，无法参加青年志愿者服务，即：志愿者社会年、志愿者生态年以及国际青年志愿者服务。
最高 30 % 优惠
立即订购： shop.zeit.de/buchsale
《五彩斑斓的情绪》 内心的烟火
27 岁时，赫伯特·格勒内迈尔被他当时的唱片公司 Intercord 解约，因为他之前的专辑太不成功。在转投 EMI 之后，他在次年 28 岁时凭借专辑《4630 波鸿》取得了突破。
27, 在 2011 年，艾米·怀汀豪斯去世。这位歌手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她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为 4,16 ‰。怀汀豪斯被归入“27 俱乐部”——一个
《城市魔法》 德国及欧洲被低估的挚爱之地
三册包含 80 多个城市和地区的旅行灵感指南 附带独家《时代》周刊 (ZEIT) 建议
探索 (E N T D E C K E N)
一批在 27 岁时去世的传奇音乐家：吉米·亨德里克斯 (Jimi Hendrix) 饮用了葡萄酒并服用了安眠药，据推测是因呕吐物窒息而死；吉姆·莫里森 (Jim Morrison) 死于心力衰竭，据信与海洛因过量有关。珍妮丝·贾普林 (Janis Joplin) 的死也归因于海洛因过量。柯特·科本 (Kurt Cobain) 自杀身亡。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德国女性结婚时的平均年龄为 27 岁。2024 年，她们结婚的平均时间比那时晚了大约 6 年——约为 33 岁。
27 岁时，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娶了他的 13 岁表妹。弗吉尼亚·克莱姆·坡 (Virginia Clemm Poe) 在 24 岁时死于肺结核。随后，她的丈夫陷入了更深的抑郁和酒精依赖之中。在她去世近三年后，他也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去世。
27 岁起，乘火车将变得更贵：德国铁路的 “Sparpreis Young”（青年特价票）和折扣 “My BahnCard” 仅适用于 26 岁（含）以下的年龄。此后，直到 65 岁才会再次有基于年龄的票价优惠。
在 27 岁，即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时，卡罗琳·利维特 (Karoline Leavitt) 被任命为新闻秘书——成为白宫历史上担任此职最年轻的人。
27 岁的萨布丽娜·洛伦茨 (Sabrina Lorenz) 先天患有严重心脏病，目前担任包容性主题的顾问，她告诉《时代》周报 (ZEIT)：“在朋友圈里，大家现在都在跟我聊他们计划买房，或者在筹备产前派对和婚礼。而我在聊我为自己的葬礼做了什么计划。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对话。我已经活到了医生预言我能活到的最长年龄之后。我人生中计划的所有事情都已经实现了。我很开心能活到 27 岁。所以，如果我下周去世：我也心满意足。与此同时，我也期待未来每一个美好的额外时刻。”
[[IMG_XXXX]] 萨布丽娜·洛伦茨，27 岁，学习过社会工作，现居柏林
仅限短时间！
“知识图书馆” 迷人的科学，热情的讲述
八本关于科学与社会的非虚构类书籍 | 易于理解的解释 八本关于科学与社会的非虚构类书籍：由知名专家编写 | 易于理解的解释：包含《时代》周报编辑部的独家贡献
编撰： 丽贝卡·斯特格曼 (Rebecca Stegmann)
照片：Simon Gerlinger 为《时代》周报 (DIE ZEIT) 拍摄
当克里斯托夫·图罗夫斯基 (Christoph Turowski) 关闭他在柏林施特格利茨 (Berlin-Steglitz) 的家庭医生诊所准备退休时，他原以为自己现在可以和妻子更频繁地去瑞典的度假屋，或者照顾他的孙辈。他从未想到自己 77 岁时还要进监狱。但事实正是如此。
»我每天都在等待被通知入狱的时间，« 他说道。
图罗夫斯基是一个安静且友好的男人。二月中旬，他坐在律师的办公室里。这位律师一直陪同他走过了各项诉讼，直到联邦最高法院，他最终因「间接正犯致人死亡」被判处三年监禁。他为一名 37 岁的精神疾病女性提供了安乐死帮助。他看起来仍然很惊讶自己会因此受到处罚。»我看到了痛苦，并尽到了我的职责，« 他说。
当伊莎贝尔·R (Isabell R.) 联系他时，她正处于中度抑郁期，正如一名鉴定人后来所说，她「不知道如何自我救赎」。她的学业让她不堪重负。她家门前的一个建筑脚手架几周以来遮挡了房间的光线。抗抑郁药物没有起作用。在几年前经历了一次抑郁发作后，她近期再次产生了自杀念头。
伊莎贝尔·R. 是从互联网上得知图罗夫斯基的名字的。在他担任家庭医生期间，他曾为一名患有慢性腹痛的病人提供了 150 粒癫痫药物，这种药物在过量服用时会导致呼吸停止。然而，那名女性与死亡搏斗了两天，而他虽然在照看她，但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这是他给对方的承诺。那次审判让他名声大噪，并以无罪释放告终。那是他进入安乐死领域的开端。
图罗夫斯基说，当他前往夏洛滕堡 (Charlottenburg) 的公寓拜访伊莎贝尔·R. 时，她显得清醒且坚定。她告诉他，她缺乏向安乐死组织支付的费用
而且她无法像那里通常要求的那样等待六个月。她没有向他提供之前的治疗记录，并禁止他询问她的医生。他也没有坚持要求。相反，她在浴室里给他看了暖气片，并告诉他，如果他不帮她，她就将在那里上吊。图罗夫斯基（Turowski）说：“这个画面我再也无法忘记。”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带着 80 粒氯喹药片出现在伊莎贝尔·R（Isabell R.）面前。这是一种抗疟药，过量服用会导致心脏骤停。她用苹果泥将其吞下，并喝了三瓶镇静剂。图罗夫斯基在旁守候。午夜时分，她呕吐了，自杀失败。她陷入了绝望。第二天，当那名照顾伊莎贝尔·R.爱犬的朋友来敲门时，图罗夫斯基请求她不要寻求帮助，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这让朋友感到不知所措。急救医生赶到，伊莎贝尔·R.违背自己的意愿被送进了精神科医院。当医护人员将她带走时，图罗夫斯基向她承诺，会继续陪伴在她身边。
一名医护人员在法庭上回忆道，当时他说：“下次您一定能成功。”
在德国，安乐死（Sterbehilfe）并非禁忌。这是联邦宪法法院在六年前作出的裁定。在审理过程中，医生、患者和协会要求放开有组织的安乐死，而联邦议院数年前出于担心这会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而将其禁止。当时的政界人士主张，国家有义务保护生命。但这未能说服法官。德国最高法院判定，每个人都有终结生命的自由。因此，每个人也应当拥有获得安乐死协助的权利。这应被视为“国家和社会必须尊重的自主决定行为”。
这项判决由于其根本性而具有轰动效应。它赋予安乐死权利的不仅仅是重病、不治之症或承受着无法忍受之痛苦的人，而是原则上适用于所有人。决定生命是否还值得延续的，不应是疾病、痛苦或政府指定的鉴定人，而应仅仅是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自由意志。唯一的条件是，自杀必须是在自由状态下发生的，即在知情、深思熟虑且没有外部强制的情况下。正如法律专家所说，是“自由负责地”决定。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自由的规定。
据估计，去年在德国有多达 2.000 人通过安乐死结束了生命。这一数字多年来一直在上升；至于具体人数，无人知晓。同样无人知晓目前有多少安乐死协助者。既没有申报义务，也没有咨询义务。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使安乐死变成了一件私人事务，国家无法再对其进行监管——它成了一个黑匣子。
插图：Alberto Aragón
另一方面，仅在 2024 年（目前没有更新的数据），德国就有 10.372 人自杀。即使其中包含 2.000 例辅助自杀（这是安乐死的正确称谓），这也仅是一小部分。在道路交通中，每年死亡的人数要多得多。此外，社会对安乐死的接受度很高：根据不同调查，高达 80 ％的德国人对此表示支持。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德国最著名的安乐死案例是去年 11 月艾丽斯和艾伦·凯斯勒（Alice and Ellen Kessler）的双 suicide 事件。作为歌手和舞者，传奇的“凯斯勒双胞胎”在 50 和 60 年代曾在国际上获得成功。在 89 岁时，她们规划了自己的死亡之日。在格林瓦尔德（Grünwald）的家中注射过量麻醉剂之前，她们取消了报纸订阅，并将首饰和一封告别信寄给了一位朋友。“谁想进养老院或成为需要护理的病人？我绝对不想，”艾丽斯·凯斯勒在几个月前告诉《图片报》（Bild-Zeitung）。关于两人去世的消息几乎刚公开，德国人性死亡协会（DGHS）就宣布这是一起安乐死事件。新闻稿称，DGHS 将利用这对姐妹希望公众知情的愿望，以“所有必要的客观性”告知人们关于“辅助自杀的可能性”。DGHS 是德国三大安乐死协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尽管如此，大多数人可能直到凯斯勒双胞胎去世之日才听说过该协会。其主席罗伯特·罗斯布鲁赫（Robert Roßbruch）在多个电视节目中露面。该协会的内部刊物报道称，已有超过 1.200 篇新闻文章报道了此案例并点名提到 DGHS。柏林办事处被入会申请“淹没”了。如果说此前入会的主要是在高龄的知识分子，那么现在该协会接触到了更广泛的受众。DGHS 目前拥有 85.000 名会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其中仅在过去半年内就有 25.000 人入会。“我们致力于在自杀辅助主题上开展更多的科普工作，以便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能够了解替代性的生命终结选项，”罗斯布鲁赫说，“凯斯勒双胞胎的自主死亡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点。”利用个案来引导公众舆论在安乐死领域早有传统。1984 年，医生尤利乌斯·哈克塔尔（Julius Hackethal）为一名重病女性提供了氰钾，并公开讨论此事。2008 年，不久前去世的前汉堡司法参议员罗杰·库施（Roger Kusch）帮助一名退休女性走向死亡，并向媒体展示了一台专门研发的“自杀自动机”。这些案例通常旨在探索法律可能性的边界。在安乐死合法化六年之后，凯斯勒的例子现在标志着这一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在公众意识中，典型的安乐死案例可能仍是处于终末期的癌症患者，或者是患有严重帕金森病或多发性硬化症的人。然而，在 DGHS 去年促成的 898 例安乐死中，这类案例仅占不到三分之一，且呈下降趋势。相比之下，该协会现在将近三分之二的案例归为两类，这两类在医学上并没有明确定义
诊断结果为：多病共存（Multimorbidität）和生命厌倦（Lebenssattheit）。生命厌倦——这指的是什么？“这通常是指高龄老人，他们说，我曾有过美好的生活，但现在摆在面前的一切，对我来说已不再是值得生活的生活，”罗斯布鲁赫（Roßbruch）说道。而多病共存呢？“多病共存意味着一个人至少患有两种限制其生活的原发性疾病，但其中没有一种是危及生命的。”那么，一个 80 岁的老人患有典型的老年糖尿病和关节炎，导致他无法行走顺畅，这就属于多病共存？“从医学角度来看确实如此，”罗斯布鲁赫说，他预计这一群体的比例将继续上升。然而，自杀倾向者的原发性疾病通常更为严重。安乐死支持者认为，通过合法化安乐死，传统的自杀人数将会减少。但来自瑞士的调查显示，那里依然选择自杀的人数基本保持不变。相反，在德国，高龄老人的自杀率正在上升，尤其是女性。如果参考德国自杀研究学会（DGHS）的数据，患有老年常见疾病的 80 岁以上老人现在已成为典型病例。这是社会所希望的吗？如果涉及的是针对绝症患者的安乐死，根据不同民调，高达 80 Prozent 的德国人对此表示支持。然而，一旦疾病并非严重或不治之症，这一数值就会减半。这并不是要剥夺任何人通过他人帮助来自主结束生命的权利。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安乐死结束生命——其中也包括那些并非绝症患者的人。 这是否让他们在选择时过于轻而易举？ 撰文：马库斯·尧尔 (MARCUS JAUER)
每个人做出这种选择都有其极其个人的原因。但如果这与在这个国家变老意味着什么有关，那么这同样也是社会性的原因。德国是世界上人口最老龄化的国家之一。到 2050 年，80 岁以上人口将从 600 万增加到可能高达 1000 万；在这一年龄段，目前每两到三人中就有一人需要护理。然而，目前入住养老院的个人平均自付额已达 3.200 欧元，而未来十年内，将有超过 500 万名婴儿潮一代在领取不到 800 欧元的养老金的情况下进入退休生活。仅仅因为一个人在老年时期贫困，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自由意志，但这当然会影响他的决定。衰老是一个个体化过程。那些习惯于通过能力和成就来定义自己的人，现在必须意识到力量正在衰减，不再能有所进步。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其身份认同的破坏。他们发现，自己曾经对自我的认知，与他们最终变成的样子不再一致。因此，在关于自主结束生命动机的问卷调查中，人们首先提到的不是疾病或疼痛，而是恐惧——对失去自主权、生活质量和尊严的恐惧。
“现在出现了一种风险，即人们越来越多地因为恐惧衰老、恐惧依赖他人、失去控制力或需要护理而寻求安乐死，”自杀研究员乌特·莱维茨卡（Ute Lewitzka）表示。“这样我们就在社会层面打开了一扇门，而这扇门可能很难再次关闭。”
这位检察官说，她几乎每周桌上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案件
安乐死在德国已变成一项生意。仅德国尊严与选择协会 (DGHS) 目前就与 40 个团队合作，每个团队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法律专家组成，负责在事前审核希望死亡者的自由决定权。一次安乐死费用为 4,000 欧元，伴侣则为 6,000 欧元。申请最早可在加入协会六个月后提交。与之相对，该行业的后起之秀 Linus 则以办理时间在“几天之内”且无“不必要的延迟”作为宣传点。为此，这家斯图加特公司收取 8,950 欧元。总经理达斯汀·舒伯特 (Dustin Schubert) 在接受《斯图加特报》采访时表示，每月收到约 6,000 份咨询，“需求量巨大”。他对《时代周报》(ZEIT) 的新闻查询未予回应。即便查询发向同样将其列为总经理的 Fischinger 殡葬研究所，也没有回应。
虽然像 DGHS 这样的安乐死协会会定期报告其工作情况，但 Linus 虽然拥有一个设计专业化的网站和一个播客，却不公布具体数字。而那些独立执业、在决定为谁提供安乐死时无需第二意见的医生，则更不提供内部信息。柏林检察官西尔克·范·斯韦林根 (Silke van Sweringen) 曾负责起诉前家庭医生克里斯托弗·图罗夫斯基 (Christoph Turowski)，她表示：“我现在几乎每周都要处理一起安乐死案件，而我只是八名同事中的一个。”
每一次安乐死都必须在死亡证明中被标注为“非自然死亡”，这使其常规性地成为了调查机关的案件。然而，只要有充分的文件证明死者是基于自由意志行事，卷宗通常会被关闭。实际上，只有在涉及心理疾病患者（如图罗夫斯基案）时，才会进入司法程序。鲁尔区一名 83 岁的精神科医生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据称他帮助了 200 人走向死亡。由于其中两人患有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他因此被关押。
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将个人的自由意志置于一切之上。人们可以这样看待。但另一方面，人并非孤立的存在，其自由意志也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如果自主性是衡量人性的唯一标准，那么鉴于人类在生命最初几年的极度依赖，恐怕几乎没有人还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随着判决的下达，要求正当化的压力发生了转移。当 DGHS 现在已经用“自由死亡陪护”代替“安乐死”一词时，反而是那些倡导生命的人需要做出解释。
在护理院和临终关怀中心，这主要影响了护理人员。德国大部分护理院由 Caritas 或 Diakonie 等机构运营，这些机构仅基于其基督教信仰就拒绝安乐死。马尔他骑士团 (Malteser) 表示：“是‘在手中死去’而非‘被一只手杀死’”。虽然他们禁止在院内进行任何关于安乐死的宣传或咨询，但居民的房间是其私人空间。如果那里发生了辅助自杀，这些运营机构就会陷入冲突。其中一些机构要求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离开护理院，而另一些则在此时仍提供支持。在医院和诊所中，安乐死触及了医生的自我认同。对于他们而言
根据职业准则，协助自杀曾是被禁止的。在宪法法院的裁决之后，该条款必须被删除。现在，这成为了一个良心决定。在两年前一项针对姑息治疗医生的调查中，60 比例的受访者表示曾被请求提供安乐死协助。但只有 7 比例的人愿意提供。慕尼黑大学医院目前通过与演员合作的课程，培训医生和护理人员如何应对安乐死的请求，而无需满足患者的要求。“关键在于向人们展示，他们拥有的选择不止一个，”慕尼黑大学（LMU）医院姑息治疗科主任克劳迪亚·鲍泽温（Claudia Bausewein）说道。荷兰或加拿大等国家早在多年前就将安乐死纳入其医疗体系。在德国，希望死亡的人仍然必须自行服用致命药物，否则任何其他方式都将被视为“应要求杀人”并受到法律制裁。而在荷兰或加拿大，则由医生开药或注射。在加拿大，这被称为“医疗辅助死亡”（Medical Aid in Dying），在当地被视为一项医疗服务。在德国，目前仅有 0,1 至 0,2 百分比的死亡病例属于安乐死案例，而在这些国家，这一比例已达到 5 至 6 比例。“我的担忧是，五年后我们也将为此而讨论，”鲍泽温说。护理人员、医生以及安乐死协会不得不自行制定处理安乐死的规则，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层面不被允许出台规定。联邦宪法法院并未禁止制定规则。原因在于政治层面无法达成一致。唯一的一次尝试是在三年前。当时联邦议院面临两份由竞争团体提出的法律草案：一份是限制性的，仅在例外情况下允许安乐死并实际上禁止安乐死协会；另一份是自由派的，仅希望对其进行严格监管。两者都未能获得多数支持。尽管两份草案都包含了咨询义务、等待期以及对自主责任的强制性审查，但由于缺乏共识，一切仍处于无监管状态。几个月来，一些议员再次致力于起草一份法律草案，这次是由一个跨党派小组完成的。在草案提交议会之前，他们仅在背景访谈中发表意见，以免危及达成一致。当然，他们意识到，政治层面解决养老金和护理问题至关重要，这样可以减轻对安乐死的压力。但即便只是为安乐死法案寻找一条共同路线也已足够困难。即使法案通过，它仍可能再次被提交至宪法法院。一项既承认自由意志又保护生命的规定应该是什么样子？
广告
医学伦理学家克劳迪娅·博扎罗（Claudia Bozzaro）对此给出了一个不仅能为政治提供帮助的答案。在她看来，辅助自杀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一种社会行为。如果存在一个可以躺进去死亡的自动设备，就像瑞士的 Sarco 密封舱那样，那么想要死亡的人就不需要向任何人做出解释。但只要他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人们就有机会询问双方的动机：你为什么想死？而你为什么愿意帮助对方？ “提出这些问题对于良好的实践至关重要，”博扎罗说，“不仅是对个人而言，对整个社会也是如此。”
“死亡与出生一样艰辛”
前柏林家庭医生克里斯托夫·图罗夫斯基（Christoph Turowski）在担任辅助自杀协助者的三年里，除了伊莎贝尔·R（Isabell R.）之外，还帮助了约一百人走向死亡。其中大多数是通过德国自杀援助协会（DGHS）介绍的，有些则是他独立照顾的。这些人中有些虽然年迈但行动敏捷，唯一的痛苦在于他们无法再弹钢琴或去听音乐会。他说，他问过这些人是否还想多活一段时间，但他们拒绝了。他仅拒绝了两名中年男子：一名患有抑郁症，另一名尚未从中风中完全恢复。伊莎贝尔·R. 在自杀尝试后从精神病医院联系了图罗夫斯基。在两周内，她通过 WhatsApp 向他发送了一百多条信息。有时她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高兴，认为“上帝对我仍有计划”。但大多数时候，她想知道图罗夫斯基是否能再次帮她死去，因为她担心会再次失败。图罗夫斯基承诺将再次支持她。“我担心如果我放弃她，她会回家上吊。”就在她出院的那天，伊莎贝尔·R. 给他写信说她想继续生活，“即使这将很艰难”。随后她改变了主意，请求图罗夫斯基前往她预订的酒店房间。他去了，为她输液，她打开了通路，几分钟后死亡。“帮助一个处于存在主义绝境中的人，那种感觉很好，”他说，“但回想起来，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没有见证人，没有第二声音。”他的案件一直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法院在终审中判定他有罪，因为伊莎贝尔·R. 基于其状态，无法在自由意志下决定自己的命运。自五月起，他被关押在哈肯费尔德（Hakenfelde）监狱。八月，波茨坦将对他进行第二次审判。在帮助伊莎贝尔·R. 仅几周后，他为一名 39 岁的女教师提供了辅助自杀，她显然也患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伊洛娜·舒茨（Ilona Schütz）提供的是临终关怀陪护，而非辅助自杀。她领导着柏林约翰骑士团（Johanniter）的门诊临终关怀与家庭陪护服务，并培训志愿者去陪伴他人度过死亡时刻——这些人包括大学生、企业顾问、医生和教师。柏林约翰骑士团约有近一百名此类志愿者陪护员。他们前往养老院、医院和私人公寓。培训为期两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接受：除了在场陪伴，你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坐在那里，倾听，忍耐，”舒茨说，“但随后会产生一种深厚的情感联结，完全不需要平时所需的那些繁琐铺垫。”临终者通常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告别：告别职业，告别健康，告别...
伴侣，现在最后一个时刻即将来临。有些人想要讲述自己的人生，以确认自我；有些人被冲突所困扰；有些人则倾向于向内审视，但如果有人能握住他们的手，他们会感到慰藉。“死亡与出生一样令人精疲力竭，”舒茨（Schütz）说道。与自己的生命告别需要空间。护理人员几乎没有时间，而亲属往往缺乏距离感。如果没有志愿者，医疗体系将无法提供这种帮助。但当然，这种帮助仅限于被诊断出患有终末期疾病的人。舒茨说，她进入临终关怀工作是因为她希望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有一个体面的结局；但当她看到有多少老人孤单、抑郁地坐在家中，尽管他们曾为这个国家贡献如此之多，她意识到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志愿者，而现在这两者都已经严重不足。她会怎么做？“我会建立一个符合人性尊严的护理体系，且必须包含直到死亡的陪伴，”她说道，同时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手势，仿佛在从丰沛的资源中汲取。
帮助与咨询
遭受抑郁症折磨并有自杀念头的人，可以通过电话心理咨询服务（Telefonseelsorge）在 www.telefonseelsorge.de 网站，或拨打 24 小时免费热线 0800-111 0 111 和 0800-111 0 222 寻求帮助。 咨询对话是匿名且保密的。 此外，患者及家属还可以在德国抑郁症援助基金会（Stiftung Deutsche Depressionshilfe，www.deutsche-depressionshilfe.de）获取相关信息。
一个支持独立新闻业的强力信号： 《时代周刊》（DIE ZEIT）的订阅发行量达到了历史第二高点，总发行量为 621.030 份（IVW Q2/2026）。由此，《时代周刊》依然是德国最大的高质量报纸。
亲爱的读者们，正是因为有你们，这一切才成为可能。我们衷心感谢您的信任。
照片：Marina Weishaupt；ZEIT-Grafik
A
A V A L A N D
在雷克雅达鲁尔（Reykjadalur，译为：烟雾谷），有一条由火山加热的河流——其温度之高，令人不愿离开水面。
一条新路线将冰岛的火山连接在一起。埃尔克·米歇尔（ELKE MICHEL）沿着“火山之路”（Volcanic Way）旅行，遇到了蒸汽腾腾的河流、漂浮的蜘蛛以及一个古老的奇迹。
第一天晚上，我站在一片熔岩原前，思考起山羊的问题。这片熔岩原只有两年历史，看起来像一块醉酒之人耕过的田地：闪烁着暗光，布满了碎块和混乱的沟壑。在另一端，一座由土方筑起的堤坝拔地而起，高度像一座多层建筑。这是纵贯冰岛雷克雅内斯（Reykjanes）半岛的多道堤坝之一。人们使用建筑机械将它们堆砌起来，以改变熔岩流的方向：让它远离他们的发电厂！远离著名的蓝色泻湖！远离渔业城镇格林达维克（Grindavík）！在过去的几年里，火山爆发十二次威胁着他们的小世界。如今，这些堤坝的总长已超过 13,5 公里，使用了 2,5 百万立方米的土方。由于这种规模的数据很难被人类大脑地直观感知，一块告示牌对此进行了说明：“如果这些堤坝是开阔地，可以容纳 33 百万只山羊。”以及：“如果这些堤坝填满干草捆，将足以养活冰岛的山羊近 300 年！”无论山羊是饥饿还是饱足，我都无法想象 33 百万只山羊的样子。然而，第二块告示牌依然固执地进行了更多计算；于是我告诉自己，如果这次旅途中陷入迷茫，就试着用“山羊数学”来思考。因为我还会经常遇到火山。在冰岛，感觉火山的数量就像大城市的路灯一样多。每次读到关于它们的消息，我都会被深深吸引，而它们的喷发和内心世界在我看来几乎具有人性。人们确实也是这样谈论它们的：它在沉睡。它发出了信号。它在肆虐。它无法平静。仿佛它们是些长得太大、喜怒无常的当地人——那些掌握权力但极少开口的人。我想知道，当人们造访它们时，它们是否会讲述更多？人们能了解关于它们的本质——以及也许关于自己的什么东西？在这次旅行中，我打算以“火山之路”为导向：这是一条新的旅行路线，通往南部的几座火山，并为每处景点推荐了活动。通常这些是完整的火山系统：由地下相连的火山、火山口群和裂缝组成的延伸结构——有点像一个身体，岩浆在其中的血管里流动。在雷克雅内斯，这些在近年来到达了地表。为了了解更多情况，第一天早晨，31 岁的希尔迪古努尔·克里斯廷斯多蒂尔（Hildigunnur Kristinsdóttir）陪同我，她就住在附近的格林达维克。我们一起攀登一个长满地衣和碎石的贫瘠山坡。在我们下方，半岛上单调的熔岩景观铺展开来。然而在左侧，看起来就像有人将大量的巧克力糖霜倾倒进一条支谷中。希尔迪古努尔讲述道，在 2021 年至 2023 年期间，该地区的法格拉达尔火山（Fagradalsfjall）系统中三次开启了裂缝。熔岩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并向下流动。“我们称之为‘游客式喷发’。”因为人们可以像观看自然烟花一样近距离观察一切，而且访客们终于对这座半岛产生了兴趣。随后当我们驱车前往她的故乡格林达维克时，硫磺味透过车窗飘入。一道防护墙像一座幻想小说中的堡垒一样围绕着城市的很大一部分。许多建筑出现了裂缝，或被建筑围栏封锁，市中心的一场露天展览展出了大尺寸照片：熔岩掩埋了三栋房屋；人们拎着行李箱在草地上奔跑。“从 2023 年起，地震变得越来越强烈，”希尔迪古努尔说。“11 月 10 日，地震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 23 点左右，格林达维克...”
……撤离」。大约一个月后，斯瓦茨森基（Svartsengi）系统附近又出现了一道火山裂缝。到目前为止，共有九次喷发发生在不同地点；冰岛气象局在其网站上写道，雷克雅内斯（Reykjanes）的喷发系列可能会持续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随着希尔迪贡努尔（Hildigunnur）讲述的时间越长，我越是忐忑地留意着震动的迹象，并询问她是否将火山视为敌人。
“更像是邻居，”她说。邻居之中，显然有友好的，也有非常鲁莽的。尽管如此，目前已有 450 人重新搬回了格林达维克（Grindavík）。
“我在这里出生并长大，”我们在道别时，希尔迪贡努尔说道。“而且我们有防护堤、监测系统和撤离计划。Þetta reddast。”这句话是冰岛语的一种习语，大意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而到了第二天，我发现这恰恰与我的人生格言背道而驰。我站在一个类似吊篮的装置里，就像那些洗窗工有时在摩天大楼上被放下的吊篮一样。升降机悬在承重绳上，剧烈地颠簸着
LI
T
几名其他游客，以及我和我们的向导古德蒙杜尔·“橡胶”·索瓦尔德松（Guðmundur »Gummi« Thorvaldsson）通过一道岩缝下降到 Þríhnúkagígur。这个属于 Brennistinsfjöll 系统的火山口形成于 4.500 年前的一次喷发，并不属于官方的“火山之路”（Volcanic Way）。但它大致位于该路线上，而且人们可以乘坐设备进入其火山口深处一段距离，因此我将其纳入了行程。只是古德蒙杜尔刚刚告诉我，这里在过去几年里也时不时发生地震。有一次他带着游客在下面，幸运的是当时只掉落了一些小石子。于是现在，当岩缝向一座教堂般宽阔的洞穴展开时，我发现岩壁到处都是裂缝。这需要多长时间，120 米到底有多深！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尝试用“山羊计算法”：如果一只山羊的背高是 70 厘米，那么需要将 170 只山羊
叠在一起，最顶上的那只才能从缝隙中看向外面——不对，应该是 171 只，外加一只小山羊。然后我们在底部停下，置身于一个奇迹之中：被灯光照射的墙壁闪烁着紫色、红色、黄色和白色——这是氧化矿物的阴影。我们下车，被允许沿着碎石小径探索洞穴。起初我留在其他人附近，但渐渐地我走远了，直到我独自坐在一块岩石上。雨滴通过远在上方狭小而明亮的缝隙落下，在聚光灯下像珍珠项链一样闪烁。墙上的颜色和裂缝现在让我想起一个古老生物的老年斑和皱纹；而这个生物散发出一种我在火山中从未预料到的东西：平静。我觉得有一种奇异的安全感，仿佛躲避了世界，也躲避了在这里停滞了数千年的时间。很快，这种
石质的淡然也感染了我。我很不情愿地重新乘车返回上方，并在第三天继续前往小镇 Hveragerði。在那里，地热公园的地面上发出嘶嘶声并冒着蒸汽，间歇泉定期向高空喷发。指示牌介绍了热水泉以及潜伏在热泉边缘、甚至能潜水的海盗蛛。而在这个
H
G
IG
H
H
广告 | 假期指南 | Zeit 出版社特刊
虽然环法自行车赛早已离开奥克西塔尼地区，但法国南部的城市纳博讷正与另一种力量搏斗。这里关乎酷热与干旱，关乎水与葡萄酒——以及一个无形的对手：特拉蒙塔内风 (Tramontane)。这种下坡风不仅穿梭于街道之间，还塑造了这里的地貌、农业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座城市的罗马遗迹也分布在由风塑造的地貌之中：多米蒂亚大道 (Via Domitia) 露出的铺路石，这条路曾将意大利与西班牙连接在一起；以及地下的 Horreum 仓库走廊，罗马人可能在此储存货物。
纳博讷的历史是由石头筑成的。但它的现在却由空气决定。特拉蒙塔内风干燥且通常强劲。正因如此，帆船运动员会检查天气预报，骑行者在最初的几公里内就能感受到逆风。而葡萄种植者则欣赏这种风，因为它能驱走葡萄藤上的水分。
就这样，特拉蒙塔内风虽然无形，却无处不在。它与石头、盐和葡萄酒一样，定义了这个地区。
→ 意大利
→ 德国
在汉堡易北河畔 迷人的船长小屋， 最多入住 3 人，电话 0172/4507107
利古里亚隐秘之所 www.loveliguria.eu
广告客户联系方式
旅游广告
Christiane.Topel@zeit.de 040 / 3280 291
出版商：Studio ZX GmbH – ZEIT 出版集团旗下企业，Helmut-Schmidt-Haus, Buceriusstraße, Eingang Speersort 1, 20095 汉堡；管理层：Iliane Weiß, Dr. Mark Schiffhauer, Lars Niemann； 项目管理：Mara Brockmann；编辑：Mara Brockmann, Valentina Kleinz；平面设计：Jörg Maaßen；照片：iStock；ZEIT 出版集团首席销售官：Lars Niemann；旅游与文化销售主管：Sandra Lindemeier，电话 040/32 80-359，sandra.lindemeier@zeit.de； 广告价格：2026 年 1 月 1 日第 71 号价格表
度假公寓提示
柏林 中心地段，安静，2 居室，030/78950142 www.highlight-apartment.de
度假屋与公寓
Doris.Schoeffel@tvm-berlin.de 030 / 260 68 210
版权页/法律声明
在市郊开始了一段通往一条温暖河流的徒步路径，Volcanic Way 在关于亨吉尔 (Hengill) 中央火山的提示中列出了这条路。
前往雷基达鲁尔 (Reykjadalur，意为“烟雾谷”) 的道路泥泞不堪，大部分路段需在长满草的山坡上攀升。不久，我便像赫夫拉盖尔迪 (Hveragerði) 的间歇泉一样喘起粗气。细雨蒙蒙，随后转为大雨。我再也没遇到一个人，突然间，路边黄蓝相间的标记桩显得很奇怪：我不是读到它们应该是黄红相间的吗？我滑了一跤，摔在泥浆里，衣服从背面中间直到下方都被染成了褐色。终于出现了一座小桥，桥下的溪流冒着蒸汽，我沿着溪流走了一段，然后——温暖，更暖，烫！——突然间，岸边出现了栈道。穿着泳装的人们在阶梯状的蓄水池中漂浮。我把满是泥泞的衣服挂在木架上淋雨，然后滑入膝盖深、如浴缸般温暖的水中。 I
我不知道冰岛是否有一项官方的耐力游泳锦标赛。但无论如何，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在雷基亚达鲁尔（Reykjadalur）进行着一场非官方的比赛：因为此时大雨倾盆，没有人想爬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徒步者蒙面地蹒跚走来，脱掉衣服，潜入河中。四周的山峦在雨幕中渐渐消失，而我也渐渐沉没：起初我坐着，然后向下滑得更深，最终完全潜入水中。我发现了那些石头，它们几乎和昨天的岩石一样色彩绚丽，但亨吉尔（Hengill）并不是一个冷漠的老者，而是一位热情的东道主。我潜入水中思考着：谁能想到一条河竟是最好的雨伞。而且人们竟然能与火山一起举行泳池派对——这时我想到了潜水蛛，蛛形纲中的潜水能手。我跳出水面，从而失去了这场非官方的耐力游泳锦标赛。
然后，在火山让我感到恐惧、平静并给予娱乐之后，它们开始说话了。不是在我的想象中，而是字面上地在说话。在霍尔斯沃勒（Hvolsvöllur）的一家名为 Lava Centre 的博物馆全景室里，有一些录音
冰岛
→ 波兰
清晨，当薄雾还笼罩在维斯瓦河上时，一名号手沿着圣玛丽亚教堂狭窄的螺旋楼梯向上攀登，向四个方向吹响号角（Hejnał）。旋律进行到一半时，他突然中断。数百年来，每到整点都会如此，以此纪念一名在中世纪被一支箭射中喉咙的守塔人。人们并不确切知道是否真的有过这样一名守塔人。 在克拉科夫，这并不重要。在这里，人们坚守着那些故事，恰恰因为它们无法被完全证实。
克拉科夫是一座在周围一切都被焚毁之时，却幸存下来的城市。克拉科夫地久天长，拥有它的哥特式山墙、瓦维尔城堡的文艺复兴式庭院，以及位于欧洲最大中世纪集市广场中心的纺织会馆。这使这座城市成为了一个关于自身的博物馆——以及一个让人驻足沉思的地方。因为，留下来的人必须铭记。 在向西几公里处，有一个名字，即便不将其说出口，也能听到它的回响。克拉科夫曾是最近的大城市，是每天将旅者运往那里的巴士的目的地。 你可以坐在城里，吃着 Zapiekanka——那种源自社会主义短缺时代的焗烤法棍，并且心知肚明：那场恐怖是
一个个电影银幕大小的火山影像被投射在墙上，在 Eyjafjallajökull 火山脚下出现了一行幽灵般的白色文字：“我是一座巨大且相当古老的火山。但我仍然能将火山灰、浮石和熔岩块抛向空中，或者你们所说的火山碎屑（Tephra），甚至能产生熔岩流。”再走几步，赫克拉火山（Hekla）在讲述，与此同时，它的冰川帽上裂开了一道火缝：“我的爆发可能具有极强的爆炸性，我的一些最大规模的爆发曾将火山灰分布在岛屿的一半以上区域。”它示威性地吐了一口唾沫，继续说道：“以前，经历过我爆发的人们认为，我的火山口是通往地狱的入口，而飞行的黑鸟则是被诅咒者的灵魂。”我想，不是鸟——肯定应该是山羊！不过，赫克拉不仅健谈，而且还是个工作狂，银幕上此时出现了它爆发的年份：1104, 1158, 1206, 1222, 1300, 1341, 1389, 1510, 1597, 1639, 1693, 1766, 1845, 1947, 1970, 1980, 1981, 1991, 2000。渐渐地，我想回应赫克拉，问它和它的火山同事们为什么如此忙碌。我逃到其他展厅，试图用科学事实让自己冷静下来。在展览中了解到，冰岛位于两块构造板块的边界上：它们在漂移分离，使得地心深处的岩浆能够上升并聚集。由此形成的长长的山脉——大西洋中脊，大部分位于水下——但在冰岛所在地，还存在着一股极其炽热的岩石上升流。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火山；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座面积达 103.000 平方公里的岛屿才得以从海中升起。很快，我又失去了科学思考的能力：这里关乎宏大的整体，关乎创造，如此看来，火山不仅是当地之子，更是神灵。次日早晨，当我乘坐渡轮前往西曼群岛中最大的海马岛（Heimaey）时，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点这种氛围：嘈杂的鸣叫声——
旅 行
雷克雅未克 Reykjavík
海马岛 Heimaey 雷克雅内斯 Reykjanes 维克 Vík í Mýrdal
实用贴士
旅行路线 在 700 公里的路程中，“火山之路” (Volcanic Way) 穿过雷克雅内斯半岛并经过冰岛南部。该路线官方设有八个站点。每个站点都提供了关于住宿、景点和体验的众多建议。 south.is/en/destinations/travel-routes
走进火山内部 通过运营商 »Inside the Volcano«，游客可以进入一个古老的火山喷口。前往那里的导览徒步之旅从一座滑雪小屋开始，在深入地下之前，沿途可欣赏到绝佳的风景。
为火山爱好者准备 很少有科学知识能像在霍尔斯沃勒 (Hvolsvöllur) 的熔岩中心 (Lava Centre) 那样被简洁易懂地呈现：在由地球物理学家阿里·特劳斯蒂·古德蒙德松 (Ari Trausti Guðmundsson) 策划的展览中，人们可以在地震走廊中体验模拟的地面震动，在电影院观看火山喷发——并能了解到大量关于火山的知识。
克拉科夫生活在记忆之中
邻居。然后是卡齐米日 (Kazimierz)。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曾是犹太区，1945 年后几乎空无一人，破败且被遗忘。如今，庭院里响起了克莱兹默 (Klezmer) 音乐，古旧的工作坊里摆放着浓缩咖啡机，而在谢罗卡街 (Szeroka-Straße) 上，夏天会举办一场节日来庆祝曾经试图被抹除的文化。有些人称之为复兴。另一些人
则低声询问，是否可以将记忆装饰化。两者都正确。克拉科夫并不让人们轻易地获得简单的享受。 人们在一座 14. 世纪的地下拱顶中饮用一杯极佳的波兰精酿啤酒，而头顶上的石头在哥白尼于雅盖隆大学学习期间就已经在那里了。过去并非背景，它就是基石，字面意义上的基石。 也许这正是这座城市的真正魅力所在：它拒绝仅仅地呈现出美丽。尽管它确实美丽，无可否认，夕阳下的塔楼和中央集市 (Rynek) 上的马车证明了这一点。 但它坚持认为，美与痛苦并不互斥。小号手在最美妙的音调中戛然而止。而广场上的人们每次都会短暂地抬头仰望。
1 第一缕光下的圣玛丽亚教堂，前方是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市场广场。 2 每小时，一名小号手会在圣玛丽亚教堂的塔楼上吹奏《Hejnał》——并在旋律中途突然中断。
Ⓒ iStockphoto
……被戴着绿色帽子（注：指绿色植被）的鸟岩环绕，这是一个隐藏港口边的小巧城镇——上方耸立着两座红褐色的山丘，雾气在其中缭绕。1973 年，熔岩之神在这个天堂中发怒。地面裂开了一道约两公里长的缝隙，火柱从中喷涌而出，距离城镇仅几百米。熔岩奔涌，火山灰如雨般落下。幸运的是，渔船队在一夜之间将当时约 5.000 名居民救回大陆。但近 400 栋建筑被掩埋在火山灰和熔岩之下。如今，Eldheimar 博物馆展示了一栋被挖掘出来的住宅，房间里的火山灰高度从膝盖到肩膀不等。而在喷发期间形成的埃尔德费尔 (Eldfell) 火山口下方的熔岩场中，设有散步道。在紫色花朵和嗡嗡作响的昆虫之间漫步，感觉如此超现实！
难以想象，在我脚下埋藏着一个社区和无数个梦想。当我与海达·比约格·舍文（Heiða Björg Scheving）在她母亲和继父的家中见面时，看到我面色凝重，她笑了起来；事实上，她笑得很多。海达·比约格当时十二岁，她还记得在航行过程中，由于海浪起伏，她不得不不停地呕吐。当时广播里说，海马岛（Heimaey）的居民将首先被分配到各学校。 “我误解了，以为：现在我晚上也得去上学！” 但她的家人在前几天住在雷克雅未克的祖母家，随后住进了一套租来的公寓。一年后，他们搬回了原处。海达·比约格并不害怕，过去也不害怕进一步的喷发。有人可能会说：她也很幸运，她的房子没有被毁，而且后来她无论如何也搬到了大陆上。然而，
她在那里，在她已故丈夫的农场里，经历了 Eyjafjallajökull 火山的喷发，伴随着冰川洪水和火山灰雨。 “你知道吗，”她说，“火山灰最终让土壤变得更肥沃了。而且在海马岛上，得益于熔岩，港口现在更有遮蔽了，市中心
每周新的旅行建议 ZEIT 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
ZEIT 的免费旅行新闻快报将 每周为您把家门口的远足灵感和 远方的旅行故事直接发送到您的收件箱。
图片：Johannes Kopf on Unsplash
立即免费订阅： www.zeit.de/kommstdumit
“不要被束缚在地面，勇敢尝试，勇敢出发！
头脑与手臂带着欢快的力量，到处都是他们的家；
当我们享受阳光，便远离了所有忧虑；
风小了一些；而且多年来我们可以利用地热为房屋供暖。” 当她补充道时，这听起来几乎像是某种神圣的安排：“基本上，通过喷发，一切都变得更好了。只是我们并不总是能立即意识到。” 我旅程的最后一站再次回到了冰岛大陆。在 维克（Vík í Mýrdal）村，有一场关于熔岩的表演：它们来自 1918 年的卡特拉（Katla）火山喷发，并在后台用工业锅炉重新加热到 1.100 度。观众呈半圆形坐着，眼睛戴着护目镜，围绕着一个从墙洞斜向下延伸的斜坡。一位所谓的“熔岩大师”讲述道，卡特拉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也是最危险的火山之一，因为其会引发冰川洪水。接着，一小股熔岩从洞中流向斜坡，在昏暗的房间里呈现出亮橙色。缓慢地，
像一只警觉地向四周嗅闻的动物。 “让我们开始吧，”熔岩大师说。他拿起一根像驯兽师棒一样的棍子，戳向熔岩；拉出细细的丝线，即所谓的“女巫发”。他用这股细流点燃了一张纸巾。翻动一块深色的碎片，以展示下方依然在灼烧。观众甚至可以抚摸冷却后的“女巫发”，触感像玻璃一样。一场值得观看的表演——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随后，我走在附近的沙滩上，几根岩柱像黑色的塔楼一样从水中耸立。风将波浪卷起两到三米高。它们轰鸣着拍打着岸边，岸边覆盖着各种尺寸的、熔岩般漆黑的小石头。我想，这是被侵蚀的熔岩——我心中突然想到，风、浪和时间才是真正的“熔岩大师”：就这样随心所欲地与它嬉戏，无需
护目镜，无需距离，无需棍子。突然之间，我知道表演中缺失了什么：熔岩在场，但危险的卡特拉并不在场。它是一个自由的精神，就像这里所有的火神一样。你可以地在它们身上爬行，与它们嬉戏，恐惧它们，仰慕它们。但你无法驯服或训练它们。换句话说：它们毕竟不是山羊。
约汉·沃尔夫冈 冯·歌德
探索 (E N T DEC K E N)
发现迷人的 毫无察觉的参与者
M
有些自认为特别聪明且机敏的人，喜欢将世界划分为二元类别。例如，他们会说，人们要么是爱睡懒觉的，要么是早起的。人们要么是拖延的，要么是立即执行的。据说聪明机敏的奥斯卡·王尔德曾说过：“真正令人着迷的人只有两类：无所不知的人，以及一无所知的人。”很棒的句子。每当听到这句话，我总会想到那些说人们要么热爱游戏，要么厌恶游戏的人。因为这些人简直一无所知！因为当然还存在第三类人：因为有孩子而必须玩游戏的人。呼，这段推导有点复杂，抱歉。但无论如何得把话题引向主题！所以，这里推荐给父母与孩子必须玩的最佳游戏，并对其优缺点进行了区分（因为生活是一个光谱！）：
例如，《飞行棋》（Mensch ärgere Dich nicht）很容易解释，而且孩子们可以在过程中练习数数。与他们一起玩这个游戏最大的好处是，这是成年人玩《飞行棋》且不至于完全崩溃并想把啤酒杯扔向朋友头上的唯一方式。父母的责任感提供了这种保护。相应的缺点是，孩子偶尔会大发脾气。不过，提前结束游戏其实也不太愉快。
《Uno》也很容易理解。唯一干扰游戏流畅度的是那条规定——孩子们在每轮开始前可以将所有特殊卡从牌堆中取出。不过，孩子在游戏中可以练习礼貌，每当他们给对方甩出一张 4-ziehen-Karte 时，会说：
“啊，对不起，我没办法。”太好了！它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赢家。
我在玩《风险》（Risiko）时有了出人意料的好体验。当然，解释这里的背景可能会很棘手；而且你永远轮不到自己，因为孩子不肯交出攻击骰子。但观察一个四岁的小独裁者如何（或者她如何！）将军队在世界地图上地推，简直有趣极了。此外，孩子还能学到一些地理知识：“我现在进攻堪察加卡！”
但最糟糕的是《阶梯游戏》（Leiterspiel）。在这个游戏中，通过掷骰子在棋盘上向上攀爬。如果到达梯子底部，就可以向上爬。如果落在顶部，则会再次滑下来。因此，无论孩子领先多少，在接近终点时绝对会掉下来。令人沮丧的是，这使得让他们获胜变得不可能。
幸运的是，小家伙们对此并不知情。啊，他们就是知道得那么少。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正是他们如此迷人的原因。
本专栏每周由以下人员轮流撰写： Anna Mayr, Yasmine M’Barek, Francesco Giammarco 和 David Hugendick
Stehle, Clara Suchy, Jens Tönnesmann, Marc Widmann, Zacharias Zacharakis 卷宗：Malte Henk/Wolfgang Uchatius（负责人），Nadine Ahr, Moritz Aisslinger, Amrai Coen, Kerstin Kohlenberg, Caterina Lobenstein, Vanessa Vu X 部门：Elisabeth Raether/Luisa Thomé（负责人），Jana Baurmann, Johannes Böhme, Philipp Daum, Miguel Helm, Viktoria Morasch, Jana Simon the Feuilleton（文化版）：Laura Hertreiter/Andreas Lebert（负责人），Florian Eichel/Daniel Gerhardt/Dr. Hanno Rauterberg（副手），Antonia Baum, Maja Beckers（文学），Sven Behrisch, Alexander Cammann（文学），David Hugendick（文化通讯员），Marlene Knobloch, Raoul Löbbert, Ijoma Mangold（文化政策通讯员），Dr. Peter Neumann, Katja Nicodemus, Nele Pollatschek, Dr. Adam Soboczynski（文学；负责人），Carolin Ströbele, Dr. Elisabeth von Thadden（思想与理性），Tobias Timm, Ann-Kristin Tlusty, Volker
Weidermann（文化通讯员），Lars Weisbrod 文化记者：Christine Lemke-Matwey 政治文化版：Georg Löwisch/Julia Lorenz（负责人），Lenz Jacobsen, Johannes Schneider, Carlotta Wald；作者：Florian Illies, Nils Markwardt, Bernd Ulrich, Volker Weidermann 政治文化版驻纽约通讯员：Dirk Peitz 对话：Cathrin Gilbert/Christof Siemes（负责人），Yasmine M’Barek 调查研究/数据：Karsten Polke-Majewski, Holger Stark（负责人），Yassin Musharbash（副手），Kai Biermann, Luisa Hommerich, Hannah Knuth, Dr. Ingo Malcher,
时间跳跃
在海伦豪森宫（Schloss Herrenhausen）的巴洛克花园里，有一座高度超过 70 米的喷泉，在夏天对人们有着神奇的吸引力。一旦起风，那里就会形成一道令人心旷神怡的水帘。而当阵风增强时，水花会被吹到水池之外很远的地方。我必须拿着相机保持距离，但我能听到所有被水花淋到的人们发出的欢呼声。
福尔克·威勒，汉诺威
克里斯蒂娜·施密特，马丁·斯坦哈根，萨沙·费诺尔；作者：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数据与可视化：尤利乌斯·特勒格（负责人），克里斯蒂安·恩特（副手），格雷戈尔·艾施（资深视觉数据记者），雅各布·鲍尔，保罗·布里克尔（资深交互设计师），安尼克·埃曼，塔玛拉·弗莱米施，达娜·哈杰克，塞丽娜·鲁道夫，大卫·沙赫，朱利安·斯坦克，本雅·泽尔 知识部门组：科学：西比勒·安德尔博士/斯文·斯托克拉姆（负责人），埃琳娜·埃德曼（负责研究数据），琳达·费舍尔，罗伯特·加斯特，维奥拉·基尔，玛丽亚·马斯特博士，斯特凡·施密特博士（科学通讯员），乌尔里希·施纳贝尔，克劳迪亚·瓦伦廷博士，乌尔斯·威曼 知识部首席记者：达格妮·吕德曼 健康：西蒙·科布斯克/克劳迪亚·武斯塔根（负责人），扬·施文肯贝彻/弗洛里安·舒曼博士（副手）；英戈·阿尔茨，安德烈亚·伯恩克，安娜·卡特豪斯博士，汉娜·格拉贝，安奈丝·卡卢扎，斯特凡妮·卡拉，汤姆·卡特温克尔，
科琳娜·舍普斯，扬·施魏策尔 健康部首席记者：雅各布·西曼克博士 教育：鲁迪·诺沃特尼/安娜-莱娜·肖尔茨博士（负责人），阿南特·阿加尔瓦拉（副手），珍妮特·奥托，马克西米利安·普罗布斯特，阿恩弗里德·申克，马丁·斯皮瓦克 数字：丽莎·海格曼/雅各布·冯·林登（负责人），迈克·拉夫，亨里克·奥尔丁，保琳·辛克尔斯，伊娃·沃尔夫安格 科技与社会记者：格策·哈曼 发现：布里塔·斯图夫（负责人），塞巴斯蒂安·肯普肯斯/朱迪丝·利尔（副手），迈克尔·阿尔迈尔，卡琳·塞巴略斯-贝坦库尔，斯特凡妮·弗拉姆，弗朗切斯科·贾马科，埃尔克·米歇尔，默滕·沃特曼；特别任务：尤塔·霍弗里茨 周末 ZEIT：马里斯·胡布施密德/拉斯·斯潘纳格尔（负责人），卡佳·格尔兰，蒂姆·盖尔，弗里德里克·奥特尔，扬尼克·拉姆塞尔 ZEIT 杂志：所有 ZEIT 杂志刊头主编：卡门·博克/萨沙·柴莫维奇；ZEIT 杂志主编：卡门·博克/萨沙·柴莫维奇/基利安·特罗蒂尔；
副主编：安娜·肯佩尔/亚历山大·克雷克斯；创意总监：米尔科·博舍；艺术总监：雅思敏·穆勒-斯托伊；文字编辑：克里斯汀·梅弗特/安娜贝尔·瓦赫巴；图片编辑：米莱娜·卡斯滕斯；顾问（图片）：安德烈亚斯·韦尔尼茨；风格总监：克莱尔·比尔曼；编辑部：阿梅莉·阿佩尔，约尔格·布格，约翰内斯·杜齐亚克，朱丽安·弗里塞，萨拉·盖斯勒，马丁·霍格，安娜-埃莉莎·雅各布，德米特里·卡皮特尔曼，马蒂亚斯·基尔施，阿拉德·冯·基特利茨，约翰内斯·劳布迈尔，弗里德里克·米尔布拉特，莱娜·尼特哈默，尼娜·鲍尔（作者），奎·法姆，伊尔卡·皮普格拉斯，塞丽娜·普拉格，雅各布·庞蒂乌斯，尤尔根·冯·鲁滕贝格，斯特拉·沙拉蒙，马龙·施罗德，萨拉·汤姆希奇，科拉·武切雷尔，米莱娜·茨韦伦茨，协助：克劳斯·斯托克豪森（特约时尚总监）；编辑协调：玛格丽特·斯托费尔斯；设计：尼娜·本特松，米尔科·默克尔，吉安娜·普费弗，协助：里昂·兰达，贾娜·施内尔；
图片编辑部：诺拉·霍尔斯坦；电话：030/590048-0；电子邮件：zeitmagazin@zeit.de 艺术指导：海卡·欣策/马林·舒尔茨（负责人），扬·克尼（副手） 设计：尤利卡·阿尔特曼，米尔科·博斯，马丁·布格多夫，埃斯特·德里豪斯，梅希蒂尔德·福特曼，西娜·吉塞克，约翰娜·克诺尔，安内特·奥斯特沃尔德，贝阿特·皮特雷克，莉迪亚·斯佩伯；协调：扬-彼得·蒂曼，德莉亚·维尔姆斯
当太阳如此猛烈地照射， 让人感到疲惫不堪时， 我经常想起我们小时候 用来描述这段酷热时期的词汇：三伏天（Hundstage）。 起初我以为这是西里西亚人带来的说法，但 实际上它源自古 希腊人。他们定义了这个词 用于 7 月 23 日起的四周时间， 此时大犬座的天狼星 在早晨与太阳一同升起， 而他们相信这增强了 太阳的力量。
西蒙娜·霍夫曼，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堡市
[编辑部人员名单与职能部门列表]
法兰克福编辑部：Eschersheimer Landstraße 50, 60322 Frankfurt am Main, 电子邮件：buero-frankfurt@zeit.de Christ & Welt/ZEIT:Credo GmbH：Merle Schmalenbach（编辑部主管）、Christina Fleischmann（副主管）、Christina Rietz, Schöneberger Straße 21A, 10963 Berlin, 总经理： Nils von der Kall, Patrik Schwarz ZEIT:Hamburg：Maria Rossbauer（主管）、Viola Diem、Frank Drieschner、Annika Lasarzik、Oskar Piegsa ZEIT im Osten：Cornelius Pollmer（主管），Naumburger Straße 48, 04229 Leipzig 电话：0341-492761310；电子邮件：cornelius.pollmer@zeit.de
Biscuit 是一只金毛寻回犬，住在埃塞克斯。它的爱好是游泳和打盹。照片：Gerrard Gethings
ZEIT:奥地利/ZEIT International GmbH: Florian Gasser（办公室主任），Katharina Mittelstaedt（副主任），Christian Bartlau, Simone Brunner, Große Pfarrgasse 7/1, A-1020 Wien, 电子邮件：florian.gasser@zeit.de；总经理：Nils von der Kall ZEIT:瑞士/ZEIT International GmbH: Matthias Daum（办公室主任），Sarah Jäggi（副主任），Salome Müller, Marlon Rusch, Hirschengraben 34, 8001 Zürich, 电话：0041-79/3615310, 电子邮件：matthias.daum@zeit.de 欧洲编辑部：Johanna Roth, Residence Palace, Rue de la Loi 155, 1040 Brüssel, 电话：0032-2/2303082, 电子邮件：johanna.roth@zeit.de 伦敦编辑部：Dr. Jochen Bittner, NW18DB London, 联合王国, 电子邮件：jochen.bittner@zeit.de 巴黎编辑部：Matthias Krupa, 48 bis, Rue d’Auteuil, 75016 Paris, 电子邮件：matthias.krupa@zeit.de 莫斯科编辑部：Michael Thumann, Kutusowskij-Pro- spekt 13, Kw. 5, 莫斯科 121248, 电子邮件：
zeit-moskau@zeit.de 以色列编辑部：Jan Roß, 32 King George Street, 耶路撒冷, 9426208, 电子邮件：jan.ross@zeit.de 上海编辑部：Jens Mühling, 218 Xiangyang South Road, Office 505, 徐汇, 上海, 电子邮件：jens.muehling@zeit.de 东南亚编辑部：Thomas Fischermann, #201, No. 8 Narathiwas Rajanagarindra Road, Yannawa, Sathorn, 曼谷 10120, 泰国, 电子邮件：suedostasien@zeit.de 华盛顿编辑部：Paul Middelhoff, Juliane Schäuble, 华盛顿, DC 20009, 电子邮件：paul.middelhoff@zeit.de, juliane.schaeuble@zeit.de 纽约编辑部：Heike Buchter, 32 Broadway, Suite 1211, 纽约, NY 10004, 电话：(001-212) 269 34 38, 电子邮件：hbuchter@newyorkgermanpress.com AI记者（旧金山）：Nicolas Killian, 电子邮件：nicolas.killian@zeit.de 内罗比编辑部：Fritz Habekuß（国际气候与环境记者），14, Othaya Road, Kileleshwa, 内罗比, 肯尼亚,
电子邮件：fritz.habekuss@zeit.de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总经理：Nils von der Kall（主席），Iris Ostermaier, Christian Röpke 营销：Jannick Weißel 销售：Sarah Reinbacher 企业传播与活动：Silvie Rundel 制作/最终排版：Torsten Bastian（负责人），Tim Andersson, Patrick Baden, Stefanie Fricke, Bastian Kamp, Jan Menssen, Oliver Nagel, Tim Paulsen, Pascal Struckmann 图像处理：Andrea Drewes, Hanno Hammacher, Wolfgang Scheerer 印刷：Süddeutscher Verlag Zeitungsdruck GmbH, Zamdorfer Str. 40, 81677 慕尼黑 对于未经请求而寄来的稿件和图片，出版社不承担任何责任。广告管理：Lars Niemann 广告结构：Peggy Ludwig（负责人），Laura Algner, Carolina Guerra, Rene Teichmeier 广告：第 71 号广告价格表，日期为 2026 年 1 月 1 日 杂志及新业务领域：Sandra Kreft
项目旅行：Katharina Wottschel 证券公告页：在所有八家德国证券交易所
美国订阅： DIE ZEIT (USPS no 14259) 由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每周出版。已知出版办公室：Data Media (Avant Imaging and Integrated Media ULC 旗下部门)，2221 Kenmore Avenue, Suite 106, Buffalo, NY 14207-1306。期刊邮资在 Buffalo, NY 14205 支付。邮政局长：地址变更请发送至 DIE ZEIT, Data Media, P.O. Box 155, Buffalo. NY 14205-0155, 电子邮件：service@roltek.com, 免付费电话：1-877-776-5835
加拿大订阅：Sunrise News, 47 Silver Shadow Path, Toronto ON M9C 4Y2, 电话：+1647-219 52 05, 电子邮件：sunriseorders@bell.net
德国零售价： € 7,60
国外： 比利时 € 9,30; 丹麦 DKK 99,95; 芬兰 € 12,40; 法国 € 9,80; 希腊 € 9,80; 意大利 € 9,80; 卢森堡 € 9,30; 荷兰 € 9,30; 奥地利 € 8,30; 葡萄牙 € 9,80; 瑞士 CHF 10,30; 斯洛文尼亚 € 9,80; 西班牙 € 9,80; 加那利群岛 € 9,80
根据欧盟产品安全法规的联系地址： produktsicherheit@zeit.de
N
Titelfoto: Isa Rus (Ausschnitt)
ODYSSEE RECHTSPOPULISMUS
Tragödie
Bürgerliches
Kriegsgebrüll
Warum eine schwarze Helena
nicht woke ist VON DAVID HUGENDICK
In der AfD gibt es keine
Mäßigung VON AUGUST MODERSOHN
Ahu! Ahu! Ahu! So klingen sie also, die Gemäßigten in der AfD. Ahu! Das riefen sie vergangene Woche vor der Parteitagshalle, wie germanische Krieger, bereit für die »Schlacht von Marl«. Die Listenaufstellung für die Land- tagswahl in Nordrhein-Westfalen eskalierte, der Landeschef Martin Vincentz revoltierte gegen die Bundeschefin Alice Weidel und ihre Verbündeten vor Ort. Schnell war da wieder die Rede von einem Lagerkonflikt. Die Radika- len (um Weidel) gegen ebenjene Gemäßigten (um Vincentz). Die Idee, man könne die AfD bändigen, ist gerade in Mode bei den anderen Parteien. Die Vorstellung sieht so aus, dass man »rote Linien« formuliert und die AfD in eine Zusammen arbeit lockt, die zur Folge hätte, dass sich die Brüllbürgerlichen (Ahu!) von ihren noch radi- kaleren Parteikollegen loslösen würden. Es gibt auch den Vorschlag, einzelne, vom Verfassungs- schutz als rechtsextremistisch eingestufte Lan- desverbände zu verbieten. Oder den Impuls, Björn Höcke das passive Wahlrecht zu entzie- hen, ihn also unwählbar zu machen. Darin wird auch die Hoffnung erkennbar, dass die AfD ein bisschen weniger schlimm wird und, wer weiß, am Ende vielleicht sogar koalitionsfähig? Nur, es gibt keine gemäßigte AfD. Die Partei braucht keinen Höcke, um radikal zu sein. Es gibt auch ohne ihn genug Extremismus in ihren Reihen, und das wissen ihre Lenker. Wenn der Co-Bundeschef Tino Chrupalla in Dessau neben dem Kabarettisten Uwe Steimle auf der Bühne sitzt und dieser Steimle dann Witze darüber macht, Angela Merkel an die Wand zu stellen oder Friedrich Merz wegzu- sprengen, johlt das Publikum. Und Chrupalla schweigt. Vielleicht, weil er es insgeheim selbst lustig findet. Sicher, weil ihm ein Einschreiten schaden würde. Ja, es stimmt, dass es in der AfD ver schiedene Lager gibt. Soll die Partei Kompro- misse machen, oder will sie die reine Lehre? In der Methode unterscheiden sich die Gruppen, in den Zielen weniger. Es ist genau diese vordergründige Ambigui- tät, die der Partei nützt. Das Vage zählt zu ihrem Wesenskern. Man ist wendig, geschmei- dig, glitschig auch. Festlegen muss man sich nicht, ausweichen fällt leicht. So kann jeder in der AfD sehen, was er will. Mancher sogar einen Koalitionspartner.
Spahns Rückzug birgt für den Kanzler die Chance zur Neuaufstellung. Es gibt nun eine kleine Lösung – oder eine mutige VON TINA HILDEBRANDT Seine Prüfung
ach dem Rücktritt von Jens Spahn muss man sich noch einmal kurz vor Augen halten, was für eine irre Geschichte da eigentlich binnen weniger als einer Woche über die schwarz- rote Bundesregierung hereingebrochen ist, vor allem über ihren schwarzen Teil: Ein konservativer Hoffnungsträger wird Vater und muss in der Folge zurücktreten. Der Kanzler und CDU-Vorsitzende ser- viert einen seiner hartnäckigsten Rivalen ab – und verliert damit zugleich einen zentralen Machtmanager. Eine strauchelnde Koalition, von der man annahm, sie habe nach einem kriseligen ersten Jahr endlich Boden unter den Füßen, muss wieder von vorn anfangen und ein neues Fundament finden. Eigentlich wollte Friedrich Merz sich Ende Juli in die Ferien verabschieden. Stattdessen sieht sich der Kanzler nun einem unerwarteten Stresstest und einer Probe seiner Führungs fähigkeit ausgesetzt. Er hat zugleich die ein- malige Chance, die Fehler vom Beginn seiner Amtszeit zu korrigieren und seine Kanzler- schaft neu zu rahmen. Der Fall Spahn berührt nicht nur dessen Glaubwürdigkeit, sondern die der ganzen Partei und auch die des Kanzlers, an dessen Manage- ment Zweifel laut werden: Hat Merz die Sache unterschätzt? Und wenn nicht, warum hat er seine Partei nicht wenigstens intern vorbereitet? Jens Spahn ist eine der schillerndsten Figuren im schwarzen Universum. Fast immer der jüngste in seinen jeweiligen Ämtern, immer wieder begleitet von Skandalen, waren mit Spahn zugleich größte Hoffnungen und schlimmste Befürchtungen seiner Partei verbunden. An ihren ersten schwulen Frontmann musste die CDU sich gewöhnen. Neben den vielen Gründen, die zu seinem Rücktritt geführt haben (Doppel moral, falsche interne Kommunikation und so weiter), gehört wohl zur Wahrheit auch, dass Homosexualität zwar in der Union heute weit- gehend akzeptiert ist, ein Foto des eigenen Frak- tionschefs als schwuler Vater in der Bild-Zeitung von einem vermutlich nicht ganz kleinen Teil der CDU auch im Jahr 2026 aber noch immer als eine Provokation empfunden wird. Als Fraktionschef wirkte Spahn als Scharnier an einer der wichtigsten Schnittstellen der
UNION
Regierung, zwischen Kanzleramt und Fraktion, SPD und Union. Zuletzt war er immer mehr zum Garanten des Funktionierens der Koali tion geworden. Weshalb man in der SPD gar nicht mal so froh ist, ihn nun los zu sein. Die Reformgesetze sind im Kabinett beschlossen, verabschiedet werden müssen sie im Parlament, wo nun eine Leerstelle klafft, die größer ist als Spahn selbst. Im Kampf um den Parteivorsitz hatten Merz und Spahn einst konkurriert, Spahn hatte sich erst auf die Seite von Merz’ Widersacher Armin Laschet geschlagen, sich dann wieder ans Zen- trum der Macht herangearbeitet, in dem nun Merz saß. Der glaubte zunächst, auf Spahn nicht verzichten zu können, dann konnte er sich nicht durchringen, ihn abzulösen – und zuletzt hätte er es kaum noch gekonnt, weil Spahn sich zu einer tragenden Säule der Regierungsmacht ent- wickelt hatte. Jetzt musste Merz ihn zum Rück- tritt drängen, weil sonst eine Debatte über seine eigene Führungsfähigkeit losgebrochen wäre. Für den Kanzler und CDU-Vorsitzenden kommt es nun darauf an, ob er den unerwarte- ten Ausfall seines besten und zugleich umstrit- tensten Manns für einen Neuanfang nutzen kann oder ob sich wieder offenbart, was zuletzt überdeckt schien: dass diese Regierung personell und handwerklich auf wackligen Füßen steht. Es ist ein entscheidender Moment in Merz’ Amts- zeit: Erleben die eigene Partei und die Bevölke- rung einen Kanzler, der entschlossen durchgreift, so, wie er gern gesehen werden möchte? Oder geht jetzt wieder das Chaos los? Merz ist – in seinem nahen Umfeld – harmo- niebedürftiger, als es den Anschein hat, wenn man seine öffentlichen Auftritte verfolgt. Es gibt jetzt kleine Lösungen und mutige. Eine kleine Lösung wäre eine, die nur von der eige- nen Komfortzone her denkt, gewissermaßen von der Stabilität auf der eigenen Etage und der Frage: Welche Posten könnten die engsten Kameraden übernehmen, wer ist noch nicht bedient? Eine mutige Lösung ließe sich von der Frage leiten: Was ist die Aufgabe? Wer kann was – und was nicht? Was verringert die Fehler- quote und erhöht am Ende die Tragfähigkeit der Regierung? Als »lernendes System« hat Merz sich erst vor einer Woche selbst beschrieben. Er kann nun sehr konkret zeigen, wie viel weiter er heute als Kanzler ist als vor einem guten Jahr.
Möglicherweise geht Elon Musk ja bisweilen ins Kino. Ob er, ein Fan antiker blutrünstiger Epen, mittlerweile auch Christopher Nolans aktuelle Verfilmung der Odyssee gesehen hat, kann man allerdings an dieser Stelle nur raten; vermutlich aber nicht. Der Techbillionär hatte sich bereits im Voraus auf seiner Plattform X in üblicher Vulgarität beschwert, Nolan würde auf das Grab des Dichters Homer pinkeln, da der Regisseur es gewagt habe, die Rolle der schönen Helena mit der schwarzen Schauspie- lerin Lupita Nyong’o zu besetzen. Musk bezeichnete das als »antiweißen Rassismus«. Etliche Kommentatoren stimmten in die schrille Klage ein, unter ihnen der Präsidenten- sohn Donald Trump Jr. und andere amerikani- sche Machtschattengewächse, die einen »woken Zeitgeist« und Diversitätsdiktate am Werke sehen, in deren Namen nun ein Werk der Welt- literatur nachkoloriert werde. Die Debatte lärmt in den USA bis heute als Begleitgeräusch zu Nolans ohnehin ohrenbetäubendem Film. Es ist eine Paranoia, die sich als Vernunft verkleidet hat, eine scheinintellektuelle Diskussion über Authentizität und historische Genauigkeit, die ihren Rassismus und weißen Reinheitsfanatismus nur notdürftig verschleiert. Man muss einmal daran erinnern, dass Homer über die Hautfarbe dieser Figur in seinem Werk nie eine Auskunft gibt; selbst die behauptete Schönheit der Helena war allein der Vorstellung des Lesers überlassen. Jede weiße Marmorbüste Helenas, jede Amphoren bemalung war bereits in der Antike eine freie künstlerische Interpretation einer fiktionalen Frauengestalt, die, so will es die Sage, einst aus einem Ei geschlüpft ist, was in der traditionell fertilitätsbesessenen US-Rechten heute im Übrigen keinerlei Anstoß erregt. Dass Musk und seine Geistesgenossen nun die Deutungs- hoheit über eine jahrtausendealte literarische Figur beanspruchen, wiegt politisch deshalb so schwer, weil in ihrer schlecht belüfteten Fantasie offenbar kein Platz für Menschen ist, die nicht so aussehen wie sie selbst. Es entbehrt nicht einer gewissen traurigen Ironie: Helena, bei Homer einst Motiv für den Krieg der Griechen mit der Stadt Troja, ist nun erneut Anlass zum Kampf. Und, ja, das ist auch eine Tragödie.
Liebe
Die Schauspielerin Birgit Minichmayr über perfekte Paare
ZEITmagazin
Doctolib hört
jetzt
Arztgespräche mit
Wirtschaft, S. 17
unverzeihlich«
Was der Philosoph
Peter Singer den
Superreichen rät
Dossier, S. 11
PROMINENT IGNORIERT
Nach dem WM-Finale landete im TV-Studio ein weißer Krümel auf dem magentafarbenen Mikro. Koks sei dem Sänger Robbie Williams da aus der Nase gefallen, so die Nachspiel-Analyse im Netz. Pfefferminz aus dem Mund, so Williams. Egal, für wahre Fußball fans zählte an diesem Abend eh nur eins: lieber ein zugeballerter britischer Barde als Aggro-Argen tinien als Weltmeister! PED
Kleine Bilder (v. o.):
Clemens Bilan/epa; ZEIT-Grafik; Alana Holmberg
für Die ZEIT; Icon Sport/Getty Images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20079 Hamburg
Telefon 040 / 32 80 ‑ 0; E-Mail:
DieZeit@zeit.de, Leserbriefe@zeit.de
ABONNENTENSERVICE:
Tel. 040 / 42 23 70 70,
E-Mail: abo@zeit.de
PREISE IM AUSLAND: DK 99,95/FIN 12,40/E 9,80/ CAN 9,80/F 9,80/NL 9,30/A 8,30/ CH 10.30/I 9,80/GR 9,80/SI 9,80/ B 9,30/P 9,80/L 9,30
N o 32
E
Der Abgang von Jens Spahn bietet dem Kanzler die Gelegenheit, seine Regierung besser aufzustellen als bisher.
Das Problem dabei: Jede Lösung reißt neue Lücken VON TINA HILDEBRANDT, FERDINAND OTTO UND MARK SCHIERITZ
s gibt dieses Spiel, Jenga: 54 Holzklötze werden zu einem Turm aufgebaut, jede Ebene besteht aus drei Klötzen. Man muss nun reihum aus einer der unteren Ebenen einen Klotz herausziehen und oben wieder so drauflegen, dass der 18-stöckige Turm nicht umfällt. Ungefähr so kann man sich die Aufgabe vorstellen, vor der Friedrich Merz nun steht. Der erzwungene Rücktritt von Jens Spahn liefert dem Kanzler eine Chance, seine Regierung stabiler als beim ersten Mal zu bauen. Er ist aber auch ein Risiko, denn gerade hatte sich die Lage etwas beruhigt, das Zusammenspiel von Fraktionen und Kanzleramt sich eingepegelt. Der Vorgang könne »eine Gelegenheit« für einen größeren Umbau sein, hatte Friedrich Merz am Wochenende im ZDF-Sommer- interview gesagt und damit die Fantasien beflügelt: Gibt es nun doch eine große Kabinettsumbildung? Müssen Minister um ihr Amt fürchten? Seitdem werden in Berlin in unzäh- ligen Runden täglich Kabinette gebaut und wieder ver- worfen, es wird geplant, taktiert und gerätselt. Das Datum steht: Am 29. Juli soll die Unionsfrak tion einen neuen Vorsitzenden – oder zum ersten Mal eine Vorsitzende – bestimmen. Merz und CSU-Chef Markus Söder wollen dazu einen gemeinsamen Vor- schlag machen. Wer es sein wird, stand bei Redaktions schluss noch nicht fest. Vor allem die Wahlkämpfer aus dem Osten drängen auf eine schnelle Lösung, doch die Sache ist kompliziert. Jeder und jede, den oder die man von seinem oder ihrem Posten abzieht, schafft eine neue Lücke. Das trifft besonders für den Mann zu, der vielen als Favorit gilt: Kanzleramtschef Thorsten Frei. Zu- gleich läge in dieser Lücke auch Merz’ Chance, denn für das holprig verlaufene erste Regierungsjahr wird Frei mit verantwortlich gemacht – womit man auch die sub optimale erste Aufstellung des Kanzlers kritisiert. Eine Lücke würde auch Alexander Dobrindt reißen. Der Innenminister gilt als einer der erfolgreichsten Ressort- chefs. Würde er Fraktionsvorsitzender, käme eine spekta- kuläre Umdrehung hinzu: Nie zuvor hatte die CSU diesen Posten inne, eine solche Besetzung würde die Arithmetik der Union verändern. Dasselbe gälte, wenn Dobrindt »Chef BK«, Chef des Bundeskanzleramts, würde. Und dann ist da noch die Frauenfrage. Die Frauen der Union waren es gewesen, die Merz, noch vor den Wahl- kämpfern, klar gesagt hatten: Das geht alles gar nicht so mit dem Jens. Und die nun darauf pochen, dass beim Bau des neuen Regierungsturms auch Frauen stärker beteiligt werden. Weil dann, so ihre Argumentation, vielleicht manche Fehler gar nicht passieren würden. Verschiedene Lösungen sind denkbar, kleine, mittlere und große, alle hängen zusammen. Die Frage ist also, welche intern vermittelbar und dauerhaft haltbar ist. Wel- che der Regierung den dringend ersehnten neuen Schub gibt – und welche sich als nächster Fehler erweisen könnte. Die kleinste Lösung wäre eine, bei der nur vom Aus- tausch des Fraktionsvorsitzes her gedacht würde. Vier Namen sind im Gespräch: Thorsten Frei, Carsten Linne- mann, Alexander Dobrindt und Nina Warken. Warken ist Vorsitzende der Frauen-Union. Aus ihrem Kreis haben zuletzt viele beim Kanzler eine klare Bot- schaft deponiert: Die Boygroup um ihn herum hat zu viele blinde Flecken, sie sieht auch deshalb manche Fall-
stricke nicht, etwa wenn es um Themen wie Mit versicherung von Familienangehörigen in der Kranken- kasse, Kürzungen für pflegende Angehörige, Krank- schreibungen, Abtreibungen – oder Leihmutterschaft geht. Auch seinem Image könne es nutzen, so die Bot- schaft an den Kanzler, wenn er eine Frau auf einen der zentral wichtigen Posten in seiner Nähe beriefe. Nina Warken, die Gesundheitsministerin, ist verbind- lich, beliebt und hat mit ihrer weitgehend unfallfreien Gesundheitsreform gezeigt, dass sie Prozesse organisieren kann. Doch als Strategin gilt sie nicht. Ein Fraktionschef muss mitreißend reden können, die eigenen Leute begeis- tern und die Gegner auf die Bäume bringen. Ein Unions- Fraktionsvorsitzender, der mit der regierungserfahrenen SPD verhandelt, sollte außerdem sehr gut mit dem Kopf der anderen denken können und zugleich auf Zack sein, was die Tricks angeht, mit denen man dem Partner mal etwas unterjubelt. Und in denen die SPD ziemlich gut ist. Alle diese Kriterien zugleich treffen eigentlich nur auf einen Kandidaten zu: Alexander Dobrindt. Einst Abteilung Attacke, hat sich Dobrindt zu einer allseits geschätzten Allzweckwaffe im Zentrum der Koalition hochgearbeitet. Als zur Kanzlerwahl von Friedrich Merz ein zweiter Wahlgang nötig wurde, war Dobrindt es, der den Kontakt zu den Linken herstellte; auf deren Stimmen kam es an. Auch bei den Verhandlungen mit den Grünen über das Sondervermögen zu Beginn der Legislatur zimmerte Dobrindt Kompromisse.
Die Entscheidung über Spahns Nachfolge
wird nicht ohne Markus Söder fallen
Im Gespräch als Kanzleramtsminister ist er auch schon gewesen. Immer mal wieder wurde aus CDU und SPD süffisant angemerkt, Dobrindt mache den Job doch eh schon. Sollte sagen: Thorsten Frei macht ihn nicht. Jedenfalls nicht so, wie man es müsste. Doch auch wenn in der CDU viele sich Dobrindt gut vorstellen können: Für die größere der Schwesterparteien wäre damit die zwiespältige Aussage verbunden, dass man selbst keinen Besseren hat. Und es wäre ein Präzedenzfall, die CSU könnte ab sofort immer wieder Anspruch auf die wichtige Machtschaltstelle erheben. Markus Söder wird bei allen Besetzungen mitsprechen. Wie er zu einem Wechsel seines Berliner Statthalters stün- de, ist unklar. Einerseits wäre der Posten fette Beute und würde Dobrindt noch klarer in Berlin festtackern – nichts hatte Söder so alarmiert wie die Spekulation, Dobrindt könne sein Nachfolger werden. Andererseits könnte ein gestärkter Dobrindt der CDU mit der Zeit als geeigneterer Kanzlerkandidat erscheinen als der unberechenbare Söder selbst – sollte man einen CSU-Mann für den Job brauchen. Dobrindt wäre in jedem Fall keine kleine Lösung, Gewinn für den Kanzler und Machteinbuße für seine Partei lägen nah beieinander. Für Dobrindt sprechen sich einige Mitglieder der einflussreichen Jungen Gruppe aus. »Gäbe es eine geheime Wahl, würde Dobrindt gewinnen«, sagt ein Abgeordneter der CDU und beschreibt damit, was sich unionsintern schon jetzt verschoben hat. Zu Beginn der Legislatur wäre so ein Schritt undenkbar gewesen. Als Innenminister könnte Dobrindt durch Thorsten Frei ersetzt werden, der eh mit dem Posten geliebäugelt haben soll und Innenpolitiker ist. Die Sicherheitsgesetze
sind zum großen Teil angeschoben, als Law-and-Order- Mann könnte Frei reüssieren. Und den zweiten Posten räumen, der für das Funktionieren der Regierung so wichtig ist, den des Kanzleramtschefs. Den gut zu besetzen, ist mindestens so schwierig, wie einen neuen Fraktionschef zu finden. Ein Kanzleramts- minister muss das Ohr des Kanzlers haben, ebenso das Vertrauen des Koalitionspartners. Er muss, wie auch ein Fraktionschef, in der Lage sein, strategische Textarbeit zu leisten. Denn in der Formulierung dessen, was die Koalitionspartner vereinbaren, liegt Einfluss. Und er sollte ein gutes Verhältnis zu den Bundesländern haben, die bei vielen Gesetzen zustimmen müssen. Auch hier hatte es in der Vergangenheit gehakt, die geplante Entlastungsprämie zum Beispiel scheiterte am Nein der Länder, auch von CDU-regierten, das Kanzleramt stand düpiert da. Als ausgemacht gilt deshalb, dass der Bund- Länder-Koordinator im Kanzleramt, Michael Meister, gehen muss. Für eine überzeugende Neuaufstellung wäre das zu wenig. Zwei bis zweieinhalb Namen sind im Gespräch, wenn es um den Posten des Chef BK selbst geht: zum einen Nathanael Liminski, Chef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Staatskanzlei und Landesminister für Medien und Europa. Liminski gilt als Stratege und Organisator der Macht und arbeitete schon für Thomas de Maizière, Armin Laschet und Roland Koch. Mit Liminski würde Merz einen engen Vertrauten seines Rivalen Hendrik Wüst nach Berlin holen. Es wäre ein Zeichen eines enormen Selbstbewusstseins, Merz könnte einen Schulterschluss mit dem beliebten Wüst vollziehen – doch das gilt als unwahrscheinlich. Merz ticke so nicht, heißt es, er umgebe sich lieber mit Leuten, die ihm ähnlich seien. Nach Angela Merkel ist Wüst vermutlich der Parteifreund, der den Kanzler am zuverlässigsten in Rage versetzen kann. Es fällt daher auch der Name Martin Jäger, wenn es um den Kanzleramtschef geht. Jäger ist Chef des Bundesnach- richtendiensts, er hat lange für Wolfgang Schäuble gearbei- tet, war Staatssekretär, Botschafter in Kabul, im Irak und in der Ukraine. Er verbindet den Blick nach außen mit der Fähigkeit zum Administrieren und genießt das Vertrauen von Merz. Allerdings hat er als BND-Chef auch einen wichtigen Auftrag: Er soll den deutschen Nachrichtendienst auf die Höhe der Zeit bringen. Und: Der Posten als Kanz- leramtschef gilt als wenig attraktiv – brutal viel Arbeit, wenig Sichtbarkeit und ständig im Zentrum der Kritik. Immer wieder taucht deshalb der Name Günther Krings auf, Jurist, stellvertretender Fraktionsvorsitzender, er war ebenfalls schon Staatssekretär und gehört zu den ewigen und zuletzt glücklosen Talenten der CDU. Eine Besetzung als Verfassungsrichter scheiterte vor allem an den Grünen. Zuletzt wollte Merz ihn als Chef der parteinahen Adenauer-Stiftung installieren, sein Mann unterlag jedoch gegen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 Krings ist fleißig und, so heißt es in der CDU, würde weniger im Fernsehen sitzen als Frei. Und Carsten Linnemann? Der Generalsekretär gilt als Auswechselspieler für mehrere Posten, auch weil er wenig glücklich auf seinem derzeitigen wirkt. Eigentlich wollte er Wirtschaftsminister werden, das um einige Zuständig- keiten reduzierte Ressort war ihm jedoch zu klein. Sollte Warken in die Fraktion rücken, könnte er ihren Posten übernehmen. Oder doch noch das Amt des Wirtschafts-
ministers, wenn Merz sich zu einer großen Lösung ent- schlösse und Katherina Reiche austauschte, die auch in den eigenen Reihen zu den Schwachstellen der Regierung gezählt wird. Dann wäre allerdings wieder eine Frau weg. Die Frage ist: Wie gewichtet der Kanzler all diese Über- legungen? Und mit wem außer Markus Söder bespricht sich Merz in der Sache? Mit Carsten Linnemann und Thorsten Frei, die zu seinen wenigen Vertrauten gehören?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die drei zu dem Schluss kommen, Linnemann und Frei sollten bedeutende Rollen spielen, wäre ziemlich groß.
Einen gemeinsamen Geist der Koalition
wird man nicht mehr finden
Frei ist zwar über die Parteigrenzen hinaus beliebt, doch ob er für den Posten als Fraktionschef wirklich der Richtige wäre, daran gibt es Zweifel. Denn bei allen Themen, die die CDU unter Merz Glaubwürdigkeit gekostet haben, war Frei an zentraler Stelle beteiligt. In der SPD ist das nicht vergessen. Der Rückzug von Spahn rief beim Koalitionspartner fast mehr Bedauern hervor als in der eigenen Partei. Er habe »großen Respekt«, teilte SPD-Fraktionschef Matthias Miersch am Wochen- ende mit, man habe in der Koalition »eng und vertrauens- voll« zusammengearbeitet. Er wünsche Spahn »alles Gute und viel Kraft«. Dabei ist der konservative Spahn mit seinen Verbin- dungen ins Lager von Donald Trump kein natürlicher Verbündeter der Sozialdemokratie. Aber es geht in der Politik oft nicht um Ideologie, sondern ums Handwerk, und da haben die Genossen mit Spahn gute Erfahrungen gemacht. In der Sechserrunde der Staatssekretäre und Fraktionschefs, die das im Juni verabschiedete Reform- paket vorbereitet hat, habe Spahn sich als »verlässlich« erwiesen, sagt einer, der dabei war – und aus dieser Formulierung darf man durchaus herauslesen: anders als der Kanzler selbst. Immer mal wieder gilt Merz als chaotisierendes Element der Regierung. Am Wochenende vor der Verkündung etwa stand das Reformpaket kurzzeitig vor dem Aus, weil er sich bei einem Treffen der Parteichefs im Kanzleramt – so schildern es Beteiligte – nicht mit den komplizierten Einzel- heiten befasst habe, sondern ins eher Grundsätzliche abgedriftet sei. Wie gut Merz seine zweite Chance zur Neu- aufstellung nutzt, daran wird er ebenso gemessen werden wie am Erfolg der Reformen. Egal wie gut die Besetzung ausfällt: Jede neue Kon- stellation wird sich nun wieder neu finden müssen. Und das unter schwierigeren Voraussetzungen als vor einem Jahr: Damals dachten in der Regierung viele noch, es könne einen gemeinsamen Geist der Koalition geben. Heute, so sagt es einer, kämpfe jeder Partner allein gegen den Abstieg.
Siehe auch Wissen, S. 29,
sowie Glauben und Zweifeln, S. 46
Hören Sie den Podcast
Am Ende der Woche sprechen wir über Politik – was
sie antreibt, was sie anrichtet, was sie erreichen kann.
Jeden Freitag in Das Politikteil. unter
www.zeit.de/das-politikteil
Foto: Dominik Asbach
»Die suchen mich« M
aximilian ist 15 Jahre alt und in der neunten Klasse einer Realschule. Er mag Sport und Che mie. Deutsch nicht so sehr. Er ist Fan vom VfB Stuttgart und kein gro ßer Fan von Deutschrap. Maximilian geht auch gern ins Fitnessstudio. Doch seit ein paar Mo naten traut er sich dort nicht mehr hin. Das liegt an Nachrichten wie dieser: »Sollte ich dich sehen wie du uns schief ankuckst dann wirst du es bereuen.« Sie kommen über Snapchat. Geschrieben wer den sie von Leuten, die er höchstens flüchtig kennt. Manchmal drohen sie ihm auf der Straße, wenn er ihnen zufällig begegnet. Er kann sich nicht erklären, wieso sie hinter ihm her sind: fünf bis sieben Jungs, ungefähr 14 bis 17 Jahre alt, vielleicht sogar älter. Sie sind nicht seine Freunde, aber auch nicht seine Feinde. Sie gehen nicht einmal auf dieselbe Schule wie er. Aber die Angst vor ihnen hat alles verändert. Seit sie ihm drohen, kommt Maximilian nach dem Unterricht direkt nach Hause. Vier Stationen mit der S-Bahn und ein paar Hundert Meter mit dem E-Roller. Er meidet bestimmte Orte, zum Beispiel die Innenstadt, besonders abends. Zum Muttertag wollte er im Drogeriemarkt eine Karte kaufen. Und blieb dann doch zu Hause. Denn was wäre, würde er dort auf sie treffen? »Ich weiß nicht, ob die wirklich etwas machen würden«, sagt er. Würden sie ihm in die Fresse boxen? Ihn von seinem E-Roller kicken? Ihn erniedrigen und dabei filmen? Da ist dieses Video, darin zu sehen sein bester Freund, der von einem von ihnen geschlagen wird, mit der flachen Hand ins Gesicht. Wie dumm wäre es also, fragt Maximilian, würde er nicht auch mit so etwas rechnen? »Es ist on«, sagt er, »die suchen mich.« Folgendes weiß man über Jugendgewalt: Die Opfer sind tendenziell männlich, noch viel klarer gilt das für die Täter. Die Polizei zählt in ihrer aktuellsten Statistik für das Jahr 2025 29.070 tatverdächtige Jugendliche. Das entspricht etwa einem Prozent der 14- bis 17-Jährigen in Deutsch land. Außerdem weiß man von 30.240 Jugend lichen, die in dieser Zeit Gewalt erlebt haben. Ein weiteres Prozent in dieser Altersgruppe. Man kann davon ausgehen, dass auf jedes bekannte Opfer noch weitere kommen, von denen die Polizei nie erfährt. Eine Studie aus Niedersachsen kam zu dem Ergebnis, dass nur jede vierte bis fünfte Körperverletzung unter Jugendlichen angezeigt wird. Wenn über Jugendgewalt gesprochen wird, dann geht es fast immer um die Spitze der Eskala tion. Den schrecklichen, aber raren Fall, dass einer einen anderen so richtig zusammenschlägt. Worum es kaum geht, sind die Momente davor. Die Blicke auf dem Pausenhof, die Chat nachrichten, das Unwohlsein auf dem Schulweg. Eine bundesweite Befragung unter Schüle rinnen und Schülern: Knapp jeder Fünfte wurde im laufenden Schuljahr mindestens ein- bis zweimal von Mitschülern bedroht. Eine aktuelle Studie an Berliner Schulen: Jeder sechste Neuntklässler fühlt sich an seiner Schule nicht sicher. Womit wir wieder bei Maximilian sind. Seine Erlebnisse würden in keine Gewaltstatistik eingehen. Und trotzdem traut er sich kaum noch aus dem Haus. Es ist ein Nachmittag unter der Woche in Winnenden, Baden-Württemberg. Fachwerk häuser in der Altstadt, Discounter mit riesigen Parkplätzen. Ständig Jugendliche auf E-Rollern, die Vorstadtstraßen entlangfahren. In einer von ihnen wohnt Maximilian, er öffnet die Haustür. Sein E-Roller lehnt an der Wand im Flur. Maximilian sagt: »Wirklich jeder hat einen E-Roller. Und jeder ist getunt, die fahren dann 40 km/h. Ich bin fast der Einzige, der einen normal schnellen E-Roller hat. Wenn ich nur 22 km/h fahre, können die einfach hinterherfahren, noch mehr Leute rufen und mich dann vom Roller treten. Und die klauen den natürlich auch.« Maximilian redet hastig, manchmal beginnt er den nächsten Satz schon, ohne den vorigen zu beenden. Hin und wieder verschwimmen Einzel heiten, wenn er von dem spricht, was er die vergangenen Monate erlebt hat. Er erzählt seine Geschichte eben wie ein 15-Jähriger. Wie jemand, der Worte für etwas sucht, das ihn überfordert. Dass er sich hier öffnet, soll ihm nicht schaden. Deshalb sind er und Personen aus seinem Umfeld in diesem Text anonymisiert, die echten Namen sind der ZEIT bekannt. Wir wollen gemeinsam die Orte abfahren, die er mittlerweile meidet. Als wir ins Auto einsteigen, fragt Maximilian, ob man mit dem Auto auch flüchten könne. Der McDonald’s in Winnenden ist ein paar Kilometer von Maximilians Zuhause entfernt. Mit seinem besten Freund Jonas hat er dort gern Zeit verbracht. Jetzt kommt er höchstens noch mit seinem Vater her. Hier fing es an, im Winter vergangenen Jahres. Maximilian: »Wir waren bei McDonald’s, da waren die auch. Dann haben wir sie halt an geguckt. Und dann ist einer von ihnen auf uns zu und sagt: Wenn ihr mich noch einmal anguckt, dann gibt es Ärger.«
Die Jugendlichen, vor denen er sich fürchtet, schmelzen zu einem anonymen »die« zusammen. Wenn Maximilian wiedergibt, was sie zu ihm gesagt haben, spricht er mit tieferer Stimme. Wir fahren ein Stück weiter. In einer Kurve zeigt er auf den Gehweg: »Wir sind dann zurück nach Hause gelaufen, und auf einmal ist da so ein Typ. Und er sagt so: Warum macht ihr keinen Platz? Später waren wir beim Bahnhof in der Nähe. Da kamen sie mit einem E-Roller an und sagen: Ihr habt keinen Platz gemacht, was geht bei euch? Und dann hat Jonas gelacht. Dann sagt einer: Hör auf zu lachen, sonst gebe ich dir einen Stich. Und das ist halt schon eine große Morddrohung, das Messer zu nehmen und auf jemanden einzuhacken.« Ein Teil der Jugendlichen geht auf dieselbe Schule wie Maximilians Freund Jonas. Maxi milian sagt, er sei erleichtert, dass er ihnen zumin dest in der Zeit, die er in der Schule verbringe, nicht begegnen kann. Es vergingen anschließend, so erzählt es Maxi milian, ein paar Wochen, in denen nichts passierte. Zu Beginn des neuen Jahres erreichte ihn dann eine Nachricht auf Snapchat, sie kam von Jonas und lautete in etwa so: »Ich wurde verschlagen, da gibt es ein Video. Die suchen jetzt dich.« Maximilian: »Einer hat das Gerücht verbrei tet, dass Jonas und ich ihn Hurensohn genannt haben. Dabei haben wir original nichts gemacht. Und Jonas wurde dann verschlagen, zweimal am selben Tag. Einmal in der Innenstadt, da haben ihn richtig viele Leute umzingelt. Und einmal unter einer Metalltreppe.« Das Video davon wurde unter den Jugend lichen in Winnenden verbreitet, auch Maxi milian hat es zugeschickt bekommen. Jonas steht darauf mit dem Rücken zu einer Hauswand, ein anderer Jugendlicher tritt nah an ihn heran. Das Video ist wacklig gefilmt, und doch ist klar zu erkennen: Jemand schlägt Jonas ins Gesicht. Es vergehen wieder ein paar Wochen. In dieser Zeit fährt Maximilian Umwege mit seinem E-Roller, immer nur dort entlang, wo er die Gruppe, vor der er sich fürchtet, nicht vermutet. Er nimmt eine spätere S-Bahn zur Schule, um die Chance zu verringern, dass er ihnen am Bahnhof begegnet. Hin und wieder schreiben sie ihm. Maximilian entsperrt sein Handy und öffnet Snapchat. Er wischt auf dem Bildschirm von oben nach unten, von unten nach oben, bis er die Nachricht findet, die er zeigen will. Jemand droht ihm darin, ihn »behindert schlagen« zu wollen. An einem Tag Anfang März, Maximilian ist allein zu Hause, hört er die Klingel und ein Klopfen an der Haustür. Maximilian: »Und auf einmal sehe ich da acht Leute. Jonas hat sie zu mir geführt. Er hat gesagt, dass sie ihm am Bahnhof gedroht haben: Sag uns, wo Maximilian wohnt, oder wir ver schlagen dich. Jonas hat dann einen Schlüssel gefunden unter der Fußmatte. Ich habe meinen Vater angerufen und habe gesagt: Da sind Leute, die wollen mich töten, komm bitte nach Hause. Dann schließt Jonas die Tür auf, und ich habe gesagt, dass ich die Polizei rufe. Dann sind die acht Leute weggerannt wie Lamborghinis.« Maximilians Vater sagt, er konnte die Angst seines Sohnes durch das Telefon spüren. Am selben Tag erstattet er Anzeige bei der Polizei in Winnenden. Er kontaktiert auch den Direktor der Realschule, die Maximilians Freund und einige der Jugendlichen besuchen. Der Schulleiter sagt der ZEIT am Telefon, dass er diese Gewalt nicht dulde. Er habe auch das Video gesehen, auf dem einer seiner Schüler ge schlagen wird. Das liege aber nicht in der Zuständig keit seiner Schule, weil es im öffentlichen Raum stattfand. Das sei Sache der Polizei. In der Schule könne man das Gespräch zu den Schülern suchen, zu Tätern und Opfern. Und sie immer wieder ein laden, sich zu öffnen. Beides sei bereits geschehen. »Schwierig wird es aber, wenn das Opfer schweigt«, sagt er. Das sei auch in diesem Fall so. Man muss wissen, dass das bei Jugendlichen häufig ist. Studien zeigen, dass sie sich anderen ungern anvertrauen, wenn sie gemobbt werden. Weil sie denken, es bringe sowieso nichts oder dass es auch so vorübergehe. Weil sie glauben, dass es ihre Situation verschlimmern könnte, würden die Erwachsenen die Täter dann zur Rede stellen. Und das wäre wieder ein Grund, die Wut am Opfer auszulassen. Manche Experten nehmen an, dass sich Jungen in einer solchen Situation noch seltener mitteilen als Mädchen, weil das Opfersein schambehaftet ist. Die Welt, in der Jungen groß werden, ist paradox. Sie werden ermutigt, zu raufen, den Starken zu spielen. Aber in der Schule sollen sie dann doch still sitzen. Gute Männer, sagen manche, sollten patriotisch sein und dominant gegenüber Frauen. Andere sagen: Gute Männer sind feministisch, sensibel, und sie weinen auch mal. Was denn nun? Maximilian sagt, Jonas sei schon ewig sein bester Freund, seit mindestens zehn Jahren, in letzter Zeit könne er ihn aber immer weniger verstehen. Er fragt: »Wie kann man sich schlagen lassen und dann nichts dagegen machen?« Maxi milian glaubt, dass Jonas sich niemandem mitteilen will, weil er hofft, Teil der Gruppe zu werden, die ihm das Leben eigentlich schwer macht. »Er will Rücken von denen«, sagt Maximilian.
Die Angst, jemand könnte ihm auflauern und ihn verprügeln, bestimmt seit Monaten den Alltag von Maximilian
Könnte er vor ihnen flüchten?
Rücken, davon spricht er oft. »Rücken heißt: Wenn du allein bist und es kommt jemand auf dich zu, dann rufst du deine Leute an, und dann kom men die und verteidigen dich«, sagt er. Das ist wohl entscheidend: dass man in einer Gruppe ist – oder zumindest so wirkt, als hätte man eine Menge Leute hinter sich. Dass man Rückendeckung hat. Die Frage, die sich Jonas und Maximilian und alle anderen Jungs immer wieder stellen müssen, lautet also: Will man zu den Tätern gehören, um kein Opfer mehr zu sein? »Ich werde niemals in meinem ganzen Leben Rücken haben, weil ich auch keinen Rücken geben will«, sagt Maximilian. Er wolle nicht angerufen werden, um irgendwelche Leute zu verschlagen, gegen die er selbst gar nichts habe. »Hätte ich Rücken, dann wäre ich in einem höheren Rang, dann würden die nichts machen. Aber so bin ich leichte Beute. Das ist so, wie wenn Winnenden gegen den VfB Stuttgart spielt.« Wenn er von denjenigen erzählt, die bedrohen, und denjenigen, die bedroht werden, dann macht Maximilian oft eine Hierarchie auf. Er nennt das »den Rang«. Die Täter stehen über den Opfern. Wer welchen Platz in der Hierarchie hat, das ent scheidet sich auch in den sozialen Medien, auf TikTok und auf Snapchat. Alles dreht sich darum, wer man online ist, sagt Maximilian. Darum, was man postet, wie man sich in seinem Profil darstellt. Ein Video, das dem Ruf schadet, könne alles verändern. Maximilian sagt, er habe Videos von Jugendlichen gesehen, denen Gewalt angedroht wird, sollten sie nicht zum Islam konvertieren. Oder die einfach als »Opfer« beleidigt werden. »Das ist das Schlimmste. Das ist sogar schlimmer als auf die Fresse bekommen. So ein Video, das ist ja wie Foltern. Ich könnte nie wieder in meinem Leben eine Argumentation gewinnen. Ich wäre für immer das Opfer.« Die Gewaltkriminalität unter Jugendlichen ist laut der Polizeistatistik zwar seit der Pandemie gestiegen, sinkt nun aber wieder. Außerdem sind die Fallzahlen nicht annähernd so hoch, wie sie schon einmal waren – etwa in den Neunzigern –, und waren die Jahre zuvor tendenziell rückläufig.
Aber es ist ja so: Seit jeder junge Mensch immer erreichbar ist, macht Gewalt keine Pause mehr. Wenn man verprügelt wurde, ist es danach nicht vorbei. Es gibt Videos davon, und darin wird man immer und immer wieder verprügelt. Die, die das sehen, stumpfen ab. Und der, der da gezeigt wird, wird entmenschlicht. Ist nur noch ein Opfer. Maximilians Vater erinnert sich an einen Satz der Polizeibeamtin, die seine Anzeige aufnahm. Sie habe geraten: Wenn Maximilian die Jugendlichen wieder sehe, solle er wegrennen und die Polizei rufen. »Aber wie kann mein Sohn sein Handy aus der Hosentasche ziehen, die Nummer der Polizei wählen und seinen Standort durchgeben, wenn er in Todesangst durch Winnenden rennt?« Fragt man beim zuständigen Polizeipräsi dium in Aalen nach, ob die Empfehlung so unterstützt werden könne, sagt ein Sprecher, dass sie im Kern richtig sei. Denn grundsätzlich sollte man sich ja nicht bewusst in Gefahr begeben, sondern sich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von ihr entfernen. Die zuständige Staatsanwaltschaft in Stutt gart bestätigt, dass in Maximilians Fall ermittelt, das Verfahren jedoch eingestellt wurde. Für die Erhebung einer Anklage könne der erforder liche hinreichende Tatverdacht nicht begründet werden, schreibt eine Sprecherin. Es ist nicht so, dass in Maximilians Fall falsch gehandelt würde. Die Schule verweist auf die Polizei. Der Vater stellt die Anzeige. Die Anzeige wird geprüft. All das sind normale Vorgänge. Aber sind Vorgänge, die einen Jungen in Angst zurücklassen, wirklich die richtigen? Maximilian sagt: »Früher waren meine Sor gen: Ich muss dieses T-Shirt bekommen, dann bin ich der Coolste. Ich muss eine gute Note schreiben. Heute sind Sorgen: dass man in der eigenen Stadt aufpassen muss, ob man nach Hause kommt oder nicht.« Er verrät seinem Freund Jonas nur noch selten, wo genau er sich gerade aufhält – sonst könnte er die Jugendlichen wieder zu ihm führen. Maxi milian sagt: »Die Frage ›Max, wo bist du?‹ ist nicht mehr wie früher.«
Fotos: Ilkay Karakurt für DIE ZEIT
4 23. Juli 2026 DIE ZEIT No 32 POLITIK Regeln? Nicht für uns! V
iel krasser kann eine Drohung nicht ausfallen. Er werde alles tun, »jedes Mittel« einsetzen, das der US-Regierung zur Verfügung stehe, um die Bedrohung zu be- seitigen, die vom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in Den Haag für Amerika ausgehe, hat US-Außenminister Marco Rubio vergangene Woche in einem Gastbeitrag für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geschrieben. Stein für Stein, Ziegel für Ziegel, »brick by brick« solle das Gericht, wenn nötig, zerlegt wer- den. Er wolle sich nicht einer »selbst ernannten Priesterschaft des internationalen Rechts« unter- werfen, die das Gericht zu einem »ständigen Tri- bunal mit fast unbegrenzter Zuständigkeit« machen wolle. Amerika werde nicht zulassen, dass seine Soldaten, Grenzschützer und Abgeord- neten Tausende Kilometer von der Heimat ent- fernt von zufällig ausgewählten Richtern verur- teilt werden könnten. Und, als sei das alles nicht heftig genug, schreibt Rubio auch noch, den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hof anzuerkennen, bedeute »den Tod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als unabhängige und sou- veräne Nation«. Ein Text wie ein Wutanfall. Selbst wenn man, was schwer genug fällt, alle Polemik ausblendet, bleibt vieles an Rubios Auf- satz schräg, halbwahr, populistisch verkürzt. Der 2002 eröffnete Internationale Strafgerichtshof (IStGH) lässt nicht wahllos Leute verhaften und nach Den Haag schleifen, sondern vornehmlich Völkermörder und Diktatoren. Verfolgt wird nicht jeder beliebige Übergriff, der IStGH ist nach den Gründungsverträgen überhaupt nur für vier extreme Straftaten zuständig: Völkermord, Ver- 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Kriegs verbrechen und das Verbrechen der Aggression. Und das Gericht wird auch bei diesen Verbre- chen nur dann tätig, wenn die Tat entweder auf dem Territorium eines Mitgliedsstaates begangen wurde oder von einem Bürger eines Mitglieds- staates, und wiederum nur, wenn die innerstaat liche Justiz nicht selbst aktiv wird. All das steht in den Verträgen, dem sogenannten Römischen Sta- tut. Da die USA nicht Vertragsstaat des IStGH sind, hat also ein Agent der U.S. Border Patrol, der in Arizona Dienst tut, anders als es Rubio sugge- riert, von Den Haag nichts zu befürchten. Vermutlich will Rubio eher etwas anderes sig- nalisieren, an die eigenen Leute im Ausland: Wir lassen euch nicht im Stich. Wir lassen nicht zu, dass ihr von irgendwelchen verrückten Europäern vor Gericht geschleift werdet, egal was ihr tut. Wer mutmaßliche Drogenboote in der Karibik ver- senkt, einen ausländischen Staatschef aus seinem Bunker entführt, womöglich zivile Infrastruktur im Iran bombardiert, soll sich keine Sorgen ma- chen müssen vor einer Anklage in Den Haag. Das allerdings haben auch schon frühere US- Regierungen klargemacht. 2002 unterzeichnete der damalige Präsident George W. Bush den sogenannten American Service-Members’ Protection Act, das Gesetz zum Schutz amerikanischer Staatsdiener. Es ermächtigt die US-Regierung, amerikanische Bürger, sollten sie je vor dem IStGH stehen, zu befreien, not- falls mit militärischer Gewalt. Die Vorschrift wurde daher mitunter auch als »The Hague Invasion Act« bezeichnet, als Gesetz zur Invasion von Den Haag.
Für Marco Rubio war das Gericht nicht immer des Teufels
Politisch will Rubio mit seinem Text wohl vor allem seinem Präsidenten gefallen. Donald Trump schätzt das Völkerrecht ungefähr so sehr wie Haar- ausfall oder Barack Obama. Er brauche kein Völkerrecht, hat er Anfang Januar erklärt, ihm genüge sein Verstand und seine persönliche Moral. Kurz darauf drohte er damit, den Iran auszu löschen, eine komplette Zivilisation zu vernichten. »Kuba? Ich kann damit machen, was ich will«, hat Trump erst kürzlich wieder gesagt. Den unumschränkten Herrscher, den absoluten Anführer, das ist die Vorstellung, bindet kein Recht. Rubio sagt letztlich dasselbe, nur ein bisschen auf- wendiger historisch verbrämt. Er beruft sich passend zum 250. Jahrestag der Unabhängigkeitserklärung auf das Vorbild der Gründerväter der USA. Die hätten die Souveränität über alles gestellt, das Joch eines fremden Regimes abgeschüttelt, »Unabhängig- keit ist unser Recht von Geburt an«. Rubio hat nicht immer so aggressiv argumentiert, auch der Strafgerichtshof war nicht immer des Teu- fels für ihn. Es ist gerade vier Jahre her, da unterstütz- te der heutige Außenminister im Senat gemeinsam mit dem kürzlich verstorbenen Lindsey Graham eine Resolution, die dazu aufrief, russische Kriegs verbrechen in der Ukraine in Den Haag zur Anklage zu bringen. Graham sagte nach dem Beschluss im März 2022, Amerika solle »alles tun, was wir kön- nen«, um den IStGH mit Informationen und Geheimdiensterkenntnissen zu versorgen. Jetzt schwenkt Rubio offenbar auch in dieser Frage auf Maga-Kurs. Vielleicht hat er etwas nachzuholen. »Souveränität oder Unterwerfung« heißt ein Buch des Rechtsintellektuellen John Fonte, das in der Bewegung viel gelesen wird. Ein Staat, der seine Souveränität einschränke, um sich in die internationale Ordnung zu integrieren, gebe sich auf.
Illustration: Tobias Beck u. Aaron Sondermann für DIE ZEIT
Man kann das durchaus demokratietheoretisch begründen. Warum sollte das Volk, warum sollten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einer Nation etwas von ihrer Macht abgeben, ihr Selbstbestimmungs- recht auch nur teilweise an Institutionen übertra- gen, die sie nicht selbst kontrollieren? Wenn alle Macht vom Volke ausgeht, wie kann dann ein internationales Gericht in einem fernen Land Macht über das Volk besitzen? Übersehen wird bei dieser Argumentation aber, dass es dem Volk und seinen Vertretern selbst verständlich freisteht, Teile ihrer Souveränität auf internationale Organisationen zu übertragen. Die Weltordnung der Nachkriegszeit, wesentlich von den USA organisiert, beruht auf diesem Prinzip. Allerdings war die Ablehnung des Strafgerichts- hofs von Anfang an weitgehend Konsens in den USA. Republikaner wie Demokraten haben die Ratifizierung der Römischen Verträge abgelehnt. Kein amerikanischer Präsident ist auf die Idee gekommen, dem IStGH beizutreten, auch Barack Obama nicht oder Joe Biden, sehr zur Enttäu-
Wie die Trump-Regierung d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zerstören will
schung der Europäer. Aber sie haben mit dem Strafgerichtshof gearbeitet, und sie haben ihn arbeiten lassen. Rubio jedoch geht gleich ein paar Schritte weiter. Seine Attacke auf das Gericht ist eine Attacke auf das Völkerrecht selbst. Es ist eine Absage an die Vorstellung, dass es Grenzen gibt für das, was ein Staat tun darf. Das ist die eigentliche Auskunft: Regeln? Nicht für uns. Bundesaußenminister Johann Wadephul hat denn auch schnell und für diplomatische Gepflo- genheiten recht deutlich reagiert. Er nannte den Strafgerichtshof eine unverzichtbare Institution, die »die Welt sicherer und gerechter« mache. Auch das zeigt, dass die Sache ernst ist. Weniger klar ist, warum Rubio den Drohbrief ausgerechnet jetzt veröffentlicht hat. Wer das Schreiben liest, könnte angesichts der kaum ge- bremsten Aggressivität glauben, der IStGH bereite eine Anklage gegen Donald Trump vor oder wolle morgen einen Viersternegeneral der U.S. Army zu lebenslanger Haft bei Käse und Quark in einem
niederländischen Gefängnis verurteilen. Aber nichts dergleichen. Es gibt keine offenen Haft befehle, und die 2020 eingeleiteten Ermittlungen gegen US-Geheimdienstler, die in Afghanistan an Folter beteiligt gewesen sein sollen, wurden wieder in einen bürokratischen Tiefschlaf versetzt. Was genau die USA zu tun bereit wären, um ein mögliches Verfahren des IStGH gegen US-Bürger abzuwehren, auch das hat Rubio, wie bei jeder effekt- vollen Drohung, im Unbestimmten gelassen. Die Attacke kommt in einem Moment größter Bedrängnis des Gerichtshofes. Das Völkerrecht wird weltweit missachtet und systematisch diskre- ditiert. Von der großen Hoffnung, der IStGH könne das Zentrum eines Systems internationaler Justiz und Gerechtigkeit werden, ist nicht viel ge- blieben. Nicht Juristen regeln die globalen Kon- flikte, sondern Generäle, wie gehabt. Und die aller- meisten Kriegsverbrecher laufen weiter frei herum. Mehr noch, seit der Chefankläger Karim Khan im November 2024 Haftbefehle gegen den israeli- 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Benjamin Netanjahu
und gegen zwei mittlerweile getötete Hamas-Führer erwirkt hat, steht das Gericht unter beispiellosem politischem Druck. Zudem ist ebendieser Chefan- kläger seit Wochen suspendiert wegen des Verdachts auf sexuelle Übergriffe gegen eine Mitarbeiterin. Um diesen Verdacht wuchern Gerüchte und Verschwörungstheorien. Vor allem in den sozialen Medien wird spekuliert, die Vorwürfe seien fingiert, um Khan zu diskreditieren, vom Mossad, von der CIA oder anderen Diensten. Doch mittlerweile wird auch im Umfeld des Gerichts angenommen, Khan sei nicht mehr zu halten. Noch in dieser Woche, nach Redaktionsschluss dieser Ausgabe, könnten die Ver- tragsstaaten sich endgültig von ihm trennen.
Kreditkarten wurden gesperrt, Bankkonten eingefroren
Das Rubio-Papier kommt nicht aus dem Nichts, es steht in einer langen Reihe von Drohungen und Attacken gegen den IStGH. Im vergangenen Jahr wurden mehrere Richterinnen und Richter auf die Sanktionsliste der US-Regierung gesetzt, zwischen IS-Terroristen und Drogenbaronen. Diese Listung zwingt amerikanische Unternehmen und Banken, alle Geschäftsbeziehungen zu kappen. Den betroffenen Richterinnen und Richtern wurden die Kreditkarten gesperrt, Bankkonten eingefroren, der Zugang zu Netflix und PayPal gekappt. Die slowenische Richterin Beti Hohler hat unlängst im Gespräch mit der ZEIT geschil- dert, wie drastisch das ihr Leben verändert hat. Hohler ist Mitglied jener Kammer am Straf gerichtshof, die den Haftbefehl gegen Benjamin Netanjahu erlassen hatte. In Den Haag wächst die Angst, auf die Sanktio- nen gegen einzelne Mitglieder des Gerichts könnten Sanktionen gegen das gesamte Gericht folgen. Man- che lesen den Rubio-Text in diesem Sinne als letzte Warnung. Es wäre die nukleare Option. Das Gericht hat versucht, sich darauf vorzubereiten. Es ist von ame- rikanischer Software auf europäische Anbieter umge stiegen, es soll seinen Mitarbeitern auch schon mal Gehälter im Voraus überwiesen haben. Doch ein global operierender Gerichtshof, dessen Juristen und Ermittler ohne funktionierende Kreditkarten reisen müssten, wäre nur noch ein Schattengericht. Nicht zerstört, aber weitgehend entmachtet. Auch euro- päische Firmen und Banken müssten die Zusam- menarbeit mit dem IStGH einstellen, um nicht selbst zum Ziel von US-Sanktionen zu werden. »All tools at our disposal«, hat Rubio geschrie- ben: alle Mittel, die uns zur Verfügung stehen. Wie würde Europa darauf reagieren? Die Bun- desregierung? Sollte es je so weit kommen, würde der IStGH zu einem dramatischen, fast tragischen Beispiel dafür, wie verwundbar ein Europa ist, das digital nicht souverän ist. Wie sehr die USA die entschei- denden Technologien, Geldströme, Informations- flüsse beherrschen. Das Bankensystem, die Soft- ware, die Clouds. Wie ausgeliefert die Welt der technologischen US-Dominanz gegenübersteht. Wer d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abschalten kann, kann auch fast alles andere abschalten. Das ist vielleicht das Bedrohlichste an Rubios Pamphlet. Die Globalisierung ist in Wahrheit eine ameri- kanisch dominierte Globalisierung, sosehr der US- Außenminister auch gegen die »smug globalists«, die »selbstgefälligen Globalisten« in Genf, Davos oder eben Den Haag pesten mag. Es wäre eine zynische Pointe: Die Amerikaner spielen zum vermeintlichen Schutz ihrer nationa- len Souveränität ihre globalisierte Macht aus. In Wahrheit geht es nicht um Souveränität oder Unterwerfung, sondern um Souveränität und Unterwerfung: Souveränität für Amerika, Unter- werfung für alle anderen (jedenfalls für alle, die keine Atomwaffen haben). Und selbst wenn die USA auf diese letzte Eskalationsstufe verzichten sollten: Es gibt ein weiteres Bedrohungsszenario, über das am IStGH nachgedacht wird. Am Gericht, so ist zu hören, fürchtet man, die Trump-Regierung könnte andere Staaten unter Druck setzen, aus dem Römischen Statut auszusteigen. Staaten etwa, die Trump ideo- logisch nahestehen oder von ihm abhängig sind. Staaten wie El Salvador oder Chile zum Beispiel. »Brick by brick«, Stein für Stein, wie Rubio geschrieben hat. Oder eben: Staat für Staat. Bliebe es bei einigen wenigen Austritten, wäre das in Den Haag wohl zu verschmerzen. Würde daraus jedoch eine Welle, könnte es für das Gericht existenziell werden. In einer Zeit, in der das Völkerrecht als überflüssig oder als Sache für Schwächlinge diskreditiert wird, würde eine mas- senhafte Abkehr die Legitimität des Gerichts ernsthaft infrage stellen. Und es würde für die Europäer in großer Schärfe infrage stellen, wie sie mit Austrittswilligen oder Wackelkandidaten umgehen sollen, und damit letztlich mit der Zukunft des IStGH: Alle ziehen lassen, die gehen wollen? Oder Gegendruck aufbauen? Am Ende: für das Gericht kämpfen?
Zu den Ermittlungen des IStGH siehe auch
Verbrechen, S. 15
Rüdiger von Fritsch war dabei, wenn deutsche Politiker zu Besuch in Moskau glaubten, Putin ins Gewissen reden zu können. Jetzt hat er in seinem Buch »Die Geschichte in mir« über sein vielleicht schwierigstes Thema geschrieben: seinen eigenen Vater. Der trat früh der NSDAP bei, war in der Waffen-SS, Teil der Besatzungsmacht in Litauen – und hielt bis zu seinem Tod an seinen Überzeugungen fest.
DIE ZEIT: Herr von Fritsch, wie wächst man mit einem überzeugten Nazi als Vater auf? Rüdiger von Fritsch: Als Kind nimmt man alles, was die Erwachsenen erzählen, als selbstverständ lich hin. Ich begann, aus den verschiedenen Erzäh lungen meinen eigenen Flickenteppich der Ver gangenheit zusammenzusetzen. Dazu gehörte bei uns, dass einerseits die Familien meiner Eltern unendliche Verluste im Krieg erlebt hatten: den Verlust an Heimat, an Hab und Gut, vor allem aber an Menschen. Die Brüder meiner Eltern wa ren gefallen. Unser Vater reichte uns die Erklärung dazu: Deutschland wurde angegriffen, musste sich verteidigen, und die anderen sind schuld an dem, was geschehen ist. ZEIT: Wann begannen Sie zu zweifeln? Von Fritsch: Als ich auf Mitschüler traf, deren Familien die Dinge anders sahen. Daraus entstand die erste Irritation. Und dann in der Schule, im Unterricht, beim Schüleraustausch in Frankreich und Schottland. Da lernte ich, dass es nicht nur die Bombardierung seiner Heimatstadt Dresden gab, sondern auch die von Coventry. Ich kam also mit »Coventry« zurück, und dann ging die Kontro verse los. ZEIT: Wie hat Ihr Vater die Bombardierung des britischen Coventry erklärt? Von Fritsch: Großbritannien habe uns bedroht, deswegen hätten wir uns verteidigen müssen. Ich begann selbst zu recherchieren, trug ihm immer wieder Neues vor, studierte Geschichte. So kam es zu weiteren Auseinandersetzungen. Das scheint mir ein wichtiges Wort zu sein: sich auseinander setzen. Sich unterhalten, streiten. Aber am Ende findet jeder seinen Ort. ZEIT: Warum fiel es ihm so schwer, zu sagen: Ich habe mich geirrt? Von Fritsch: Weil er sich aus seiner Sicht nicht geirrt hatte. Er lebte in einem geschlossenen Welt bild, in dem all das, was ich ihm vortrug, Fäl schungen und Lügen waren. Solche geschlossenen Weltbilder finden wir dieser Tage zum Beispiel bei Coronaleugnern. Mein Ziel war, nichts ungesagt zu lassen und mir später nicht vorzuwerfen zu müssen, ich hätte irgendwelche Fragen nicht gestellt. ZEIT: Aber es kam nicht zum Bruch? Von Fritsch: Mein Vater hat realisiert, dass wir Kinder in einer anderen Welt leben müssen. Er hat meine drei Brüder und mich auf ein Internat
»Russische Menschen sind wunderbar, ...
Hier spricht er über seinen Nazi-Vater, seine Erlebnisse in Russland und ein Treffen mit Wladimir Putin
gegeben, das von einem jüdischen Pädagogen mit gegründet worden war und in seiner Zeit von einem britischen Marineoffizier geleitet wurde. Die Briten waren die Allerbösesten aus Sicht meines Vaters. Und nun schlug dieser Brite mir einen Schüler austausch in Schottland vor, und mein Vater sagte, wunderbar, guck dir die Welt an. ZEIT: Erwogen Sie nie, den Kontakt abzubrechen? Von Fritsch: Nein. Wir redeten nicht jedes Mal über die Geschichte, und bei bestimmten Anlässen vermieden wir das Thema, um nicht gleich wieder in Streit zu geraten. Und natürlich machte ihn sehr viel mehr aus als diese Überzeugungen. Vor allem aber: Mein Vater hat nie Gefolgschaft verlangt, sondern eben im Gegenteil uns bewusst gefördert, unsere eigenen Wege zu gehen. Das hat jenes Band erhalten, das ihm wichtiger war als seine Ideologie: die Familie. ZEIT: Wie stark prägten die Erfahrungen Ihrer Kindheit Ihre spätere Tätigkeit? Sie waren Botschafter in Warschau, bevor Sie nach Moskau gingen. Von Fritsch: Die Erzählungen vom Krieg wurden zur dunklen Grundmelodie meiner Kindheit. Die Biografien der Menschen vor uns prägen uns, und so mag dies dazu beigetragen haben, dass ich Diplomat geworden bin, denn die Diplomatie hat das Ziel, den Frieden zu bewahren oder wieder herzustellen. ZEIT: Als Botschafter haben Sie einen Soldaten friedhof im Süden Russlands besucht, auf dem Ihres gefallenen Onkels Polja gedacht wird. Von Fritsch: Polja, der Bruder meiner Mutter, hatte eine starke Sehschwäche, plus 6,5 Dioptrien auf beiden Augen, und keine Chance, diesen Krieg zu überleben. Was alle ahnten, auch er selbst. Seine Biografie verkörperte für mich den völligen Irrsinn des Kriegs. ZEIT: Sie schreiben, das habe Ihnen geholfen, die Perspektive der Opfer zu verstehen. Spielte dabei das Gefühl der Schuld eine Rolle? Von Fritsch: Schuld ist individuell. Sie vererbt sich nicht. Was sich vererbt, ist die Verantwortung. Die Verantwortung ist das, was ich immer gespürt habe, und deshalb war das Gedenken ein zentraler Teil meiner Arbeit als Botschafter. ZEIT: Es gibt keine Kollektivschuld? Von Fritsch: Jeder, der etwas mitträgt, das ver brecherisch ist, lädt möglicherweise Schuld auf sich. Das gilt auch für meinen Vater. ZEIT: Ihr Vater war frühes Mitglied der NSDAP, in der SS und aktiv bei der Besatzung Litauens. Von Fritsch: Er hat durch eigenes Handeln – nicht zuletzt als Verwaltungsbeamter im vom Deutschen Reich besetzten Litauen – eine Ideologie und ein Regime mitgetragen, das Verbrecherisches getan hat. Damit hat er Schuld auf sich geladen. Das ist unabhängig von der Frage individueller Schuld, die bei ihm nach allem, was man weiß, nicht groß gewesen ist.
ZEIT: Sie waren als Botschafter in Moskau oft mit den Fragen von Verantwortung und Schuld be fasst. Nach viereinhalb Jahren des russischen Kriegs gegen die Ukraine: Wie ist es heute um die Schuld der Menschen in Russland bestellt? Von Fritsch: Das hat etwas Tragisches: Putin hat sein Land zur Geisel genommen und den Men schen Russlands Schuld für die Verbrechen auf geladen, die ihr Land in der Ukraine verübt. ZEIT: Als Sie in Russland 2014 ankamen, hatte Russland bereits die Krim annektiert und führte Krieg in der Ostukraine. Wie tritt man da als Botschafter auf? Von Fritsch: Indem man versucht, die Situation zu verstehen und eine klare Haltung zu zeigen. Was wir oft erleben, ist eine schlimme Verwechslung von Verständnis und Rechtfertigung. Aus dem richtigen Bemühen, Russland zu verstehen, darf man keine Rechtfertigung ableiten für das, was das Land tut. Russland und die russische Kultur sind großartig. Das bleibt so. Russische Menschen sind wunderbar. Das bleibt so. Die russische Politik ist furchtbar. Das eine lässt sich nicht mit dem anderen verrechnen. ZEIT: Der Historiker Gerd Koenen hält deutschen Politikern und Diplomaten vor, einen verengten Blick auf Russland und die Geschichte zu haben. Von Fritsch: Was stimmt, ist: Wir haben, wenn wir über die Sowjetunion sprachen, zu oft den Blick nur auf Russland gehabt. Dadurch war uns wenig bewusst, dass Russland und die Sowjetunion Kolo nialreiche waren, die viele Völker grausam unter worfen hatten. Das hatte zur Folge, dass manche sich in den 1980er-Jahren die Ost- und Ent spannungspolitik nicht von wild gewordenen konservativen katholischen Arbeitern in Polen kaputtmachen lassen wollten, die eine unabhängige Gewerkschaft gründeten. ZEIT: Waren Sie vor dem verengten Blick auf Russ land durch Ihre Erfahrungen in Polen geschützt? Von Fritsch: Sie haben mir sehr geholfen. Diese Jahre 1986 bis 1989 waren für mich prägend, weil ich den Kontakt hielt zur illegalen Opposition in Polen, auch zur Kirche. Mir war damals völlig klar, wer auf der richtigen Seite der Geschichte steht und dass diese Freiheitsbewegungen die Zukunft Polens und Europas sind. Auch in der damaligen Sowjetunion gab es diesen Aufbruch. ZEIT: 2014 lernten Sie Wladimir Putin kennen. Wie haben Sie ihn erlebt? Von Fritsch: Um Putin zu verstehen, zitiert man ihn am besten selbst: »Einmal KGB, immer KGB.« Seine intensive Beschäftigung mit der Geschichte hatte da schon zugenommen und kulminierte dann kurz vor dem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2022 in einer völligen Verdrehung der Geschichte, in der Negierung der eigenen Schuld und Verantwortung. Das ist ein wichtiges Instrument autokratischer Herrscher, um eigene Vergehen zu rechtfertigen.
Auch bei meinen russischen Kollegen gab es einen absoluten Mangel an historischem Verständnis. Immer wieder wurde ich aufgefordert, wir Deutsche sollten doch die russophoben Balten und Polen zur Räson bringen. Meine Frage, ob diese Angst an gesichts der historischen Erfahrungen nicht sehr verständlich sei, war nicht sehr populär. ZEIT: 2019 haben Sie bei Ihrer Verabschiedung aus Moskau ein letztes Gespräch mit Putin geführt. Sagte er Ihnen damals irgendetwas, was die Eskala tion in der Ukraine drei Jahre später erahnen ließ? Von Fritsch: Wolodymyr Selenskyj war in der Ukraine gerade gewählt worden, und ich habe gesagt, Herr Präsident, wäre das nicht eine Gelegen heit, dass Russland auf einen neu gewählten Präsi denten des Nachbarlandes zugeht? Da verfiel Putin in eine Sprache, die ich hier nicht wiedergeben kann, warum es unvorstellbar sei, dass sich das große Russland auf irgendjemanden zubewege. ZEIT: Was bedeutet seine KGB-Prä gung für den Umgang mit ihm? Von Fritsch: Wenn wir über ein Ende des Krieges gegen die Ukraine nach denken, müssen wir uns in seine Logik versetzen. Sie kennt nur Macht, Dominanz, Respekt. Kompromisse und Frieden sind keine Worte in die sem Denken, das um eine Verschwö rung gegen sein Land und ihn kreist. Immerzu geht es gegen Russland, gegen ihn. Deswegen tut die Ukraine gegenwärtig genau das Richtige: Sie führt den Menschen in Russland vor, dass ihr hoher Herr nicht allmächtig ist. Aber viele im Westen glauben immer noch, man müsse dem Bären nur ein Stück Fleisch zuwerfen, also einen Teil der Ukraine, dann werde Putin schon nach geben. ZEIT: Festigt Putins Geschichtsverfälschung das Fundament seines Regimes? Von Fritsch: Ganz bestimmt. Putin unterbreitet den Menschen ein verführerisches Angebot, er macht aus der eigenen Vergangenheit eine leuch tende Heldengeschichte, die alle Verfehlungen aus blendet. Inzwischen werden sogar die Verbrechen Stalins relativiert oder geleugnet. Es verlangt jedem viel ab, sich mit der Geschichte des eigenen Landes aufrichtig auseinanderzusetzen. Wir Deutsche wis sen das nur zu gut. Putins Angebot aber bedeutet, das gar nicht zu müssen, denn in Wirklichkeit war alles großartig. ZEIT: Es darf kein Leiden geben, keinen Schmerz. Von Fritsch: Die Versehrten des Zweiten Welt krieges sind quasi verbannt worden damals. Man wollte sie nicht sehen. Man ist mit ihnen nicht gut umgegangen. ZEIT: Und doch sieht man sich als Opfer der Geschichte.
Von Fritsch: Ja. Das größte Land der Erde behaup tet, ständig gedemütigt zu werden. Das ist schon eine anstrengende Erzählung. Der Historiker Karl Schlögel hat einmal gesagt, wie kann man ein so großes Land eigentlich demütigen? Aus dieser ewigen Opfererzählung entsteht dann die Recht fertigung für die Verbrechen, die wir gegenwärtig in der Ukraine erleben. ZEIT: Was kann man gegen diese Propaganda tun? Von Fritsch: Wir müssen den Lügen immer wieder die Tatsachen entgegensetzen und die Mechanismen der Propaganda offenlegen. ZEIT: Wie gehen die Menschen in Russland mit der Propaganda um? Von Fritsch: Die Menschen in Russland wie schon in der Sowjetunion leben in zwei Wirklichkeiten. Sie wissen genau, dass sie öffentlich loyal sein müssen, weil es für sie sonst existenziell gefährlich wird. Am Küchentisch aber kann man sehr andere Meinungen äußern. Das weiß Wladimir Putin, und deswegen hat er so viel Angst vor dem eigenen Volk. Sonst wäre er nicht so repressiv. Auch er kennt das Sprichwort: Wer gesenkten Hauptes geht, dem wird der Kopf nicht abgeschlagen. Das haben viele Menschen verinnerlicht. Ich glaube sehr wohl, dass die Men schen bereit wären, eine andere Wirk lichkeit mitzutragen. ZEIT: Dafür bräuchte es eine Aus einandersetzung mit der Wahrheit. Glauben Sie, dass die russische Ge sellschaft sich irgendwann ihren Ver brechen in der Ukraine stellen kann? Von Fritsch: Sie hat sich auch der Wahrheit über die Verbrechen Stalins gestellt! Michail Gorbatschow hat mir mal einen sehr schönen Satz gesagt: »Nur der Westen glaubt, Russland sei unfähig zur Demo kratie.« Ich sehe die nicht morgen kommen. Ich sehe sie nicht in einer unmittelbaren Zeit nach Putin. Aber richtig ist, dass so eine Staats- und Gesellschaftsform in Russland möglich ist. Darauf müssen wir setzen und alles versuchen, darauf hinzuwirken, dass dies eines Tages ein anderes Russland sein könnte. ZEIT: Und wenn es nicht gelingt? Was wird aus einer Gesellschaft, die sich der Wahrheit ver sperrt? Von Fritsch: Ihr Kollege Theo Sommer hat den Satz geprägt: Wir sollten die Zukunft nicht durch einen Mangel an Fantasie beleidigen. Was ist uns alles gelungen, was wir für unvorstellbar gehalten haben! Deswegen setze ich darauf, dass die Dinge sich auch zum Guten wenden können. Russland ist nicht auf Dauer zur Diktatur verurteilt.
Rüdiger von Fritsch, 72, war von 2014 bis 2019 in Moskau
Fotos: Nanna Heitmann/The New York Times/Redux/Laif (o.); Teutopress/Imago (u.)
7 DIE ZEIT No 32 23. Juli 2026 POLITIK Rechts interessant!
Nur mit dem Finger auf die Rechten zu zeigen, reicht nicht
Dabei gäbe es einen klügeren Umgang mit rechtem Denken VON ROBERT PAUSCH W
ie soll man der radika- len Rechten begegnen? Soll man sie »inhalt- lich stellen«, ihr »das Wasser abgraben«? Ihre Themen bearbeiten, sie ignorieren? Sie ausgrenzen, sie einhegen? Seit rund zehn Jahren wird das diskutiert. Rauf und runter und wieder rauf. In der politischen Mitte herrscht eine strategische Flatterhaftigkeit, die wiede- rum womöglich mit einem Paradox der politischen Debatte zu tun hat: Die AfD ist zwar omnipräsent, aber trotzdem ist der Blick der Öffentlichkeit geprägt von einem professionellen Desinteresse. Es scheint, als gehe es weniger ums Verste- hen als ums Besiegen. Neulich konnte man diese eigentüm- liche Haltung wieder einmal beobach- ten. Ulrich Siegmund war zu Gast bei Markus Lanz, und die längste Zeit der Sendung ging es um das Wahlprogramm der AfD. Es ist ein 156 Seiten langes Konvolut, in dem man viel erfährt über die Ideenwelt der Partei, ihre Vor- und Feindbilder, ihr Denken, ihre Ängste. Um diese weltanschaulichen Fragen ging es in der Sendung allerdings kaum. Stattdessen listete Lanz die Forderungen der AfD auf: beitragsfreie Kitas, mehr Ab- schiebeplätze, dazu ein Babybegrüßungs- geld von 2.000 Euro. Und immer wieder
hakte er nach: Wie, Herr Siegmund, wollen Sie das alles bitte schön bezahlen? Ulrich Siegmund sagte das, was ein AfD-Politiker eben sagt: Es werde viel Steuergeld verschwendet für linke NGOs und »Integrationslotsen«. Lanz setzte nach: Das reicht doch nicht! Siegmund konterte: Das ist ja nur der Anfang. Lanz fragt, was er denn wirklich schnell umsetzen wolle. Siegmund sagte: eine Arbeitspflicht für Asylbewerber. Lanz entgegnete: Aber das bringt kein Geld in die Kasse. Die Journalistin Ursula Weidenfeld ergänzte, sie habe das Programm der AfD durchgerechnet. Und tatsächlich sei das alles nicht finanzierbar. Die AfD mache den Leuten etwas vor, während die anderen Parteien zumindest ehrlich seien und den Leuten sagten: »Der Lan- deshaushalt ist so kaputt, wir können uns nicht bewegen.« An dieser Stelle wurde Siegmund grundsätzlich: Das Programm der AfD sei ein langfristiger Plan, eine »Vision«. Immer wieder wiederholte er dieses Wort: eine Vision, eine Vision. »Ich stelle fest: Sie können nicht sagen, wie Sie die Maßnahmen finanzie- ren wollen«, entgegnete der Moderator. Sie können das doch gar nicht machen, das klappt doch alles nicht, das ist im Haushalt nicht darstellbar – nach diesem
der Wahrheit
Prinzip der Entlarvung durch Depolitisie- rung verlief das Gespräch, was wiederum auf ein grundsätzliches Problem des Spre- chens über die und mit den radikalen Rechten verweist: Die einen haben Visio- nen, die anderen Bedenken. Die AfD spricht davon, wie sie das ganze Land nach ihrem völkischen Ideal umbauen will, und die demokratische Mitte hat – in Gestalt von Politikern oder Journalisten – kritische Anmerkungen zur Gegenfinanzierung. So kann es nicht gut gehen, so wird es nicht gut gehen. Denn genau diese Logik des Geht- nicht-klappt-nicht-wird-nichts ist die Ursuppe, aus der der Rechtspopulismus überhaupt erst entstanden ist. »Die Leute haben die Schnauze voll von Experten«, diese Worte des Tory- Abgeordneten Michael Gove wurden vor zehn Jahren zum ikonischen Satz der Brexit-Bewegung, mit der die populisti- sche Revolte im Westen erst so richtig Fahrt aufnahm. Wenige Monate später wurde Donald Trump zum ersten Mal gewählt, und spätestens nach einem Jahr seiner zweiten Amtszeit sollte man sich womöglich mit dem Gedanken anfreunden, dass juristi- sche Grenzen, institutionelle Hürden und ökonomische Sachzwänge nicht die Kategorien sind, an denen man die radikale Rechte sinnvoll messen sollte.
Man kann die Grenze nach Mexiko nicht dichtmachen? Wollen wir doch mal sehen. Man kann die Globalisierung nicht zurückdrehen? Wollen wir doch mal sehen. Man kann einen Weltkonzern wie Intel nicht einfach auf Kommando teilver- staatlichen? Wollen wir doch mal sehen. Schon vor einigen Jahren sagte der Ver- fassungsjurist Christoph Möllers, dass der Rechtspopulismus die einzige politische Kraft sei, die wirklich an Politik glaubt. Er glaube daran, dass politische Entscheidun- gen in der Lage dazu seien, die Verhält- nisse grundsätzlich zu verändern, die Fließ- richtung 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 lung umzukehren, aufzuhalten. »Alles ist möglich« lautet das Kampa- gnen-Motto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Ätschi, gar nichts ist möglich«, lautet dann die Antwort, die der AfD von den anderen Parteien oder von Journalisten entgegengehalten wird. Eben weil die Kassen leer sind. Und dann gebe es ja auch noch das Europarecht, mit dem das alles nicht zu vereinbaren sei. Ausgerechnet der amerikanische Vize- präsident JD Vance hat hierzu neulich eine interessante Beobachtung formuliert. In seinem Buch Communion erinnert er sich an eine Debatte, die in seinen Jahren an der Yale Law School geführt wurde: War die Sklaverei eigentlich ökonomisch nach- teilig für die Südstaaten, weil sie die Innovationskraft durch Automatisierung hemmte? »Was für eine Frage!«, entgegnet
Wann Fortpflanzung unter Konservativen als Privatsache gilt
Vance. Die Sklaverei abzulehnen, das sei doch ein zutiefst moralischer Grundsatz, ganz gleich wie die Kosten-Nutzen-Rech- nung aussehe. Es ist schon atemberaubend: Da erzählten die Rechten allen anderen jahre- lang, dass sie mit ihrem ewigen Moralisie- ren die Leute verrückt machen – nur um dann in Gestalt von Vance zu beklagen, dass Debatten über Werte, Moral und ein gutes Leben aus dem politischen Raum verschwunden seien. An diese Stelle, so argumentiert Vance, sei ein Ökonomismus getreten, der nur noch fragt, wer wie viel konsumiert und um welche Nachkomma stelle das BIP nun wächst oder nicht. Politisch ist das Ergebnis eine Ver- kehrung der Fronten: »Geld ist nicht alles«, sagen auf einmal die Rechten. »Doch, doch, Geld ist alles«, halten Konservative und Linke dagegen. Die demokratische Mitte kommt mit dem Taschenrechner zur Revolution. Und der Journalismus wiederum folgt biswei- len dieser Logik. Herr Siegmund, Sie wollen Asylunterkünfte in Abschiebe- zentren umwandeln? Das wird teuer! Das Ergebnis dieser technokratischen Logik ist nicht nur ein Diskurs der Käl- te. Es sind auch Gespräche ohne Interes- se und Interviews ohne echte Fragen. Dieses professionelle Desinteresse kann man übrigens, ganz anders gela- gert, auch bei den sogenannten Alterna- tivmedien beobachten. Wenn man sich durch die zahlreichen Podcasts hört, behauptet zwar jeder einzelne Host, »echte Gespräche« zu führen, weil er, natürlich, »nicht voreingenommen« sei. Aber ein echtes Gespräch kommt fast nie zustande. Neulich zum Beispiel hat- te der Podcaster Ben Berndt in seinem populären Format ungeskriptet Björn Höcke zu Gast. Am Anfang des vier- stündigen Gesprächs versicherten sich Berndt und Höcke zwar, wie sehr sie sich darauf freuen, sich wirklich zu unterhalten. Aber dann sendete Höcke unentwegt, und Berndt warf ihm bloß ein paar Stichwörter hin. Dort, wo ein ernsthaft interessierter Gesprächspartner nachgefragt hätte, schwieg er, und so war das Gespräch zwar sehr lang, aber trotzdem verblüffend oberflächlich. So ist die Lage: Die sogenannten Alternativmedien interessieren sich nicht für die Rechten, weil sie die zu gut finden. Und die Etablierten tun es nicht, weil im Bermudadreieck aus Sachzwängen, Depolitisierung und Entlarven irgendwo die Neugier verloren gegangen ist. Wie könnte es denn anders gehen? Wie kann man kritisch sein, ohne so zu tun, als wüsste man vorher schon alles? Neugierig, aber nicht naiv? An dieser Stelle lohnt es sich, in die USA zu schauen. Die haben bekannter- maßen seit zehn Jahren Erfahrungen mit dem regierenden Rechtspopulismus und den unterschiedlichen Sprechhaltungen, mit denen man ihm begegnen kann: empören, entlarven, anbiedern, abmei- ern, zurechtweisen, entgegenkommen. Zwei Ansätze aber schlagen einen anderen Weg ein. Ende des vergangenen Jahres erschien ein Buch, das versucht, den Rechtspopulismus anders zu fassen als bis- lang. Nicht als reine Wut-Bewegung oder als Ausdruck politischer Irrationalität, sondern – im Gegenteil – als intellektuel- les Projekt. Furious Minds lautet der Titel, wild gewordene Denker. Mit großer Akri- bie beschreibt die Autorin Laura Field hier, aus welchen Denktraditionen sich die US- Rechte speist. Nationalkonservative, radi- kale Verfassungspatrioten, die die Grün- derväter wörtlich nehmen wollen, katho- lische Kritiker des Liberalismus, dazu Maskulinisten aus der rechten Onlinewelt, deren ideologischer Fixpunkt die Geschlechterordnung der Bronzezeit ist. Field, selbst eine Ideenhistorikerin, die bei konservativen Professoren lernte, studiert die Zeitschriften, Bücher, Videos und Interviews dieser furious minds. Sie zeich- net nach, wie sich ihr Denken entwickelt hat, wie es sich radikalisiert hat – und wo sie schlichtweg nicht zu Ende gedacht haben. Denn das Erfrischende an diesem
Gemeinsamkeiten
Buch ist, dass Field beides ist: interessiert und kritisch. »Ich versuche, ihre Schriften fair zu lesen und dabei ein gewisses Maß an Redlichkeit zu unterstellen«, schreibt Field. »Ich bin kein Bewunderer der Leute, über die ich hier schreibe, aber es wäre Unsinn zu bestreiten, dass diese Leute klug sind.« Naiv und gefährlich sei es dagegen, so zu tun, als ob man von diesen Leuten nichts lernen könne, als ob es sich hier nur um »dumme Faschisten« ohne eigene Ideen handle. Denn um Ideen, davon ist Field überzeugt, geht es, wenn man eine politische Dynamik verstehen will. Diese Überzeugung teilt Field mit zwei Journalisten, die den vermutlich besten Podcast zur amerikanischen Rechten pro- duzieren. Know Your Enemy lautet der programmatische Titel, »kenne deinen Feind«. Während Field eher aus einer liberalen Perspektive auf die radikale Rech- te blickt, sind es bei Know Your Enemy zwei Linke, die sich der Rechten annehmen. Mit der Begeisterung und der Geduld von zwei Käfersammlern beugen sich Matthew Sitman und Sam Adler-Bell über ihren Gegenstand und finden immer neue Fa- cetten: Warum genau sind die Rechten so besessen von der Pop-Ikone Taylor Swift? Warum beziehen sich so viele konservative Denker auf den deutsch-jüdischen Phi- losophen Leo Strauss? Und wie gelang es
der Republikanischen Partei in den 1960er-Jahren, konservative Traditionalis- ten und individualistische Staatsverächter unter einem Dach zu versammeln? Die Gespräche sind nerdig im aller- besten Sinn. Kenntnisreich, interessiert, detailverliebt. Es kommt vor, dass die beiden Hosts ihre Gesprächspartner dazu ermutigen, noch weiter in die kleinsten Verästelungen rechter Kam pagnentaktiken der 1980er-Jahre vorzu- dringen. »Unsere Hörer kennen das eh.« Gelegentlich haben sie rechte Intellek- tuelle zu Gast, manchmal Historiker und Philosophen, die gerade zu Themen forschen, die sie interessieren. In anderen Episoden sprechen sie nur zu zweit. Es gehe ihnen darum, das Vorurteil zurückzuweisen, dass ein echtes Interesse automatisch Sympathie bedeu- te, sagte Sam Adler-Bell einmal. Im Gegenteil: »Sobald man sich darauf ein- lässt, dass es nicht bedeutet, mit den politischen Gegnern zu sympathisieren, wenn man sie ernst nimmt, erweitert das den eigenen intellektuellen Hori- zont ganz erheblich.« Und um diese Erweiterung des Hori- zonts geht es den beiden. Know Your Enemy, schrieb einmal das Magazin Politico, sei »ein halb strategischer, halb therapeutischer Akt, um die Linke in- tellektuell wieder satisfaktionsfähig zu machen« – und zwar durch die Beschäf- tigung mit ihrem Gegner. Denn das Problem der Linken, so sehen es Adler-
Bell und Sitman, sei nicht ein Mangel an charismatischen Personen oder schlauen Gesetzesinitiativen. Es sei viel- mehr ein Mangel an politischer Vorstel- lungskraft, an Ideen. Aus diesem Grund interessiert es die beiden eben ganz ernsthaft, wie es gelin- gen konnte, dass eine marginale Idee, die ein Autor irgendwo im konservati- ven Intellektuellenblatt National Review aufschrieb, schließlich zur Regierungs- politik in den USA wurde. Nun funktioniert ein Podcast fraglos nach anderen Regeln als eine Talkshow, und ein Sachbuch lässt sich nur schwer mit einem Interview vergleichen. Aber auch in diesem Format gibt es Beispiele, wie es anders gehen kann. Der Al-Jazeera-Jour- nalist Mehdi Hasan lud zum Beispiel neulich den AfD-Mann Maximilian Krah zu einem knapp einstündigen Live-Inter- view nach London ein. Das Gespräch war gerade deshalb aufschlussreich, weil Hasan alle Beteiligten ernst nahm: sein Gegen- über, sein eher progressives Publikum und sich selbst in seiner Rolle als Journalist. Hasan war gut vorbereitet (wenn auch bisweilen ein bisschen versessen auf Nazi- Vergleiche), aber zugleich ernsthaft inte- ressiert an Krahs Antworten. Er ließ Krah ausreden, aber nicht davonkommen. Aus alldem lässt sich etwas für den deutschen AfD-Diskurs lernen: Es gibt
eine Sprechhaltung jenseits von Entlar- ven und Anbiedern, von Empören und Verharmlosen. Man könnte Ulrich Siegmund zum Beispiel fragen, was er denn unter »antideutscher Kunst« ver- steht, der die AfD laut Wahlprogramm die Gelder streichen will? Wer soll seiner Meinung nach entscheiden, was »deutsch« und »antideutsch« ist, und wie passt das alles zusammen mit dem Selbstverständnis der AfD als »libertäre Partei« (Alice Weidel)? Man kann sich kurzum ernsthaft für die radikale Rechte interessieren, ohne mit ihr zu sympathisieren. Man kann sie verstehen wollen, ohne jede abwegige Idee zu rationalisieren. Im Übrigen: Scheinbar abwegige Ideen standen am Anfang von allen möglichen revolutionären Veränderun- gen. Die Idee des befreiten Individuums war eine Träumerei. Die Idee einer kol- lektiven Versicherung gegen Arbeits losigkeit eine spinnerte Vorstellung. Wie soll das denn technisch funktionieren? Und: Wer soll das bitte schön bezahlen? Auch darum, gewissermaßen aus histo- rischer Erfahrung und prophylaktischen Gründen, lohnt es sich, sich mit den Ideen der radikalen Rechten zu beschäf- tigen. Man wird dabei, das zeigen die Beispiele, nicht rechter, aber klüger. Und schließlich ist der erste Schritt zum Widerstand: Erkenntnis.
Wer sich richtig mit den Leuten von der AfD anlegt
Er habe
Visionen, sagt
der AfD-Politiker
Ulrich Siegmund
Fotos (Ausschnitte): Teutopress/Imago
S
elten hat eine Regierung so viele Reformen in so kurzer Zeit auf den Weg gebracht: Das Bürgergeld wurde durch eine Grundsicherung abgelöst, bei Gesundheit und Pflege werden Milliardenbeträge eingespart, das Kindergeld steigt, es gibt eine neue Superreichensteuer, und ein Teil der Rentenbeiträge soll künftig an der Börse angelegt werden. Die Koalition habe »geliefert«, so formulierte es der Bundeskanzler vergangene Woche, und formal betrachtet ist das auch korrekt. Aber was folgt daraus inhaltlich? Welche Auswirkungen haben die Maßnahmen der Regierung auf den Haushalt, den Arbeitsmarkt und die Einkommen der Deutschen? Das Leibniz-Zentrum für Europäische Wirt- schaftsforschung in Mannheim (ZEW) hat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r ZEIT die Folgen der wich- tigsten Reformen untersucht. Damit liegt nun erst- mals eine wissenschaftlich fundierte Gesamtbetrach- tung der Beschlüsse vor. Das Ergebnis lässt sich so zusammenfassen: Für die Mehrheit der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halten sich die Belastungen in Grenzen. Ein unverheirateter und kinderloser Alleinver- diener mit einem jährlichen Bruttoeinkommen von 55.000 Euro – was in etwa dem mittleren Ver- dienst in Deutschland entspricht – muss demnach 2028 rund 51 Euro mehr an Steuern und Abgaben bezahlen als bislang. Die gestiegenen Beiträge für Krankenversicherung, Pflegeversicherung und Rentenversicherung werden durch die steuerliche Entlastung teilweise ausgeglichen. Ist dieser Alleinverdiener verheiratet und lebt in seinem Haushalt ein Kind unter zwölf Jahren, kommt er auf eine Entlastung in Höhe von 104 Euro. Selbst bei hohen Einkommen erhöht sich die Abgabenbelastung nur moderat. Bei einem Brutto lohn von 180.000 Euro ergibt sich beim Allein- stehenden ein Minus von 361 Euro, im Fall der Alleinverdienerfamilie mit einem Kind unter zwölf Jahren bleibt den Berechnungen zufolge eine Mehrbelastung von 176 Euro übrig. Deutlich höhere Belastungen drohen lediglich bei Einkommen von über 300.000 Euro oder bei kinder- losen Alleinverdienerpaaren. Im zweiten Fall wirkt sich vor allem die Abschaffung der beitragslosen Mitversicherung negativ aus. Bislang konnte sich der Ehepartner, der keiner oder nur einer geringfügigen Beschäftigung nachgeht, bei einer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 mitversichern, ohne dafür Beiträge entrichten zu müssen. Diese Regelung soll nun gestrichen werden, sodass zusätzliche Beiträge fällig werden. Die Folge: Bei einem Einkommen von 55.000 Euro beträgt das Minus in dieser Haushalts- konstellation 1.354 Euro. Berücksichtigt wurden in der Rechnung die Änderungen im Steuerrecht, bei der Rente, der Pflege und bei der Krankenversicherung, soweit sie über die ohnehin gesetzlich vorgeschriebenen regelmäßigen Anpassungen hinausgehen. Nicht berücksichtigt ist, dass den höheren Beiträgen bei der Rente auch höhere Rentenleistungen gegenüberstehen. Diese Leistungen fallen aber erst in der Zukunft an und sind in ihrer Höhe schwer abzuschätzen. Was die Zahlen auch zeigen: Den meisten Haushalten mag eine deutliche Mehrbelastung durch die Reformen erspart bleiben, die von
‒500
Bruttoeinkommen
A
+0 €
am meisten
‒1000 Auswirkungen der Reformen auf das Nettoeinkommen im Jahr 2028 im Vergleich zu 2026, Angaben in Euro
Nettoverlust Nettogewinn
ZEIT-GRAFIK/Quelle: ZEW-EviSTA
JD Vance ist der erste US-Vizepräsident seit 156 Jahren, der während seiner Amtszeit Vater geworden ist. Der kleine Alec Neel ist bereits das vierte Kind (und der dritte Sohn) des 41-Jährigen, während der 1870 geborene Schuyler Colfax III, Sohn des dama- ligen Vizepräsidenten Schuyler Colfax II, Einzelkind blieb. Vier Kinder zu haben, ist für US-Vizepräsiden- ten allein schon deshalb ein Segen, weil ihr Amt – glaubt man den Vorgängern von Vance – so ziemlich der ödeste Job ist, den die US-Politik zu bieten hat, und das Kindergeschr..., äh, sorry: die Zukunfts- musik vom berufsbedingten Blues ablenkt.
Die Regierung hat ihr Reformpaket beschlossen. Wir haben nachgerechnet,
was das für Ihr Geld bedeutet VON CHRISTIAN ENDT, DAVID SCHACH UND MARK SCHIERITZ
Foto: Nils Böddingmeier
Alleinerziehend mit Kind Alleinverdiener-Ehepaar mit einem Kind unter 12 Jahren Alleinverdiener-Ehepaar kinderlos Single
‒500 ‒500 ‒500
‒2000
‒2000
100.000
10.000
100.000
10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0
PETER DAUSEND über den Segen der Vaterschaft und die Ödnis der US-Vizepräsidentschaft
Bereits der erste Vize der US-Geschichte, John Adams, beklagte sein Schicksal als Nummer zwei: »Mein Land hat in seiner Weisheit für mich das unbe- deutendste Amt erfunden, das je der menschliche Verstand sich ausgedacht oder seine Fantasie sich vor- gestellt hat.« 140 Jahre später verglich Thomas Mar- shall, der Vize von Präsident Woodrow Wilson, sein Dasein sogar mit einem dauerhaften kataleptischen Anfall: »Ein Vizepräsident kann nicht sprechen, er kann sich nicht bewegen, er leidet keine Schmerzen, er ist sich völlig bewusst, was vor sich geht, hat aber keinen Anteil daran.« Doch niemand brachte die
Eine Familie und ihr Haus: In vielen Fällen bleibt weniger Netto vom Brutto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eigene Ohnmacht so metaphernstark auf den Punkt wie John Nance Garner, der Stellvertreter von Frank- lin D. Roosevelt weitere 20 Jahre später: »Das Amt ist nicht einmal einen Eimer warmen Urins wert.« Aber wie so vieles andere hat auch das Elend eine Kehrseite, zumal wenn man – wie auch der Ur-Vize John Adams in einem helleren Moment erkannte – nur einen Herzschlag von der Macht entfernt ist: »Ich bin der Vizepräsident. In dieser Funktion bin ich nichts, aber ich kann alles sein.« Von den bisher 50 Vizepräsidenten (JD Vance inklusive) sind bisher immerhin 15 später selbst Präsident geworden. Acht
‒2000 ‒2000
allein dadurch, dass ihr Vorgänger das Ende seiner Amtszeit nicht erlebte – vier waren eines natürlichen Todes gestorben (Harrison, Taylor, Harding, Roose velt), vier ermordet worden (Lincoln, Garfield, McKinley, Kennedy). Sollte JD Vance tatsächlich Präsident werden, so muss man ihn vor einer langen Antrittsrede warnen. Die bisher längste hielt William Henry Harrison am 4. März 1841 – 32 Tage später war er tot. Ob es über- haupt erstrebenswert ist, Herr im Weißen Haus zu werden, scheint fraglich, zumindest wenn man Bill Clinton reden hört: »Ein Präsident ist wie ein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versprochene »spürbare« Entlastung kommt aber ebenfalls nicht zustande. Das liegt vor allem daran, dass die Koalition angesichts der Fehlbeträge im Bundes- haushalt auf umfangreiche Steuersenkungen verzichtet hat. Die nun geplante Steuerreform gleiche »nicht einmal die kalte Progression aus«, sagt Holger Stichnoth, Leiter der Forschungs gruppe Ungleichheit und Verteilungspolitik beim ZEW. Gemeinsam mit seinem Kollegen Michael Hebsaker hat er die Berechnungen erstellt, mit denen die Reformauswirkungen quantifiziert wurden. Dabei haben sie auf ein ökonomisches Simulationsmodell zurückgegriffen, das das deutsche Steuer- und Transfersystem abbildet. Als kalte Progression bezeichnen Ökonomen einen rein durch die Inflation bedingten Anstieg der Steuerlast. Die Logik: Wenn die Gehälter der Arbeitnehmer angehoben werden, um einen teue- rungsbedingten Kaufkraftverlust auszugleichen, dann greifen höhere Steuersätze, ohne dass die Menschen tatsächlich reicher geworden sind. Die- se schleichende Steuererhöhung gleichen Regie- rungen üblicherweise in regelmäßigen Abständen aus, sie sind dazu aber nicht gesetzlich verpflichtet. Deshalb werden die steuerlichen Entlastungsmaß- nahmen hier als Teil der Reformen behandelt. Das ZEW hat auch untersucht, welche Ein- kommensgruppen durch die Maßnahmen beson- ders betroffen sind und welche die Regierung ver- schont. Im Durchschnitt ändert sich bei Verdiens- ten bis etwa 55.000 Euro im Jahr praktisch nichts, danach bleibt weniger Netto vom Brutto. Bei den Spitzenverdienern mit einem Gehalt ab 250.000 Euro im Jahr belaufen sich die zusätzlichen Abzüge auf 2.421 Euro. Auch prozentual – also gemessen an der Höhe des Einkommens – ist das Minus in der Spitzengruppe am höchsten. Oder anders gesagt: Die Reichen zahlen am meisten. Sind die paar Euro mehr oder weniger die politischen Mühen wert? Das ist eine philosophi- sche Frage. Was sich auf Basis der Daten sagen lässt: Die Maßnahmen tragen zur Haushaltskon- solidierung bei. Das ZEW beziffert den Spareffekt auf 9,7 Milliarden Euro im Jahr. Der erklärt auch, weshalb die Entlastungswirkungen so gering sind. Es gab schlicht nichts zu verteilen. Mit dem Modell des ZEW lässt sich außerdem untersuchen, ob es durch die veränderte Abgaben- belastung zu Verhaltensanpassungen kommen wird. Die Idee: Menschen reagieren auf Anreize, und das Ausmaß dieser Reaktion lässt sich mathe- matisch abschätzen. Die Auswertung des ZEW ergibt, dass das Arbeitsangebot mittelfristig um 19.000 sogenannte Vollzeitäquivalente steigt. Die Arbeitnehmer wären also bereit, in einem Umfang mehr zu arbeiten, der 19.000 Vollzeitstellen entspricht. Ein Grund dafür ist der Wegfall der beitragslosen Mitversicherung. Sie hat zur Folge, dass bei der Annahme eines Jobs nicht mehr wie früher höhere Krankenkassenbeiträge drohen. Das Modell des Instituts berechnet allerdings nur das zusätzliche Arbeitsangebot der Haushalte. Damit diese Stellen auch wirklich entstehen, müsste es bei den Unternehmen einen ent- sprechenden Bedarf an Arbeitskräften geben. Das ist aber ein anderes Thema.
+9 €
Unter www.zeit.de/reformrechner können Sie
Ihr Gehalt eingeben
Veränderung des jährlich verfügbaren Durchschnittseinkommens
Ausgewählte Einkommensklassen (inkl. Transferleistung)
über 250 Tsd. € –2.421 €
Friedhofsverwalter. Er hat eine Menge Leute unter sich – aber keiner hört zu.« Schuyler Colfax II, der Vorgänger von JD Vance als Kindeserzeuger im Amt, wurde übrigens nie Präsident. Nach seiner Amtszeit verschwand er infolge einer Finanzaffäre ganz aus der Politik. Etwas Ähnliches würde man Vance ja auch wünschen. Dummerweise sind Rücktritte wegen Skandalen seit Donald Trumps Amtsantritt als 47. Präsident der USA aus der Mode gekommen. Aber vielleicht hilft ein Appell an den Vielfachvater JD weiter: Make kids, not politics.
10 bis 20 Tsd. €
30 bis 55 Tsd. €
–241 €
150 bis 250 Tsd. €
DIE ZEIT No 32 23. Juli 2026
DIE ZEIT: Frau Prien, Ihr Haus gibt im Jahr rund 190 Millionen Euro für Demokratie förderung aus. Nun ist eine Debatte entbrannt, weil Sie zum Jahresende 200 Projekte vorzeitig beenden und das Programm »Demokratie leben!« neu ausrichten: weniger Geld für zivil- gesellschaftliche Initiativen, dafür mehr für freiwillige Feuerwehren, Sportvereine oder Schulen. Warum halten Sie das für nötig? Karin Prien: Mich bewegt die Frage: Wie begegnen wir der Radikalisierung und der nachlassenden Bereitschaft einander zuzuhö ren? Ich glaube, dafür ist es sinnvoll, Regelstruk turen wie Schulen und Vereine stärker zu nutzen. Was in der hitzigen Debatte oft unter geht: Die meisten Programmteile führen wir weiter, wie die »Partnerschaften für Demokra tie«, bei denen Geld in die Kommunen geht und dort verteilt wird. Nicht fortführen werden wir unter anderem die »Innovationsprojekte«, bei denen auf Betreiben meiner Vorgängerin Lisa Paus von den Grünen auch Vielfalt ein Förderziel war. Vielfalt allein ist aus meiner Sicht aber kein ausreichendes Förderziel. Stephan Anpalagan: Ich sehe diese Veränderung kritisch. Wir haben in Deutschland eine gute, enorm wichtige Projektlandschaft der Zivil- gesellschaft. Jenseits staatlicher Strukturen bearbeitet sie die Themen Demokratie, Vielfalt und Extremismusbekämpfung. Dieses ruckarti ge Manöver Ihres Ministeriums führt jetzt dazu, dass Vertrauen und Kompetenz verloren gehen. ZEIT: Betroffen vom Auslaufen der Projekt förderung sind Organisationen wie Hate Aid, die Amadeu Antonio Stiftung oder kleine lokale Vereine und migrantische Netzwerke. Prien: Wir ändern die Förderkriterien, das steht mir als Ministerin wie meinen Vorgängerinnen zu. Aber alle Projekte können sich wieder bewerben. Das müssen sie ohnehin jährlich tun: Jede Förderung steht unter Haushaltsvorbehalt. Anpalagan: Den Vereinen waren noch mehrere Jahre Förderung in Aussicht gestellt worden. Da ist es wie bei Corona in der Gastronomie: Bei zu großer Unsicherheit wandern Menschen in andere Bereiche ab. Diese Expertise kriegen wir nicht wieder zurück. Prien: Wir fördern ja weiter. Außerdem haben wir die Änderungen schon voriges Jahr ange kündigt. Wir setzen als Regierung einfach
Zivilgesellschaft im Osten ist das fatal«
von »Vielfalt« ausgeben. Der Publizist Stephan Anpalagan entgegnet: Das habe fatale Folgen
andere Schwerpunkte: Wir konzentrieren uns noch mehr auf Sicherheit im Netz, Demokra tiebildung und Extremismusprävention. Dabei haben wir den Rechtsextremismus weiter besonders im Blick, weil von ihm die größte Gefahr ausgeht. Aber auch Linksextremismus, Islam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nehmen wir mehr in den Fokus. Das zielt vor allem auf junge Menschen, die das Vertrauen in unser System zu verlieren drohen. Anpalagan: Sie dürfen nicht außer Acht lassen, wieso das Programm gegründet wurde: Am An fang stand die Enttarnung des NSU und damit das Versagen von Staat und Sicherheitsbehör den. Da braucht es ein nicht staatliches Korrek tiv. Wenn mehr Ressourcen in andere Bereiche fließen, ohne dass der Etat steigt, heißt das: Bei der Prävention von Rechtsextremismus wird ge spart. Dabei ist der heute auf einem Allzeithoch und hat sogar einen parlamentarischen Arm. Umso wichtiger wäre, die Förderung so sicher, langfristig und stabil wie möglich zu halten. ZEIT: Frau Prien, Sie äußerten in einem Inter view den Eindruck, das Programm sei »eher in das linksliberale Milieu« ausgerichtet. Können Sie das mal erklären? Prien: Man ist der Logik gefolgt: Was Vielfalt fördert, hat automatisch eine positive Wirkung auf die Zustimmung zur Demokratie. Das würde ich infrage stellen. Und meinen Eindruck hat Herr Anpalagan ja bestätigt. Sie haben gesagt, wir brauchen eine kritische – Klammer auf: linksprogressive – Zivilgesellschaft, die den Staat kontrolliert. Anpalagan: Können denn nicht auch Konser vative, Bürgerliche und Liberale kritisch dem Staat gegenüber sein? Wer Organisationen, die sich für die Werte der Verfassung einsetzen, als Linke diffamiert, hat einen sehr verengten Blick darauf, was wichtig ist. Was ist überhaupt links? Ich habe sieben Jahre für Porsche gearbeitet, bin im Rotary Club, bilde Polizisten aus, habe mich bei der Bundeswehr zur Reserve gemeldet. Trotzdem gelte ich in der politischen Debatte oft als linker Gottseibeiuns. Prien: Es geht hier doch nicht darum, ob man linke Positionen vertreten darf. Die Frage ist: Was fördert der Staat? Da sind wir unterschied licher Meinung. Das Programm hatte zuletzt eine zu starke Minderheiten- und identitätspo
STREIT
litische Perspektive. Ich will mehr die stille Mit te erreichen. Es ist zum Beispiel nicht die Auf gabe von »Demokratie leben!«, eine bestimmte Position in der Flüchtlingspolitik zu vertreten. ZEIT: Sie sagten kürzlich, dass Sie »allergisch« gegen Identitätspolitik sind. Prien: Von linker wie von rechter Seite. Weil ich glaube, dass Identitätspolitik den universalisti schen Konsens über Menschenrechte und Menschenwürde zerstört. Darum bin ich da empfindlich. Anpalagan: Was ist für Sie Identitätspolitik? Prien: Etwa die Überdehnung des Begriffs Rassismus, der antikolonialistische oder der extreme genderpolitische Ansatz. Ich glaube, das spaltet die Gesellschaft, anstatt sie zusam menzuführen. Anpalagan: Aber Minderheitenschutz ist Kern aufgabe ein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Ebenso wie der Kampf gegen Frauenfeindlich keit. Das ist nicht bloß ein Anliegen der Linken, sondern von einer großen Bandbreite von Menschen. Wo ist das Problem? Sie haben Rassismus genannt – was ist Ihnen am Anti rassismus denn bisher zu überdehnt im Rahmen von »Demokratie leben!«? Prien: Wir sind uns einig, dass wir eine Band breite brauchen. Und Minderheitenschutz, ja! Ich muss aber noch lange keine Position wie den sogenannten antimuslimischen Rassismus vertreten. Wir hatten eben eine zu starke Aus richtung des Programms auf Identitätspolitik. Anpalagan: Aber wie geht denn etwa der Kampf gegen Antisemitismus, ohne dass er identitäts politisch ist? Denn er nimmt ja explizit Juden und ihre jüdische Identität in den Blick. Prien: Das geht, wenn man eben nicht den Kampf gegen Antisemitismus immer gleich setzt mit Muslimfeindlichkeit. Und Juden auch nicht auf ihr Jüdischsein reduziert. Anpalagan: Ich fürchte, wir finden kein gemein sames Verständnis von Identitätspolitik. ZEIT: Am Tag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stellte die Unions-Fraktion 551 Fragen an die damali ge Regierung zur »politischen Neutralität staat lich geförderter Organisationen«, da tauchte auch das Programm »Demokratie leben!« kri tisch auf. Wie fanden Sie das, Herr Anpalagan? Anpalagan: Mich hat gewundert, dass Unions- Abgeordnete sich so detailliert mit den Omas gegen Rechts beschäftigen, die ein paar Tausend Euro Förderung bekommen haben. Wir wären viel weiter, wenn die Union den Kampf gegen Rechtsextremismus mit gleicher Inbrunst führen würde. ZEIT: »Politische Neutralität« war das Schlag wort der Unions-Anfrage. Wie verhält man sich als Zivilgesellschaft politisch neutral in einer Region, wo die AfD gesichert rechtsextrem und zugleich stärkste Kraft ist, Frau Prien? Prien: Es geht ja nicht um Neutralität gegen über den Werten des Grundgesetzes. Da muss eine staatlich geförderte Organisation nicht neutral sein, sondern darf sich klar und kritisch bekennen – geht es um eine Partei, die vom Ver fassungsschutz als extremistisch eingestuft wird, ist das geradezu demokratische Pflicht. Die erwähnte Anfrage war nicht von mir, ich fand sie auch nicht klug. Aber auch aus meiner Sicht hat es einigen Organisationen, die Mittel aus »Demokratie leben!« erhalten haben, vor der Bundestagswahl an parteipolitischer Neutralität gemangelt, als sie Anfang 2025 gegen Friedrich Merz und die Union demonstriert haben. Anpalagan: Dem ist ja etwas vorausgegangen, nämlich die gemeinsame Abstimmung der Union mit der AfD. Heißt das etwa für Sie: Wer Geld vom Staat bekommt, darf nicht gegen die Regierungspartei CDU demonstrieren? Prien: Das habe ich nicht gesagt. Mein Punkt war: Es ist ein Unterschied, ob ich mich – staat lich gefördert – für die Werte unserer Verfas sung engagiere oder gegen Parteien des demo kratischen Spektrums. Selbst CDU-Kollegen, die viele Jahre mit SPD, Grünen, Gewerkschaf ten und Kirchen gegen Rechtsextremismus demonstriert hatten, waren im Februar 2025 plötzlich nicht mehr erwünscht. Das war ungeheuerlich! Dadurch ist auch auf bürgerli cher Seite Vertrauen zerbrochen. ZEIT: Es wurde als Misstrauen gegenüber der Zivilgesellschaft bewertet, als Ihr Ministerium entschied, dass Projekte neuerdings im Rahmen von Kommunalparlamenten bestätigt werden müssen. Mehrere Kommunen im Osten, in denen die AfD besonders stark ist, haben dann auf Demokratieförderung verzichtet oder sie erschwert. War Ihre Vorgabe ein Fehler? Prien: Das müssen wir noch auswerten. Es gab immer und gibt die Möglichkeit, eine Ausnah me hiervon zu beantragen. Ich will noch mal betonen: Zivilgesellschaft ist viel breiter als das, was bisher bei »Demokratie leben!« gefördert
stille Mitte erreichen«
wird. Sie ist alles, was weder staatlich noch gewinnorientiert ist: eben freiwillige Feuerweh ren, Gewerkschaften, Pfadfinder, Sportvereine. Anpalagan: Die werden doch an so vielen Stellen bereits monetär gefördert. Keiner von denen ist auf Brosamen von »Demokratie leben!« angewiesen. Die sind das große Schiff des Engagements, andere Organisationen, die viel Expertise speziell in der Demokratiearbeit haben, sind die schnellen, wendigen Beiboote. Wieso spielen Sie die einen gegen die anderen aus? Prien: Darum geht es nicht. Sorry, aber ich habe schon den Eindruck: Die Rolle der Nichtregie rungsorganisationen – »NGOs« benutze ich nicht so gern, seit das fast schon ein delegitimie render Begriff geworden ist – wird in der Debatte überhöht. Um im Bild zu bleiben: Auch Stiftungen oder Hochschulen sind Bei boote mit großer Expertise. Ich will auch daran erinnern: Ich habe nie gesagt, dass wir »Demo kratie leben!« einstampfen. Da gibt es andere, die das wollen. Ich stehe zu dem Programm. Anpalagan: Bei denen, die Projekte am Leben halten, kommt das anders an. Gerade für die prekär aufgestellte Zivilgesellschaft im Osten ist das fatal. Ich habe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 eine Veranstaltungsreihe mitorgani siert. Wir haben uns auf die Marktplätze in Plauen, Pirna, Weißwasser, Zittau und Wurzen gestellt, mit Getränkewagen, Musik und Kinderschminken. Wir haben die Leute gefragt: Wo soll Ihre Heimat besser werden? Viel Unterstützung von Kirchen, Gewerkschaften, Landfrauen haben wir leider Gottes nicht bekommen. Für solche Aktionen ist man auf die ausgemergelten lokalen Initiativen angewie sen. Umso wichtiger, dass diese Menschen nicht das Vertrauen in den Staat verlieren. ZEIT: Frau Prien, mit Blick auf die anstehenden Wahlen sagte die Ost-Beauftragte der Bundes regierung, Elisabeth Kaiser (SPD), über Ihren Umbau: »Dies können wir uns in der aktuellen Situation nicht leisten.« Prien: Ich verstehe ja, dass veränderte Förder kriterien zu Ärger und Verunsicherung führen, aber: Die Behauptung, wir würden die Axt an die Demokratieförderung im Osten legen, ist schlicht nicht wahr. Herr Anpalagan, die kleinen Gruppen, die Sie erwähnen, werden im Rahmen der »Partnerschaften für Demokratie«
weiter gefördert. Keinem wird vor den Ost- Wahlen das Geld gestrichen! Wir können uns gern darüber streiten, in welcher Form die Expertise dieser Projekte ab 2027 erhalten blei ben muss. Da sage ich: Es braucht eine pluralis tischere Ausrichtung. Der Vorwurf, ich sei schuld, wenn im Osten der Faschismus nicht mehr bekämpft werden kann, ist einfach nur ab surd. Und ich finde es schade, dass diese Debatte derart unsachlich polarisiert geführt wird. Anpalagan: Ich würde gern glauben, dass es allein um die Sache geht. Dagegen spricht, was Friedrich Merz ganz offen gesagt hat: Es sei »ein gewünschtes Ergebnis«, dass manche dezidiert linke Projekte bald nicht mehr gefördert werden. Das ist kontrafaktisch zu dem, was Sie sagen, Frau Prien. Anscheinend gilt die partei politische Neutralität, die Merz bei dem Thema erwartet, nicht für ihn selbst. Prien: Ich kann versprechen: Wir stellen das Programm pluralistisch auf. Es werden auch weiter linke Projekte gefördert. Aber eben nicht nur. Darum geht es auch. Anpalagan: Ich möchte nicht mit Ihnen tauschen, Frau Prien. Ich halte Sie für integer. Sie sitzen als Liberale in Ihrer Partei, in der manche Konservative den NGOs am liebsten den Garaus machen würden, zwischen allen Stühlen. Der Union geht es nicht anders als »Demokratie leben!«: Sie steht unter Druck. Es wäre schlimm, wenn die Gegenreaktion nun ausgerechnet die Initiativen trifft. ZEIT: Frau Prien, wenn Sie als Bürgerin bei »Demokratie leben!« mitmachen würden, was für ein Projekt würden Sie wählen? Prien: Ich habe inzwischen eine wirkliche Liebe für den Stammtisch entdeckt. Davon würde ich so viele wie möglich ins Leben rufen in Regio nen, in denen die Menschen verlernt haben, miteinander zu reden – und dabei auch verschiedene Meinungen auszuhalten. ZEIT: Herr Anpalagan, angenommen, Sie wären Bundesfamilienminister, was würden Sie bei der Demokratieförderung als Erstes tun? Anpalagan: Ich würde durch die Lande tingeln, mir angucken, was dort passiert, und den Leuten, die verunsichert sind, Zuspruch geben.
Fotos: Hanna Wiedemann für DIE ZEIT
Foto: Michael Schmelling für ZEITmagazin
Jana Gioia Baurmann besuchte Christa Miller, 94, in ihrem Zuhause in Los Angeles,
um mit ihr über »das schwere Jahr« zu sprechen, das ihre Kindheit jäh beendete. Ihr Vater
Cäsar von Hofacker war am 20. Juli 1944 am Attentat auf Adolf Hitler beteiligt. Er wurde
hingerichtet, die Familie inhaftiert und getrennt. Zu Christas Geschwistern Liselotte, 87, und
Alfred, 91, hatte es unsere Kollegin nicht so weit. Sie leben in Bayern ZEITMAGAZIN, SEITE 10
Foto: Florian Generotzky für DIE ZEIT
wieder spitze«
Als Spieler und Sportdirektor hat
Matthias Sammer große Erfolge
errungen. Nun sorgt er sich um
die Zukunft des deutschen
Fußballs – weiß aber auch schon,
wie alles besser wird
DAS GESPRÄCH, SEITE 24
DAS GESPRÄCH
ZEIT im Osten In den Neunzigern zog die Dorfjugend in Wegeleben im Harz einen legendären Punkschuppen hoch. Jetzt treten die Söhne das Erbe an VON DAVID KRENZ 14
Was hat die AfD gegen die Kirchen, und wie gefährlich könnte sie diesen werden, wenn sie regierte? Der Kirchenrechtler Hans Michael Heinig im Interview 15
ZEIT Schweiz Ursula Hiestand, die Grande Dame der Schweizer Grafik, warb für das Warenhaus ABM, gestaltete Schweizer Banknoten und ärgert sich bis
ANZEIGE
Ratgeber zur Studienwahl
Foto: Wlad74/Shutterstock
Eine neue Route verbindet die
Vulkane Islands miteinander.
Unterwegs zwischen Fontänen,
dampfenden Flüssen, leuchtenden
Höhlen und unerschrockenen
Einheimischen
IN DEN REGIONALAUSGABEN UND CHRIST & WELT
heute über schluderige Gestaltung. Ein Gespräch 14
Die Schweizer Traditionsmarke Bally verschwindet und schließt ihre letzte Fabrik in Caslano
VON ALEXANDER GRASS 16
ZEIT Österreich Einst schürte
er an der Seite von Jörg Haider
Hass auf die Kärntner Slowenen,
heute stellt Gerhard Dörfler
zweisprachige Ortstafeln auf.
Ein Dorfbesuch mit einem
unerwarteten Hoffnungsträger
VON SIMONE BRUNNER 14
Die Bregenzer Festspiele feiern ihr 80-jähriges Bestehen mit
Die ZEIT inklusive aller Regional- und Wechselseiten finden Sie in der ZEIT-App oder im E-Paper.
ZEITNAH
ist Lava
ENTDECKEN, SEITE 52
ENTDECKEN
einer aufwendigen Inszenierung von »La Traviata«. Doch für die kommenden Jahre steht eine massive Budgetkürzung an
VON THOMAS MIESSGANG 15
Christ & Welt Viele Menschen
wenden sich in tiefster Not
an Gott – selbst wenn sie nicht
an ihn glauben. Warum es
trotzdem tröstet
VON CHRISTINA RIETZ 15
Judith Mohr und ihr Mann verdienten in der Autobranche gut. Glücklich waren sie nicht. Also gaben sie ihre Privilegien auf – und gingen ein Risiko ein
VON VIKTORIA PEHLKE 16
Illustration: Millie von Platen fürs ZEITmagazin
Was vollendet die Garderobe?
Accessoires. Doch Vorsicht: Perfektion birgt stets das Risiko, die Mühe dahinter unelegant zu offenbaren – es sei denn, die
Vollendung wirkt beiläufig
MAGAZIN, SEITE 30
ANZEIGEN IN
DIESER AUSGABE
Bildungsangebote und
Stellenmarkt
(ab Seite 33)
Agenda Kultur:
Museen, Kunstmarkt,
Bühnen (Seite 45)
FRÜHER
INFORMIERT!
Die aktuellen Themen
der ZEIT schon am
Mittwoch im ZEIT-Brief,
dem kostenlosen
Newsletter
POLITIK
Koalition: Nach dem Abgang von
Jens Spahn bietet sich Kanzler Friedrich
Merz die Chance zu einem Neustart
seiner Regierung. Nutzt er sie?
VON TINA HILDEBRANDT, FERDINAND
OTTO UND MARK SCHIERITZ
2
Gewalt Viele Jugendliche fürchten sich
vor ihren Altersgenossen. So auch
Maximilian
VON KATJA GERLAND
3
Weltordnung Die US-amerikanische
Regierung greift d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an
VON HEINRICH WEFING
•4
Diplomatie Wie viel Schuld empfinden wir gegenüber Russland? Der langjährige deutsche Botschafter Rüdiger von Fritsch spricht über seinen Nazi-Vater, ein Treffen mit Wladimir Putin und das deutsche Sonderverhältnis zu Moskau 6
Debatte Die AfD hat Visionen, die
politische Mitte nur Einwände.
Dabei gäbe es einen klügeren Umgang
mit rechtem Denken: Neugier
VON ROBERT PAUSCH
•7
Reformen Wie viel kosten die
Veränderungen im Bundeshaushalt den
einzelnen Bürger?
VON CHRISTIAN ENDT, DAVID SCHACH
UND MARK SCHIERITZ
8
Jetzt mal was Anderes Eine Kolumne VON PETER DAUSEND 8
STREIT
Demokratieförderung Ist das
Programm »Demokratie leben!« zu links?
Familienministerin Karin Prien und
der Autor Stephan Anpalagan im
Streitgespräch
9
DOSSIER
Philosophie Der Australier Peter Singer hat sein Leben lang mit radikalen Aussagen über gute Taten provoziert, was ihm zahlreiche Gegner, aber auch viele Bewunderer einbrachte. Nun suchen ausgerechnet Milliardäre aus dem Silicon Valley seinen Rat. Ein Gespräch 11
VERBRECHEN
Völkerrecht Der Internationale
Strafgerichtshof in Den Haag wird
bekämpft und bedroht wie nie zuvor –
doch gerade jetzt besinnt sich das
Weltgericht auf die eigene Stärke
VON WOLFGANG KALECK UND
ANDREAS SCHÜLLER
15
WIRTSCHAFT
Arzttermine Das Buchungsportal
Doctolib will sein Geschäft ausbauen
u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n Arztpraxen
bringen. Was die Abläufe vereinfacht,
löst bei Patienten große Sorgen aus
VON CARLA NEUHAUS
•17
Migration Jedes Jahr zieht es Tausende
Asylbewerber über den Ärmelkanal
nach England. Was kaum bekannt ist:
Viele von ihnen sprechen Deutsch,
hatten Jobs und Ausbildungsplätze. Aus
welchen Gründen setzen sich Angestellte,
in die Deutschland viel investiert hat, in
ein Schlauchboot?
VON SIMON LANGEMANN
18
Womit keiner rechnet Immer öfter
werden Kinder und Jugendliche
erwischt, die mit illegal aufgemotzten
Elektrofahrrädern, sogenannten
Fatbikes, herumrasen
VON LENA FROMMEYER
19
Kommentar Bald verbietet die Bahn
Alkohol an Bahnhöfen. Hoffentlich
kommt jetzt auch bald das Verbot für
Verspätungen
VON MARK SPÖRRLE
19
Die so gekennzeichneten Artikel finden Sie als Audiodatei im »Premiumbereich« unter www.zeit.de/vorgelesen
Jetzt online bestellen: www.zeit.de/studienfuehrer
Handel Mikko Huotari, Direktor der
Politikberatung Merics, prophezeit
eine existenzielle Krise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sollten China keine
Grenzen gesetzt werden. Er wünscht
sich mehr Engagement von der Bundes-
regierung
20
Indonesien An Javas Küste versinken
Straßen und Schulen im Meer. Die
Regierung sagt, das liege am Klima
wandel, und fordert Schadensersatz von
den Industriestaaten. Doch die Ursachen
sind komplizierter
VON PRIMAGUNG DARY RILIANANDA UND
GARRY LOTULUNG (FOTOS)
•21
Autos Immer mehr Amerikaner können sich ihr Fahrzeug nicht mehr leisten, manche bitten inzwischen um Spenden für Reparaturen. Daraus könnte eine neue Finanzkrise erwachsen VON HEIKE BUCHTER •22
Chatbot Eine exklusive Umfrage des
NiM-Instituts für die ZEIT gibt
Aufschluss über das Urlaubsverhalten
der Deutschen. So sind Beratungen
durch die KI inzwischen beinahe
genauso wichtig wie durch Reisebüros
VON BÉLA CURTIUS (TEXT)
UND JELKA LERCHE (GRAFIK)
23
Matthias Sammer Noch nie hat sich
der Europameister von 1996 so sehr um
die Zukunft des deutschen Fußballs
gesorgt wie nach dieser WM. Nun
präsentiert er seinen Plan für die
Rückkehr an die Weltspitze
24
WISSEN
Titelthema: Zu süß? Von Zucker
können wir kaum genug bekommen.
Macht der Stoff so süchtig wie harte
Drogen, wie manche behaupten?
Was die Wissenschaft dazu jetzt
herausgefunden hat
VON TOM KATTWINKEL
25
Zuckersteuer, Alkohol-Bann, Rauch
verbot: Wie die Politik Menschen in
anderen Ländern zu gesundem Verhalten
drängt
VON HANNA GRABBE, TOM KATTWINKEL
UND CLAUDIA WÜSTENHAGEN
•26
Psychologie Warum es sich lohnt,
sich verletzlich zu zeigen, und wie
das gelingt
VON CÉLINE SALLUSTIO
28
Leihmutterschaft Die deutsche
Debatte greift zu kurz, sagt die
Familientherapeutin Petra Thorn, die
seit über 30 Jahren kinderlose Paare
berät
29
Schule An deutschen Schulen gerät
der Nahostkonflikt oft zum
Loyalitätstest. Im Hörbus wird nach
den Zwischentönen gesucht
VON ALICIA KLEER
•30
Infografik Tiernamen 36
GESCHICHTE
Flüchtlinge Vor 75 Jahren wurde
die Genfer Flüchtlingskonvention
unterzeichnet. Sie prägt die Asylpolitik
bis heute. Dass sie überhaupt zustande
kam, grenzt an ein Wunder
VON ANNETTE WEINKE
32
FEUILLETON
Gedenken Die AfD will die deutschen
Weltkriegsopfer zum Zentrum der
Erinnerungspolitik machen. Warum hält
niemand dagegen?
VON RAOUL LÖBBERT
37
Wahlen Wie man die AfD auf unter
fünf Prozent bekommen könnte
VON ELISABETH VON THADDEN
38
Post-WM Was mache ich jetzt mit
meiner Zeit?
VON BERIT DIESSELKÄMPER
38
Der ZEIT Studienführer ist die Nummer eins für die Studienwahl. Er unterstützt dabei,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und begleitet Studieninteressierte Schritt für Schritt – von der Orientierung über die Bewerbung bis zum Studienstart. Mit zahlreichen Checklisten, interaktiven Elementen und persönlichen Fazit-Seiten lädt er dazu ein, aktiv mitzumachen – statt nur zu lesen. Dazu gibt es Erfahrungsberichte und viele Fächer im Porträt. Jetzt versandkostenfrei bestellen!
Wohnungsmarkt Ein junger New
Yorker verliert wegen zu vieler
Bücher sein Apartment. Ein Skandal!
VON ALEXANDER CAMMANN
38
Retro-Welle Der Discounter Aldi legt
einen Fruchteis-Tee aus den Neunziger-
jahren wieder auf. Ein Hype
VON LÉO SOLLEDER
38
Pop Die Band Napalm Death bietet
großen Klang in kleinem Raum
VON RAOUL LÖBBERT
38
Kolumne Die Vorleserin
VON IRIS RADISCH
•38
Literatur Ist der zweite Roman
wirklich immer der schwerste?
JOLINDE HÜCHTKER hat die
Schriftstellerin Ruth-Maria Thomas
ein Jahr lang begleitet
39
Kino Der Animationsfilm »Toy
Story 5« verteidigt Puppen gegen Tablets
VON JENS BALZER
•40
In »Dreams« spielt Jessica Chastain eine
eiskalte US-Erbin
VON BERIT DIESSELKÄMPER
40
Klassik Unser Autor FLORIAN ZINNECKER wuchs in Bayreuth auf und entdeckte Wagners Antisemitismus. Mit welchen Folgen? 41
Theater In Avignon gibt es diesen
Sommer Zehntausende Aufführungen.
Die feministische Performance von
Carolina Bianchi ist das Ereignis des
Festivals
VON SVEN BEHRISCH
42
Roman Tom Kummer »Freiwürfe mit
einem Diktator«
VON BENEDIKT HERBER
43
Autobiografischer Essay Lukas Bärfuss
schreibt über seine Mutter sein vielleicht
bestes Buch: »Königin der Nacht«
VON TIMO POSSELT
43
Kolumne Liebe
VON VOLKER WEIDERMANN
43
Nostalgie Ein persönlicher Rückblick
auf den Sommer 2006
VON MICKY BEISENHERZ
44
GLAUBEN & ZWEIFELN
Christen Viele konservative Katholiken
sind empört über die Art, wie Jens
Spahn Vater wurde. Aber auch linke
Kirchenvertreter üben harte Kritik. Wir
sprachen mit ihnen über die Grenzen
der Freiheit
VON EVELYN FINGER
46
Blake, the Fox Jede Stadt hat Exzentriker, die jeder kennt. Durch Berlin radelt ein Mann im Fuchskostüm, der nicht spricht. Für unsere Reporterin STEFANIE FLAMM hat er eine Ausnahme gemacht •47
Mit 27 Kursorische Bilanz eines
Lebensalters
VON REBECCA STEGMANN
49
Sterbehilfe In Deutschland erlaubt –
und immer mehr Menschen nutzen das.
Wird es ihnen zu leicht gemacht?
VON MARCUS JAUER
50
Vulkan-Hopping Eine neue Reiseroute verbindet die Vulkane Islands miteinander. Unsere Autorin ELKE MICHEL hat sie getestet 52
Entdeckt Faszinierend ahnungslose
Mitspieler
VON FRANCESCO GIAMMARCO
54
RUBRIKEN
Leserbriefe 16
Die Position 33
Impressum 54
Was mein Leben reicher macht 54
»Elon Musk hat meine
Ideen in eine völlig
falsche Richtung geführt«
Foto: Alana Holmberg für DIE ZEIT
Peter Singer schließt sein Büro an der
Universität von Singapur auf, wo er eine
Gastprofessur innehat. Er ist sonnen
gebräunt, trägt ein Surfer-T-Shirt und eine
Baseballmütze. Singer, Jahrgang 1946, hat
in seiner Heimatstadt Melbourne und in
Oxford gelehrt, in New York und Princeton.
Er ist einer der bedeutendsten Philosophen
unserer Zeit, er hat Millionen Bücher
verkauft – und mit seinen Thesen immer
wieder provoziert. Seine Kompromisslosigkeit
brachte ihm zahlreiche Gegner ein, aber
auch zahlreiche Bewunderer. Heute gehören
einige der reichsten Menschen der Welt zu
seinen Anhängern.
DIE ZEIT: Herr Singer, Sie gelten als einer der Lieblingsphilosophen des Silicon Valley. Sie halten dort Vorträge, Tech-Milliardäre fragen Sie um Rat, Bill Gates zitiert Sie in Interviews. Sind Sie stolz darauf? Peter Singer: Viele Menschen im Silicon Valley haben viel Geld. Zahlreiche Mitarbeiter des KI- Unternehmens Anthropic zum Beispiel werden bald sehr, sehr, sehr reich sein, wenn die Firma an die Börse geht. Die Leute, die sich an mich wenden, wollen einen Teil ihres Vermögens für einen guten Zweck einsetzen – aber sie wissen nicht, für welchen. Wenn nur ein bisschen in die Zwecke fließt, die ich ihnen vorschlage, würde das bereits Tausende Leben verbessern. Und ja, es macht mich stolz, dass ich da etwas verändern kann. ZEIT: Wer ist der wohlhabendste Mensch, den Sie beraten haben? Singer: Ich fürchte, das kann ich leider nicht verraten. ZEIT: Wie sprechen Sie mit derart reichen Leuten? Reden Sie ihnen ins Gewissen? Singer: Nein. Das würde nichts bringen. Ich kritisiere sie nicht dafür, dass sie Jachten besitzen. Ich sage ihnen, dass es okay ist, gut zu essen und schöne Reisen zu machen. Ich bin da eher milde. Aber ich erkläre ihnen, dass es Lebe wesen gibt, denen ihr Geld enorm helfen kann. ZEIT: Was glauben Sie – warum fühlen sich diese Menschen zu Ihnen hingezogen? Was suchen sie bei Ihnen? Singer: Das sind keine Zyniker. Viele streben danach, ihrem Leben einen tieferen Sinn zu geben. Aber sie lassen sich nicht so sehr von ihrem Herzen leiten. Stattdessen denken sie stark in Zahlen. Man könnte sagen: Sie kalku- lieren sehr kühl. ZEIT: Was raten Sie ihnen? Singer: Dass sie ihre Spenden möglichst genau daran ausrichten sollen, wo man am meisten bewirken kann. Auch hier in Singapur treffe ich mich immer wieder mit Menschen, die so den- ken wie die Tech-Leute im Silicon Valley. Erst vor zwei Tagen war ich im Marina Bay Sands eingeladen (einem berühmten Luxushotel in Singapur, Anm. d. Red.). Ein ostasiatisches Ehe- paar hatte dort eine Veranstaltung organisiert – mit mir und 20 weiteren Gästen, darunter mehrere Millionäre und Milliardäre. Ich habe anderthalb Stunden lang mit ihnen gesprochen. Ich habe gesagt: »Schauen Sie, es gibt drei ver- schiedene Töpfe, in die Sie Ihr Geld stecken können. Topf eins: Sie selbst und Ihre Familie. Topf zwei: Ihre Nachbarn, Ihre Stadt, Ihre lokale Gemeinschaft. Schließlich Topf drei: der Kampf gegen die weltweite Armut, der Kampf für den Schutz des Klimas oder der Tiere. Ich habe kein Problem damit, wenn Sie Ihr Geld auf alle drei Töpfe verteilen. Aber wenn Sie wirklich etwas ausrichten wollen – dann ist Topf drei am besten.« Für jemanden, der in einem wohlhabenden Land lebt, sollte die Verschönerung eines Parks in der eigenen Um- gebung einfach nicht so wichtig sein wie die Lösung eines gravierenden Umweltproblems in einem armen Land.
Warum soll der Mensch Gutes tun? Und wie?
Sehr lange gab das Christentum Antworten
auf diese Fragen. Mit der Aufklärung wurde
das christliche Moralsystem allerdings zuneh
mend angezweifelt. Eine Leerstelle entstand:
Kann es eine Ethik ohne Gott geben? In diese
Leerstelle trat im 18. Jahrhundert die
Denkschule des Utilitarismus. Sie ordnet die
Welt in das, was Leid verursacht, und das,
was Wohlergehen schafft. Gut sind demnach
Taten, die »das größte Glück der größten
Zahl« von Menschen hervorbringen. Moral
wird so zu einer Art Rechenmodell.
Doch nach und nach geriet der Utilitarismus
aus dem Blick vieler Philosophen. Mitte des
20. Jahrhunderts dachten sie über anderes
nach: über Sprache, über Wissenschaft, über
Logik. Ihre Texte waren kompliziert und
ließen meist offen, wie man sein Leben
führen soll. Bis der 26-jährige Peter Singer
1972 einen Essay veröffentlichte, der die
Leserinnen und Leser aufforderte, ihr
Handeln radikal zu ändern – und den Autor
schlagartig berühmt machte. Der Titel:
»Hunger, Wohlstand und Moral«.
Singer: Damals flohen Millionen Menschen aus Bangladesch vor der pakistanischen Armee. Es drohte eine Hungersnot. Und die Frage war, wie viel die reiche Welt tun musste, um das Leid dort zu lindern. ZEIT: Mit dem Essay haben Sie den Utilitaris- mus gewissermaßen für ein Millionenpublikum in die Gegenwart geholt. Sie verglichen darin die Situation der Flüchtlinge mit der eines Kin- des, das in einem flachen Teich zu ertrinken droht: Niemand, der vorübergeht, würde auch nur eine Sekunde zögern, das Kind zu retten, selbst wenn er sich dabei die Klamotten ruiniert. Die reiche Welt, argumentierten Sie, müsse nur
Der Aktivist: Peter Singer (mit Brille) protestierte 1992 tagelang vor einem Schweinestall des australischen Regierungschefs
ein kleines Opfer bringen, um die Hungernden zu retten. Aber sie tue es nicht. Sie gehe einfach an dem Teich vorbei. Singer: Der Essay wurde zum Startpunkt einer Bewegung, der es darum geht, möglichst viel Geld zu spenden – an Organisationen, die da- mit möglichst viel Gutes tun. Das ist die Bewe- gung der sogenannten effektiven Altruisten. ZEIT: Man könnte argumentieren: Letztlich bleibt es die private Entscheidung einiger Rei- cher, ob sie an dem Teich vorbeigehen oder nicht. Wäre es nicht demokratischer, hohe Vermögen stärker zu besteuern? Dann könnten öffentliche Institutionen diese Entscheidung treffen. Singer: Wenn ich vollkommen frei bestimmen dürfte, wie der Wohlstand verteilt wird, dann wären diese Menschen sicher nie so reich ge- worden. Nur: Wie will man Politiker dazu bringen, Vermögen stärker zu besteuern? In vielen Ländern ist das nicht möglich, die Wider- stände sind zu hoch. Und selbst wenn die Steuern erhöht würden, bliebe das meiste Geld im jeweiligen Land – und käme nicht dem armen Teil der Welt zugute. ZEIT: JD Vance, der Vizepräsident der USA, hat Gedanken zum Thema Nächstenliebe ge- äußert, die die Gegenposition zu Ihrer Philoso- phie darstellen. Er meint, der Mensch sortiere nun einmal sein Mitgefühl. Zuerst: die eigene Familie. Dann: die Nation. Dann: der Rest der Welt. Viele Menschen, nicht nur in den USA, teilen heute diese Auffassung. Demnach liegt es in unserer Natur, eher für die da zu sein, die uns nahestehen. Singer: Evolutionär macht das durchaus Sinn. Mir geht es auch gar nicht darum, dass wir unsere Natur verneinen sollen. Aber ich bin da- von überzeugt, dass man die besten Antworten auf ethische Fragen findet, indem man sie rational durchdenkt und sich nicht auf seinen Instinkt verlässt. ZEIT: Einige effektive Altruisten gehen in diesem Nachdenken noch einen Schritt weiter. Sie glauben, dass wir uns nicht nur um Men- schen kümmern sollten, die weit entfernt von uns leben – sondern sogar um jene, die noch gar nicht geboren worden sind. Für sie macht es Sinn, Geld zum Beispiel für die Entwicklung von Raketen auszugeben, die Asteroiden ab- schießen können, weil man auf diese Weise potenziell die gesamte zukünftige Menschheit retten kann. Überzeugt Sie das? Singer: Ich glaube, dass wir beides tun sollten, Kinder vor dem Verhungern retten und Raketen entwickeln. Das Risiko, dass ein Asteroid die Erde trifft, ist eine reale Gefahr. Es macht durchaus Sinn, zumindest einen Teil unseres Wohlstandes zu nutzen, um uns in die Lage zu versetzen, diese Gefahr mit Raketen und Tele- skopen zu bekämpfen. Wenn wir durch den Einschlag eines Asteroiden aussterben würden, wäre das ja tatsächlich nicht nur eine Tragödie für die acht Milliarden Menschen, die heute leben – sondern auch für alle Nachkommen, die dann nie geboren würden. Ich glaube aber nicht, dass die Raketen und Teleskope Vorrang haben sollten vor all dem Leid, das wir jetzt lindern können. ZEIT: Auch Elon Musk scheint sich selbst als jemand zu sehen, der altruistisch handelt. Er hat die Idee, dass die Menschheit nur dann dauerhaft überleben kann, wenn sie sich auf Planeten jenseits der Erde ansiedelt, weswegen er riesige Summen investiert, um eine Kolonie auf dem Mars zu errichten. Singer: Ich glaube nicht, dass er seinen immen- sen Wohlstand richtig einsetzt. Musk hat unter anderem dafür gesorgt, dass Milliarden US- Dollar an amerikanischer Entwicklungshilfe ge- strichen wurden. Das dürfte Hunderttausende Menschen das Leben gekostet haben. Wem die Zukunft der Menschheit so sehr am Herzen liegt, der geht doch nicht derart gefühllos mit den Menschen im Hier und Jetzt um. ZEIT: Musk scheint zu denken, dass diese Härte nötig sei. Er sagt etwa, Empathie sei »die funda- mentale Schwäche der westlichen Zivilisation«.
Singer: Empathie kann tatsächlich zum Pro- blem werden. Es gibt eine ausschließende Form der Empathie, die dazu führt, dass ich etwa mit einem Hund mitfühle, weil ich mit ihm auf gewachsen bin, aber keinerlei emotionale Ver- bindung zu einem Schwein aufbauen kann. Empathie kann also unsere Wahrnehmung und unser Denken verzerren. Wenn Musk aber mit seiner Aussage meint, dass uns das Leid anderer nicht berühren sollte, dann ist das schrecklich und unverzeihlich. Elon Musk hat meine Ideen in eine völlig falsche Richtung geführt.
Peter Singer ist immer noch viel unterwegs,
um seine Ideen zu verbreiten.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diskutierte er unter
anderem in Tokio mit Studenten auf einer
Konferenz und hielt in Südkorea einen
Vortrag an einer Universität. In unserem
Gespräch wirkt er bald etwas erschöpft.
Als wir eine Weile miteinander gesprochen
haben, klopft ein anderer Professor an seine
Bürotür: »Kommst du zur Besprechung?«
Singer schaut verdutzt: »Wir haben jetzt eine
Besprechung?« Er entschuldigt sich bei dem
Kollegen und redet weiter mit uns.
tatsächlich
zum Problem
werden«
ZEIT: Ihre jüdischen Eltern sind wenige Jahre vor Ihrer Geburt vor den Nazis aus Österreich geflohen. Singer: Meine Eltern hatten sich bis dahin in Wien sehr wohlgefühlt. Meine Mutter hatte gerade ihr Medizinstudium abgeschlossen, mein Vater wollte einen Kaffeehandel auf bauen. Sie waren frisch verheiratet. Dann tauchten SA-Leute auf, mit Eimern in der Hand, und zwangen Juden dazu, die öffent lichen Toiletten zu säubern. Meine Eltern haben sehr schnell begriffen, dass sie dort keine Zu- kunft hatten. ZEIT: Wo wollten sie hin? Singer: Zunächst wollten sie in die USA aus- wandern. Um Visa zu bekommen, brauchten sie jedoch jemanden, der für sie bürgte. Mein Vater hatte einen Onkel in Amerika, den er fragte, ob er ihnen helfen könne. Der Onkel antwortete: »Lieber Ernst, ich helfe dir gerne mit deinem Visum. Aber deine Frau habe ich noch nicht kennengelernt, für sie kann ich leider nichts tun.« ZEIT: Das muss ein Schock gewesen sein. Singer: Meine Eltern waren verzweifelt. Meine Mutter kam schließlich auf die Idee, einem Australier zu schreiben, den sie einige Monate vorher zufällig kennengelernt hatte. Der Mann war zum Skifahren in Österreich gewesen. Sie hatte mit ihm einen Abend in einem Wein lokal verbracht. Er mochte sie offensichtlich, denn er hatte ihr danach eine Postkarte aus Australien geschrieben. Diesem Mann antwor- tete sie nun in ihrer Verzweiflung. ZEIT: Und er half? Singer: Ja, er hat meinen Eltern in kürzester Zeit Visa organisiert und sie in Empfang genommen, als sie in Australien ankamen. Später, in meiner Kindheit, haben wir ihn oft besucht. Dieser Mann hat meinen Eltern das Leben gerettet, obwohl er nicht einmal jüdisch war – er kam aus einer irisch-katholischen Familie. ZEIT: Es scheint, als sei das bis heute Ihr Ideal der guten Tat: ein lebensrettender Akt für einen anderen Menschen, den man kaum kennt.
Singer: Ich habe daraus mitgenommen, dass Blut eben doch nicht dicker als Wasser ist. Dass man vorher nicht immer weiß, wer einem helfen wird und wer nicht. Die meisten Menschen helfen ihren Familienangehörigen. Es ist sehr viel seltener, dass jemand solche Anstrengun- gen unternimmt, um jemanden zu retten, den er nur flüchtig kennt. Das ist für mich tatsäch- lich der Inbegriff einer guten Tat. ZEIT: Ihre vier Großeltern konnten nicht rechtzeitig fliehen. Nur Ihre Großmutter Ama- lie überlebte. Sie überstand das KZ Theresien- stadt und kam 1946 in Australien an, sechs Wochen nach Ihrer Geburt. Sie haben einmal geschrieben: »In den neun Jahren, die ihr noch blieben, schenkte sie uns all die aufgestaute Liebe, die sie während so vieler Jahre der Trau- rigkeit niemandem hatte schenken können.« Singer: Meine Eltern haben immer viel ge arbeitet. Also hat sich meine Großmutter nach der Schule um mich gekümmert. Als ich ein kleiner Junge war, war sie vielleicht die Person, die mir am nächsten stand. Ich habe immer noch diese lebhafte Erinnerung: Sie wärmt mein Handtuch auf der Heizung auf, während ich im Bad bin, und wickelt mich danach in dieses warme Handtuch. ZEIT: Haben Sie damals das Ausmaß des Leids verstanden, das Ihre Großmutter erfahren hatte? Singer: Sie war sehr dünn und wirkte fragil. Ich wusste, dass sie etwas Schreckliches durchge- macht hatte. Ich hatte keine klare Vorstellung vom KZ Theresienstadt, aber ich wusste, dass sie in einem Lager gewesen war. ZEIT: Als junger Mann gingen Sie mit einem Stipendium nach Oxford, um dort Philosophie zu studieren. Was hat Sie an diesem Fach gereizt? Singer: Ich wollte besser verstehen, wie wir ein gelingendes Leben führen können. Ich kam im Jahr 1969 nach Oxford. Überall um mich herum waren Studenten, die die Gesellschaft verändern wollten. Es gab große Proteste gegen den Vietnamkrieg. Ich wollte eine Philosophie entwickeln, die sich daran beteiligt, eine bessere Welt zu entwerfen. ZEIT: In Oxford wurden Sie bald zu einem der prominentesten Vertreter des Utilitarismus. Singer: Der Utilitarismus dreht sich um Dinge, die wir alle jeden Tag erleben. Es geht darum, Freude und Glück zu vermehren und Schmerz und Leid zu verringern. Ich mochte immer, dass diese Kategorien nichts Geheimnisvolles an sich haben. Sie sind sehr klar: Je mehr Men- schen es gut geht und je weniger Menschen leiden, desto besser.
Es gibt ein berühmtes Gedankenexperiment,
das sogenannte Brücken-Dilemma: Du stehst
auf einer Brücke. Unter dir stehen fünf
Menschen auf den Schienen. Eine Straßen
bahn rollt heran. Neben dir auf der Brücke
steht ein übergewichtiger Mann. Schubst du
ihn hinunter, hält das die Bahn auf. Er
würde dabei sterben – aber die fünf anderen
wären gerettet. Was tust du?
Manche Philosophen finden, es ist falsch, den
Mann auf der Brücke zu opfern. Im Sinne
Immanuel Kants sagen sie: Man darf einen
anderen Menschen nicht zum Instrument
machen, niemals.
ZEIT: Als Utilitarist sind Sie der Meinung, man müsse den dicken Mann schubsen. Singer: Wir reden heute nicht mehr von einem dicken Mann, sondern von einem Mann mit einem schweren Rucksack (lacht). Es macht ein- fach mehr Sinn, dass man lieber ein Menschen- leben verliert als fünf. Und am Ende ist es moralisch irrelevant, ob man den Tod durch Unterlassen herbeiführt oder dadurch, dass man jemanden schubst. Was für mich zählt, ist das Endresultat. ZEIT: Müsste man als wirklich ethischer Mensch nicht selber springen? Singer: Das Gedankenexperiment sagt leider, dass man selbst zu wenig wiegt, um den Zug aufzuhalten. Nein, man muss schon schubsen.
ZEIT: Sie haben einmal geschrieben, dass Ihre philosophischen Ansichten in Ihren ersten Jahren in Oxford kaum Einfluss auf Ihr Leben hatten. Singer: Das änderte sich mit einem Mittag essen. Ein Kommilitone und ich gingen in die Kantine. Es gab da Spaghetti mit irgendeiner braunen Soße. Als mein Kommilitone feststellte, dass Fleisch drin war, bestellte er sich lieber einen Salat. Ich fragte ihn: »Wieso machst du das?« Ich hatte bis dahin noch nie wirklich mit einem Vegetarier gesprochen. Das war für mich alles neu. Er antwortete: »Ich glaube nicht, dass wir Tiere, um ihr Fleisch zu essen, so behandeln sollten, wie wir es derzeit tun.« ZEIT: Hat Sie das überzeugt? Singer: Zunächst nicht. Ich habe versucht, mit ihm zu diskutieren: »So schlecht ist das Leben der Tiere doch gar nicht! Sie grasen den ganzen Tag auf dem Feld, sie sind vor Raubtieren geschützt. Am Ende werden sie zwar geschlachtet, aber das geht schnell.« Er erklärte mir, dass die meisten Nutztiere in Ställen auf engstem Raum gehalten werden, unter schlimmsten Bedingungen. ZEIT: Wie ging es dann weiter? Singer: Ich las mich einen Monat lang in das Thema ein. Ich begriff, dass unser Verhalten Tieren gegenüber im Grunde sehr ähnlich funktioniert wie das Verhalten der Europäer, die Menschen aus Afrika versklavten. Bei Menschen nennen wir es Rassismus. Bei Tieren handelt es sich um etwas Ähnliches: um Speziesismus. Unsere vermeintliche Überlegenheit dient uns als Rechtfertigung, anderen Lebewesen unvor- stellbares Leid anzutun. Vier Wochen nach dem Gespräch mit meinem Kommilitonen beschlossen meine Frau und ich, Vegetarier zu werden. ZEIT: Ein klassisch utilitaristischer Gedanke: Mein Essverhalten soll weniger Schmerzen ver- ursachen. Singer: Ja. Auf der Hochzeit eines guten Freun- des haben meine Frau und ich schließlich zum letzten Mal Fleisch gegessen. Es wäre uns ein bisschen peinlich gewesen, unserem Freund vorher zu sagen, dass wir nicht am Festessen teilnehmen wollen. Also haben wir uns gesagt: einmal noch – und dann nie wieder. ZEIT: Was gab es? Singer: Gans, soweit ich mich erinnern kann. ZEIT: Mit 29 Jahren veröffentlichten Sie 1975 das Buch Animal Liberation. Die Befreiung der Tiere. Allein die erste Auflage verkaufte sich mehr als eine halbe Million Mal. Während der Recherche hatten Sie sich unter anderem durch Fachzeitschriften für Landwirte gelesen. Singer: Dort stand ja alles ganz offen. Dass die Mortalität bei Legehennen zwar nach oben gehe, wenn man fünf von ihnen in einen Käfig steckt. Ökonomisch mache es aber trotzdem Sinn. Man konnte da sehen, wie der Versuch, Fleisch, Eier und Milch immer billiger zu pro- duzieren, dazu führte, dass die Tiere immer mehr litten. ZEIT: Sie haben damals auch Bauernhöfe be- sucht. Wieso haben die Landwirte Sie reinge lassen? Singer: Ich hatte ihnen geschrieben, dass ich mich für neue Tierzuchtmethoden interessiere. Dass ich Tierrechtsaktivist war, habe ich natür- lich nicht gesagt. Ich habe sie nicht angelogen, aber auch nicht umfassend über mein Anliegen informiert. Die Bauern waren erstaunlich auskunftsfreudig. Sie waren sehr stolz auf die Effizienz ihrer Höfe. Ich habe diese Offenheit ein Stück weit ausgenutzt. ZEIT: Was haben Sie bei diesen Besuchen erlebt? Singer: Es war genauso schlimm, wie ich es mir vorgestellt hatte. Ich war unter anderem bei einem Kälberzüchter. Ich hatte den Eindruck, dass ihm leidtat, was er machte. Er meinte: »Wissen Sie, diese Tiere sind eigentlich Babys, die würden gern am Euter ihrer Mutter saugen.« Dann steckte er einem Kalb seinen Daumen hin – und es begann, wie wild daran zu saugen. ZEIT: Macht es für Sie einen Unterschied, ob ein Mensch leidet oder ein Tier? Singer: Ich glaube, dass menschliches Leben oft reichhaltiger und erfüllender ist als das von Tieren. Wir Menschen können aufgrund unse- rer Intelligenz komplexere Formen von Kultur erschaffen, wir können eine Vorstellung von unserer eigenen Zukunft haben, von unserem Tod. Ich würde eher einen Menschen retten als ein Tier. Aber auch Tiere fühlen Schmerz. Auch sie leiden, wenn man sie schlecht behandelt. Und dieses Leid hat letztlich das gleiche ethi- sche Gewicht wie unseres. Wir stehen in der Pflicht, es zu lindern. ZEIT: 1992 wurden Sie bei einer Protestaktion in einem Schweinestall verhaftet, dessen Mit- besitzer der damalige australische Premier minister war. Singer: Wir hatten von einem Mitarbeiter ge- hört, dass die Schweine mit Ketten um den Hals angebunden waren und dass diese Ketten sehr kurz waren. Einige Tiere hatten offene Wunden. Damals waren Ställe noch nicht so gut bewacht wie heute. Wir sind da nachts ein- gebrochen und haben uns angekettet, direkt gegenüber den Schweinen. Als die Sonne auf- ging, haben wir die Medien informiert und die Polizei gerufen. ZEIT: Wurden Sie bestraft? Singer: Wir wurden wegen Hausfriedensbruchs zu einer Geldstrafe verurteilt. 50 Dollar, sofern ich mich richtig erinnere. ZEIT: Wenn Sie heute zurückblicken: Sind Sie zufrieden damit, wie Sie den Blick auf Tiere verändert haben? Singer: Überhaupt nicht. Ehrlich gesagt bin ich ziemlich frustriert. ZEIT: Ingrid Newkirk, die Co-Gründerin der Tierrechtsorganisation Peta, sagte einmal, Ihr
Foto: Robert Pearce/Fairfax Media/Getty Images
Buch habe sie überhaupt erst zur Aktivistin gemacht. Und: »Es hat den Diskurs über die Behandlung von Tieren für immer verändert.« Mehr kann man doch eigentlich nicht erwarten. Singer: Es ist schön, dass das Buch einige Leute bewegt hat. Ich bekomme bis heute hin und wieder E-Mails von Menschen, die mir schrei- ben, dass sie kein Fleisch mehr essen. Dennoch muss ich sagen, dass ich gescheitert bin. Es leben viel mehr Tiere in den Ställen der indus- triellen Tierhaltung als in dem Jahr, in dem das Buch erschienen ist, es wird mehr als dreimal so viel Fleisch produziert: 373 Millionen Ton- nen im Jahr. Das Leid der Tiere ist heute also größer als damals. Ich habe unterschätzt, wie konservativ die meisten Leute sind, wenn es um ihr Essen geht. ZEIT: Auch wir Interviewer essen beide Fleisch. Macht uns das zu schlechten Menschen? Singer: Indem Sie Fleisch aus der Massen tierhaltung essen, tun Sie etwas Unethisches. Es kann allerdings sein, dass Sie das wieder aus- gleichen, indem Sie in anderen Bereichen Ihres Lebens viel Gutes tun. Dann würde ich mein Urteil revidieren. Aber sonst: ja. ZEIT: Sie haben in der Vergangenheit mehr- mals argumentiert, ein Schimpanse habe ein größeres Lebensrecht als mancher Mensch mit einer Behinderung. Singer: Das stimmt so nicht. ZEIT: Nicht? Singer: Ich sprach von schwerstbehinderten Menschen mit erheblichen Einschränkungen, die über keinerlei bewusste Wahrnehmung ihrer selbst verfügen. Nicht von Menschen mit Behin- derungen wie etwa dem Downsyndrom, das mit einer hohen Lebensqualität einhergehen kann. ZEIT: Können Sie nachvollziehen, dass solche Vergleiche für viele Menschen kaltherzig klingen? Singer: Kaltherzig? ZEIT: Was Sie hier sagen, ist doch: Das bloße Menschsein reicht nicht aus, um ein volles Recht auf Leben zu haben. Singer: Menschliches Leben hat einen höheren Wert als das Leben einer Ameise. Aber ich ver- stehe nicht, warum es grundsätzlich einen höheren Wert haben soll als das Leben eines gesunden Schimpansen – eines Wesens also, das über ein klareres Bewusstsein seiner selbst verfügt als ein Mensch mit schwersten kognitiven Beeinträchtigungen. Menschliches Leben ist für mich nichts Heiliges. ZEIT: Wie kamen Sie dazu, über dieses Thema nachzudenken? Singer: In den 1980ern war ich Professor in Melbourne. Ich hatte damals an der Universi- tät viel mit Ärzten zu tun, die auf den Neu geborenenstationen der Stadt arbeiteten. Sie behandelten regelmäßig Säuglinge, die unter
Leben ist
für mich nichts
Heiliges«
ANZEIGE
Spina bifida litten, einer Fehlbildung der Wir- belsäule, bei der sich der Rückenmarkskanal nicht vollständig schließt. Die Ärzte operierten die Säuglinge, um die Öffnung zu schließen. Aber dann sahen sie, wie manche Kinder über Jahre hinweg immer wieder zu ihnen kamen, für immer neue Operationen und Eingriffe. Für die Eltern war das schwer erträglich. Die Kinder waren inkontinent, konnten also weder ihren Urin noch ihren Stuhl kontrollieren. Bei nicht wenigen sammelte sich Flüssigkeit im Gehirn, was zu irreversiblen Hirnschäden führte. ZEIT: Und die Ärzte dachten, es wäre besser, die Neugeborenen zu einem frühen Zeitpunkt sterben zu lassen? Singer: Es gab damals einen Arzt in Groß britannien, der anfing, bei sehr schweren Fällen die Säuglinge nicht mehr am Leben zu erhalten. Konkret hieß das: Die Wunde wurde nicht ver- schlossen. Wenn es zu einer Infektion kam, wurden keine Antibiotika gegeben. Man ver- suchte also nicht, den Tod aufzuhalten, aber die Babys starben langsam und unter Schmerzen. Das war dann ein langer Prozess. Manche waren erst nach sechs Monaten tot. ZEIT: Sie glauben, man hätte das Leid dieser Babys schneller beenden sollen? Singer: Was ist denn der Sinn all dieses Leidens? Ich finde das schwer verständlich.
Die Kirche sagt: Menschliches Leben ist
heilig. Das deutsche Grundgesetz sagt: Die
Menschenwürde ist unantastbar. Peter Singer
sagt etwas anderes. Vor allem in den
1980ern und 1990ern wurde er dafür
massiv angegriffen. Der »Spiegel« titelte:
»Kaltherziger Vordenker«. Im »Guardian«
lautete die Überschrift: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der Welt«.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verglich ihn mit Martin Bormann, Hitlers
Privatsekretär.
Zu einer Zeit, als die Sterbehilfe deutlich
umstrittener war als heute, sprach Singer sich
für die »Tötung auf Verlangen« aus. Und er
ging noch weiter: Er forderte, dass es möglich
sein sollte, das Leben von Menschen zu
beenden, die sich das nicht gewünscht haben.
Es sich gar nicht selbstbestimmt wünschen
können. Das Leben der schwerstkranken
Babys auf den Neugeborenenstationen etwa.
ZEIT: Ihre Mutter litt am Ende ihres Lebens an schwerer Demenz. Ähnlich wie ein Mensch mit schwerster geistiger Behinderung wusste sie nicht genau, wer sie ist. Hätten Sie ihr Leben gerne früher beendet? Singer: Als meine Mutter noch gesund war, wünschte sie sich, man solle sie sterben lassen,
wenn sie ihre geistigen Fähigkeiten verliert. Sie war auch Mitglied in einem Verein für freiwillige Sterbehilfe. Die war in Australien damals ver- boten. Es gab allerdings eine konkrete Situation, in der es darum ging, ob wir die Behandlung abbrechen und sie tatsächlich sterben lassen. ZEIT: War ihre Demenz da bereits weit fort- geschritten? Singer: Sie war bettlägerig. Sie erkannte weder mich noch meine Schwester. Sie lag eigentlich nur da und stöhnte hin und wieder, wenn ihr etwas wehtat. Dann erkrankte sie an einer Lungenentzündung, und der Arzt gab ihr zu- nächst kein Antibiotikum – nur eine Tropf infusion mit Morphium, das ihr die Schmerzen nahm. Damit hätte sie nicht mehr lange durch- gehalten. Zu diesem Zeitpunkt war ich bereit, sie sterben zu lassen. Ich dachte: Das ist das, was sie selbst gewollt hätte. Aber meine Schwester war dagegen. ZEIT: Und Sie haben nicht darauf bestanden, sich durchzusetzen. Singer: Hätte meine Mutter Schmerzen gehabt, hätte ich es getan. Sie litt aber nicht. Und mir war es immer wichtig, ein gutes Verhältnis zu meiner Schwester zu haben. Das wollte ich nicht gefährden, ich wollte keinen Konflikt mit ihr riskieren. Also haben wir ihr das Antibioti- kum doch noch geben lassen. Meine Mutter hat dann noch einige Monate weitergelebt. ZEIT: Sie haben fast Ihr ganzes Leben lang mit Ihren Aussagen und philosophischen Urteilen provoziert. Wir haben gestern mit einem al- ten Freund von Ihnen gesprochen, mit Julian Savulescu, der Professor für Bio-Ethik ist. Er sagte, inzwischen täten Sie das nicht mehr so sehr: Sie stießen die Leute nicht mehr vor den Kopf wie früher. Warum? Singer: Ich versuche jetzt schlicht, so viele Menschen wie möglich dazu zu bringen, Geld zu spenden für die Anliegen, die ich am wich- tigsten finde. Und ich habe festgestellt, dass meine provokantesten Positionen da eher ein Hindernis sind. Es gab eine Zeit, in der ich fand, es sei wichtig, fundamentale gesellschaft-
verschenken!
Das Kindermagazin der ZEIT nimmt Mädchen und Jungs
zwischen 7 und 13 Jahren mit auf Abenteuerreise – unterhält,
taucht in ihre Lebenswelt ein und ermuntert sie zum Lesen.
Sichern Sie sich eine Ausgabe mit exklusiven
Gregs Tagebuch-Seiten zum Sonderpreis für nur 1 Euro!
liche Annahmen anzuzweifeln. Inzwischen bin ich mir da nicht mehr so sicher. ZEIT: Sokrates wurde von den Bürgern Athens dazu gezwungen, den Schierlingsbecher zu trinken, weil er provokante und zersetzende Fragen gestellt hatte. Haben Sie jemals gedacht: Ich bin wie der? Singer: Ich sehe meine Rolle als Philosoph darin, das Selbstverständliche zu hinterfragen. Sehr viele Menschen denken, sie wissen ganz genau, was richtig und was falsch ist. Dabei haben sie nie besonders tief darüber nachgedacht, wieso sie das glauben. Ich möchte sie dazu anregen, es zu tun. Manchmal muss man dafür provo- zieren. Insofern würde ich sagen: Ja, ich iden- tifiziere mich mit Sokrates. ZEIT: Wie gut erfüllen Sie selbst eigentlich Ihre eigenen moralischen Ansprüche? Singer: Nicht sehr gut. Ich denke dennoch, dass ich im Vergleich zu den meisten anderen ein recht ethisches Leben führe – auch weil die Stan- dards dessen, was wir als Gesellschaft für akzep- tabel halten, leider sehr niedrig sind. Tue ich wirklich alles, was ich tun könnte? Nein. Tue ich mehr als die meisten? Ich glaube, ja. Immerhin lebe ich inzwischen weitestgehend vegan. ZEIT: Wie viel haben Sie für gute Zwecke ge- spendet? Singer: Als Doktorand in Oxford fing ich an, zehn Prozent meines Einkommens zu spenden. Mehr schien mir und meiner Frau damals nicht möglich zu sein. Später, als ich Professor in Princeton war und sehr viel mehr Geld zur Verfügung hatte, habe ich teilweise bis zu 50 Prozent meines Einkommens an gemein- nützige Organisationen gegeben. Unter ande- rem an solche, die Hunger, Blindheit und die Verbreitung von Malaria in armen Ländern bekämpfen. Heute ist es viel leichter als früher, die Organisation zu finden, die zum eigenen Anliegen als Spender passt. Ich selbst habe zum Beispiel die Onlineplattform »The Life You Can Save« gegründet. Dort kann man NGOs finden, die besonders effektiv sind. ZEIT: Als Sie vor einiger Zeit den mit einer Mil- lion Dollar dotierten Berggruen-Preis erhielten, haben Sie das gesamte Preisgeld gespendet. Wie leben Sie derzeit? Singer: Meine Frau und ich wohnen in einem kleinen Haus in einem Vorort von Melbourne, das vorher einem Lehrer gehörte, mit zwei Schlaf- zimmern und einem separaten kleinen Studio im Garten, das ich als Arbeitszimmer nutze. ZEIT: Hatten Sie je das Gefühl: Ich behalte zu viel Geld für mich? Singer: Ja, manchmal denke ich, wir hätten noch mehr geben können, gerade als wir etwas jünger waren. Je älter ich werde, desto mehr habe ich das Gefühl, dass ich keinen großen
Puffer mehr brauche. Aber ich teile alles, was ich besitze, mit meiner Frau. Und ihr ist es deutlich wichtiger als mir, dass wir unseren Kindern und Enkeln vielleicht doch noch etwas zum Erben hinterlassen.
Peter Singer gibt es inzwischen doppelt – als
Menschen und als KI. Vor drei Jahren fragte
ein Doktorand ihn auf einer Konferenz,
ob es nicht sinnvoll wäre, ein Sprachmodell
mit Texten von ihm zu füttern. Damit sich
auch in Zukunft Menschen an ihn wenden
können, die einen Rat von ihm wollen oder
mit ihm debattieren möchten. Inzwischen ist
die »Peter Singer AI« online. Tippt man dort
die Frage »Wie kann ich im Alltag ein
besserer Mensch sein?« ein, schlägt sie unter
anderem ein Spiel vor: Ȇberrasche
jemanden mit einer kleinen freundlichen
Geste, wie zum Beispiel seinen Kaffee zu
bezahlen.« Dann solle diese Person sich eine
Geste für jemand anderen überlegen.
»Es kann Spaß machen, zu sehen, wie sich
positive Taten verbreiten.«
ZEIT: Gerade sind Sie 80 geworden. Ihre Frau sagte uns in einem Vorgespräch, Sie arbeiteten so hart wie nie zuvor in Ihrem Leben. Singer: Mir sagt sie das auch immer. ZEIT: Merken Sie Ihr Alter? Singer: Ich werde schneller müde. Und in letzter Zeit fällt meiner Frau und mir auf, dass ich immer häufiger Namen vergesse. Auch die von Leuten, die ich gut kenne. Ich habe den Claude gefragt, den Chatbot von Anthropic, ob das ein frühes Anzeichen für eine Demenz ist. Claude meinte: Nein. Es scheint normal zu sein, dass ältere Menschen Namen vergessen. Aber natür- lich ist es sehr lästig. ZEIT: Machen Sie sich viele Gedanken über Ihren eigenen Tod? Singer: Je älter ich werde, desto mehr beschäftige ich mich damit. Meine Schwester ist gestorben, mein Schwager. Das meiste ist geregelt. Es gibt eine Patientenverfügung, damit ich nicht un- nötig am Leben gehalten werde, wenn ich wie meine Mutter an einer schweren Demenz er- kranken sollte. ZEIT: Haben Sie Angst? Singer: Der Tod wird unerwünscht sein, wenn er kommt. Ich habe Angst davor, meine geistigen Fähigkeiten zu verlieren. Aber vor allem möchte ich keine Schmerzen haben. Zum Glück muss ich das auch nicht. Mein Bundesstaat in Austra- lien hat die Sterbehilfe legalisiert. Sollte ich un- heilbar krank sein und meine geistigen Fähig- keiten noch besitzen, werde ich in Frieden sterben können. Zu einem Zeitpunkt, den ich selbst bestimme. Ich werde nicht leiden müssen.
www.zeit.de/leo-eins 040/42 23 70 70*
worauf es
ankommt
Mit ZEIT REISEN erleben Sie die Welt gemeinsam
mit ZEIT-interessierten Menschen. Begleitet von
inspirierenden Experten, entdecken Sie das Besondere
einer Region, die schönsten Orte und Kulturstätten.
Ausgesuchte Hotels mit Charme und Charakter, kulina-
rische Erlebnisse und exklusive Begegnungen zeichnen
unsere Programme ebenso aus wie aufregende
Ideen und umfassender Service. ZEIT REISEN eröffnet
neue Horizonte. Seien Sie dabei!
wunder im Opernhaus
Eine viertägige Musikreise nach Barcelona verbindet große Oper mit katalanischer Kultur. Im Liceu erklingen Bellinis »Romeo und Julia«, gesungen von Lisette Oropesa, und Verdis »Requiem« mit Lise Davidsen. Dazu kommen Stadtspaziergänge und katalanische Küche.
Termin: 1.11.2026 | Dauer: 4 Tage | Preis: ab 2.290 €
finden Sie online. Oder rufen Sie uns an, wir beraten Sie gern persönlich.
zeitreisen@zeit.de zeitreisen.zeit.de
Höhepunkte: • Verdis Requiem in einer Weltstar- Besetzung mit Lise Davidsen, Aigul Akhmetshina, Freddie De Tommaso und Christian van Horn. • Belcanto-Königin Lisette Oropesa in Bellinis »Romeo und Julia« – Oper mit dem Titel »I Capuleti ed I Montecchi« • Im Privatbus durch das moderne und historische Barcelona
Advent in Dresden
Sie erleben das Silvesterkonzert
der Sächsischen Staatskapelle
in der Semperoper, »Walzer-
träume« der Dresdner Philhar-
monie im Kulturpalast, das
Silvesterkonzert in der Kreuz-
kirche und Lehárs »Die lustige
Witwe« in der Semperoper.
Termin: 27.11.2026 | 4 Tage | Preis: ab 1.790 €
und Moderne
Zwei Konzerterlebnisse auf
höchstem Niveau im renom-
mierten Konzertsaal De Doelen,
dazu das neue Museum Fenix,
das weltweit erste öffentlich
zugängliche Kunstdepot sowie
Architektur zwischen Hafen
und Hochhaus.
Termin: 4.12.2026 | 4 Tage | Preis: ab 1.490 €
Fotos (v. o. r. im Uhrzeigersinn): foto-select/Shutterstock, Frank Exß/DML-BY, Guido Pijper, Paola Kudatcky | Veranstalter: ZEIT REISEN | Anbieter: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Buceriusstraße, Hamburg
D
as Völkerrecht ist tot, das ganze Völkerrecht? Definitiv nicht! Unter anderem beweist ein Ort in den Niederlanden, Den Haag, die Welthaupt stadt der internationalen Jus tiz, wie wertvoll die völker rechtlichen Institutionen auch und gerade in der Stunde der Not sein können. In den letzten Wo chen bevölkerten Überlebende des sogenannten Drogenkriegs auf den Philippinen sowie Geflüch tete, die ihrer Misshandlung und Versklavung in libyschen Folterlagern gerade noch so entkommen sind, die Säle des Gerichtshofs. Mit dem philippi nischen Ex-Präsidenten Rodrigo Duterte steht ein ehemaliges Staatsoberhaupt ganz real vor seinen Richterinnen und Richtern. Von interessierten, wenn auch nicht immer informierten Kreisen wird das Völkerrecht aktuell für erledigt und wirkungslos erklärt. Dessen Defi zite sind (und waren) unverkennbar, doch wäre es ein Fehler, daraus zu schließen, das ganze Pro jekt des Völkerrechts und der Menschenrechte sei gescheitert. Das Völkerstrafrecht stellt ein wichtiges Forum der internationalen Strafrechtsordnung dar, zu ständig für die strafrechtlichen Ermittlungen, Anklagen und Prozesse gegen Militärs und Politiker, die für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Kriegsverbrechen und Völkermord verantwortlich sind. Es ist sozusagen die Scharfstellung des Völker rechts, mit potenziell gravierenden Konsequenzen für die Völkerrechtsbrecher. Das Völkerstrafrecht wird primär von nationalen Gerichten angewandt, im besten Fall dort, wo die Verbrechen begangen wurden und die Täter und die Opfer leben. Ein herausragendes Beispiel für eine solche nationale Aufarbeitung bieten die argen tinischen Gerichte hinsichtlich der Verbrechen der Militärdiktatur von 1976 bis 1983. Seit 2005 wurden Hunderte von Militärs, Geheimdienstangehörigen und Polizisten sowie einzelne Unternehmer für Folter und das Verschwindenlassen von 30.000 Menschen verurteilt. Selbst der rechtspopulistische Präsident Javier Milei scheiterte jüngst daran, die Verfahren zu stoppen und die Militärs zu amnestieren. Zum 50. Jahrestag des Putsches unter General Jorge Rafael Videla demonstrierten am 24. März eine Million Menschen in Buenos Aires gegen dieses Vorhaben. In Deutschland wie in ander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wird in einzelnen Fällen das sogenannte Welt rechtsprinzip angewandt – die juristische Möglich keit, Verfahren selbst dann zu führen, wenn die Taten fernab des eigenen Staatsgebiets begangen wurden. Die Verurteilung eines syrischen Obersts wegen der Folterverbrechen des Assad-Regimes vor dem Ober landesgericht Koblenz im Januar 2022 gilt weltweit als Modellfall universeller Strafverfolgung. Es besteht die Hoffnung, dass solche Verfahren langfristig zum gesellschaftlichen Wandel und zur Aufarbeitung von Massenunrecht in Syrien beitragen. Gleichzeitig bleibt die deutsche Justiz hinter ihren Möglichkeiten
Fotos (Ausschnitte): Getty Images
Viele halten das Völkerrecht mittlerweile für wirkungslos. Doch der Internationale Strafgerichtshof in Den Haag erweist sich als erstaunlich hartnäckig VON WOLFGANG KALECK UND ANDREAS SCHÜLLER
zurück. Viele andere aktuelle Konflikte und Tat komplexe werden bislang kaum aufgegriffen. Das zentrale Strafgericht der Welt, der Inter nationale Strafgerichtshof (IStGH) in Den Haag, ist vor allem dann relevant, wenn nationale Justizsysteme versagen oder politisch blockiert werden. Gerade deshalb gerät er regelmäßig in Konflikt mit den Mächtigen. Seit seiner Arbeitsaufnahme im Sommer 2002 wurde der Gerichtshof schon oft abgeschrieben. Drei der fünf UN-Vetomächte, Russland, China und die USA, sowie weitere wichtige Staaten wie Indien, Israel, die Türkei und der Iran sind dem Statut des Gerichtes nie beigetreten; alle befürchteten, nicht zu Unrecht, selbst vor Gericht gestellt zu werden. Aller dings ist der IStGH auch für solche Verbrechen zuständig, die auf dem Boden eines Vertragsstaates begangen wurden. Weil sowohl Palästina als auch die Ukraine die Jurisdiktion des Gerichtes anerkannt haben, konnten die Haftbefehle gegen Politiker von Nichtvertragsstaaten wie etwa Putin oder Netanjahu erlassen werden. Während aber China dem Gerichtshof einfach nur fernbleibt, attackieren vor allem Russland und die USA die Den Haager Justiz frontal. Russland hat in Abwesenheit diejenigen acht Richter und den Chefankläger zu langjährigen Haftstrafen verurteilt, die 2022 an der Ausstellung des Haftbefehls gegen Wladimir Putin beteiligt waren. Die USA haben bereits während der Amtszeit von George W. Bush 100 Staaten zu bilateralen Abkommen über die Immunität von US-Bürgern gedrängt. Mit dem American Service Members Protection Act, dem sogenannten Hague Invasion Act, haben sich die USA 2001 selbst ermächtigt, mit allen, also auch militärischen Mitteln US-Personal vor dem Zugriff des Gerichts zu schützen. Richtig ernst wurde es dann seit Amtsantritt von Donald Trump. Während seiner ersten Amtszeit verhängte er Sanktionen gegen die damalige Chef anklägerin Fatou Bensouda und einen weiteren Mitarbeiter. Seine zweite Amtszeit begann mit der Verhängung von Sanktionen zunächst gegen Chef ankläger Karim Khan und dann im Laufe des ver gangenen Jahres gegen acht Richterinnen und Richter und die beiden stellvertretenden Chefankläger. Die Botschaft war unmissverständlich: Wer Ermittlungen gegen Verbündet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oder gegen US-Staatsangehörige vorantreibt, soll dafür zahlen. Die Sanktionen zielen auf die Entscheidungsträger in den Verfahren gegen Benjamin Netanjahu und seinen damaligen Verteidigungsminister Joaw Galant sowie die Ermittlungen zu Afghanistan, die auch CIA-Geheimgefängnisse umfassen könnten. Die Konsequenzen für die sanktionierten Personen sind Einreiseverbote in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die Sperrung ihrer Bankkonten und Vermögenswerte sowie umfassende Finanz- und Dienstleistungs verbote. Sanktionen trafen auch die UN-Sonder berichterstatterin für Palästina, Francesca Albanese, sowie die drei wichtigsten palästinensischen Menschen rechtsorganisationen. Trumps Erlass hat zur Folge, dass Experten aus den USA nicht mehr effektiv
Der philippinische
Ex-Präsident
Rodrigo Duterte wurde
im März 2025 in Manila
verhaftet und nach
Den Haag ausgeliefert
Gegen Benjamin
Netanjahu
liegt ein
Haftbefehl vor
mit der Anklagebehörde in Den Haag kommuni zieren und keine Beweismittel liefern können. Zivil gesellschaftliche Organisationen kämpfen um ihr Überleben. Zwar klagen die US-amerikanische Bürgerrechtsorganisation ACLU und andere da gegen, doch der Einschüchterungseffekt ist enorm. Anfang Juli drohte das US-Außenministerium erneut anderen Staaten, die den Strafgerichtshof weiterhin unterstützen. Ausgerechnet in dieser entscheidenden Phase wurde die Anklagebehörde kopflos. Denn gegen den Chefankläger Karim Khan wird wegen des Vorwurfs sexuellen Fehlverhaltens gegenüber einer Mit arbeiterin ermittelt. Anfang Juni 2026 wurde er vom zuständigen Gremium der Mitgliedsstaaten sus pendiert, eine endgültige Entscheidung über seine Abberufung steht unmittelbar bevor. Sein Umgang mit den Vorwürfen – die Ausübung massiven Drucks auf Beteiligte sowie die Politisierung der Vorwürfe – dürfte ihn sein Amt kosten. Eine ebenso traurige wie aussagekräftige Zwischenbilanz: Zwei der drei Chefankläger in Den Haag waren Männer, und gegen beide wurden ernst zu nehmende Missbrauchs vorwürfe erhoben. Doch wer in diesen Monaten nach Den Haag fährt, etwa im Dezember letzten Jahres zu der Versammlung der Vertragsstaaten oder zum Vor verfahren zu Libyen im Mai, erlebt einen lebendigen internationalen Ort, der erfüllt ist von einem Geist, der hoffen lässt. Die Anklagebehörde und das Gericht arbeiten ungeachtet der Angriffe aus Russland und den USA mit voller Kraft, um die Kriegsverbrechen Russlands in der Ukraine und Israels in Gaza und dem Westjordanland zu ermitteln. Es wirkt so, als ob der Gerichtshof dem Druck standhält und die Angst
ANZEIGE
das Magazin
Kriegsverbrechen:
Auch gegen
Wladimir Putin
wurde ein
Haftbefehl erlassen
davor schwindet, unpopuläre Entscheidungen gegen über mächtigen Staaten zu treffen. Die Unterstützung, die der Gerichtshof gerade erfährt, wirkt als Ermutigung und Ermächtigung, den Weg konsequent fortzusetzen. Dies würde die globale Akzeptanz deutlich erhöhen, Doppel standards reduzieren und die Durchsetzung des Völkerrechts einen großen Schritt voranbringen. Für Betroffene von schwersten staatlichen Gewalt taten ist der Gerichtshof in Den Haag ein Ort der Hoffnung und der Anerkennung dessen, was sie erleiden und durchleben mussten. Die juristische Aufarbeitung und Bestimmung von Verantwortlich keiten soll dazu beitragen, betroffenen Gesell schaften einen friedvollen Weg in die Zukunft und einen Umgang mit systematischen Gewalt erfahrungen zu ermöglichen. Selbst in einer Welt der Angriffskriege gibt es nach wie vor Bemühungen, zwischenstaatliche Gewalt einzuhegen. Ein lange seitens der Staaten nicht für dringlich erachtetes Verbrechen betrifft nämlich die Bestrafung von Angriffskriegen. Das Verbot steht zwar seit 2002 im Statut, wurde aber erst 2010 aktiviert, und Ermittlungen sind nur unter strikten Voraussetzungen möglich. So muss etwa der angreifende Staat einer Ermittlung zustimmen, an ders als bei allen anderen Verbrechensarten. Blockiert haben diese Entwicklung vor allem Frankreich und Großbritannien, die als UN-Vetomächte und international aktive Militärmächte den Einfluss des Gerichtshofs beschränkt halten wollen. Aktuell avisieren die Vertragsstaaten eine Reform bis zum Jahr 2029. Es besteht angesichts der massiven und zunehmenden Verstöße gegen das Gewaltverbot der UN-Charta die Hoffnung, dass sich eine aus reichende Anzahl konkret oder abstrakt gefährdeter Staaten findet, um die Reform durchzusetzen. Da aber weiterhin Lücken bestehen, haben Staaten inzwischen das Sondertribunal für das Verbrechen der Aggression gegen die Ukraine gegründet. Eigentlich sollte ein permanenter Inter nationaler Strafgerichtshof gerade verhindern, dass für einzelne Konflikte immer neue Sondergerichte geschaffen werden müssen. Zudem droht eine selektive Strafjustiz: Denn für zahlreiche andere Aggressionskriege wurden keine vergleichbaren Tribunale geschaffen und werden vermutlich auch keine geschaffen werden. Damit bedeutet das Sondertribunal in der Entwicklung des Völker strafrechts eher einen Schritt zurück, zumal Wla dimir Putin als amtierender Staatschef dort eine Immunität genießt, die er vor dem ständigen Inter 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qua Statut nicht hätte. Allerdings ist der Gerichtshof jenseits des Rampenlichts in viel weniger beachteten Fällen aktiv. In diesem Jahr werden Prozesse gegen den ehemaligen philippinischen Präsidenten Rodrigo Duterte wegen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 keit in seinem sogenannten Drogenkrieg und gegen einen in Deutschland festgenommenen libyschen Warlord begonnen. Im Falle Dutertes sind zahl reiche Opfer beteiligt. Das libysche Verfahren
wirkt bis nach Europa, denn einige der Opfer wurden auf ihrer Flucht aus Folterlagern und Versklavung von europäischen Grenzschützern abgefangen und wieder an die libyschen Täter aus gehändigt. Es folgten erneute sexuelle Ausbeutung und Vergewaltigungen, Zwangsrekrutierungen für die Milizen und Versklavung, alles verbunden mit Folter und massiver physischer wie psychischer Gewalt. Der Fall verdeutlicht, wie eng internationale Verbrechen und europäische Migrationspolitik miteinander verwoben sein können. In der jüngsten Zeit erließ das Gericht so viele Haftbefehle wie nie zuvor, die meisten davon befinden sich unter Verschluss. Die Kooperation zwischen ermittelnden Staaten, UN-Ermittlungs teams und dem Strafgerichtshof verbessert sich stetig, auch wenn Italien einen weiteren libyschen Warlord lieber auf Staatskosten zurück nach Tri polis als nach Den Haag eskortierte oder Bundes kanzler Merz über eine Einladung an den per Haftbefehl gesuchten Benjamin Netanjahu laut nachdenkt. All die konkreten und erfolgreichen Entwicklungen werden viel zu wenig wahrge nommen in dem Stakkato schlechter Nachrichten und düsterer Prophezeiungen. Um es noch einmal deutlich auszusprechen: In Teilen der Welt geht es schrecklich zu. Kriege und Kriegsverbrechen sowie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kosten Zehntausende Menschen das Leben, zerstören ganze Regionen. Dieses Thema war schon während der Nürnberger Kriegs verbrecher-Prozesse aktuell. Immer wieder wurde die Frage gestellt, ob nicht die Erwartungen an Gerechtigkeit zu hoch sind und man daher auf die juristische Bewältigung des Systemunrechts ver zichten sollte. Man wird allerdings den Einsatz des Strafrechts angesichts der dramatischen Geschehnisse nur mit einer gewissen Demut angehen können, ähnlich wie es der Schriftsteller Peter Weiss, bekannt für sein Auschwitz-Drama Die Ermittlung, in seiner Ein schätzung zu den Grenzen der Sprache im Lichte von Auschwitz ausdrückte, dass »die Verwendung dieser kaum mehr tauglichen Mittel besser ist als das Schweigen und die Fassungslosigkeit«. Die Aufklärung der Verbrechen, das Benennen von Täterstrukturen, die Möglichkeiten für Über lebende und Angehörige von Verstorbenen und Verschwundenen, als aktive Subjekte in diesem Verfahren aufzutreten, waren und sind Schritte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und waren und sind für die Zukunft der betroffenen Gesellschaften eben so wie für die Zukunft einer zivilisierteren Welt unabdingbar.
Wolfgang Kaleck, 65, arbeitet als
Menschenrechtsanwalt und ist Mitbegründer des
European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and Human Rights (ECCHR) in Berlin.
Andreas Schüller, 46, ist Menschenrechtsanwalt
und Co-Programmleiter beim ECCHR
Zur Ausgabe Nr. 30
durchs Amt Die SPD hat komplett versagt
Holger Stark: »Verdunkelungs gefahr« ZEIT NR. 30 Caterina Lobenstein zur Wohnungsnot ZEIT NR. 30
Das Dossier über den voll berufstätigen, fest angestellten und doch wohnungslosen Micha Neumeier hat mich sehr bewegt. Fehlender Wohnraum ist eine der wesentlichen Ursachen für den Vertrauensverlust in unserer Gesell schaft mit gefährlichen Auswirkungen für unser demokratisches, freiheitliches Mitein ander. Wohnen müsste das innenpolitische Thema sein! CLAUDIA WEISS, PER E-MAIL
Leider ist es so, dass unsere Politiker nichts gegen den Missbrauch von Wohnraum unter nehmen. Immer mehr Wohnungen werden nur noch kurzzeitig und möbliert zu völlig überhöhten Preisen vermietet. Und dazu unzählige Sozialwohnungen von unseren Politikern verhökert. Die SPD wollte immer bezahlbaren Wohnraum schaffen, hat aber komplett versagt. Mich wundert nicht mehr, dass alle auf die Sprüche der AfD hereinfallen. Leider! JOSEPH ZENZ, MÜNCHEN
Wenn man diesen Artikel liest, besonders den Teil über den Rückgang des sozialen Woh nungsbaus und der gemeinnützigen Anbieter, fragt man sich: Ist das wirklich noch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in der wir leben? Ich glaube, wir machen uns da was vor. Und zwar ge waltig! WOLFGANG MICHEL, WALDEMS
Nach den Erfahrungen mit der Wohnungs not in der DDR ist es mir ein Rätsel, wieso man immer wieder staatlichen Wohnungsbau fordert. Abgesehen von der mangelhaften Verwaltung, verteuert der Staat doch selbst das Bauen durch Vorschriften, die zwar zu Klimaschutz, Sicherheit etc. beitragen, aber auch oft übertrieben sind. Warum also immer wieder dieses mantraartige Rufen nach dem Staat? MANFRED MENGEWEIN, ARNSBERG
Iryna Fingerova zur Krank schreibung ab Tag 1 ZEIT NR. 30
Iryna Fingerovas Gedanken zur Krankschrei bung ab dem ersten Tag sind elementar. Sie weist auf etwas hin, das mir schon lange Zeit große Sorgen bereitet: das Verschwinden der Menschlichkeit und der echten Solidarität. Wir leben in einem Land der Überforderten, Erschöpften und Ausgelaugten. Dass die SPD, der ich noch immer angehöre, weil sie einmal für die oben genannten Werte stand, bei dieser Posse mitzuspielen scheint, finde ich beschämend. TOBIAS ROLLER, AU
Dieser Artikel lässt mich sprachlos zurück. Er beschreibt ein Szenario dunkelster Dramen im Arbeitnehmerleben. Doch sollen Klein unternehmer und Mittelständler alle unsere Befindlichkeiten abfangen? Sie selbst haben übrigens meist keine sechs Wochen Urlaub und keine 38,5-Stunden-Woche ...
KARIN BRANDT, BAD ESSEN
BEILAGENHINWEIS
Die heutige Ausgabe enthält in einer Teilauflage
Publikationen folgender Unternehmen:
BDSK Handels GmbH & Co. KG,
97084 Würzburg; XLDK Handels GmbH und
Co. KG, 97084 Würzburg; XLDP Handels
GmbH und Co. KG, 97084 Würzburg
ANZEIGE
»Die etablierten Parteien wollen der AfD keine weitere Aufmerksamkeit verschaffen«, schreiben Sie. Das klingt nach einem guten Vorhaben! Die ZEIT selbst jedoch gönnt der AfD die größt mögliche Beachtung mit einem Foto als Blick fang auf der Titelseite! Das ist ein Geschenk an die Wahlkampfmanager der AfD. HEIKE KLEIN, FLEIN
Keine Frage, der infantil lächelnde, Fähnchen schwenkende Tino Chrupalla und die diabolisch grinsende Alice Weidel auf der Titelseite gene rieren Aufmerksamkeit – und der nachfolgende Text auf Seite zwei liefert die dringend nötige Aufklärung darüber, was uns im Fall einer AfD- Regierung drohen würde: Verdunklungsgefahr! Widerstand tut not.
HANS-DIETER SCHABRAM, BERLIN
Berichterstattung ja, aber doch keine Werbung für diese Partei an so exponierter Stelle!
RENATE FRÖHLICH, FRANKENBERG
Man kommt aus dem Staunen nicht mehr heraus. Wie sicher sich die in Teilen verfassungsfeindliche AfD ist, die Landesregierung in Sachsen-Anhalt zu übernehmen. Und was machen wir? Einfach nur zusehen? Bis zur nächsten Wahl warten? Was muss eigentlich noch passieren, bis der Bundes bürger wach wird? Ja, ich bin auch unzufrieden mit dieser Bundes regierung. Ja, die Kommunikation könnte besser sein. Und ja, es wird hart. Wir müssen alle an packen. Aber ist das ein Grund, eine rechtsnatio nale Partei zu wählen?
FRANK ELLERSIEK, HAMMINKELN
Wir werfen den Generationen vor uns vor, schweigend zugesehen zu haben, und verhalten uns exakt gleich. Wie lange wollen wir eigentlich noch zusehen und tun, als ginge es uns nichts an? Wollen wir Regenbogenfahnen verbieten lassen, wollen wir, dass verstörte Kinder gewaltsam aus dem Kirchenasyl entfernt werden, wollen wir einen Aktionismus, der die Werte der Mensch lichkeit mit Füßen tritt und dies als »Kultur revolution« tituliert? Es gibt viele, die aufbegehren. Lasst es uns ihnen nachtun. Es könnte tatsächlich eine Kulturrevolu
Fußball ist von großer Bedeutung. Über alle Grenzen hinweg verbindet er Menschen, allen anderen Differenzen zum Trotz. Die Regeln sind heilig und müssen eingehalten werden. Fast liebe voll zeigt Johannes Schneider auf, welche Bedeu tung dies hat. Donald Trump pfeift auf Regeln, das ist keine Neuigkeit. Damit hat er – zu Recht – weltweit Fans und Fußballverbände gegen sich aufge bracht. Ich glaube aber nicht, dass ausgerechnet dadurch der Öffentlichkeit klarer geworden ist, wie sehr die Welt aus den Fugen gerät, wenn Trump die Regeln bricht. Er hat mit seiner Politik schon so viel Schaden angerichtet, dass es auf die Einflussnahme bei der Fußball-WM nicht mehr ankommt. Ganz abgesehen davon gibt es noch viele andere Machthaber, die sich an keine Regeln halten – Wladimir Putin ist nur einer von ihnen. Sie sind nur nicht so plump, sich auch noch in den Fußball einzumischen. REGINA STOCK, KIEL
Sie haben das missverstanden. Da ist doch nur ein fußballbegeisterter Regierungschef, der sich
Titelthema: Das kollektive Schweigen über die AfD ZEIT NR. 30
tion werden – aber anders als diejenige, die von einigen Parteianhängern der AfD postuliert wird.
KARIN DE GROOT, PER E-MAIL
Und, wo bleibt das Positive, liebe Autor(inn)en? Sie haben einen ganzen Berg Albträume auf gehäuft, die im Falle einer (absoluten) AfD- Mehrheit Ihrer Meinung nach Wirklichkeit wer den könnten. Haben Sie je nach den kleinen oder größeren Körnchen, wenn nicht Wahrheit, dann wenigstens Realitätssinn gesucht, die sich sogar in den Äußerungen oder im Programm der Partei versteckt haben könnten: der Wildwuchs von nicht staatlichen, oft ideologisch angehauchten Organisationen, die mit reichlich Staatsknete gefördert werden; die rot-grün-lastigen Main streammedien, die rechts anmutendes Gedanken gut, wenn überhaupt, mit spitzen Fingern anfassen ... DR. MED. ULRICH PIETSCH, NIDDA
Dass sich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öffentlich bedeckt halten, wie sie im Falle eines Wahlsieges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den Zugriff der in Teilen rechtsextremen Partei auf die Institutionen des Landes verhindern können, ist nur zu ver ständlich. Wichtig ist aber, dass entsprechende Vorkehrungen getroffen werden – Transparenz in dieser Angelegenheit erwiese sich allerdings als kontraproduktiv, beförderte sie doch das rechts populistische Narrativ, wonach das »Kartell der Altparteien« das antizipierte Votum des »Volkes« ungeschehen machen wolle. Das so geschürte Misstrauen verschaffte der AfD zusätzlichen Auftrieb. RÜDIGER PAUL, WEDEL
»Parteien, die nach ihren Zielen oder nach dem Verhalten ihrer Anhänger darauf ausgehen, die freiheitliche 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zu beeinträchtigen oder zu beseitigen oder den Bestand der Bundesrepublik zu gefährden, sind verfassungswidrig« (Art. 21 Abs. 2 GG). Wann wird endlich das hierfür zuständige Bundes verfassungsgericht damit befasst? Das ist das entscheidende, dringende Problem!
DR. JUR. THOMAS BUDDE, METZINGEN
Es ist gut, dass im Hintergrund Szenarien durch gespielt und Klagen vorbereitet werden. Besser
Johannes Schneider: »Regelbruch« ZEIT NR. 30
mit seinem Nationalteam identifiziert. Was soll denn daran falsch sein? Schließlich haben die USA Unsummen investiert, um diese WM aus zurichten. Mit spottbilligen Eintrittskarten, eine WM fürs Volk eben. Da ist nur folgerichtig, dass die zwei seelenverwandten Staats- beziehungs weise Verbandschefs einen winzig kleinen Deal einfädeln. Mit den Trinkpausen hat das doch schon super geklappt. Also bitte keine künstliche Aufregung. Die US-Boys sind zwischenzeitlich ohnehin ausgeschieden. Schwamm drüber: Ball flach halten, weiterspielen – und vor allem nicht nachtreten. ACHIM BOTHMANN, HANNOVER
Was den Regierungschefs nicht gelang, schaffte die belgische Fußballmannschaft: Sie besiegte die US-Mannschaft bei der WM überzeugend mit 4 : 1 und zeigte dem wohl mächtigsten Regel brecher der Welt zumindest symbolisch seine Grenzen auf. Es wird Zeit, dass sich die hasen füßigen europäischen Regierungen diesem Beispiel anschließen und Donald Trump entschlossener entgegentreten. REINER GORNING, HAMBURG
In bewegten Zeiten den Überblick behalten und 34 % sparen. Lesen Sie 13 Wochen lang ausgezeichnete Reportagen, tiefe Analysen und spannende Debatten in der ZEIT – Print oder Digital. Jederzeit monatlich kündbar. Jetzt alle Abovorteile sichern: www.zeit.de/13wochen oder Tel. 040/42 23 70 70*
wäre es allerdings gewesen, wenn die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gesichert rechtsextreme AfD rechtzeitig bundesweit vom Bundesverfassungs gericht verboten worden wäre. Was soll das Gerede von der wehrhaften Demokratie, wenn noch nicht einmal der Versuch gemacht wird, eine neonationalsozialistische Partei verbieten zu lassen? Das Grundgesetz sieht es ausdrücklich vor, dass Parteien verboten werden, die demo kratie- und menschenrechtsfeindlich eingestellt sind. Beides trifft auf die AfD meines Erachtens zweifelsfrei zu, und zwar bereits seit mindestens zehn Jahren.
DR. ULRICH WILLMES, PADERBORN
Immer wieder betonen Politiker, dass Deutsch land eine wehrhafte Demokratie sein soll. Dies müssen sie aber nun auch beweisen und nicht wie ein Kaninchen auf die Schlange starren aus Angst vor einem Scheitern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 gericht. Aus der CSU kommt dazu ein interessanter Vorschlag. Man sollte sich bei einem Verbots antrag auf einen Landesverband der AfD, der wie Thüringen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 gilt, kon zentrieren. Dann wäre auch ein Erfolg sicherer, betonte der ehemalige bayerische Justizminister Winfried Bausback. Noch ist es Zeit, die Gefahr abzuwehren, dass die Demokratie durch demo kratische Wahlen abgeschafft wird, wie das eins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eschah.
BERND HILLA, GROSSOSTHEIM
Was ich von dieser Partei noch nie gehört habe, sind Antworten auf ganz konkrete und hoch aktuelle Fragen wie etwa Konzepte gegen die zunehmende Trockenheit und die damit einher gehenden Einbußen der Landwirte auch und gerade im Osten der Republik. Was gedenkt diese Partei zu tun gegen die absinkenden Grund wasserspiegel mit Folgen für den Wasserhaushalt in der Landwirtschaft, Industrie und bei den privaten Haushalten? Ich denke, es müsste doch auch dieser Partei ein Anliegen sein, dass die Wiesen und Wälder grün bleiben! Aber vermut lich mangelt es im Reflex gegen alles »Grün versiffte« an der Fähigkeit, Maßnahmen vor zuschlagen, die nicht ins Propagandakonzept passen. ULRICH WÖSSNER, WEIL-HALTINGEN
Der Präsident der größten Militärmacht der Welt mischt sich in ein Fußballturnier ein wegen einer Roten Karte, deren Bedeutung er bis dahin gar nicht kannte. Er empfängt einen Kriegs verbrecher auf dem roten Teppich und will ein Land wie den Iran, dessen strategisch bedeutsame Meerenge er offensichtlich überhaupt nicht kannte und deren Führer er »Abschaum« nennt, in Grund und Boden bombardieren. Quo vadis, USA, nach 250 Jahren? Wohin mit unserer Nähe (oft auch Zuneigung) zu Amerika? Dem Land, das uns Deutschen politisch und kulturell die Welt geöffnet und einen Schutzschirm nach einem verlorenen Krieg über uns ausgebreitet hat – und dennoch vielen hierzulande fremd geblieben ist. WILFRIED MOMMERT, BERLIN
Dass der Regelbruch nun vom breiten Publikum bemerkt wird, wo es (endlich) auch den Fußball trifft, kann man als Gottesgeschenk preisen oder auch als Symbol für die Verhältnisse in der freien Welt und ihrer regelbasierten Weltordnung be klagen. JAN THIMO GRUNDMANN, BREMEN
Weitere Leserbriefe finden Sie unter
blog.zeit.de/leserbriefe
Es sind gelegentlich Details über Gesetzes- pläne durchgesickert, die dann eigentlich nötige Maßnahmen blockiert haben. Das war meines Wissens aber nicht dem Infor mationsfreiheitsgesetz geschuldet, sondern das Werk von Durchstechern. Aber auch wenn ich dafür bin, Staatsbedienstete vor Überlastung zu schützen, habe ich den Ver dacht, dass nicht Bürokratieabbau hinter der geplanten Reform des Informationsfreiheits gesetzes steckt, sondern dass hier einige im Stillen Lobby-Kontakten, Nebenverdiensten und sonstigen Machenschaften nachgehen wollen. Sonst hätte man diese »Reform« moderater gestaltet. DR. PETER SELMKE, BOREN
Nichts fürchten die Politiker mehr als die Aufklärung der Wahrheit.
PETER HOFSTÄTTER, DÜSSELDORF
Der Wähler ist der Souverän, der letztendlich bestimmt, wer in welcher Konstellation für wieder eine begrenzte Zeit die Geschicke lenkt. Wenn die Parteien der Mitte das Informationsfreiheitsgesetz (IFG) einschrän ken wollen, ist das nicht im Sinne der Trans parenz, sondern ein offener Affront gegen die Demokratie! FELIX BICKER, ESSEN
1871 wurde das Deutsche Reich gegründet. Das war eine Gründung von oben, sie ging nicht vom Volk aus. Dieser fatale Konstruk tionsfehler ist bei allen folgenden Staats bildungen erhalten geblieben. Wichtig ist einzig und allein der Staat, der Bürger (der Souverän!) ist letztlich weitgehend bedeu tungslos geblieben. Was man zu vertuschen hat, wird vertuscht. Wie schön, dass es auch noch den Paragrafen 188 StGB gibt, in dem es um Beleidigung, üble Nachrede und Ver leumdung von Personen des politischen Lebens geht. Mit der Würde des Amtes kann man auch noch den letzten Kritiker mundtot machen
DR. GERD-RÜDIGER ERDMANN, PATTENSEN
Ein Blick in die Akten kostet dann also künf tig so viel wie ein solider Gebrauchtwagen, damit der Bürger gar nicht erst auf dumme Gedanken kommt. Begründung: Bürokratie abbau. Das ist ungefähr so, als würde ich meine Garage anzünden, um das Problem mit dem unaufgeräumten Werkzeugregal zu lösen. PETER HEINRICH MÜLLER, SCHEINFELD
Will die sogenannte große Koalition der AfD den Weg ebnen? Wer das Informations freiheitsgesetz beschneidet, schwächt ein zen trales Instrument demokratischer Kontrolle. Sollte die AfD jemals Regierungsverant wortung übernehmen, wäre ein starkes Infor mationsfreiheitsgesetz ein wichtiger Schutz gegen Machtmissbrauch. Deshalb gehört das Informationsfreiheitsgesetz nicht geschleift, sondern gestärkt – und als Transparenzgebot im Grundgesetz verankert.
RÜDIGER WEIGEL, MINDEN
IHR LESERBRIEF
erreicht uns am schnellsten unter der
E-Mail-Adresse leserbriefe@zeit.de.
Mit der Einsendung geben Sie Ihr Einverständnis,
Ihren Brief in der ZEIT, deren digitalen Ausgaben
und auf www.zeit.de unter Nennung Ihres
Namens und des Wohnortes zu veröffentlichen.
Für den Inhalt sind Sie als Einsender
verantwortlich; 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Auswahl,
Kürzung und redaktionelle Bearbeitung vor.
* Bitte Bestellnummer angeben: 2197090 · 2197091 Stud. · 2197092 Digital · 2197094 Digital Stud. Anbieter: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Buceriusstraße, Hamburg
Illustration: Edmon de Haro für DIE ZEIT (verw. Foto: Getty Images)
A
ls Gianina Jungmann im Fe- bruar ihre Hausarztpraxis im niedersächsischen Buchholz er- öffnete, war der Andrang groß. Neue Termine waren teils bin- nen Minuten ausgebucht. Zu viele Hausärzte fehlen in der Region, zu viele Patienten sind unterversorgt. Um den Ansturm zu bewältigen, holte Jungmann sich Hilfe. Von ein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Heute liegt ein kleines, spinnenförmiges Mikro- fon auf dem Tisch in ihrem Sprechzimmer. Es zeichnet die Gespräche mit Patienten auf. Egal ob es um Durchfall geht, um Bluthochdruck oder einen Fall von Burn-out: Die KI hört mit. Auf Knopfdruck fasst das System das Gespräch schrift- lich zusammen. Säuberlich sortiert nach allge meinen Informationen, Anamnese, Vitalwerten und Untersuchung. »Früher habe ich nach dem Gespräch meist noch fünf Minuten gebraucht für die Dokumentation, und das war trotzdem nicht so ausführlich«, sagt die 36-Jährige. Jetzt hat sie etwas Zeit gewonnen – und kann dadurch noch ein paar mehr Patienten behandeln. Dafür vertraut Jungmann nicht irgendeiner KI, sondern der von Doctolib. Der französische Konzern ist vor allem dafür bekannt, dass er online und per App Arzttermine vermittelt. Doch er will längst mehr als das. Ärzte können über Doctolib schon heute ihre komplette Praxis verwalten, alle Patientendaten speichern und mit Kollegen kommunizieren. Die KI von Doctolib kann Anrufe entgegennehmen, den Terminkalender steuern und eben die Sprechstunde dokumentieren. »Unser Ziel ist es, das technologische Rückgrat der Gesundheitsbranche in Europa zu werden«, sagt Deutschlandchef Nikolay Kolev. Was Mediziner freut, bereitet Datenschützern Sorgen. Schließlich ist das Unternehmen »in der Vergangenheit bereits durch wenig verbraucher- freundliches Verhalten aufgefallen«. So jedenfalls drückt es Lucas Auer vom 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 aus. Der streitet gerade mit Doc- tolib vor Gericht darüber, ob die Plattform gesetz- lich Versicherten automatisch Termine für Selbst- zahler anbieten darf. Die KI könnte der nächste Knackpunkt werden. Währe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n manchen Bürojobs längst Normalität ist, steht das deutsche Gesundheitssystem in dieser Hinsicht noch ganz am Anfang. Bislang kommt sie erst in fast jeder siebten Praxis zum Einsatz. Doch das könnte sich schnell ändern. Nicht nur angetrieben von Doc-
tolib, sondern auch von der Politik. Bereits in zwei Jahren soll KI in mehr als 70 Prozent der Praxen, Kliniken und Pflegeheime die Dokumentation übernehmen. Dieses Ziel hat Gesundheitsminis terin Nina Warken (CDU) im Frühjahr in ihrer Digitalisierungsstrategie ausgegeben. Und es klingt ja auch gut: Die KI soll den Medizinern den nervigen Schreibkram abnehmen und Sprechstundenhilfen entlasten. Aber ist ihr Einsatz auch im Sinne der Patienten? Schließlich geht es hier nicht um das Erstellen einer Power- Point-Präsentation, sondern um sensible Informa- tionen. Kaum etwas ist so intim wie der eigene Gesundheitszustand. Über eine Erkältung redet man vielleicht offen. Aber was ist mit Geschlechts- krankheiten, psychischen Problemen, einem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Was passiert mit diesen sensiblen Informationen, wenn die KI zuhört? Wo werden die Daten gespeichert? Wer hat Zugriff? Und was hat Doctolib mit ihnen vor? Es ist Anfang Mai, als Nikolay Kolev sich Zeit für ein Gespräch im Berliner Büro nimmt. Dort hängen über den Schreibtischen Großbritannien- Fahnen, auf einem Buffet trocknen Reste von Baked Beans vor sich hin. Am Abend zuvor haben sie hier die Übernahme einer britischen Firma gefeiert, die ihnen nicht nur den Markteintritt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erleichtern, sondern auch den Zugang zum staatlichen Gesundheitssystem NHS verschaffen soll. Seit seiner Gründung 2013 ist das französische Terminportal bereits in drei Länder expandiert: neben Deutschland auch nach Italien und in die Niederlande. Dadurch ist es in nur sechs Jahren zum Unicorn aufgestiegen, zum Start-up, das Investoren mit mehr als einer Milliarde Euro bewerten. Heute sind es 3,6 Milli- arden Euro. Allein in Deutschland sind nach Firmenangaben 30 Millionen Patienten auf der Plattform ange meldet, mehr als ein Drittel aller Bundesbürger. Ein stattlicher Marktanteil und eine gute Voraussetzung, um in ein noch größeres Geschäft einzutreten. Man könnte es so formulieren: Doctolib will nicht mehr am Empfangstresen stehen bleiben, sondern den Patienten bis ins Sprechzimmer folgen. So wie in der Praxis von Gianina Jungmann. Die Zusammenfassung, die ihr die KI nach dem Gespräch mit einem Patienten erstellt, ist mal sehr ausführlich, mal etwas knapper gehalten. Darauf hat Jungmann keinen Einfluss. Und natürlich muss sie das Dokument noch prüfen. Mit Namen von Medikamenten tut sich die KI zum Beispiel
noch schwer. Jungmann selbst vergisst auch manchmal, laut mitzusprechen bei der Unter suchung. Wenn sie stumm den Bauch eines Pa- tienten abtastet, kann die KI nichts notieren. Im Großen und Ganzen aber ist sie zufrieden. »Ich kann mich dadurch wieder ganz auf das Gespräch mit dem Patienten konzentrieren«, sagt sie. Nikolay Kolev glaubt, dass sich durch den Einsatz von KI pro Woche und Praxis bis zu zehn Arbeitsstunden sparen ließen. Aufs Jahr macht das 8.000 Arztstellen, was angesichts des demografischen Wandels sehr hilfreich wäre. Schon heute ist der Ärztemangel im Land eklatant, künftig wird die ohnehin überschaubare Zahl an Medizinern noch mehr Patienten versorgen müssen. »Wir wollen dazu beitragen, Versorgungsengpässe zu beseitigen«, sagt Kolev. Kritiker wie Manuel Hofmann verfolgen diesen Plan weniger euphorisch. »Momentan werden die Potenziale von KI im Gesundheitswesen zur Effi- zienzsteigerung überschätzt und die Auswirkungen auf die Patienten unterschätzt«, sagt der Fach referent für Digitalisierung bei der Deutschen Aidshilfe, er hat sich mit dem Thema bereits ein- gehend befasst. So habe es durchaus Vorteile, wenn Ärzte selbst Notizen schrieben, statt die KI den Job machen zu lassen. Sie reflektierten dadurch das Gespräch, machten sich noch mal Gedanken über die Symptome. Diese Sorge teilte kürzlich auch eine amerikanische Notärztin in einem Essay für da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ie höre nicht mehr so genau zu, weil sie ja wisse, dass die KI das Gespräch aufnehme. Die geringere Aufmerksamkeit seitens des Arztes aber ist das eine. Das andere ist die Tatsache, dass da ein Techkonzern im Sprechzimmer mit- hört. Immerhin: Gänzlich ungefragt geschieht das nicht. Gianina Jungmann informiert ihre Patienten mit einem Aushang im Wartezimmer über den Einsatz der KI und holt mit einer zusätzlichen Unterschrift auf der Vereinbarung zum Daten- schutz ihr Einverständnis ein. Von gut 650 Patienten hätten bislang nur drei darum gebeten, das Ge- spräch nicht mit KI aufzuzeichnen. Manuel Hofmann überrascht das allerdings nicht. Einem Arzt, der eine moderne Technologie einsetzen will, vertraue man als Patient leicht, meint er. »Fragen Sie sich aber mal: Wie ginge es Ihnen damit, wenn dieses Gespräch öffentlich würde? Dann fällt die Bewertung anders aus.« Nikolay Kolev weist darauf hin, dass sein Unternehmen ein Eigeninteresse daran habe, »die
Daten der Patienten bestmöglich zu schützen«. Der geschäftliche Erfolg hängt ja davon ab, nach dem Motto: Ein Datenleck, und das Vertrauen von Ärzten wie Patienten wäre dahin. Was Patienten aber nicht unbedingt beruhigen dürfte: Bei Doctolib hat es schon mal ein Datenleck gegeben. Mitte 2020 sollen sich Hacker über eine Sicherheitslücke Zugriff auf mindestens mehrere Tausend Termine verschafft haben. Laut dem Chaos Computer Club soll es zum Teil möglich gewesen sein, bis ins Jahr 1990 zurückzuverfolgen, bei welchen Ärzten Patienten waren. Nicht auszudenken, das würde mit Informationen passieren, die während der Sprechstunde mitgeschnitten werden. Kolev versichert, dass die Sprechstunden- Daten auf Servern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Prozent
der deutschen Praxen, Kliniken
und Pflegeheime sollen bald KI
für die Dokumentation nutzen,
fordert die Bundesregierung
liegen. Doch für die Patienten ist nicht nur wich- tig, wo das Unternehmen die Daten speichert. Sondern auch, was es mit ihnen macht. Im vergangenen Jahr geriet Doctolib bereits in die Kritik, weil es angefangen hat, seine KI mit den Daten derer zu trainieren, die die Doctolib-App zur Verwaltung ihrer Termine nutzen. Per Klick holte sich das Unternehmen das Einverständnis der Patienten ein, um dafür Suchdaten, Terminhistorie, Dokumente und medizinische Notizen zu nutzen. Nun geht Doctolib nach ZEIT-Recherchen noch einen Schritt weiter. Auch die Audioauf nahmen der Arzt-Patienten-Gespräche will das Unternehmen für das Training seiner KI nutzen. Zu diesem Zweck will das Unternehmen die Da- teien drei Jahre lang aufbewahren. Auch dafür holt es seit Kurzem die Zustimmung der Patienten ein, ebenfalls via App. »Eine Nutzung von Sprach- aufzeichnungen aus der Sprechstunde zur Verbesse rung der Dienstleistungen von Doctolib erfolgt ausschließlich auf Basis der ausdrücklichen Ein-
willigung der Patienten«, bestätigt das Unter
nehmen auf Anfrage.
Fraglich ist nur, ob die Menschen sich an die-
sen einen Klick in der App erinnern, wenn sie
Wochen oder Monate später beim Arzt sitzen und
dort die KI das Gespräch aufzeichnet. »Patienten
geben ihre Einwilligung in einem Moment, in
dem verständlicherweise etwas anderes im Vorder-
grund steht: ihr gesundheitliches Anliegen«, sagt
Digitalreferent Hofmann. »Was dann später mit
den Daten passiert und wie genau das Training
von KI-Modellen funktioniert, bleibt für die aller-
meisten Menschen schwer nachvollziehbar.«
Thilo Weichert, der lange Datenschutzbeauf-
tragter von Schleswig-Holstein war und heute
Vorstandsmitglied der Deutschen Vereinigung für
Datenschutz ist, drückt es noch drastischer aus.
»Den Patienten ist nicht ansatzweise klar, was mit
ihren sensitiven Daten passiert«, sagt er. »Das muss
sofort von den Datenschutzbehörden gestoppt
werden.« Zumal sich Doctolib die Einwilligung
für die Speicherung der Aufnahmen nicht nur für
die Nutzer selbst holt, sondern auch für ihre
minderjährigen Kinder.
Die Firma verspricht: »Die Daten werden hier-
für so verarbeitet, dass keine direkte Identifizier-
barkeit besteht.« Im Kleingedruckten ist von einer
Pseudoanonymisierung die Rede. Das heißt, be-
stimmte Informationen wie der Name werden im
Gespräch durch »Platzhalter wie Zahlen-Codes
oder Ähnliches« ersetzt. So beschreibt es Doctolib
selbst. Laut Weichert reicht das nicht aus: »Das ist
kein wirksamer Schutz.«
Andere Anbieter solcher KI-Dienste verzichten
nach eigenen Angaben darauf, sie mit Daten aus
echten Gesprächen zu trainieren. Das gilt zum
Beispiel für Heidi Health, ein Unternehmen aus
Australien, das ebenfalls eine KI für die Dokumen
tation der Sprechstunde entwickelt hat und damit
gerade in Deutschland an den Start geht.
Doctolib könnte es ernsthaft Konkurrenz ma-
chen. Das Unternehmen baut sein Imperium vor-
sorglich noch ein Stück weiter aus. Neu ist eine KI,
die den Ärzten nach der Tonaufnahme auto
matisch anzeigt, wie sie die Behandlung abrechnen
können. Diese KI erinnert Gianina Jungmann
inzwischen auch regelmäßig daran, dass sie ihre
Patienten noch zur Organspende aufklären und
ihnen ein Hautkrebsscreening anbieten könnte.
Kann ja nicht schaden. Und wird extra vergütet.
W
ährend Deutschland über Einwanderung in die Sozialsysteme diskutiert, kann man Leute am Är melkanal treffen, die schon in dieses Sozial system einzahlten oder kurz davor waren. Und dann verschwanden. Klingt absurd? Ist aber so. Dunkerque in Nordfrankreich, ein staubiger Schotterplatz, umgeben von Wäldern und Ge büschen voller Campingzelte. Ein junger Kurde hockt auf einem alten Autoreifen und sagt, er könne »Schwäbisch schwätze«. Wo hat er das gelernt? »Mein Chef hat Schwäbisch mit mir geredet in der Aus bildung.« Welche Ausbildung? »Raumausstatter.« Leeds in Nordengland, ein Platz vor dem Bahn hof. Backsteinhäuser und Glastürme. Ein anderer junger Kurde kommt zum Treffpunkt und schlägt vor, ein Café zu suchen. Er will von seiner Zeit in Deutschland erzählen, wo er eine Lehre als Maler anfangen sollte, und von seinem Neuanfang in Eng land. »Ich vermisse deutsch reden«, wird er später sagen. »Mein Deutsch go kaputt now a little bit.« Zwei Migranten, die in Deutschland gescheitert sind, obwohl man sie dort brauchen könnte. Wie viele andere, die in Schlauchbooten den Ärmelkanal überqueren – um es in England, außerhalb der EU, wo sie nicht registriert sind, noch mal zu versuchen. Knapp 40.000 Menschen stellten hierzulande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einen Asylantrag, so wenige wie seit 2012 nicht mehr.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eine harte Migrationspolitik versprach, ist das ein Erfolg. Zugleich scheint das Land sein Verhältnis zu jenen, die schon da sind, neu zu verhandeln. Innen 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verkürzte im Februar das Arbeitsverbot für Neuankömmlinge von sechs auf drei Monate. Die SPD pochte im Januar auf bessere Chancen für abgelehnte Asylbewerber, die einen Job haben. Und der Bundesrat forderte die Regierung im März dazu auf, all denen, die drei Jahre im Land und ein Jahr davon beschäftigt sind, ein Bleiberecht zu geben – ein Vorschlag aus Schleswig- Holstein, unterstützt von Wirtschaftsvertretern. Und doch: Am Ärmelkanal kann man Leute treffen, die Deutsch sprechen, Ausbildungsplätze hatten, sogar Jobs. Warum setzen sich Arbeitnehmer, in die der Staat viel investiert hat, in ein Schlauchboot?
Dunkerque
Leeds
ENGLAND
Die Geschichte, die der Kurde auf dem Autoreifen in Frankreich erzählt: Er war zehn, als er seine Heimat im Nordirak verließ, mit seinem großen Bruder, im Jahr 2015, »damals, als die große Welle kam«, sagt er. »Wir sind einfach hinterher gelaufen.« Ihre Asylanträge in Deutschland: ab gelehnt. Aber in den Irak wurde ja kaum jemand abgeschoben. Damals.
Migranten warten an der französischen Nordküste auf ein Schlauchboot. Im Jahr 2025 starben mindestens 29 Menschen bei der Überfahrt
Sie sprechen Deutsch, sie hatten Jobs. Und doch zieht es gut integrierte Asylbewerber nach England.
Warum machen sie sich auf den gefährlichen Weg über den Ärmelkanal? VON SIMON LANGEMANN
Die Geschichte, die sein schwäbischer Chef am Telefon erzählt: Eines Tages ging die Tür zur Werk statt auf, und da stand dieser 16-Jährige mit seiner Betreuerin vom Jugendamt. Er wollte Maler werden. Also zeigte er ihm erst mal, was ein Raumausstatter macht. September 2022: Ausbildungsvertrag. Juni 2025: bestandene Gesellenprüfung, unbefristeter Arbeitsvertrag. »So ein netter und zuvorkommender junger Mann, auch mit der Kundschaft.« Kein Einserschüler, dafür tadellos beim Bodenverlegen, Wändetapezieren, Sesselaufpolstern. Er soll hier Azad heißen. Er will anonym bleiben, nicht erkennbar für die Behörden, so wie alle, die man für diesen Text befragt. Weshalb auch die Stadt, in der er sein Handwerk lernte, nicht genannt werden soll. »Ich hab die Arbeit gerne gemacht«, sagt er. Aber dann habe sein großer Bruder einen Brief bekommen, er müsse binnen 30 Tagen das Land verlassen. »Da dachte ich mir: Das ist doch kein Leben.« April 2026: Azad kündigt. Der Chef sagt, sie hätten einen Aufhebungsvertrag unterzeichnet, damit er Arbeitslosengeld bekomme. »Er hat ja eingezahlt.« Der permanente Stress mit den Ämtern sei Azad an die Nieren gegangen, er habe kaum gegessen. Nach der Ausbildung habe er wieder nur 18 Monate Auf enthalt bekommen. Er verstehe es nicht: Jeder zweite Handwerker habe einen Aufkleber auf seinem Auto, mit dem er nach Leuten suche. Aber Azad habe immer in der Luft gehangen. »Meine Türen sind offen«, sagt der Chef. »Wenn er wieder will, kann er gerne wieder zu mir kommen. Wir konnten gut miteinander.« Ein prekärer Status, trotz fertiger Ausbildung – wie kann das sein? Glaubt man dem jungen Mann, lag es daran, dass er und sein Bruder ihre Identität nicht nachweisen konnten. Mangels Pass, mangels Familie, mangels Hilfe durch das Konsulat. Ein Sprecher des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Migrations ministeriums bestätigt auf Anfrage, dass das Gesetz beim entsprechenden Aufenthaltstitel »keine weitere Ausnahme bei Nichtklärung der Identität während seiner 18-monatigen Geltungsdauer vorsieht«. Der große Bruder sitzt auf einem Reifen zwei Meter weiter und erzählt, er habe als Maurer gearbeitet. Bis der Brief kam. »Mein Chef hat geweint.« Und jetzt? »Ich versuche, drüben ein neues Leben aufzu bauen«, sagt er. »Das ist schwer. Aber man muss es halt versuchen.« Der kleine Bruder meint, sein eige ner Aufenthaltstitel, noch gültig bis Ende des Jahres, wäre eh nicht verlängert worden. So oder so: »Ich lasse meinen Bruder nicht allein.« Sie kommen täglich auf den Platz, wo Hilfsorga nisationen ihre Sprinter parken und Zelte aufbauen. Es gibt Duschen und Dixiklos, eine mobile Klinik, mittags wird Essen verteilt. Und es gibt eine Art Basar für Lebensmittel. Chips, Cola, Sandwiches. Die Helfer raten, nicht dorthin zu gehen, die Betreiber duldeten keine Journalisten, sie gehörten zu den kurdischen Schleusernetzwerken. »Man weiß, dass die das Gewaltmonopol haben«, sagt einer, »dass sie
Schusswaffen tragen.« Der Staat hat sich zurückgezo gen, mitten in Europa. 1.300 Euro pro Person koste die Überfahrt, sagen die Brüder, mehrere Versuche inklusive. Zweimal hätten sie es versucht, zweimal hätten Polizisten vor dem Ablegen das Boot zerstochen. Eine halbe Milliarde Pfund zahlt die britische Regie rung von 2026 bis 2029 an Frankreichs Grenzschützer, damit die die Migranten zurückhalten. Als Reporter sucht man oft nach Geschichten, die für etwas Größeres stehen. Asylbewerber-Biografien sind jedoch meist ambivalent. Vielleicht hat Azad vorschnell das Land verlassen? Vielleicht wollte das Konsulat (das auf eine Mail der ZEIT nicht ant wortet) den zwei Halbwaisen sogar helfen und schei terte aus gutem Grund? Die Geschichte der schwä bischen Handwerker, die darauf warten, dass der Wind nachlässt, damit sie ein drittes Mal in ein Schlauch boot steigen können – sie wäre dann einfach ein tragischer Einzelfall. Nur sieht es danach nicht aus.
Der Weg, der ihn vom Irak bis nach England führte, verlief zunächst so: Türkei, Belarus, Polen, Berlin, Franken. Belarus sei »angry with Europe« gewesen, sagt er. »They give us visa.« Wir sprechen abwechselnd Englisch und Deutsch, er soll hier Karwan heißen. Das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Bamf) hielt seinen Asylantrag für »offensichtlich unbegründet«. In Bayern aber gilt für Migranten zwischen 16 und 21 Jahren eine Berufsschulpflicht, unabhängig vom Aufenthaltsstatus. Sie soll sie auf den Arbeitsmarkt vorbereiten. Zwei Jahre ging Kar wan in eine Berufsintegrationsklasse, so bestätigt es auch sein Sozialarbeiter aus der Schule. Vom bayeri 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 heißt es, man fördere eine solche Klasse mit bis zu 80.000 Euro je Schuljahr. Im Café in Leeds zeigt Karwan Videos, die ihn auf der Baustelle zeigen. Im weißen Hoodie posiert er vor der Selfie-Kamera, ein Kollege streicht eine Wand. Sein erstes von zwei Praktika als Maler. Schon bald hatte er die Zusage für einen Ausbildungsplatz.
Leeds Leeds
London
Köln Köln Dover Dover Dunkerque Dunkerque
Nordsee
Seine Arbeitgeberin erinnert sich am Telefon an das »Riesen-Getue« mit den Behörden, das sie für Karwan gemacht hätten. Sie erzählt dann noch von ihrem iranischen Azubi, der im September anfangen soll: »Wir warten mit Bangen und Zittern auf die Genehmigung der Behörde.« Im Fall von Karwan kam die nicht. »Die haben Nein gesagt«, erzählt er. Ein Sprecher des bayerischen Innenministeriums erklärt das so: Komme jemand als Asylbewerber ins Land und werde nicht anerkannt, dürfe er nicht ein fach arbeiten und bleiben. Es sei denn, er falle unter eine der Sonderregelungen im Gesetz. Etwa die Aus bildungsduldung oder das Chancen-Aufenthalts recht, für die aber strenge Voraussetzungen gelten. Wer einen Ausbildungsplatz habe, aber keinen Fluchtgrund, könne in sein Heimatland ausreisen und seinen Visumsantrag nachholen. Karwan sagt, er habe das nicht riskieren wollen. Und zu der Zeit hoben gerade wieder Abschiebeflieger nach Bagdad ab. Er sagt, er habe aus Sorge nicht mehr in seiner Unterkunft geschlafen. Eines Morgens habe ihm ein Mitbewohner geschrieben: Sie waren hier, haben mit einem Foto nach dir gesucht. Einen Freund hätten sie abgeschoben, er hatte einen Ausbildungsplatz in der Pflege, wie ein Schrei ben belegt. Ein anderer beantragte beim Amt, in einer Logistikfirma arbeiten zu dürfen, der Brief liegt der ZEIT vor: »In Ihrem Fall überwiegen die Gründe, die gegen eine Genehmigung sprechen«, befand die Ausländerbehörde. Er sei jetzt Friseur in Newcastle, schreibt er über WhatsApp. »Germany always say we need people for work«, sagt Karwan. »Why they take me out?« Vom Kölner Haupt bahnhof, sagt er, gebe es Schleusertaxis nach Frank reich. Ein Afrikaner habe ihn und andere in einem »very nice Mercedes« nach Frankreich gebracht. Heute wohnt er gar nicht in Leeds, wie er sagt. Er sei nur hergekommen, weil es hier schöner sei als in seinem Wohnort, einer alten Industriestadt. Zu viele Migranten, Obdachlose und Junkies. Er bittet darum, die Stadt nicht zu nennen. Weil er sich in England als syrischer Kurde ausgegeben habe, um seine Chancen im Asylverfahren zu erhöhen. Wir fahren mit dem Zug hin. Er zeigt das kleine, abgewohnte Reihenhäuschen, das er sich mit einem Asylbewerber teilt, die Miete zahle der Staat. Er zeigt das »Jobcentre«, in dem er gern Arbeit finden würde. Dürfe er aber noch nicht, denn er stecke nach mehr als zwei Jahren weiterhin im Asylverfahren. Noch hat er also nichts gewonnen außer Zeit. Zwei Tage die Woche arbeite er in einer Autowaschanlage, bei einem Kurden, für fünf Pfund die Stunde, der Mindestlohn ist mehr als doppelt so hoch. Und er zeigt das Hotel am Bahnhof, in dem viele andere Asylbewerber wohnen – ein Streitpunkt in Großbritannien, wo die »small boat arrivals« das beliebteste Wahlkampfthema von Reform UK sind, der Partei des Rechtspopulisten Nigel Farage. Es war der Brexit, mit dem sich das Land aus dem europäischen
Asylsystem verabschiedet hat. Auch von Eurodac, der EU-weiten Fingerabdruckdatenbank. Dadurch lässt sich kaum noch ermitteln, wer schon in Deutschland registriert war. Auch deshalb ist das Land für jene, die in der EU gescheitert sind, so attraktiv. Wie groß ist dieses Phänomen? Es sei bekannt, »dass sich auch Personen, die sich zuvor in Deutsch land oder ander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aufgehalten haben, über Frankreich irregulär nach Großbritannien begeben«, teilt das Bundesinnenministerium mit. »Eine statistische Erfassung der jeweiligen Motive erfolgt nicht.« Für tausendfache Weiterreisen von Deutschland nach England gebe es »keine Evidenz«, sagt Herbert Brücker vom Institut für Arbeitsmarkt- und Berufs forschung. Allerdings habe die Statistik einen »blin den Fleck«. 178.000 ausreisepflichtige Asylbewerber lebten Ende 2025 in Deutschland, das entsprach etwa elf Prozent aller Flüchtlinge (Ukrainer ausgenommen), und es waren fast genau gleich viele wie 2017. Obwohl das Bamf seither, je nach Jahr, mal 50.000 Anträge ablehnte, mal 75.000. Brücker sagt, das lasse sich nicht allein mit der Zahl der Abschiebungen erklären, auch nicht mit der offiziellen Zahl frei williger Ausreisen. Es sei plausibel, dass viele einfach verschwänden. »Viele Leute melden sich nicht ab.« Nein, längst nicht jeder im Camp bei Dunkerque war in Deutschland, man kann auch nicht jede Geschichte verifizieren, die man auf dem Schotterplatz hört, mal in gutem, mal in gebrochenem Deutsch. Aber nach zwei Tagen ergibt sich ein Mosaik aus sich ähnelnden Biografien, ein Wimmelbild der Ge scheiterten. Ein Kurde erzählt, er habe sieben Jahre im Dönerladen gearbeitet, dann habe ihm die Abschiebung gedroht. Ein anderer sitzt im Gebüsch vor seinem Zelt, isst Nudeln von einem Pappteller und sagt, er habe drei Jahre für DHL gearbeitet. Und dann ist da noch der junge Mann, der den deutschen Mietwagen erkennt und den Reporter anspricht: Er sei mit seinen Eltern aus Kuwait geflüchtet, habe in Hessen gelebt. Und gearbeitet. Wo? »SHK.« Sanitär-, Heizungs- und Klimatechnik. Was hat der Betrieb denn so gemacht? »Alles.« Auch Wärmepumpen? »Das haben wir auch gemacht.« Ruft man den Handwerker aus Hanau an, um herauszufinden, ob das wahr sein kann, erinnert der sich an den »feinen Kerl«, den ihm das Jobcenter vermittelt habe, für ein vom Staat subventioniertes Jahrespraktikum. »Das war einer, der wollte.« Er habe ihn auch ausbilden wollen, sagt er, aber dann sei er nach Frankreich abgeschoben worden, wo er offenbar schon registriert war. Jeder Fall ist anders, wie gesagt. Und man kann davon ausgehen, dass die Gesetze nicht geschrieben wurden, um Wärmepumpen-Installateure abzu schieben. Die Sache ist bloß, dass viele Bewohner das Camp mit diesem Gefühl beziehen. Der junge Mann aus Kuwait sagt: »Deutschland will lieber kriminelle Leute, die Probleme machen.«
Foto: Abdul Saboor/Reuters; ZEIT-Grafik
Bald wird Alkoholkonsum an Bahnhöfen verboten.
Das ist eigentlich keine schlechte Idee. Aber verschwinden
Probleme bei der Bahn, wenn man sie verbietet?
Grandios, jetzt steht sie also, die erste große Konzern-Reform der Bahn. Der Fernverkehr ver- fehlt ein Pünktlichkeitsziel nach dem anderen, die Baustellen treiben Mitarbeiter und Mitfahrende in den Wahnsinn, die Bordbistros, sofern geöffnet, werden zunehmend zu therapeutischen Abkling- becken. Aber Bahnchefin Evelyn Palla hat zum zehnten Monat ihrer Amtszeit etwas rausgehauen, das klare Kante zeigt: ein Verbot! Ein flächen deckendes! Spätestens Mitte Oktober soll an sämtlichen 5.400 deutschen Bahnhöfen das Trinken von Alkohol auf Bahnsteigen und in Bahnhofshallen verboten sein. So einfach ist das nämlich: Problem verboten – Problem gelöst, kurz und knackig, ohne Diskussion. Selbst 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findet Pallas Idee so phänomenal, dass man sie nicht »vom ersten Moment an direkt in die Tonne treten sollte«. Für ihn ein dickes Kompliment. Halten wir uns jetzt nicht mit Detailfragen auf, etwa, wie der einzig verbliebene Bahnmitarbeiter an einem gottverlassenen thüringischen Halte- punkt dieses Verbot gegenüber 20 Fußballfans durchsetzen soll. Oder ob DB-Sicherheitskräfte bei Reisenden, die sich trotz der tristen Lage bei der Bahn verdächtig fröhlich fortbewegen, bald Taschenkontrollen durchführen, um zu prüfen, ob eventuell mitgeführte alkoholische Getränke noch originalverschlossen sind (erlaubt!) oder aber geöffnet (verboten!). Denn Evelyn Palla hat durchaus einen Punkt: Viele Bahnhöfe sind in der öffentlichen Wahr- nehmung zu Angst- und Ekelorten geworden. Ein Alkoholverbot adressiert nicht nur das Bauch- und Sicherheitsgefühl, es kann, ganz ohne Milliarden- investitionen, auch Konflikte reduzieren sowie Reinigungs- und Instandhaltungskosten sparen.
werden auch in Deutschland immer beliebter.
Was steckt dahinter?
Jugendliche, die zur Schule rennen oder auf dem Fahrrad kräftig in die Pedale treten, um recht- zeitig zum Unterrichtsbeginn da zu sein, sind kein ungewöhnlicher Anblick. Aber was eine Polizeistreife in Gronau im Landkreis Borken an einem Montagmorgen im Juni beobachtete, hatte eine neue Dimension. Ein Zwölfjähriger raste mit fast 90 Kilometern pro Stunde durch die Innenstadt: auf einem E-Bike mit sehr dicken Reifen, einem sogenannten Fatbike. Die Streife stoppte den Jungen und zog seine Maschine ein. Einfache E-Bikes dürfen nur bis Tempo 25 beim Treten unterstützen, sogenannte S-Pedelecs bis maximal Tempo 45. Bei Fatbikes gelten dieselben Regeln; diese werden aber offenbar massenhaft ignoriert. »Jedes zweite Fatbike, das wir kontrollieren, ist illegal«, sagt Dominik Rezler, der Leiter der Polizeidirektion Verkehr in Borken. Das könnte mit der grenznahen Lage des Land- kreises zu tun haben: Aus den Niederlanden schwappt gerade ein beunruhigender Trend nach Deutschland herüber. Zeitungen bezeichnen Fat- bikes dort mittlerweile als die meistgehassten Fahr- zeuge des Landes. Enschede hat die Fahrräder mit
KOMMENTAR
Doch leider ist das ganze Elend dann nicht einfach weg, sondern nur woanders. So wie in Hamburg, wo der Hauptbahnhof schon länger alkoholfreie Zone ist und die gleichfalls alkoholfreie Zone um den Bahnhof herum aus ebendiesem Grund demnächst erweitert werden muss. Außerdem ist das mit der alkoholfreien Zone Bahnhof auch in Zukunft sehr relativ. Oder sehr verwirrend: Künftig trinkt man als Fahrgast sein Bier im Bahnhofsbistro (auf ex) oder kauft es am Bahnhofskiosk (das bleibt ja erlaubt), darf es auf dem Bahnsteig keinesfalls öffnen – und sollte dann verdammt aufpassen, in welchen Zug man steigt: In einem ICE kann man das Bier genießen und im Bistro Nachschub ordern, der einem sogar gebracht wird. In einem süddeutschen Regional- express ist Biertrinken meistens erlaubt. In einem Zug des Hamburger Verkehrsverbundes, des Münchner Verkehrs- und Tarifverbundes, in einem Metronom oder bei der DB Regio Nieder- sachsen muss das Bier dagegen (eigentlich) fest geschlossen bleiben, selbst auf der Zugtoilette. Wer das große Bahnhofsalkoholverbot über- wachen soll: das ist die große Frage. Böse Zungen vergleichen es bereits mit dem Rauchverbot auf Bahnhöfen, das seit fast 20 Jahren je nach Gusto ignoriert wird; die Beschwerden darüber werden wiederum gern vom Bahnpersonal ignoriert. Aber wir müssen nicht groß oder lange recherchieren, um exklusiv zu wissen, was die Bahnchefin wohl als nächste Reformen aus dem Hut zaubern wird: Ein Ausfallverbot für Klima- anlagen im Sommer. Ein Störungsverbot für Weichen im Winter. Und dann endlich, das wird das ganz große Ding, ein Wunder, dass bis- her noch niemand darauf kam: Ein Verspätungs- verbot für Fernzüge! MARK SPÖRRLE
den extrabreiten Reifen aus der Innenstadt ver- bannt, Amsterdam einen Park für sie gesperrt. Die Regierung plant ein Mindestalter und eine Helm- pflicht. Denn die Fatbikes sind gerade bei jungen Menschen beliebt. Das Problem sind dabei nicht alle 109.000 Fat- bikes, die 2025 in den Niederlanden verkauft wurden. Sondern dass darunter viele illegale Billig- modelle aus dem Internet sind. Die gibt es schon ab 400 Euro. Gutachter be- scheinigen ihnen regelmäßig schwache Bremsen und Gabeln, die brechen könnten. Tunen ließen sich die Billig-Fatbikes außerdem kinderleicht. In einem Gutachten für die Polizei Borken heißt es: Wenige Klicks im Bordcomputer genügten, und das Rad fahre 50 Kilometer pro Stunde. In manchen Onlineshops findet sich ganz offen eine Anleitung für derartige illegale Manipulationen. Selbst auf der Eurobike, Europas größter Fahrradmesse, waren im Juni in Frankfurt mehrere Fatbikes zu sehen, die in der EU so nicht zugelassen würden. Die Motoren waren stärker als erlaubt, die Schweißnähte unsauber, die verbauten Kompo nenten unbekannt, es ratterte bei der Probefahrt.
Noch Fahrrad oder schon Moped?
ANZEIGE
Manche Fatbikes beschleunigten über einen Griff am Lenker, ganz ohne Tritt in die Pedale. Auch das ist verboten, denn das Pedelec wäre dann rechtlich ein Mofa. Der Fahrer bräuchte eine Versicherung und müsste einen Helm tragen. Von den Veranstaltern der Eurobike heißt es auf Nachfrage, die Einhaltung gesetzlicher Vorschriften sei Sache der Aussteller, die im Vorfeld darauf hingewiesen würden. Belastbare Zahlen zu Verkäufen oder Unfällen gibt es hierzulande noch nicht. Nur die Erfahrung der Polizei im Kreis Borken, wo der Trend unüber- sehbar angekommen ist. »Wir werden überflutet«, sagt Rezler, der Polizeichef. Der Zwölfjährige in Borken habe das Fatbike von seinen Eltern geschenkt bekommen, gibt die Behörde an. Diese seien erstaunt gewesen, was es alles kann. Trotzdem seien sie verantwortlich. Denn sie hätten zugelassen, dass ihr Kind ohne Versiche- rung und Fahrerlaubnis ein Kraftfahrzeug führe. »Das ist so, als würden Sie Ihrem Zwölfjährigen den Pkw-Schlüssel übergeben«, sagt Rezler. Zu schweren Unfällen kam es in Borken bisher nicht. Ein Hund sei zu beklagen, sagt Rezler. »Er
Foto: Ramon van Flymen/pa/dpa
war an den Rollstuhl seines Besitzers geleint und wurde von einem Fatbiker überrollt.« Braucht es dennoch Verbote wie in den Nieder- landen? »Das Fatbike ist nicht das Problem«, sagt Remco Tekstra von der RAI Association, einem Branchenverband der niederländischen Mobilitäts- industrie. Es zu verteufeln, sei unfair gegenüber Herstellern, die sich an die Regeln halten. Der niederländische Journalist David Bremmer fand kürzlich heraus, dass Billig-Fatbikes aus China oft über falsch deklarierte Container nach Europa gelangen. Sie würden etwa als Möbel oder Fernsehgeräte ausgegeben. Anschließend würden sie, sagt Tekstra, in Pop-up-Shops, Elektromärkten oder direkt aus Lagerhallen angeboten. Verkaufs- anzeigen finden sich auch bei großen Online- händlern. Nach Hinweisen der ZEIT nahmen Amazon und Ali Express kritisierte Produkte zwar schnell aus den Shops. Nur kamen ständig neue Angebote nach. Für Tekstra ist klar: Nicht die Fatbikes müssten reguliert werden, sondern die Vertriebswege. So ließe sich dafür sorgen, dass nur noch sichere Maschinen verkauft werden. LENA FROMMEYER
DIE ZEIT: Herr Huotari, die Bundes regierung hat ein Reformpaket verab schiedet, das Deutschland wirtschaftlich wieder nach vorn bringen soll. Aber ob Deutschland wieder erfolgreich wird, hängt doch vor allem davon ab, dass die Regierung einen guten Plan für den Umgang mit dem immer stärkeren Wett bewerber China findet. Sind wir dafür gewappnet? Mikko Huotari: Das Problem ist, dass sich die Lage schneller verschärft, als wir nationale Pläne schreiben können. Wir brauchen dennoch dringend eine mit der EU abgestimmte Wirtschaftsstrategie für China, die anders als bisher auch die 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interessen als Ziel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jedoch gestaltet zu wenig. Sie versucht hier etwas zu verhindern, lenkt da ein bisschen um, aber setzt keine eigene Richtung. ZEIT: Was macht Ihnen mit Blick auf China die größten Sorgen? Huotari: Die Führung in Peking betreibt eine radikale, rein auf chinesische Sicher heits- und Machtinteressen ausgerichtete Industriepolitik, die Europa insgesamt ins Herz trifft – und Deutschland als Industrienation natürlich ganz besonders. Wir müssen jetzt endlich unsere Haus aufgaben machen, im Inneren etwa, indem wir die hohen Energiekosten angehen, nach außen, indem wir den europäischen Markt besser schützen. Passiert das nicht, könnte Deutschland in den kommenden fünf Jahren in eine existenzielle Industrie krise geraten. ZEIT: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hat unsere Industrie ein Fünftel der Arbeits plätze verloren. Ist die Krise nicht längst existenziell? Huotari: Nein, die deutsche Industrie verfügt noch immer über beträchtliche Effizienzreserven, viele Unternehmen könnten mit zehn oder zwanzig Prozent weniger Beschäftigten genauso erfolg reich sein. Volkswagen etwa stellt deut lich weniger Autos pro Mitarbeiter her als Toyota, solche Zahlen müssen uns zu denken geben. Wirklich gefährlich wird es erst, wenn nicht nur Werke und Jobs verloren gehen, sondern auch Fähig keiten – wenn wir zum Beispiel bei der Industrieautomation, bei Batterien oder bei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den An schluss gänzlich verlieren würden. ZEIT: Haben wir uns als Nation zu lange darauf ausgeruht, dass China uns Wachs tum schenkt, und den Moment verpasst, gegenzusteuern? Huotari: Ich wäre hier vorsichtig mit dem Narrativ des zu langen Müßiggangs. Was wir derzeit durchleben, ist eine Krise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modells: Große deutsche Unternehmen haben sich ihre Renditen über Jahre hinweg durch Erfolge im Ausland finanzieren lassen. Der Staat hat das mit einer Außenpolitik, die stark auf die Interessen der Wirtschaft ausge richtet war, flankiert. Wir alle haben profi tiert. Nun müssen wir uns schnellst möglich von der China-Droge entwöhnen, und das ist schwer. ZEIT: Deutschland und Europa suchen nach der passenden Antwort. Machen es andere Staaten besser?
ANZEIGE
EXPERTENBEITRAG
IMMOBILIEN
KAPITALANLAGE
Der Augsburger Roboterhersteller Kuka war mal deutsch und gehört heute Chinesen
von der China- Droge entwöhnen«
prophezeit eine existenzielle Krise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sollten China keine Grenzen gesetzt werden.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wünscht er sich mehr Engagement
SONSTIGES
H a u s i n d e u t s c h s p r a c h i g e r Seniorenresidenz Sonnleiten bei Windhoek, Namibia, 150 Quadratmeter, 210 000 Euro. Tel. 033981 80848 nach 18 Uhr.
Australien (Queensland)
Alleinlage, tropisches Tal ~20-30 ha im Hinterland von Port Douglas, eigener Fluss; zwischen Meer und Nationalpark Daintree; dzt Biolandwirtschaft, Potential für Alterswohnsitz, Tourismus etc.; ggf "permanent residence visa";
ANLAGEOBJEKTE WOHN- & GE- SCHÄFTSHÄUSER
OST-Deutschland:
Mehrfamilienhäuser & Gewerbeobjekte für unsere vorgeprüften Investoren gesucht.
Kontakt für Anzeigenkunden 040 / 32 80 1635
Ihre Ansprechpartnerin
für Beratung und Verkauf
von Immobilien.
Nadine.Labudda@zeit.de
Huotari: Japan und Südkorea zum Bei spiel. Sie haben schon lange umfassende Technologiestrategien entwickelt. Dort ist festgeschrieben, in welchen Zukunfts feldern man führend sein möchte und dass man in Kernbereichen – etwa Roh stoffen – so unabhängig wie möglich werden muss. Auf die Spitze treibt das natürlich China selbst, wenngleich mit teils unlauteren Mitteln: Die Radikalität, mit der die politische Führung die stra tegisch wichtigen Branchen schützt und stützt, haben wir definitiv unterschätzt. ZEIT: Befinden wir uns bereits in einem Handelskrieg mit China? Huotari: Die Waffen liegen zumindest auf dem Tisch. China kontrolliert die Ausfuhr von Rohstoffen und Technolo gien. Die EU baut ihrerseits die handels politischen Instrumente aus, um zurückzuschlagen. In diesen Wochen werden viele Gespräche geführt, die viel leicht Druck aus dem Sys tem nehmen können. Aber die grundlegenden Konflikte sind so hart, dass wir jeder zeit mit weiteren Eskala tionen rechnen müssen. ZEIT: Hat die Politik in Ber lin und Brüssel den Ernst der Lage erkannt? Huotari: Die EU hat gerade ein Papier veröffentlicht, das China so scharf wie noch nie zuvor kritisiert, die glo bale Machtordnung – ähn lich wie Russland – nach den eigenen Interessen um zugestalten. Die EU-Kommission will härter gegen China vorgehen und übt Druck auf die Mitgliedsstaaten aus, das zu unterstützen. Im Falle von Deutsch land sehe ich auch die Einsicht. Die große Frage ist nur, ob Deutschland harte Gegenmaßnahmen auch wirklich an wenden würde. ZEIT: Ist die zögerliche Haltung nicht nachvollziehbar? China ist ja weiterhin wichtiger Kunde und günstiger Lieferant. Huotari: Natürlich, wir haben es ja mit echten Interessenkonflikten zu tun. Billi ger chinesischer Stahl etwa kann für manche Unternehmen von Vorteil sein, während er die deutsche Stahlindustrie insgesamt unter Druck setzt. Das eigent liche Drama ist, dass wir in bestimmten Bereichen – etwa bei Rohstoffen – so abhängig von China geworden sind, dass wir nicht mal mehr frei zwischen einer schlechten und einer sehr schlechten Lösung wählen können. Aber es kann ja nicht sein, dass wir diese Lage zemen tieren durch Nichtstun. ZEIT: Was würden Sie angehen? Huotari: Erstens müssen wir Unter nehmen dazu verpflichten, dass sie sich bei kritischen Gütern mehr als ein Liefe rantenland suchen müssen. Zweitens braucht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von den Mitgliedsstaaten ein klares Man dat für sektorübergreifende Handels schutzinstrumente und gegebenenfalls Ausgleichszölle gegen Marktverzerrungen. Drittens müssen wir die Abhängigkeit von China radikal runterfahren. Wir
Fotos (Ausschnitte): KUKA; Marco Urban/Merics (r.)
müssen Lagerbestände aufbauen, eigene Projekte fördern und im Kreis der G7 und ihrer Partner stärker gemeinsam auf treten bei der Beschaffung. Und wir müssen gegenüber China viel stärker über unsere eigenen Hebel nachdenken, solange wir die noch haben. ZEIT: Welche wären das? Huotari: In der Hochleistungsoptik etwa, bei bestimmten Werkzeugmaschinen und bei speziellen Vorprodukten für die Halb leiterproduktion gibt es durchaus Bereiche, in denen China erhebliche Schwierig keiten hätte, auf deutsche oder euro päische Anbieter zu verzichten. Diese Bereiche müssen wir stärken. ZEIT: Wie hilfreich ist der Industrial Acce lerator Act, der die europäische Wirtschaft unter anderem zu mehr »Made in Europe« verpflichten möchte? Huotari: Die Grundidee, nämlich lokale Wertschöp fung zu stärken und externe Investitionen an Bedingun gen zu knüpfen, ist richtig. Ich befürchte aber, dass wir ein bürokratisches Monster schaffen, dessen Wirkung hinter unseren Erwartungen zurückbleibt. Und den Chi na-Schock wird es kaum lindern können. China könnte ja bestimmte Pro duktionsschritte einfach in Ländern wie Marokko an siedeln, die Freihandelsab kommen mit der EU haben. Und so Zugang zum euro päischen Markt behalten. ZEIT: In China selbst verlangsamt sich das Wachstum, die Schulden steigen, die Gesellschaft altert. Könnte Europa das in die Hände spielen? Huotari: Die hochdynamische Ökonomie macht vielleicht nur rund 30 Prozent der chinesischen Volkswirtschaft aus. Das reicht, um uns unter Druck zu setzen, denn die chinesische Volkswirtschaft ist riesig. Aber auch der langsamer werdende Teil ist ein Problem: Weil der Absatz im eigenen Land sinkt, versucht China, sich aus der Krise herauszuexportieren. Was wiederum den Preisdruck auf den Welt märkten verstärkt. ZEIT: Wir haben nun viel über die tradi tionellen Industrien gesprochen. Über nachhaltigen wirtschaftlichen Erfolg wer den aber vor allem die Zukunftstechnolo gien entscheiden. Wie gut sind wir da im Vergleich zu China gerüstet? Huotari: Bei der Kernfusion und der Quantentechnologie zum Beispiel hat Deutschland gute Chancen, auch bei der KI. Ob das reicht, ist allerdings fraglich. Wenn sich China Ziele setzt, erreicht es die auch gerne mal zu 70 oder 80 Pro zent. Denn China versteht Innovation als integrierte Kette: Investitionen, Talente, Universitäten,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selbst ökologische Folgen werden mit gedacht. Wenn Deutschland in einer Hightech-Strategie Ziele formuliert, wird deren Verkündung ordentlich gefeiert. Danach geschieht deutlich weniger.
Mikko Huotari ist
Direktor des
Thinktanks
Merics und Co-
Chef der China-
Kommission des
Bundestages
Das Gespräch führte Ileana Grabitz
Schadensersatz von den Industriestaaten. Doch die Ursache ist komplizierter VON PRIMAGUNG DARY RILIANANDA (TEXT) UND GARRY LOTULUNG (FOTOS) W
enn in Bogorame das Meer kommt, flüchten die Bewoh- ner in ihre Häuser. Die Flut klatscht an die Wände, und sie müssen warten, bis das Meerwasser wieder abfließt. An den meisten Tagen ist das schon am nächsten Morgen der Fall. Aber immer häufiger, bei Sturm und schlechtem Wetter, harren die Men- schen tagelang drinnen aus. Bogorame ist ein Weiler an der Nordküste Javas, der bevölkerungs- reichsten Insel der Welt, etwa sieben Autostunden von der indonesischen Hauptstadt Jakarta entfernt. Früher lebten hier Hunderte Familien von der Reisernte, aber nur noch ein Dutzend sind geblieben, weil das Meer alle paar Tage kommt. Die Häuser sind auch nicht mehr das, was sie mal waren. Latifah, 65, muss inzwischen jedes Mal den Kopf einziehen, wenn sie den Bau betritt, den ihre Eltern ihr hinterlassen haben; errichtet vor etwa 40 Jahren. Ursprünglich war er mal vier Meter hoch. Heute ist sie froh, dass sie noch aufrecht darin stehen kann. Der Grund ist, dass in dieser Gegend der Boden absinkt und die Gebäude – die früher mal ganz normale Häuser auf Erdboden gebaut waren – in die Tiefe zieht. Also kommen alle paar Jahre die Nachbarn zum Helfen und schaufeln Erde und Zement auf Latifahs Fußboden – eine Schicht, dann noch eine, um das Innere trocken zu halten. So wird der Abstand zwischen Boden und Decke immer kleiner. Trotzdem reicht das nicht immer: An der Wand klebt noch die Flutmarke von vor ein paar Wochen, kniehoch, als das Wasser ihr Bett durchnässte und sie die Nacht bei ihrer Cousine Samiran gegenüber verbringen musste. Ihre Kleider bewahrt Latifah jetzt ganz oben im Schrank auf. Den Fischhandel, von dem sie lebte, hat sie aufgegeben. Früher fuhr sie nachts mit dem Fahrrad zehn Kilometer zum Markt in Sayung, kaufte frischen Fisch, verkaufte ihn morgens vor der Tür. Doch seit drei Jahren fließt das Wasser auf dieser Straße nicht mehr ab. Es gibt einen Umweg über die Schnell- straße, aber dort rasen die Lastwagen entlang. Ihre Kinder – sie sind längst in die umliegenden Städte gezogen – ha- ben ihr diesen Weg verboten. »Sie sagen, das Risiko sei zu hoch«, sagt Latifah. Einmal habe eines ihrer Kinder ihr angeboten, sie zu sich zu holen. Die Kinder schicken ihr Geld.
Die Gefahr kommt nicht aus dem Meer allein
Versinkende Häuser, in denen jedes Jahr der Boden aufgeschüttet werden muss, geschlossene Schulen und Verkehrs- wege, die sich in Flüsse verwandel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st diese Küste zu einem der bekanntesten Mahnmale des globalen Klimawandels geworden. Umweltorganisationen führen die Dör- fer des Sayung-Distrikts als Beispiel dafür vor, was der steigende Meeres- spiegel mit bewohntem Land anrichtet; internationale Medien berichteten im- mer wieder von hier. Indonesien selbst trug die Botschaft auf die großen Bühnen: Auf den UN- Klimakonferenzen in Scharm el- Scheich, Dubai und Baku forderte die Delegation des Landes die Industrie- staaten auf, für Klimaschäden zu zahlen. Loss and damage, so heißt das im Ver- handlungsjargon: die Forderung, dass die großen Emittenten für das auf kommen, was sie angerichtet haben. Seit Anfang 2026 ist Indonesien formal berechtigt, Gelder aus einem 2022 in Scharm el-Scheich beschlossenen Fonds zu beantragen, in den Industriestaaten wie Deutschland und reiche Schwellen- länder einzahlen – auch für unter gehende Küsten wie diese. Das Problem aber ist: Zwar stimmt es, dass der Meeresspiegel steigt und die Flutwellen höher werden, auch in der Javasee. Doch an dieser Küste passiert noch etwas anderes, viel Größeres. Das Land sinkt weg – und deshalb hat das Meer es überhaupt so leicht, über die Straßen zu fließen und in die Häuser einzudringen. Hier gibt es Dörfer, in denen bis zu zehn Zentimeter Boden- absenkung pro Jahr gemessen werden. An manchen Nachmittagen reicht schon die gewöhnliche Tide, damit Wasser bis in die Wohnräume kriecht –
der Klimawandel verschärft das, man bräuchte ihn aber gar nicht dafür. Das weiß auch die Regierung. In Pressemitteilungen der Geologischen Behörde im Energieministerium (ESDM) ist nachzulesen, was hier den Boden nach unten zieht: weiche, junge Küstensedimente, die sich mit der Zeit verdichten; die Last großer Bauwerke, von Hafenanlagen bis zu Straßen und Industrieparks; und als zentraler menschlicher Treiber die tiefe Grund- wasserentnahme für Fabriken, Hotels, wachsende Wohnanlagen und Shopping- malls. Die nahe gelegene Stadt Sema- rang etwa wächst seit Jahrzehnten nach Norden in Richtung Meer, mit immer mehr Industrie, immer mehr Wohn- anlagen, immer mehr Infrastruktur. Mit jedem Hektar Beton steigt die Nach- frage nach Wasser, während zugleich die Flächen verschwinden, in denen Regen versickern kann. Wer nicht ans Leitungsnetz ange- schlossen ist – und das sind in dieser Region viele –, bohrt. Wer viel braucht, bohrt 30, 40 oder 50 Meter tief. Wenn Wasser aus tiefen Schichten gepumpt wird, verlieren die porösen Sedimente Druck, sie setzen sich, und der Boden senkt sich – das ist der physikalische Prozess dahinter. So etwas geschieht bereits im Stadtgebiet selbst; in Studien, die auf Radarsatellitenmessungen be ruhen, liegen die Maximalwerte der Absenkung in Semarang und Demak bei zehn bis zwölf Zentimetern pro Jahr. Die Effekte breiten sich rasch in die umliegenden ländlichen Gebiete aus. Die Stadtverwaltung von Semarang hat 2021 begonnen, die Nutzung tiefen Grundwassers in bestimmten Gebäuden zu regulieren und in besonders betroffe- nen Zonen – etwa für Hotels und Apart- mentkomplexe – zu verbieten. Auch der Umweltminister in Jakarta, Mohammad Jumhur Hidayat, hat Pläne für eine mi- nisterielle Regulierung der Grundwasser- entnahme angekündigt und von der Pflicht gesprochen, Wasser wieder in den Boden zurückzubringen. Die Durchset- zung solcher Regeln bleibt aber schwie- rig – und die Absenkung geht weiter. Im Jahr 2021 fanden Forscher der Sultan Agung Islamic University und der Diponegoro-Universität heraus, dass sieben von zehn untersuchten Hotels und Apartmentkomplexen auf tiefe Brunnen setzten. In einer anderen Stu- die der Diponegoro-Universität aus dem Jahr 2012 wurden acht Industriegebiete im Raum Semarang untersucht, wo aus- nahmslos alle Betriebe Grundwasser als Hauptquelle benutzten; für viele ließ sich kein gültiger Genehmigungs nachweis erbringen. Für die Dörfer im Distrikt Sayung heißt das: Die Gefahr kommt nicht hauptsächlich aus dem Meer, sondern vom Land hinter ihnen. Und der Staat regiert darauf – punk- tuell, mit viel Symbolik, aber begrenz- tem Nutzen. Ende vergangenen Jahres nahm die Provinzregierung ein solar- betriebenes Wasserpumpensystem in einem Weiler namens Dukuh Lengkong in Betrieb: 74 Solarpaneele, rund 90.000 Dollar teuer, mit zwei Pumpen, die zusammen 250 Liter pro Sekunde bewegen können. Für ein einzelnes Dorf ist das viel – für die versinkende Küste ist es eher eine Minimallösung. Wenn doch wieder alles unter Wasser steht, karrt die Regierung nach lokalen Berichten oft bis zu zwölf zusätzliche mobile Hochleistungspumpen heran, um die Verkehrswege wieder frei zu bekommen. Die Solarpumpen helfen dann nur ein bisschen. In Timbulsloko, einem weiteren Küstenweiler im Distrikt Sayung, stellt die Provinzregierung Zentraljava seit 2024 schwimmende Häuser für Fami- lien auf, die der täglichen Fluten nicht mehr Herr werden. Vorgesehen sind insgesamt 111 davon, jedes Haus im Wert von rund 50 Millionen Rupiah, etwa 3.000 Dollar. Die Konstruktionen stehen auf Plastikfässern, die als Auf- triebskörper dienen; gebaut wird mit einer Kombination aus Beton und Glas- fasern, damit das Ganze leicht genug bleibt und sich bei Hochwasser mit dem Pegel hebt und senkt. Die Lebensdauer dieser Häuser wird auf etwa zehn Jahre geschätzt. Die Leute sehen es so, dass sie zumindest etwas Zeit gewonnen haben – bis das Wasser wieder siegt. Nicht dass sie selbst untätig blieben: Mit den Hilfen des Staats allein würden viele hier nicht überleben. In Timbuls-
Der Weiler Simonet ist bereits völlig überspült und verlassen
Pasijah harrt in der Nähe aus und pflanzt Mangroven um ihr Haus, das noch steht
Über einen Steg erreicht man den – überfluteten – Friedhof von Timbulsloko
BRUNEI
MALAYSIA
Borneo
loko zum Beispiel haben die Fluten die ganze Straße durchs Dorf verschluckt – und die Bewohner haben sie neu erfunden. Seit acht Jahren zimmern sie den zwei Kilometer langen Weg durch den Weiler immer wieder aus Holz und Bambus zusammen, anstelle des Asphalts, der irgendwo unter dem Wasser liegt. Der Steg ist nicht schön, auch nicht sicher, aber er ist da. Er schwankt, knarrt und wird glatt, wenn das Salzwasser drüberläuft – aber es gibt ja keine Alternative. Der letzte Rest festen Bodens ist ein Sandweg, der von der Dorfstraße abzweigt und zur ersten Behausung führt, so etwas wie ein Dorftor und zugleich ein Notdeich. Er soll verhindern, dass das Wasser noch weiter ins Landesinnere schwappt, aber der Sandhaufen bricht immer wieder weg, unter täglicher Flut und täglichem Druck. Ein paar Kilometer weiter, in dem Wei- ler Rejosari Senik, versucht Pasijah, 56, das Meer aufzuhalten. Seit einem Vierteljahr- hundert pflanzt sie hier schon Mangroven, weil diese traditionell das hereindrängende Meer aufhalten – aber sie tut es an einer Küste, die nach Daten von Wetlands Inter national fast 80 Prozent ihrer natürlichen Mangrovenwälder längst verloren hat.
Auch die Bauvorschriften erhöhen das Risiko an der Küste
Pasijah fing mit dem Pflanzen an, lange bevor das Wasser den Landstrich dauerhaft verschluckte. Sie erzählt, wie hier früher rund 200 Familien lebten, wie aus Reisfeldern erst Teiche wurden und dann offenes Wasser; wie die ersten Nachbarn wegzogen, einer nach dem anderen und dann 2006 und 2007 alle Verbliebenen auf einmal. Das Meer stand da, wo die Straße gewesen war. Pasijah blieb trotzdem, und heute ist ihr Haus das einzige, das noch steht und bewohnt ist. Manchmal helfen ihr Mann Rokani und der Sohn Ichwan beim Sam- meln der Samen, die sie selbst in einer kleinen Baumschule zu Setzlingen heran- ziehen – wenn sie nicht gerade als Fischer und Bootsleute unterwegs sind, um den Lebensunterhalt der Familie zu verdienen. Es ist Arbeit gegen die Uhr: Mangroven brauchen Zeit, um Wurzeln zu schlagen – die ihnen die Wellen häufig nicht geben. »Ichwan und ich haben 2021 ungefähr 15.000 Setzlinge gepflanzt«, erinnert sie sich, als Schutzwall gedacht, ein Ergebnis monatelanger Handarbeit. »Am nächsten Morgen waren sie alle weg.« Dann macht sie es eben noch mal. Auch ein Stück weiter landeinwärts, in der Ortschaft Sriwulan, trifft man auf Bewohner, die das Wasser wenigstens bremsen wollen. Maryati, 56, organisiert Pflanzungen als Gemeinschaftsarbeit ge- gen die Flut. Sie mobilisiert Helferinnen und Helfer, setzt Küstenkasuarinen und Mangroven an den Rand der Wege, dort, wo die Strömung am meisten frisst. Als die Straße zuletzt wieder einmal abge- schnitten war, richtete sie provisorische Sammelstellen für Müll ein, damit der Abfall nicht einfach im Wasser trieb. Sie sagt, sie habe Bescheidenheit gelernt: Man pflanze hier nicht »für die Zukunft«. Man pflanze, um die nächste Sturmflut etwas weniger gefährlich zu machen. Susan Herawati, Generalsekretärin der Koalition für Fischereigerechtigkeit (Kiara), sieht es noch etwas nüchterner. Mangroven zu pflanzen, könne sinnvoll sein, sagt sie. Doch die großen Geschichten von der »grünen Rettung«, wie manche sie in den Medien und der NGO-Szene erzählen, könne sie nicht mehr hören. Als alleinige Antwort seien sie eine bequeme Illusion. An jeder Küste lägen die Ursachen der Fluten ein wenig anders, hätten mit den Regeln für Bebauung und Wasser entnahme zu tun, und wer das nicht kläre, pflanze im Zweifel Kulissen. Und sie er- innert daran, dass Mangroven Pflege und Geduld brauchen – sonst frisst Erosion die jungen Wurzeln schneller weg, als sie wachsen können. Der Bambusweg von Timbulsloko führt auch zum Friedhof, der direkt hin- ter den letzten Häusern liegt. Wenn der Ramadan näher rückt, kommen die Leute hierher, um ihre Toten zu besuchen – auch wenn es hier weniger nach einem Ort der Besinnung aussieht als nach ei- nem Tiefbauprojekt im Dauerumbau. Auch der Friedhof musste schon fünfmal höher gelegt werden, damit die Gräber nicht verschwinden. Manche orientieren sich an einem toten Baum am Rand, um ungefähr abzuschätzen, wo ihre Verstorbe nen liegen – denn die alten Grabmarkie- rungen haben sich längst verschoben.
E
in Repo Man muss schnell sein. Kurz prüfen, ob die Luft rein ist. Seinen Abschleppwagen in Posi tion bringen. Und dann das Fahr zeug aufladen – fertig. Ein Repo- Mann nimmt säumigen Schuld nern in den USA ihre Autos weg. Das Wort Repo steht für repossession, Wiederinbe sitznahme, in aller Regel im Auftrag einer Bank. Alles ganz legal. Und dennoch »eine emotionale Sache für die Betroffenen«, sagt Mark Lacek aus Ohio, der jahrzehntelang in dem Job gearbeitet hat. Oft gebe es Streit. Manchmal ende er tödlich. Lacek ist inzwischen Gutachter für jene Fälle, in denen es schlimm ausgeht. So wie der von Alberto Nduli aus Houston, der vor ein paar Jahren einen Repo Man davon abhalten wollte, sein SUV mitzu nehmen. Vor den Augen seiner Angehörigen stürzte der 68-Jährige dabei und wurde von seinem Fahrzeug überrollt, das bereits am Abschleppwagen hing. Oft geht es auch andersherum. Im Mai dieses Jahres wurde Oliver Lopez erschossen, als er versuchte, in Jacksonville, Florida, ein Fahrzeug abzuschleppen. Die Zahl solcher Zusammenstöße steigt, denn die Repo-Branche ist so beschäftigt wie seit 20 Jahren nicht mehr. Im vergangenen Jahr ließen Gläubiger drei Millionen Fahrzeuge abholen, weil die Besitzer die Raten für die Anschaffung nicht mehr bedienen konnten. So viele waren es zuletzt nach der Finanz krise 2008 gewesen. Ausgerechnet in dem Land, in dem man im Vorbeifahren Hamburger ordern, Geld anlegen, ja sogar heiraten kann, können sich viele kein Auto mehr leisten. Das bedeutet nicht nur Stress für die Betroffenen, sondern droht auch Finanz märkte und die breitere Wirtschaft in eine Krise zu steuern, wie damals 2008. Warum das so ist, erfährt man bei einem Be such von Major World, einem riesigen Gebraucht wagenhändler im New Yorker Stadtteil Queens. Die Schaufenster sind frisch geputzt, vor dem Gebäude weht die US-Flagge. Doch es ist nicht viel los. Ein halbes Dutzend Verkäufer wartet vor der Tür auf Kundschaft. David, Anfang 20, der leicht verschwitzt in Anzug und Krawatte steckt, ist erst ein paar Wochen dabei. Er führt zu den Reihen mit günstigeren Gebrauchtwagen: Toyotas, Hondas und Kias. »Sehr zuverlässig, sehr sparsam«, sagt David, der nur seinen Vornamen nennen will. Doch günstig ist relativ. Die Fahrzeuge sind ein, zwei Jahre alt und kosten zwischen 24.000 und 29.000 Dollar. Für die USA sind das historisch hohe Preise. Autoverkäufer David kann sich so etwas selbst nicht leisten. Der Online-Autohändler iSeeCars hat den US- Markt analysiert. Im Jahr 2019 sei knapp die Hälfte der drei Jahre alten Gebrauchtwagen für unter
Ohne ein Auto kann man in den USA kaum leben. Doch viele können sich das nicht mehr leisten, manche bitten sogar um Spenden bei einer Reparatur. Führt das zu einer neuen Finanzkrise? VON HEIKE BUCHTER
20.000 US-Dollar zu haben gewesen. Heute sei dieser Anteil auf zehn Prozent gesunken. Bei Major World können sie verstehen, dass die Kunden geschockt sind. »Wir haben alle noch die Preise von vor der Pandemie im Kopf, aber die werden wir nicht wiedersehen«, sagt Davids Chef Miguel, der sich ebenfalls nur mit dem Vornamen vorstellt. Die Preise für Gebrauchtwagen seien so hoch, weil auch die für Neuwagen gestiegen seien. Das wiederum liege an den höheren Material kosten für Stahl und Aluminium. Auch Trumps Zölle spielten eine Rolle, vor allem aber die Elek tronik treibe die Preise. »Ein Auto ist heute ein fahrender Computer«, sagt Miguel. Tatsächlich kostete ein neues Auto in den USA vor der Pandemie durchschnittlich 39.000 Dollar, heute, nur wenige Jahre später, sind es 50.000 Dollar. Ein Plus von 28 Prozent. Das mittlere Einkommen legte zugleich nur um 22 Prozent zu. Und so werden immer weniger Autos gekauft. Vor der Coronakrise betrug der Neuwagenabsatz in den USA jährliche 17 Millionen Fahrzeuge, dieses Jahr dürften es weniger als 16 Millionen sein. Es ist eine Entwicklung ähnlich der in Europa. Noch ist das für die US-Hersteller kein allzu großes Problem. Sie verkaufen zwar weniger Autos, doch die Modelle, die sie verkaufen, werfen mehr Gewinn ab. Die Kunden behalten ihre Fahrzeuge, so lange es geht. Das Durchschnittsalter der Autos auf Amerikas Straßen beträgt 13 Jahre, in Deutschland sind es gut zehneinhalb Jahre. Und wer in den USA dann doch kauft, der kauft auf Pump. Neun von zehn US- Haushalten nutzen Finanzierungsmodelle, zumeist klassische Kredite, das erschwert die Lage weiter. Denn die US-Notenbank hat im Kampf gegen die Inflation in der Pandemie die Leitzinsen angehoben, so sind auch Autokredite teurer geworden. Die durchschnittliche Monatsrate für einen Neuwagen beträgt inzwischen 760 Dollar, für einen Gebrauchten 530 Dollar. Der typische Zinssatz liegt bei sieben Prozent beziehungsweise elf Prozent. Dazu kommen noch bis zu 200 Dollar pro Monat für die Versicherung. Auch diese Kosten sind gestiegen, weil die versicherten Autos teurer sind und die Versiche rung im Schadensfall mehr für Reparaturen zahlen muss. Und jetzt ist auch noch der Betrieb teurer geworden. Durch den Irankrieg und die Hormus- Krise zahlen Autofahrer 40 Prozent mehr für Benzin als zu Jahresbeginn. So ist das Auto in den USA von einer Selbst verständlichkeit zum Luxusgut geworden. Haus halte geben mittlerweile 15 Prozent ihres Ein kommens dafür aus, in 26 Bundesstaaten sogar mehr als 20 Prozent. In südlichen Bundesstaaten wie Alabama, Louisiana und Mississippi, auch in Florida ist das Auto laut der Online-Kreditplatt
Ein Auto für alle Lebenslagen: Eine Familie feiert den 250. Geburtstag der USA in einem Drive-in-Kino in Vineland, New Jersey
form LendingTree der größte Ausgabenposten, vor dem Wohnen. Aufs Auto verzichten können die wenigsten. Acht von zehn Beschäftigten fahren damit zur Arbeit. Nur 13 Prozent arbeiten in den USA von zu Hause aus, und nicht einmal vier Prozent nut zen öffentliche Verkehrsmittel. Das liegt vor allem daran, dass außerhalb großer Städte wie New York, Chicago oder Boston öffentlicher Nahverkehr keine wirkliche Alternative darstellt. Weil die Mieten im Land deutlich gestiegen sind, zogen viele in weniger besiedelte und günstigere Gebiete – die allerdings noch schlechter an Bus oder Bahn angebunden sind. So gibt es »Super Pendler«, die täglich fünf Stunden auf der Straße sind.
Durchschnittliche Neuwagenpreise in den USA
Index 1984 = 100
100 2010 2015 2020 2025
ZEIT-GRAFIK/Quelle: FRED
Auf der Spendenplattform GoFundMe.com, auf der Privatpersonen oder gemeinnützige Orga nisationen Online-Spendenkampagnen starten können, gehört die »Bitte um finanzielle Hilfe bei der Begleichung alltäglicher Haushaltskosten« neuerdings zu den am schnellsten wachsenden Kategorien. Damit sind Aufrufe wie der von Lisa Davis aus Utah gemeint: Sie bat Ende Juni um Spenden für die Instandsetzung des kaputten Mini vans der Familie. »Die Reparatur unseres Minivans wäre für unsere Familie ein Segen und ein Wunder. Es würde meinem Mann helfen, seinen Arbeits platz zu behalten, uns ermöglichen, Arzttermine wahrzunehmen, und uns in die Lage versetzen, unsere alltäglichen Aufgaben zu erledigen, ohne um Hilfe bitten zu müssen«, schreibt sie. Ähnliche Appelle erreichen Dan Adam inzwischen fast jeden Tag. Der Mann betreibt mehrere Auto werkstätten in Colorado Springs im Bundesstaat Colorado. Zu Beginn der Coronapandemie hatte er
mehr und mehr Kunden, die ihre Rechnungen nicht bezahlen konnten. Sie verzweifelten, weil sie ihren Wagen brauchten. Adam gründete daraufhin einen gemeinnützigen Verein, den Stranded Motorist Fund, der Spenden für Autofahrer sammelt, die im Wort sinne finanziell auf der Strecke geblieben sind. »Wer kein Auto hat, verliert schnell seinen Job, wer keinen Job hat, fliegt über kurz oder lang aus der Wohnung«, erzählt er im Videocall von seinem Büro aus. In den vergangenen sechs Monaten habe sich die Lage zugespitzt, sagt er: Immer mehr Menschen meldeten sich, die noch bis vor Kurzem eine Reparatur ohne Probleme hätten bezahlen können. Sie kämen mittlerweile aus allen Teilen der USA. Die Abhängigkeit vom Auto sei in den USA noch extremer als in Deutschland, sagt Peter Norton, Professor für Technologiegeschichte an d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Das werde gerne als Resultat einer natio nalen Vorliebe für Individualismus und Freiheit erklärt, sagt der Historiker, aber das sei »ein Mythos«. Entscheidender sei die Durchsetzungskraft der Auto lobby gewesen. So habe es Anfang des vergangenen Jahrhunderts selbst in kleineren Städten private Straßenbahnen gegeben. 100.000 Kilometer umfasste das Netz in seiner besten Zeit. Auf den Druck der Autolobby wurden diese immer strengeren Be stimmungen unterworfen, was die Betriebskosten in die Höhe trieb. Gleichzeitig wurden die Fahrpreise gesetzlich gedeckelt. Das Ergebnis: Schon 1918 rechnete sich die Hälfte des Tram-Netzes nicht mehr. Der Einfluss der Autobauer ging über die eigene Branche hinaus. Charles Kettering, einst Leiter der Forschungsabteilung von General Motors (GM), ver trat die Ansicht, dass Hersteller nicht die Wünsche ihrer Kunden erfüllen sollten, sondern diese statt dessen bewusst »unzufrieden halten« sollten – damit sie sich früher oder später etwas Neues anschafften. So sei ein kontinuierliches Wirtschaftswachstum garantiert, schrieb er 1929. Man kann in Ketterings Ideen den Ursprung der Konsumgesellschaft sehen. Um die Sehnsucht ihrer Käufer immer neu anzufachen, führte GM unter anderem den jährlichen Modellwechsel ein. Und noch eine Neuerung von GM hatte Folgen, die bis in die heutige Zeit reichen. Während Autopionier Henry Ford noch darauf be stand, dass Kunden auf ihr Model T warteten, bis sie das nötige Cash angespart hatten, gründete General Motors bereits 1919 eine eigene Kreditbank. Kunden konnten ihren GM sofort mitnehmen und ihn dann in monatlichen Raten abstottern. Wenige Jahre später hatte GM den Konkurrenten bei den Verkaufszahlen abgehängt. Hersteller anderer Branchen nahmen sich ein Beispiel an GM und verkauften Radios, Wasch maschinen und Kühlschränke auf Ratenzahlung. Das funktionierte, solange die Löhne stiegen und die Arbeitsplätze sicher waren. Der Crash von 1929
setzte dem kreditgetriebenen Boom ein abruptes Ende. Die Große Depression der 1930er folgte. Auch bei der Finanzkrise 2008 wirkten Auto kredite wie ein Transmissionsriemen, der die Finanz krise in die reale Wirtschaft übertrug. Nach dem Untergang der Investmentbank Lehman Brothers gerieten die hauseigenen Banken von GM und Chrysler in Schieflage. Ohne neue Kredite brach der Absatz der Hersteller beinahe über Nacht ein. Nur eine Rettungsaktion der Regierung von Präsident Obama verhinderte den Kollaps der ganzen Auto branche. Aktuell haben ausstehende Autokredite in den USA mit 1,7 Billionen Dollar einen neuen Rekordstand erreicht. Das entspricht beinahe der jährlichen Wirtschaftsleistung von Dänemark, Norwegen und Schweden zusammen. Und es gibt es eine beunruhigende Parallele zu 2008: Ein großer Teil der Darlehen sind – wie einst in den frühen 2000er-Jahren die Immobiliendarlehen – von den Kreditgebern verbrieft worden. Wenn Banken die Kredite weiterverkaufen, sinkt der Anreiz zur sorg fältigen Bonitätsprüfung, und ein Ausfallrisiko wird aufgrund der Intransparenz eher unterschätzt. Was bei Hypotheken zu erleben war, scheint sich bei Autokrediten zu wiederholen. In der Kategorie »schlechte Bonität« sind beinahe sieben Prozent der Autokreditkunden im Zahlungsrückstand. Eine Quote, so schlecht wie seit 30 Jahren nicht. In absoluten Zahlen wird die Dimension noch anschau licher: Mehr als sechs Millionen Amerikaner sind mit ihren Zahlungen mindestens 90 Tage verspätet. Die Zahl der Kreditnehmer, deren Schulden den Wert ihres Autos übersteigen, hat ein Rekordniveau erreicht. Das liegt vor allem daran, dass Käufer immer länger laufende Kredite wählen: Statt der bis vor Kurzem üblichen 60 Monate sind es inzwischen 72, nicht selten sogar 84. Das drückt zwar die monatliche Rate, verschleiert aber ein Problem: Weil die Fahr zeuge schneller an Wert verlieren, als die Schulden sinken, stecken viele Käufer jahrelang fest. Kevin Armstrong glaubt deshalb, dass die Lage noch schlimmer ist, als sie aussieht. Er gibt ein Branchenjournal für die Abschlepp-Branche heraus, war früher selbst Repo Man und hat danach bei einem Kreditinstitut gearbeitet. Es gebe da ein ungutes Zusammenspiel: Wenn Kunden in Zahlungsschwierig keiten geraten, verlängerten viele Kreditgeber in zwischen einfach die Laufzeit, sagt er – auch um Investoren der Verbriefungen nicht zu beunruhigen. Für die Autobesitzer wird die Finanzierung dadurch im Endeffekt nur noch teurer, bis sie sie irgendwann gar nicht mehr stemmen können und ein Repo Man ihren Wagen abschleppt. Kevin Armstrong sagt: »Wir erleben den Crash des American Dream.«
Foto: Allie Ippolito/MLB Photos/Getty Images
Surfen an der Atlantikküste, ein Städtetrip nach Rom, Wandern in den Alpen oder doch einfach Chillen auf dem Balkon? Beim Urlaubsziel sind die Vorlieben der Deutschen völlig verschieden. Bei der Urlaubsplanung aber gleicht sich ihr Ver- halten zunehmend an: Gesucht und gebucht wird digital, die Dienste von Reisebüros nimmt nicht mal mehr jeder Fünfte in Anspruch. Und immer
ANZEIGE
öfter übernimmt auch hier die KI. Das geht aus einer repräsentativen Umfrage des Nürnberg Instituts für Marktentscheidungen (NIM) hervor, die der ZEIT exklusiv vorliegt. 14 Prozent der Deutschen wenden sich an einen KI-Chatbot, der sie beim Urlaubsziel, Buchung und Planung für Ausflüge vor Ort berät. Knapp 18 Prozent suchen dafür noch ein Reise-
büro mit menschlicher Beratung auf. Der Reise- führer dagegen hat offenbar ausgedient. Auch die No-Fly-Bewegung, die sich mit den Klimademonstrationen vor einem halben Jahr- zehnt formierte, liegt nicht mehr im Trend. In einer YouGov-Umfrage hatten im Jahr 2020 noch 80 Prozent der Deutschen erklärt, dass sie sich dafür schämten, in den Urlaub zu fliegen – samt
Ankündigung, künftig häufiger mit der Bahn ver- reisen zu wollen. Diese klimafreundliche Alterna- tive nutzt allerdings heutzutage gerade jeder Vier- te, wie die NIM-Umfrage jetzt zeigt. 44 Prozent gaben dagegen an, dieses Jahr mit dem Flugzeug zu verreisen. »Es gibt derzeit keine Anzeichen dafür, dass die Deutschen auf Auslands- oder Flugreisen verzichten«, sagt Kerstin Heinen vom
Demokratien?
Kaum ein Kapitel deutscher Geschichte wird so oft beschworen wie die Weimarer Republik – als Warnung, als Lehre, als Spiegel der Gegenwart. Was können wir wirklich aus dem Scheitern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lernen? Wann geriet die Republik ins Taumeln, und warum konnten die Demokraten sie nicht retten? Fragen, die heute nichts von ihrer Dringlichkeit verloren haben.
www.zeit.de/zg-gratis 040/42 23 70 70*
Deutschen Reiseverband. Wobei tatsächlich die Hälfte der Befragten Urlaub im eigenen Land macht. Ein Fünftel der Deutschen bleibt sogar ganz daheim. Selbst wenn die KI schöne Tipps hätte: Ihr Haushaltseinkommen ist so gering, dass sie gar nicht in den Urlaub fahren können.
Ergebnisse unter: www.zeit.de/urlaubsverhalten
*Bitte Bestellnummer angeben: 2109606
ZEIT-Grafik
DAS GESPRACH
DIE ZEIT: Die WM ist vorbei, Ihr Fazit? Matthias Sammer: Mir geht es nicht so sehr um die WM, mir liegt der deutsche Fußball am Herzen. Wo stehen wir, wo die anderen? Was müssen wir tun? Die Zukunft unseres Fußballs steht auf dem Spiel. ZEIT: Manche sprechen wegen des rüpel- haften Auftritts der Argentinier vom Sieg der Guten über die Bösen. Würden Sie ein böses System für einen WM-Titel der Deutschen in Kauf nehmen? Sammer: Argentinien war amtierender Weltmeister – und dann erlauben wir uns, diese Mannschaft abzukanzeln? Argen tinien gehört zu jenen Teams, die niemals aufgeben. Man kann natürlich nicht gut- heißen, wie sie sich nach dem Schlusspfiff benommen haben. Aber es ist eben ihre DNA. Ihre Spielweise ist mir lieber als das, was ich im Moment bei der deutschen Mannschaft sehe. Bei der kann ich gar nichts mehr erkennen, weder sportlich noch mental. Sie gibt Anlass, den Begriff Hilflosigkeit neu zu definieren. ZEIT: Deutschland hatte keine Chance? Sammer: Mir geht’s gar nicht darum, Chancen hochzurechnen. Wenn wir über Leistung reden, dann müssen wir die wesentlichen Attribute benennen. Es gibt fünf Leistungsvoraussetzungen im Fuß- ball: Zuerst die Konstitution, also der Mensch mit all den Faktoren wie Ge- sundheit, Körpergröße, Blut, Ernährung, Regenerationsfähigkeit. Dann kommt die Kondition: Schnelligkeit, Kraft, Beweglichkeit, Koordination, Ausdauer. Danach Technik, dann Taktik, verpackt in eine Spielidee, und schließlich die Persönlichkeit. Wenn man all diese Para- meter durchgeht, kann man das Leistungs- vermögen eines Spielers und einer Mann- schaft relativ leicht analysieren. ZEIT: Es bleibt Theorie ... Sammer: ... den Einwand lass ich nicht gelten. Erstens muss man immer priori- sieren: Spanien ist zum Beispiel in Tech- nik und Taktik top, Argentinien weniger. Die Südamerikaner sind, was die Persön- lichkeit der Spieler angeht und deren Wucht, sehr weit oben. ZEIT: Und die Deutschen? Sammer: Da ist wenig. Sicher, an der Fit- ness lässt sich arbeiten. Technik, Taktik, eine neue Spielidee, das lässt sich ent wickeln. Viel schwerer aber wiegt der Eindruck, dass unserer Mannschaft der unbedingte Siegeswille fehlt. ZEIT: Vor ein paar Monaten klangen Sie noch anders, der Sport Bild sagten Sie: »Wir können Weltmeister werden.«
unseres
Fußballs steht
auf dem Spiel«
Foto: Florian Generotzky für DIE ZEIT
Sammer:. Ich war damals überzeugt, dass wir so akribisch vorbereitet sind, dass jeder Spieler seine Höchstleistung bringen kann. Das war leider nicht so. Aber wenn wir heute die richtigen Leitlinien und Inhalte definieren, sind wir in drei bis fünf Jahren zurück an der Weltspitze. Warum war ich optimistisch? Weil ich davon ausgegangen bin, dass eine deut- sche Mannschaft bei einer WM wenigs- tens die Grundlagen mitbringt, in dem Turnier eine Maschine zu sein. ZEIT: Nach dem Vorbild der Spanier? Sammer: Ich hatte gehofft, dass sich die Spieler einer Leistungsdiagnostik unter- ziehen müssen. Man hätte feststellen können, ob die Spieler in bester körper licher Verfassung starten. Leistung lässt sich organisieren, das wäre das Mindeste gewesen. Aber um Leistung ging es bei diesem Turnier wie schon die Jahre zuvor überhaupt nicht mehr. Es ging um Wohl- fühlen, Unehrlichkeit spielte eine Rolle, Konflikte wurden nicht angesprochen. ZEIT: Können Sie ein Beispiel nennen? Sammer: Die Mannschaft ist ein Spiegel- bild unserer Gesellschaft. Manchmal gibt es mehr Schein als Sein. Das anzusprechen, glaube ich, hat nicht stattgefunden. Man hat versucht, nach den Regeln möglichst großer Bequemlichkeit und Zufriedenheit etwas Außergewöhnliches zu erreichen. Das kann im Sport und im Leben nicht funktionieren. ZEIT: Haben wir gerade die National- mannschaft, die Deutschland verdient? Sammer: Ich habe nicht gesagt, dass es verdient war, dass wir ausgeschieden sind. Aber die Nationalelf steht an der Spitze einer Pyramide, und sie kann auf Dauer nur so gut sein, wie es der Unterbau ist. In jedem Abschnitt dieses Unterbaus müssen auch die fünf Leistungsparameter gelten, die ich vorhin erwähnt habe. Es braucht ein Konzept, vom Kindesalter bis zum Ende einer möglichen Karriere. ZEIT: Worum müsste es darin gehen? Sammer: Im Moment, so scheint mir, spielt Leistung so gut wie keine Rolle mehr, auch Ergebnisse sind nicht mehr so wichtig, ob jemand gewonnen oder ver- loren hat. Und auf dieser Basis aus Schul- und Breitensport setzen die Vereine auf, die Landesverbände, darüber die Nach- wuchs-Leistungszentren, die U-National- mannschaften, schließlich die Profi-Klubs, aus denen sich die Nationalmannschaft rekrutiert. Und für jede der Stufen dieser Pyramide muss jetzt noch einmal ein Konzept erstellt werden. Das ist kein Hexenwerk. Dafür muss der DFB aber
Nach dem WM-Desaster weiß er auch schon, wie die Rückkehr an die Weltspitze gelingt
endlich verstehen, dass er inhaltlich die Führungsrolle übernehmen muss. Er muss die richtigen Menschen finden, die die übergeordneten Leitlinien der inhalt- lichen Arbeit festlegen. So eine Strategie gab es schon mal 2006. ZEIT: Da wurden Sie DFB-Sportdirektor. Sammer: Aber inzwischen sind wir so weit gekommen, uns für unsere traditionellen Stärken, die sprichwörtlichen deutschen Tugenden, zu schämen. Da wurde gefragt: Wozu brauchen wir Willen, wenn wir den Ball beherrschen? Deshalb haben wir uns zum Teil verleugnet und sind von unserem Weg abgekommen. ZEIT: Müssen jetzt alle zum Psychologen? Sammer: Wir müssen nur in allen Be reichen der Entwicklung das Richtige tun. Hannes Wolf hat als Nachwuchschef beim DFB im unteren Bereich der Pyra- mide neue Spielformen etabliert, die wie- der mehr dem Stra- ßenfußball ähneln. Das finde ich überra- gend. Weil es wesent- lich ist zur Ausbildung von Spielfreude, Ehr- geiz, Spielintelligenz. Auf den nächsten Stufen der Pyramide müssen wir dann die weiteren Grundlagen der Ausbildung um- setzen und individuell anhand eines Stärken- und-Schwächen-Pro- fils mit jedem Spieler arbeiten. Zudem frage ich mich: Welche Rol- le spielt im deutschen Fußball noch die Grundlagenausdauer? ZEIT: Wir dachten, die trainiert man so- wieso immer! Sammer: Aber Explosivität und Schnell- kraft zu trainieren, macht halt mehr Spaß, als laufen zu gehen. Im Nachwuchs bereich setzen wir nur auf sogenanntes High-Intensity-Training. Das mag hier und da individuell nützlich sein, aber der Preis sind viele Muskel- und Gelenk verletzungen. Übrigens: Wir müssen auch Grundlagentechnik trainieren: passen, annehmen, mit rechts, mit links. Wir können auch nicht mehr eins gegen eins verteidigen. Und was die Persönlichkeits- entwicklung angeht: Wir wollen Sieger ausbilden und keine Verlierer. Wie man das erreicht, muss ein Sportdirektor im Verband vorgeben und vorleben. ZEIT: Das klingt alles wie eine Bewer- bungsrede für diesen Posten.
Sammer: Ich habe den beiden wichtigsten Vertretern des DFB signalisiert, dass ich bereit bin, unserem Fußball inhaltlich zu helfen. Aber es geht nicht um eine Funk- tion oder einen Posten für Matthias Sammer, sondern um Inhalte. Da kenne ich mich aus, weil ich die schon einmal sechseinhalb Jahre lang vermitteln durfte. Am Ende stand der WM-Titel 2014. ZEIT: Können Sie gut mit Jürgen Klopp? Sammer: Vielleicht waren wir uns nicht immer grün, aber ich erkenne seine Er folge an. Aber jetzt geht es nicht um Klopp oder Sammer oder irgendwelche Eitelkeiten. Jetzt geht es um den deut- schen Fußball! ZEIT: Hätten Sie noch einen Kandidaten für den Posten? Sammer: Klopp ist genau der Richtige für diese Position. Jürgen steht für etwas Physisches und hohes Tempo. Er hat eine klare Spielidee mit und gegen den Ball. Er hat Aura und Auto rität. Er weiß auch, dass er als Bundes- trainer künftig nicht mehr in der täglichen Trainingsarbeit steckt und auf das angewie- sen ist, was in der Py- ramide, in der Nach- wuchsarbeit unter ihm, geschieht. ZEIT: Wir haben noch gar nicht über Rudi Völler geredet, der ist auch noch da. Sammer: Rudi ist ein Kumpel von mir. Er ist außergewöhnlich, weil er im Verband einer der wenigen echten Fußballer ist. Rudi ist ein fantasti- scher Botschafter. Ich glaube aber nicht, dass er sich als ein Sportdirektor, der, wie ich es mir vorstelle, die Leitlinien vorgibt, wohlfühlt. ZEIT: Sie sind Head of Sports Strategy bei der Firma Gokixx, einer Plattform für Nachwuchsspieler. Was lernen Sie da über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Sammer: Ich erlebe da herausragende Jungs. Die sind unsere Zukunft. Aber man kann die Entscheidungen über die nächsten Schritte im Leben niemals der Jugend allein überlassen, sie braucht Führung. Und wenn wir heute immer nur fragen, ob die Jungen dies noch wol- len und jenes nicht mehr, dann haben wir Alten versagt. Weil wir sie in der prägenden Phase ihrer Entwicklung »be- logen« und ihnen vorgegaukelt haben,
dass sie ohne Anstrengung etwas errei- chen können. ZEIT: Das funktioniert nicht? Sammer: Wenn wir ihnen die Wahrheit sagen, dann kann’s sein, dass fünf von zehn aufgeben. Aber unsere Aufgabe ist es doch, uns um die fünf zu kümmern, die es wollen! Im Moment kümmern wir uns nur um die fünf, die nicht wollen. Die sind geprägt durchs Internet und be einflusst von den falschen Vorbildern dort. Deshalb müssen wir Erfahreneren die Führung übernehmen. Da entsteht auch Reibung. Aber ganz viele wollen, dass man ihnen diese Orientierung gibt. Die Gesetze von Erfolg und Misserfolg im Sport werden in hundert Jahren noch Gültigkeit haben. ZEIT: Und die lauten? Sammer: Das allerhöchste Niveau erreicht man nicht ohne Widerstände. Aber der DFB geht dem seit Jahren aus dem Weg und predigt flache Hierarchien. Alle gro- ßen Erfolge, ob unter Sepp Herberger, Helmut Schön, Franz Beckenbauer oder Jogi Löw, hatten typische Merkmale: Es waren die Leader und Individualisten im Team, die die meisten Spiele entschieden haben, getragen von einer starken Ge- meinschaft an Teamplayern. Aber wenn man die Leader nicht als solche benennt und in die Verantwortung nimmt, gibt es keinen Erfolg. Wenn das keiner versteht, habe ich das zu akzeptieren. Aber wir werden ein paar Mutige brauchen, die es benennen. Und ich hoffe, der neue Bundestrainer und auch Per Mertesacker, der jetzt wohl mit dem DFB verhandelt, krempeln die Ärmel hoch und über nehmen diese Führungsrolle. ZEIT: Es wird also wieder? Sammer: Das wird dauern. Im Moment wird jede Form von Kritik negativ be urteilt. Für mich ist Kritik das Aussprechen einer Wahrheit, verbunden mit einem Lösungsvorschlag. In Ostdeutschland war Kritik ein positiv besetzter Begriff, bei allem Mist, den es im Osten auch gab. Im Westen wird Kritik sofort persönlich genommen. ZEIT: Wer sind die Spieler, auf die man sich in Zukunft verlassen kann? Sammer: Ich bin keiner, der sagt: Der muss raus und der auch. Sollen wir jetzt zum Beispiel Joshua Kimmich, der das ganze Jahr über im Mittelfeld gespielt hat, zum Vorwurf machen, dass er sich mehr oder weniger als rechter Verteidiger geopfert hat? Das war auch für die Hierarchie innerhalb der Mannschaft ein Kardinalfehler.
DER LIBERO
Matthias Sammer,
57, geboren in
Dresden, wurde
1996 Europameister
und gewann mit
Borussia Dortmund
Champions League,
Weltpokal und als
Trainer die deutsche
Meisterschaft. Er
war Sportdirektor
beim DFB und den
Münchner Bayern.
Als bislang letzter
Deutscher wurde er
1996 »Europas
Fußballer des Jahres«
ZEIT: Aber gab es überhaupt Spieler, die man statt der vielen Individualisten hätte aufstellen können? Sammer: Sicher hätte es Alternativen ge- geben. Schlechter als diese Gruppe hätte es auch jeder andere kaum machen kön- nen. Lieber ein bisschen weniger Quali- tät, um das Ganze zu stabilisieren. Zu viel Individualität und zu viel Kunst schaden manchmal auch der Mentalität und Widerstandskraft. ZEIT: Wenn Sie über deutsche Tugenden reden, wünschen Sie sich dann etwas wie die Leidenschaft der Argentinier, die ihr Blut fürs Trikot geben wollen? Sammer: Es ist immer auch eine Frage des Zeitgeists. 2014 waren wir Welt- meister. Da hießen die Außenverteidiger Shkodran Mustafi und Benedikt Höwe- des. Die waren vielleicht nicht so ver- rückt wie der Argentinier Paredes, der diesmal sogar noch nach dem Abpfiff des Finales gerauft hat. Aber Ästheten am Ball waren die auch nicht. Oder neh- men wir 1996, als wir Europameister wurden. ZEIT: Da gab’s einen Matthias Sammer ... Sammer: ... aber es gab auch einen Jürgen Kohler, gegen den wolltest du nicht mal im Training spielen. Oder nehmen Sie Berti Vogts, der ist Weltmeister, Europa- meister – aber der findet keine Beachtung mehr, weil man denkt, der sei ein biss- chen »von gestern«. Weil er Johan Cruyff in Manndeckung und ihm damit jegliche Lust am Spiel genommen hat. Ich will nicht zurück zur Manndeckung. Aber manchmal ist sie notwendig, um einen fili graneren Gegner bezwingen zu können. ZEIT: Der argentinische Weltmeister Jorge Valdano schrieb, wenn die Deutschen spielten, höre er immer unter dem Rasen hundert Nähmaschinen rattern. Ist das typisch deutsch – nicht heißblütige Eks tase, sondern ein präzises Ingenieurs denken? Sammer: Ich plädiere dafür, dass auch in Zukunft für den deutschen Fußball die A-Note für diese Tugenden wichtiger ist als die B-Note für die Schönheit des Spiels. Wenn du die A-Note im Fokus hast, wirst du auch in dem Moment, wo du von einem Gegner schwindelig ge- spielt wirst, noch Mittel finden, um dich zu wehren. Und auch den Willen, um zu sagen: Das wird zwar beschissen aus sehen, aber den Gegner muss ich erst mal wegfegen. Punkt.
Z
ucker oder Heroin. Es macht kei- nen Unterschied. Auf den Gedan- ken könnte man leicht kommen, wenn man einige Clips auf Tik- Tok und Instagram geschaut hat, in denen aufgeregte Influencerin- nen Schreckensmeldungen über die Wirkung von Zucker verkünden – und dann stößt man auch noch auf die neuesten Forschungs- ergebnisse von Marc Tittgemeyer. Der Neurowissenschaftler arbeitet am Max- Planck-Institut für Stoffwechselforschung in Köln. Ihn treibt die Frage um, warum der Mensch seine Gier nach Süßem auch dann nicht bremsen kann, wenn er eigentlich satt ist.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Antwort hat Tittgemeyer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ein Experiment durchgeführt. Die Ergeb- nisse sind noch nicht veröffentlicht, aber sie könnten einige Zuckerfeinde in ihrer Ansicht bestätigen, dass es sich bei Zucker und Heroin um zwei Suchtstoffe handelt, die einander ziemlich ähnlich sind. Warum das stimmt und auch wieder nicht, davon soll dieser Text handeln. Wenn Marc Tittgemeyer von seinem Experiment erzählt, klingt er so gar nicht empört über das, was der Zucker im Körper bewirkt. Eher fasziniert davon, mit welch ausgeklügelten Mechanismen das Gehirn uns Lust auf ihn macht. Und wie man diese Mecha- nismen sichtbar machen kann. Bislang zehn Probanden hat er für sein Experi- ment in eine MRT-Röhre geschoben. Während sie dort lagen, konnten sie anhand eines Spiegels über ihnen auf einen Bildschirm außerhalb der Röhre bli- cken. Auf diesem rief Tittgemeyer wechselnde Bilder von Süßigkeiten und Desserts auf. Eine Schale Pud- ding. Eine Portion Tiramisu. Panna cotta. Gleich- zeitig maß das MRT-Gerät die Hirnaktivität der Probanden. Als er die Scans später auswertete, sah Tittgemeyer, was er vermutet hatte: Bei jedem Foto leuchteten bestimmte Hirnareale in hellen Gelbtönen auf. Jene, die reagieren, wenn etwas unseren Appetit geweckt hat – und wir mehr davon haben wollen. Um zu testen, ob die Bilder auch wirklich die Gier auf Süßes geweckt hatten, hatte sich Tittgemeyer noch etwas ausgedacht. Wenn die Probanden den Untersuchungsraum verließen, kamen sie an einem Teller Schokolinsen vorbei, den er zuvor wie zufällig platziert hatte. Fast immer griffen sie zu. Deutlich seltener aber, wenn er ihnen vor dem Experiment ein spezielles Nasenspray verabreicht hatte. Bei dem Nasenspray handelte es sich um ein Opioid-Gegenmittel. Es wird Abhängigen gegeben, die sich eine Überdosis Heroin gespritzt haben, um sie so wieder zurück ins Leben zu holen. Das Nasen- spray blockiert die Wirkung der Droge an den Synapsen. Ausgerechnet dieses Mittel wirkte nun auch bei Tittgemeyers Probanden. So wie es bei Drogensüchtigen das Heroin blockierte, bremste es bei ihnen die Zuckergier. Auf die Dessertbilder rea- gierten die Hirne der Probanden kaum noch. Ein Medikament, mit dem man Suchtkranke vor einer tödlichen Überdosis bewahrt, bremst unser Ver- langen nach Süßem. Entfaltet Zucker im Hirn seine Wirkung also wie eine der härtesten Drogen der Welt? Fällt es uns deshalb so schwer, den süßen Versuchun gen zu widerstehen? Macht uns Zucker süchtig? Tittgemeyers Erkenntnisse scheinen zu einer Debatte zu passen, die derzeit um den Zucker tobt. Zucker ist das neue Rauchen – Titel einer Sendung auf Deutschlandfunk Kultur. Zucker – süßes Gift? – Titel einer ZDF-Sendung. Zucker: Der heimliche Killer; Zucker, Zucker: Krank durch Fabrikzucker; Zuckerfrei für Groß und Klein: Endlich leichter leben – drei aktuelle Buchtitel. Das Internet ist voll von Menschen, die ihre Blut- zuckerkurven betrachten wie Vulkanforscher die seismografische Aktivität der Erdkruste. So als könnte das kleinste Zittern unzählige Krankheiten zum Aus- bruch bringen. Jede Blutzuckerspitze, das ist die Bot- schaft, macht alt, dumm und krank. »Du karamelli- sierst deine inneren Organe!«, warnt ein junger Mann im Arztkittel auf YouTube. Wir karamellisieren von innen – der neueste Schocker aus der Medizinecke des Internets. Aber ist das alles wirklich so schlimm? Ist Zucker wirklich so schädlich? Jeder Zucker? Oder ist das alles bloß Hysterie, wird Zucker nur zum Dämon gemacht, weil diese Story zur Gesundheitsversessen- heit und Ängstlichkeit dieser Zeit passt?
Die Zuckerindustrie bezahlte Forscher,
um süßes Zeug zu verharmlosen
Eine erste Antwort auf diese Fragen führt zu einem geheimen Industrieprojekt mit dem Namen 226. Erst 2011 wurden dessen Unterlagen in US- Bibliotheksarchiven gefunden. Sie zeigen, dass es Fakten beim Zuckerdiskurs von Beginn an schwer hatten. Wer sie liest, versteht auch, woher das heu- tige Misstrauen vieler Menschen gegen den süßen Stoff stammt. Schließlich wurde er ihnen lange mit einer Lüge schmackhaft gemacht. Eigentlich hatten Forscher schon früh Hinweise auf die Schädlichkeit von Zucker entdeckt. Bereits in den 1960er-Jahren häuften sich Studien, die ihn als eine Ursache für zu hohe Blutfettwerte, ver- stopfte Gefäße und Herzkrankheiten ausmachten. Doch zur Öffentlichkeit drang das nicht durch. Wohl auch, weil John Hickson, damals Vizeprä- sident des US-Zuckerverbands, rechtzeitig eine Gegenstrategie entwarf. 1964 schrieb er in einem internen Memo, der Verband könnte doch ein »großes Programm« auflegen, um der »negativen
abhängig?
So schlimm wie harte Drogen sei der Stoff,
behaupten manche sogar. Was die
Wissenschaft dazu jetzt herausgefunden hat
VON TOM KATTWINKEL
Haltung gegenüber Zucker« entgegenzuwirken. Forschungen sollten finanziert werden, um »Kriti- ker zu widerlegen«. So begann das Projekt 226: Der Lobbyverband bezahlte zwei Harvard-Forschern die damals hohe Summe von 6.500 Dollar. Dafür sollten sie jene Studien sehr kritisch prüfen, die Zucker als gesund- heitsgefährdend einstuften, und einen Artikel darü- ber schreiben, der Zweifel an diesen Ergebnissen säen sollte. Zuckerlobbyist Hickson persönlich las den Artikel vor der Veröffentlichung mehrmals gegen. Ihm gefiel, was drinstand. »Das ist genau das, was wir uns vorgestellt haben«, schrieb er den beiden Autoren, kurz bevor die Studie 1967 im damals schon renom- mierte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erschien. Das Fazit des Artikels: Es gebe »keinen Zweifel« da- ran, dass nur eine einzige Ernährungsumstellung vor Erkrankungen der Herzkranzgefäße schütze – weni- ger Fett. Die schädliche Wirkung von Zucker? Über- trieben. Ihren Geldgeber erwähnten die Forscher nicht – heute wäre das Pflicht. Die Studie sollte fortan den Blick von Experten und Bevölkerung auf die Risiken von Nahrungs- mitteln prägen. Jahrzehntelang empfahlen Fach gesellschaften fettarme Ernährung. Low-Fat-Pro- dukte mit zugesetztem Zucker überschwemmten den Markt, und noch in den 2000er-Jahren be- warb Katjes hierzulande seine Fruchtgummis mit der Aufschrift »Ohne Fett«. »Die Industrie hat wirklich alles gegeben, um Zucker zu verharmlosen«, sagt Tim Hollstein, Stoffwechselmediziner am Universitätsklinikum in Kiel. Doch seit den 1960er-Jahren habe sich etwas verändert: Die Beweislast gegen den Zucker sei so erdrückend geworden, dass auch die geschickteste Industriekampagne nicht mehr dage gen ankomme. Es erinnert ein bisschen an das Rauchen und die Tabakindustrie: Irgendwann ist die Lüge so offensichtlich, dass sie sich gegen den Lügner wen- det. Beim Zucker war das Image in den 2010er- Jahren völlig ruiniert. Geblieben ist allerdings auch der schlechte Ruf von Fett. Hollstein erzählt, dass einige seiner Patien- ten noch immer glauben, sie hätten nur deshalb eine Fettleber oder zu hohe Blutfettwerte, weil sie zu viel Fett essen. »Völliger Unsinn« sei das. Zwar lassen tatsächlich viele ungesunde Fette in der Nahrung aus Pommes oder fettem Fleisch die Blutfettwerte stei- gen. Aber gerade beim Leberfett steckt oft etwas anderes dahinter: zu viel Zucker, insbesondere der vermeintlich gesunde Fruchtzucker.
Obst, Honig, Smoothies:
Gibt es guten Zucker?
Will man die verzwickte Beziehung zwischen Zu- cker und Fett besser verstehen, muss man wissen: Wenn Glukose, also Traubenzucker, aus der Nah- rung durch unsere Blutbahn rauscht, schüttet die Bauchspeicheldrüse Insulin aus. Das stoppt den Abbau von Fett und schleust den Zucker in die Zellen unseres Körpers. Der Blutzuckerspiegel sinkt, und die Zellen werden mit Energie beliefert. Zucker als Gift zu bezeichnen, ist also Unsinn. Der Körper will ihn nicht loswerden wie das Nerven- gift Alkohol. Zucker ist dem menschlichen Körper der liebste Brennstoff. 300 bis 500 Gramm lagert er in Leber und Muskeln ein. Diese Depots dienen als Energiereservoir, wenn wir uns körperlich betätigen, egal ob wir eine Treppe hochspurten oder mit dem Rad fahren. Das Problem ist bloß: Viele Menschen nehmen lieber das Auto oder den Fahrstuhl. Ihre Zuckerdepots sind voll – »und dann«, so formuliert es Hollstein, »wird der Zucker direkt in Fettpolster umgeleitet«. Das gilt übrigens auch für Zucker in natürlichen Sirups wie Agavendicksaft oder in Ho- nig. Beim Fruchtzucker kommt noch hinzu: Er wird fast nur in der Leber verarbeitet, »und zwar vor allem zu Fett«, sagt Hollstein. Das lagert sich dann in der Leber oder im Bauchraum an. Dort verursacht es Entzündungen, die das Risiko für Diabetes und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steigern. Man könnte also auf die Idee kommen, dass Obst mit seinem hohen Anteil an Fruchtzucker besonders schädlich ist. Er habe aber keine Patien- ten, die krank geworden seien, weil sie zu viele Äpfel oder Beeren essen, sagt Hollstein. Im Gan- zen gegessen und nicht zu Säften oder Smoothies verarbeitet, ist Obst ein guter Lieferant von Bal- laststoffen, Vitaminen und Mineralien. Ist also mancher Zucker schlechter als anderer? In gewisser Weise: ja. Smoothies etwa fluten den Körper mit Zucker, ohne dass man satt wird. Die darin enthaltenen Früchte und ihre Ballaststoffe sind so zerkleinert, dass der Zucker frei in der Flüssigkeit schwimmt. Um ihn aufzunehmen, muss man weder kauen noch verdauen. Deshalb wird Zucker aus Smoo- thies besonders schnell vom Darm aufgenommen. So schnell, dass der Körper gar nicht registriert, dass er genug hat. Studien zeigen: Wer täglich Softdrinks zu sich nimmt, hat nach ein paar Wochen mehr Leberfett und erhöhte Blutfettwerte. Das liegt aber nicht nur daran, dass die Leber den Zucker umwandelt, son- dern auch daran, dass Zucker beeinflusst, wie viel wir essen. Mitte der 2000er-Jahre fanden das For- scher in einem israelischen Kernforschungszentrum heraus, als sie in der dortigen Kantine eine bis heute tausendfach zitierte Studie durchführten.
Foto: Caroline Heinecke für DIE ZEIT
A
ls die Cafébesucher zum Zu ckerstreuer griffen, ahnten sie nicht, dass sie dabei Teil eines Experiments wurden. Forsche rinnen hatten die Streuer so manipuliert, dass deutlich we niger Zucker als üblich heraus rieselte. Prompt sank der Zuckerkonsum im Uni- Café um 20 Prozent. Offenbar war es den Gästen zu mühsam, die Streuer häufiger zu schütteln als gewohnt. Sie gaben sich mit weniger Zucker zu frieden. Es ist nur ein kleines Experiment, das Psycho loginnen der Uni Konstanz vor ein paar Jahren durchführten. Aber es zeigt, wie die Umgebung das Konsumverhalten prägt. Und man kann da raus etwas schlussfolgern: Wer Menschen daran hindern will, ungesund zu leben, muss ihnen das Ungesunde nicht verbieten. Es reicht, es ihnen schwer zu machen. Dieser Gedanke steckt hinter den Plänen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eine Steuer auf Softdrinks und hinter der Idee, die Tabak- und Alkohol steuern anzuheben. Manche sehen darin eine gro ße Chance für die Gesundheit der Menschen – und um die Geldnot der Krankenkassen zu lin dern. Andere befürchten den Beginn einer Umer ziehung von oben. Die Zuckerverbände, also die Interessenver treter der Zuckerindustrie, sprechen von einer »Strafsteuer«, die Menschen gängelt. Die AfD sieht eine Bevormundung. Und auch die Bundes- CDU hatte lange so argumentiert. Noch im Fe bruar hatte sie beim Bundesparteitag einen Antrag auf eine Softdrinksteuer abgelehnt, den der Lan desverband Schleswig-Holstein eingebracht hatte. Gesundheitsforscher allerdings fordern so eine Steuer schon lange. Auch vielen Verbrauchern leuchtet sie ein, wie Umfragen zeigen. Und selbst der Handelsriese Aldi Süd spricht sich inzwischen für die Softdrinksteuer aus. Nun also auch die Re gierung. Das ist eine kleine Revolution. Bisher war Prävention in Deutschland weit gehend Privatsache. Mündige Bürger, so war tradi tionell die Überzeugung, sollten selbst darüber entscheiden, wie viel sie ihrem Körper zumuten wollen und welche Risiken sie bereit sind, für ih ren Genuss einzugehen. Schockbilder mit War nungen landeten bloß wegen Vorgaben der EU auf deutschen Zigarettenschachteln. International nimmt Deutschland mit seiner zurückhaltenden Politik eine Sonderrolle ein. Der Public-Health-Index, den die AOK und das Deut sche Krebsforschungszentrum kürzlich heraus brachten, misst, wie stark verschiedene Länder wissenschaftlich empfohlene Präventionsmaßnah men umsetzen. Deutschland belegt in dem Ran king von 18 europäischen Ländern den vorletzten Platz. Und obwohl sich Deutschland eines der teuersten Gesundheitssysteme leistet, liegt die Le benserwartung unter dem europäischen Schnitt. Viele Deutsche leiden an teils vermeidbaren Krankheiten wie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Diabetes, Adipositas und Krebs. »Wir als Gesell schaft müssen dafür bezahlen, dass der Tabak-,
Sind wir alle abhängig? Fortsetzung von S. 25
Ihre Versuchspersonen waren übergewichtige Mit arbeiter des Zentrums, die abnehmen sollten und dabei zwei Jahre lang wissenschaftlich begleitet wur den. Dafür stellten Ernährungsberater die Speisepläne der Kantine um. Jedes Gericht bekam einen Farb code: rot für Low Fat, grün für Mediterran und blau für Low Carb, also wenig Kohlenhydrate. Die Pro banden wurden in drei entsprechende Gruppen auf geteilt: Wer sich mediterran oder fettarm ernährte, durfte nur eine bestimmte Menge an Kalorien zu sich nehmen. Die Low-Carb-Gruppe war freier. Zwar durfte sie nur eine bestimmte Menge von Kohlenhy draten essen. Aber eine Kaloriengrenze gab es nicht. Das Ergebnis: Trotzdem hatte ausgerechnet die Low-Carb-Gruppe nach zwei Jahren am meisten abgenommen. Die Beobachtung der Forscher könnte damit zusammenhängen, wie Kohlenhydrate in den Organen wirken, die unseren Appetit steuern: im Darm und im Gehirn. Dazu muss man wissen, dass Zucker zu den Koh lenhydraten gehört. Komplexere Kohlenhydrate, etwa Mehl oder Stärke, bestehen aus langen Zuckerketten, die der Körper erst in einzelne Bausteine aufspalten muss. Im Darm produzieren winzige Zellen Sätti gungshormone, die dem Gehirn signalisieren: Wir haben genug! Je weiter entfernt vom Magen, desto mehr Zellen finden sich im Darm, die ein besonders starkes Sättigungssignal senden. Weil aber Zucker und Kohlenhydrate aus Chips und Toast dem Darm kaum Arbeit machen, nimmt er sie schon im ersten Teil des
Alkohol- und Lebensmittelindustrie kaum Gren zen aufgewiesen werden«, sagt Peter von Philips born, Professor für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an der Uni Bayreuth. Sollte Prävention also insgesamt stärker als bis her eine öffentliche Aufgabe sein? Sollte Politik in die kleinen Alltagsfreuden hineinregieren? Der Public-Health-Ansatz beruht auf dem Gedanken, dass Gesundheit eben nicht allein Pri vatsache ist. Sie hängt auch davon ab, unter wel chen Bedingungen wir leben. Als im 19. Jahrhun dert Cholera und Typhus in Europa grassierten, und zwar vor allem in armen Stadtteilen, sahen sich Staaten und Städte gezwungen, die Wasser ver- und Abwasserentsorgung öffentlich zu regeln. Manche störten sich schon damals an der Fürsor ge. Als die britische Regierung 1848 den ersten Public Health Act verabschiedete, um in den Kommunen für sauberes Wasser zu sorgen, plä dierte eine britische Zeitung für »ein bisschen Dreck und Freiheit«. Und als vor 50 Jahr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ie Gurtpflicht im Auto einge führt wurde, schnallten sich viele erst an, als man ihnen mit Bußgeld drohte. Nun tötet ein ungesunder Lebensstil nicht so schnell wie ein ungebremster Aufprall gegen die Windschutzscheibe. Und eine Limonade ist kein Vergleich zum verkeimten Brunnenwasser des 19. Jahrhunderts. Eine Gemeinsamkeit aber bleibt aus Sicht der Public-Health-Forscher: Es sind auch die Verhältnisse, die Menschen krank machen. In Umfragen beteuern Menschen immer wie der, dass sie gesünder leben wollen. Nur schaffen es viele eben nicht. Zahlreiche Forscher halten es deshalb nicht für ausreichend, wenn Krankenkas sen Aufklärungskampagnen starten, Yoga-Kurse fördern und Rezepte für Linsencurry empfehlen. Wer will, dass Menschen für ihre Gesundheit sor gen, muss eine Umwelt schaffen, die ihnen dabei hilft. In unserer Welt aber sind Produkte allgegen wärtig, die so entwickelt wurden und beworben werden, dass wir kaum widerstehen können. Frei von Einfluss sind unsere Konsumentscheidungen längst nicht mehr. Das Anliegen von Public Health sind primär nicht Verbote, von denen oft die Rede ist. Son dern es geht darum, einen größeren Rahmen zu schaffen, der jedem die Chance gibt, seinen Kör per fit zu halten, sei es durch rauchfreie Bushalte stellen, mehr Radwege und Parks oder eben ge sündere Lebensmittel. Einen Vorteil hat es, wenn man zu den Nach züglern gehört: Deutschland kann von anderen Ländern lernen, die schon viel stärker auf Präven tion setzen.
Großbritannien:
Was eine Steuer auf Softdrinks bringt
Seit 2018 müssen Getränkehersteller in Groß britannien eine zweistufige Abgabe zahlen, falls ihre Erfrischungsgetränke mehr als fünf bezie hungsweise acht Gramm Zucker pro 100 Millili ter enthalten. Seitdem hat sich der Zuckergehalt der dort verkauften Softdrinks im Schnitt fast
Dünndarms auf, gleich hinter dem Magen. Die Folge: Die Sättigung ist gering – wir essen weiter. Das Gegen teil ist bei Vollkornbrot der Fall. Da sind die Zucker bausteine zusätzlich in Ballaststoffen und Eiweißen verpackt, aus denen sie erst gelöst werden müssen, bevor der Zucker aufgenommen werden kann. Die Nahrung bleibt also besonders lange im Darm, es werden viele Sättigungshormone ausgeschüttet. Marc Tittgemeyer hat einen Mechanismus ent deckt, der dazu führt, dass wir Zucker essen, selbst wenn wir satt sind. Er nennt ihn den »Dessert- Magen«. Genau genommen haben wir sogar schon eine Dessert-Zunge: Winzige Knospen auf ihr testen die Nahrung auf ihre Güte – eine Art Gaumen-TÜV. Schon Neugeborene lächeln, wenn sie etwas Süßes schmecken, während Bitteres sie den Mund verziehen lässt. Ein bitterer Geschmack warnt schließlich vor Gift, Saures ist oft kontaminiert. Süßes jedoch lässt Dopamin ins Hirn schießen. Denn es verspricht Kohlenhydrate und damit Energie, von der man sich in Urzeiten so viel wie möglich sichern musste. »Deshalb haben wir dieses System in unserem Gehirn, mit dem Zucker unser Sättigungsgefühl überlisten kann«, sagt Tittgemeyer. Empfangen die Nervenzellen Zuckersignale, etwa das Bild einer Portion Tiramisu, schütten sie körpereigene Opioide aus – und schon gibt es einen appetitanregenden Endorphin-Kick, der uns weiteressen lässt. Den Kick versuchte Tittgemeyer zu blockieren, als er seinen Probanden das Opioid-Gegenmittel in die Nase sprühte, bevor er ihnen Dessertbilder und Schokolinsen präsentierte. Dass sie nach der Gabe des Nasensprays auf beides kaum noch reagierten,
5
Gramm
Zucker pro Tag betrug laut
Schätzungen der
Pro-Kopf-Verbrauch
im frühen 18. Jahrhundert
10
Prozent
der täglichen Energiezufuhr
sollte laut WHO höchstens über
(freien) Zucker kommen. Im
Idealfall sogar weniger als 5 Prozent
46
Prozent
geringer war der
Zuckergehalt von Softdrinks
in Großbritannien 2020
im Vergleich zu 2015
93
Liter
zuckerhaltige Softdrinks
wurden 2024 in
Deutschland pro Kopf
produziert
belegt seine Vermutung. Und ist eines Tages womöglich gar die Grundlage einer ganz neuen Form von Diät-Therapie. Zucker ist also nicht nur verhängnisvoll für unse re Gesundheit, wenn er in einer schlechten Form, etwa als Smoothie oder Softdrink, konsumiert wird. Er macht uns auch krank, weil wir viel zu viel davon essen können. Stellte der Dessert-Magen in der Jäger- und-Sammler-Zeit noch sicher, dass die Menschen Reserven für Hungerphasen aufbauten, so stapeln sich die Reserven in einer Gesellschaft ohne Hunger zu Polstern. Und noch eine Zuckerschwäche fand Tittgemeyer im Gehirn seiner Versuchspersonen. Ließ er sie täg lich Pudding essen, waren zwei Monate später neue Verbindungen zwischen Hirnarealen für Belohnung und Motivation entstanden. Teilnehmer fanden Süßes deshalb appetitlicher als vorher, während andere Lebensmittel an Reiz verloren. »Wer täglich viel Süßes, vor allem in Kombination mit Fett, isst, will immer mehr davon – und hat immer weniger Lust auf Gemüse«, sagt Tittgemeyer. Das passiere unbewusst. Und sei der Grund, warum wir so konditioniert ganz automatisch zu mehr Junk food greifen, wenn wir es sehen. Ist Zucker also tatsächlich ein Suchtstoff, der unsere Selbstkontrolle aushebelt? Haben all die Influencer recht, die schockierende Zucker- Heroin-Vergleiche verbreiten? Tittgemeyer findet die aktuelle Suchtdebatte absurd. »Ich kann doch nicht jedes Kind, das sich im Freibad ein Eis gönnt, als suchtkrank abstempeln.« Einen Brennstoff unseres Körpers mit harten Drogen
halbiert. Ein Jahr nach der Einführung war der Zuckerkonsum bei Erwachsenen um 20 Prozent gesunken, bei Kindern um 10 Prozent. Auch dass in den Folgejahren weniger Kinder wegen schwe rer Karies behandelt werden mussten oder mit Asthmaanfällen ins Krankenhaus kamen, führen Fachleute darauf zurück. Denn hoher Zucker konsum begünstigt Übergewicht und Entzündun gen – beides kann Asthma fördern. Kniffliger ist die Frage, ob die Steuer gegen Übergewicht hilft. »Es ist wissenschaftlich belegt, dass regelmäßiger Softdrinkkonsum das Risiko für Übergewicht erhöht«, sagt Peter von Philipsborn von der Uni Bayreuth. »Nachgewiesen ist auch, dass Menschen weniger Zucker aus Softdrinks zu sich nehmen, wenn die Getränke teurer werden oder ihr Zuckergehalt sinkt.« Also müsste die Steuer das Problem ja lindern. Tatsächlich ging in einer englischen Studie Adipositas bei zehn- bis elfjährigen Mädchen messbar zurück. Bei den Jungen änderte sich aber nichts. Eindeutig ist das Ergebnis also nicht. Auch in anderen Ländern mit Softdrinksteuer zeigten sich begrenzte und zum Teil gemischte Effekte. Philipsborn erklärt sich das so: Softdrink konsum ist ein wichtiger Faktor, aber nur einer von vielen. »Wenn viele andere Faktoren Über gewicht weiterhin begünstigen, erreicht man mit einer Steuer bestenfalls, dass sich der Anstieg geringfügig verlangsamt.« Lohnt es sich dann, mit einer solchen Steuer Menschen zu frustrieren, die sich von der Politik ohnehin schon gegängelt fühlen? Ja, sagen Fachleute. Weil ein ungesunder Lebensstil letztlich allen schadet. Behandlungskos ten treiben die Krankenkassenbeiträge hoch. Ein hoher Krankenstand schwächt die Produktivität. »Über Steuern sollen die Verursacher zumindest einen kleinen Teil dieser Kosten tragen«, sagt Philips born – und meint damit explizit auch die Hersteller. Die sollen künftig in Deutschland die Soft drinksteuer zahlen. Sie können darauf reagieren, indem sie ihre Rezepturen ändern – oder aber, in dem sie die Preise erhöhen. Auch das würde den Konsum senken. Es hätte allerdings eine Neben wirkung: Verbrauchssteuern belasten besonders ärmere Menschen, die einen größeren Teil ihres Geldes für Konsum ausgeben. Kritiker halten sol che Steuern deshalb für sozial ungerecht. »Viele Public-Health-Diskurse werden von sehr privilegierten Leuten geführt, die sich in den Lebensalltag von weniger privilegierten Menschen nicht immer einfühlen können«, sagt Solveig Hansen, Expertin für Public-Health-Ethik an der Universität Bremen. »Armut erzeugt chronischen Stress, und Essen kann als unbewusste Bewälti gungsstrategie dienen, um mit negativen Emotio nen umzugehen.« Dennoch ließe sich laut Hansen ein »gewisser Paternalismus« in Form der Steuer rechtfertigen, um die Menschen nicht allein dem Einfluss der Industrie zu überlassen, deren Pro dukte auf lange Sicht Schaden anrichten können. Adipositas, Diabetes und Herz-Kreislauf-Erkran kungen kommen häufiger bei sozial schlechterge stellten Menschen vor.
zu vergleichen, hält er für Unsinn. »Substanzen wie Heroin wirken im Hirn um ein Vielfaches stärker.« Tittgemeyer räumt aber ein, dass es durchaus Wirkungen gibt, die Zucker mit Suchtstoffen gemein hat: Auch er kann Kontrollmechanismen im Gehirn schwächen, was dazu führt, dass man immer mehr davon will und selbst dann weiterisst, wenn einem das Übergewicht längst schadet. Das Zentrum für Adipositas am Vivantes Klinikum in Berlin-Spandau liegt etwas verwun schen am Rande der riesigen Anlage, Efeu über wuchert seine Mauern. In einem Büro im Erd geschoss arbeitet Diana Rubin. Sie ist Ernährungs medizinerin, Chefärztin und Leiterin des »Aus schusses Ernährung« der Deutschen Diabetes Gesellschaft. Rubin stört sich an der »Zuckerpanik«, die gerade verbreitet werde. Man sei von einem Extrem ins andere geraten: vom jahrzehntelangen Verharmlosen ins ständige Dämonisieren. Sie habe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die über ihre Angst vor Zucker in eine Essstörung gerutscht seien. Die Erzählung von gefährlichen Blutzuckerspitzen bei gesunden Menschen nennt sie »eine weitere Sau, die da durchs Dorf getrieben wird«. Schwankungen nach dem Essen seien normal und zeigten, dass das körpereigene Insulinsystem funktioniere. Zur Wahrheit gehört aber auch, dass viele von Rubins Patienten ein Problem mit zu viel Zucker haben. Rubin sagt, diese Menschen unterschätzten häufig, wie viel Zucker zum Beispiel in einem Frucht joghurt stecke und wie viel sie davon nebenher äßen. Zum Schluss des Gesprächs hat Rubin noch einen Wunsch: Wer öffentlich über Zucker debat
Da eine Softdrinksteuer allein wohl zu wenig ausrichten würde, empfehlen Fachleute, außerdem etwa die Mehrwertsteuer auf Obst und Gemüse zu senken. In Großbritannien hat man die Softdrink steuer mit anderen Maßnahmen kombiniert: Die Werbung für Junkfood und Süßigkeiten wurde beschränkt, und in den Schulen gelten Mindest standards für gesundes Essen.
Litauen:
Wie man vom Alkohol wegkommt
»Deutsches Bier steht für Handwerkskunst und Heimatverbundenheit«, sagt Bundesernährungs minister Alois Rainer. An diesem Tag Ende Juni nimmt er eine Auszeichnung entgegen: »Botschaf ter des Bieres 2026«. Er fühle sich geehrt, sagt der Minister. Und: Brauereien bräuchten gute Rah menbedingungen, keine neuen Auflagen. In Deutschland ist es nicht ungewöhnlich, wenn der oberste Ernährungspolitiker einen Nebenjob als Bierbotschafter hat: Ilse Aigner und Julia Klöckner trugen den Titel in ihrer Zeit als Ernährungsministerinnen ebenfalls. Allzu passend wirkt da ein Gesetzentwurf, den das Finanzministerium vor Kurzem veröffentlicht hat: Die Steuern auf Spirituosen, Sekt und Alko pops sollen zwar steigen. Bier und Wein aber tauchen in dem Gesetzentwurf nicht auf. Dabei verursacht Alkohol jedes Jahr durch Krankheiten und Unfälle und durch die Folgen von Schläge reien und Frühverrentungen Kosten von rund 57 Milliarden Euro. Berechnet hat diese Zahl der Gesundheitsökonom Tobias Effertz. Er sagt: »Man darf verlangen, dass die Bürger einen Teil dessen, was sie die Gesellschaft später kosten, schon im Supermarkt bezahlen.« Die nun geplante Steuererhöhung dürfte jedoch gerade mal 455 Millionen Euro im Jahr bringen. Denn getrunken werden in Deutschland vor allem Bier und Wein. Mehr als 70 Prozent des konsumierten Alkohols entfallen auf diese beiden Getränke. Die Biersteuer wurde zuletzt vor über 30 Jahren erhöht. Eine Weinsteuer gibt es nur formal, weil das EU-Recht sie verlangt. Sie liegt bei null Prozent. In kaum einem anderen Land können sich Menschen so billig betrinken wie in Deutschland. Vierzehnjährige dürfen Bier, Wein und Sekt kon sumieren, solange ein Elternteil danebensitzt. Alkohol gibt es fast rund um die Uhr, fast überall, Plakate mit Bierflaschen und -dosen gehören zum Straßenbild. Die Public-Health-Forscherin Caro lin Kilian fasst es so zusammen: »Alkohol ist prä sent, Alkohol ist verfügbar, Alkohol ist günstig – also wird auch viel getrunken.« Nur einmal wagte man in Deutschland einen anderen Weg. Zwischen 2010 und 2017 durfte in Baden-Württemberg nachts in Tankstellen, Super märkten und Kiosken kein Alkohol verkauft werden. Beschlossen hatte das die damalige Koali tion aus CDU und Liberalen. Für die Abschaffung des Verbots setzten sich später sogar einige Grüne ein: Die Regelung habe die Mündigkeit der Bürger infrage gestellt.
tiert, sollte einfach mal bereit sein, zu akzeptieren, dass man ganz normal mit Süßem umgehen könne. Nur wie? Müsste man Rubins Antwort herunterbrechen, lautete sie: »bewusst«. Sich klarmachen, wo Zucker drinsteckt, weniger zwischendurch naschen, dafür mal ein Dessert wirklich genießen. Und wenn ein Kindergeburtstag mit Kuchen und Cola zum Zuckerschock wird, müssen Eltern deshalb nicht in Panik geraten. Man muss sagen, dass uns unsere Umgebung das bewusste Naschen, das sich Rubin wünscht, ziemlich schwer macht, mit all den Verlockungen von Cola über Süßigkeiten an der Kasse bis zum versteckten Zucker im Fruchtjoghurt.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Ernährung empfiehlt, nicht mehr als 50 Gramm Zucker pro Tag zu essen. Also rund 16 Würfel. Die Deutschen konsumieren aber im Schnitt fast doppelt so viel – mehr als 30 Würfel am Tag. Es ist noch ein ziemlich weiter Weg zum bewussten Konsum. Und trotzdem rät keiner der Gesprächspartner dazu, ganz auf Zucker zu verzichten – und ebenso wenig auf Kohlenhydrate insgesamt. Denn das ist vielleicht der größte Irrtum, der allen Ernährungs trends der letzten Jahrzehnte gemein ist: Sie sehen das Übel in einem einzigen Nährstoff – und das Heil in einem anderen. Erst kam Low Fat, dann Low Carb, jetzt High Protein. Dabei ist der richtige Mix entscheidend, eine ausgewogene Mischung aus Fetten, Kohlenhydraten, Eiweißen und Ballast stoffen. Und selbst wenn dieser Mix einmal etwas zu zuckrig ausfällt: Keiner braucht sich davor zu fürch ten, deshalb von innen zu karamellisieren.
Gewirkt allerdings hatte sie. Untersucht hat das ein Wissenschaftlerteam. Sieben Prozent we- niger Jugendliche und junge Erwachsene wurden damals nachts mit einer Alkoholvergiftung in die Klinik gebracht. Auch die Zahl der Körperver letzungen sank. Die Forscher bilanzierten: Das Verbot sei »ein interessanter politischer Ansatz«. Nachahmer hat es dennoch nie gefunden. Zu- mindest nicht in Deutschland. Es gibt er aber einen Ort, an dem all das gilt, was Fachleute empfehlen. Einen Ort, an dem Al- kohol teuer ist, schwerer zu kaufen und aus der Werbung gänzlich verschwunden: Litauen, ein kleiner Staat mit weniger Einwohnern als Berlin. Lange zählte Litauen weltweit zu den Ländern mit dem höchsten Alkoholkonsum. Mehr als je- der zweite Mord geschah unter Alkoholeinfluss, bei sechs von zehn Fällen häuslicher Gewalt war Alkohol im Spiel. Jugendliche berauschten sich regelmäßig. Die Litauer tranken rund 15 Liter reinen Alkohol pro Kopf und Jahr. Dann kam Aurelijus Veryga. 2016 wurde der Arzt und Public-Health- Professor Gesundheitsminister. Ein Jahr später verdoppelte seine Regierung die Steuern auf Bier und Wein, auch Schnaps wurde teurer. 2018 folgte ein umfassendes Werbeverbot – auch in sozialen Medien. Das Mindestalter für den Kauf von Alkohol stieg von 18 auf 20 Jahre. Nach acht Uhr abends darf er nicht mehr verkauft werden. Sonntags ist schon um 15 Uhr Schluss. An Tank- stellen gibt es gar nichts. Die Steuern wirkten schnell, die anderen Maßnahmen nachhaltig, sagt der Suchtforscher Jürgen Rehm, der den Fall Litauen wissenschaft- lich untersucht hat. »Vor allem die schwerere Ver- fügbarkeit wird von der Politik oft unterschätzt.« Natürlich, manche umgingen die neuen Regeln. In Vilnius stellte ein Unternehmer graue Automaten auf, die aussahen wie übergroße Kühlschränke. Darin: Wodka, Whisky, Rum. Wer eine Flasche wollte, bezahlte sie vorab in einer Art Abomodell und holte sie dann mit QR- Code ab. Die Automaten bewahrten den Alkohol lediglich auf, argumentierte der Betreiber. Es gab auch Protest: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 ten erschienen mit roten Aufklebern über den Seiten mit Alkoholwerbung. Die Opposition sprach von Zensur. Die Industrie warnte vor Arbeitsplatzverlusten. Das Land stand am Rande eines Kulturkamp- fes. Und entschied sich letztlich doch, der Gesundheit seiner Bevölkerung Vorrang zu geben vor dem Absatz von Bier und Schnaps. Natürlich trinken die Menschen in Litauen immer noch, aber sie trinken weniger und später im Leben. Schon ein Jahr nach den Reformen betranken sich 15- bis 16-Jährige ein Drittel sel- tener. Litauen, lange eines der Länder mit den höchsten Rauschquoten unter Jugendlichen, hatte plötzlich die niedrigste im Vergleich zu Ländern wie Polen, Frankreich und Italien. Auch insgesamt sank der Pro-Kopf-Konsum deutlich, die Lebenserwartung – vor allem von Männern – stieg.
Zuckersteuer, Alkohol-Bann, Rauchverbot: Soll die Politik Menschen zu gesundem Verhalten drängen?
In anderen Ländern hat man längst getestet, wie das geht VON HANNA GRABBE, TOM KATTWINKEL UND CLAUDIA WÜSTENHAGEN
Niederlande:
Wie ein Land mit dem Rauchen aufhört
1997 kündigte der Geschäftsführer von Philip Morris an, er werde die Produktion von Ziga- retten sofort stoppen, sollte sich herausstellen, dass sie krebserregend seien. Hätte die Tabakindustrie Wort gehalten, eines der größten Gesundheitsprobleme wäre schnell gelöst worden: Im vergangenen Jahrhundert starben weltweit etwa 100 Millionen Menschen am Rau- chen, in Deutschland sind es noch immer jeden Tag knapp 350. Forscherinnen und Forscher for- dern daher Steuern, Werbeverbote und rauchfreie öffentliche Bereiche – Haltestellen, Freizeitparks, Freibäder. Und sie alle nennen immer wieder ein Land als Vorbild: die Niederlande. Was deren Tabakpolitik besonders macht, konnte man am 21. März 2018 in Utrecht sehen. An diesem Tag versammelten sich dort Vertreter von Schulen, Sportklubs, Freizeitparks und Gemeinden. Sie alle hatten sich für eine rauchfreie Öffentlichkeit eingesetzt. Einige erhielten dafür den erstmals verliehenen Rookvrije-Generatie-Award, die »Auszeichnung der rauchfreien Generation«. Es war das Abbild 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Bewegung, die in medizinischen Gesellschaften begonnen hatte und die mit einer simplen For- derung angetreten war: »Geben Sie Kindern die Chance, rauchfrei aufzuwachsen.« Mit der Paro- le konnten sich viele Niederländer identifizieren – und am Ende auch die Politik. Im November 2018 unterzeichnete die Regie- rung, zusammen mit 70 gesellschaftlichen Orga- nisationen, ein »Nationales Präventionsabkom- men«. Verabredet wurden höhere Tabaksteuern, mehr rauchfreie Bereiche, Werbeverbote und Verkaufsbeschränkungen. Seit 2022 gibt es in den Niederlanden keine Zigarettenautomaten mehr, seit 2024 werden in Supermärkten keine Zigaretten mehr verkauft. Ab 2032 wird man sie überhaupt nur noch in Fachgeschäften kaufen können. Ver- mutlich weil die Idee aus einer Graswurzelbewe- gung heraus entstand, steht die Bevölkerung bis heute mehrheitlich dahinter. Mittlerweile rauchen in den Niederlanden nur noch 18 Prozent der Erwachsenen. In Deutschland sind es laut verschiedenen Erhe- bungen zwischen 19 und 30 Prozent, wobei die Wahrheit wohl irgendwo in der Mitte liegt – jedenfalls deutlich über den Niederlanden. Und während jeder dritte niederländische Raucher mindestens einmal im Jahr versucht aufzuhören, ist es in Deutschland nur knapp jeder Zwölfte. Auch Jugendliche rauchen hierzulande etwas häufiger als im Nachbarland. Was in Deutschland noch immer fehle, sei eine langfristige Tabakstrategie, sagen Experten. Dabei sind die Menschen auch hier schon wei- ter, als viele Politiker vermutlich meinen: Bis zu 70 Prozent halten laut aktuellen Umfragen eine Erhöhung der Tabaksteuer für richtig.
Foto: Caroline Heinecke für DIE ZEIT; ZEIT-Grafik: Sina Barkmann/Quelle: BLE, Britische Regierung, Coca-Cola, Deutscher Bundestag
E
s gibt Momente, die über den Ver lauf des eigenen Lebens entschei den. Momente, in denen die Ent scheidung »Sag ich’s oder nicht?« Folgen hat, deren Tragweite man in diesem Augenblick zwar spürt, die einem aber erst im Rückblick richtig klar werden. Vor sechs Jahren erlebte ich einen solchen Moment auf einer Wanderung über die Eggberge in den Schweizer Alpen. Meine Be gleitung kannte ich damals erst seit zwei Wochen. »Soll ich ihm sagen, dass ich ihn mag?«, fragte ich mich, während wir wanderten. Ich ahnte, dass auch er mich mochte. Gleichzeitig fand ich viele Gründe, meine Gefühle für mich zu behalten. Was zum Beispiel, wenn seine Antwort mich ver letzen würde? Viele kennen dieses Abwägen: Öffne ich mich dem Gegenüber oder lieber nicht? Etwa wenn man eine gute Freundin darauf anspricht, dass man sich mehr Zeit mit ihr wünscht. Oder wenn man eine Kollegin um Entschuldigung bittet für etwas Dum mes, das man aus Frust gesagt hat. Verletzlichkeit ist die Bereitschaft, eigene emotionale Unsicherheiten
ANZEIGE
den Tisch
offenzulegen, ohne zu wissen, wie die andere Person reagiert – und obwohl man die möglichen Konse quenzen fürchtet. Doch Forscher sagen: Unsere Angst, zu viel von uns preiszugeben, schadet uns mehr, als sie uns nützt. Um diese Furcht zu über winden, empfehlen sie die Stärkung einer Eigen schaft, die sie »Selbstmitgefühl« nennen. Die Amerikanerin Leslie John beschäftigt sich mit diesem Thema schon seit 20 Jahren. Sie ist Professorin für Betriebswirtschaft in Harvard und erforscht, wann und warum Menschen persönliche Informationen preisgeben. Anfang des Jahres hat sie das Buch Revealing: The Underrated Power of Oversharing veröffentlicht, in dem sie dafür plä diert, das Risiko einzugehen, verletzt zu werden. Dass wir davor meist erst mal zurückschrecken, hat ihrer Forschung zufolge einen einfachen Grund: Wer überlegt, etwas Persönliches offenzulegen, denkt oft zuerst an die Risiken. Denn Menschen fühlen sich eher für etwas verantwortlich, was sie tun oder sagen, als für etwas, was sie nicht tun oder ungesagt lassen. Unterlassungseffekt heißt das in der Psychologie. Nach Leslie John ist dieser Gedanke allerdings kurzsichtig. Denn auch das Zurückhalten
Das ZEITmagazin WOCHENMARKT
bringt die schönsten Aromen der Saison
in Ihre Küche. Über 50 Rezepte, darunter
die Lieblingsgerichte von Kolumnistin
Elisabeth Raether – und jede Menge
Inspiration fürs Reisen und Genießen.
Jetzt zwei Ausgaben zum Vorzugspreis
sichern und 25 % sparen!
von Informationen kann soziale Kosten haben, etwa dann, wenn andere es als Unaufrichtigkeit oder Distanz wahrnehmen. In einem Versuch legte John 126 Teilnehmern zwei fiktive Datingprofile in Form ausgefüllter Fragebögen vor. Darin gab es auch heikle Fragen wie: »Hast du jemals daran gedacht, jemandem etwas Schlimmes anzutun?« Oder: »Hast du jemals einem Partner oder einer Partnerin verschwiegen, dass du eine sexuell übertragbare Krankheit hast?« Die Antwortmöglich keiten reichten von »Nie« bis »Oft«. Es gab aber auch die Option »Keine Antwort«. Die Testpersonen soll ten dann entscheiden, ob sie die jeweilige Person auf der Grundlage ihres Profils daten wollen würden. Das Ergebnis: Fast 80 Prozent bevorzugten die Person, die eine konkrete Antwort gab – selbst wenn diese Ant wort sozial unerwünscht war –, gegenüber derjenigen, die »Keine Antwort« ausgewählt hatte. Dies deutet darauf hin, dass gezieltes Zurückhalten von Infor mationen als weniger vertrauenswürdig wahr genommen werden kann. Diejenigen, die sich öff neten, kamen eher zu einem Date. Ganz so einfach lässt sich dieses Experiment aller dings nicht auf das reale Leben übertragen. »Beim
Daten sehen wir selten ausgefüllte Fragebögen anderer Menschen und wissen daher in der Regel nicht, welche Informationen jemand bewusst vor enthält«, sagt Sabine Scholl. Sie ist Professorin für Sozialpsychologie an der Hochschule Heilbronn und forscht seit 14 Jahren zum Thema menschliche Interaktionen und Verletzlichkeit. »Wir können in vielen Situationen entscheiden, ob wir unsere Verletzlichkeit preisgeben oder nicht und ob andere überhaupt bemerken, dass wir etwas zurückhalten.« Das Gefühl von Verletzlichkeit sei subjektiv und abhängig vom Kontext. Verletzlichkeit im Labor zu untersuchen, sei daher schwierig. Sabine Scholl rät jedoch zur Vorsicht. »Es gibt Situationen, in denen es gut ist, sich verletzlich zu zeigen, und andere, wo es weniger erwünscht ist.« Schwierig könne es beispielsweise sein, je mandem seine Liebe zu offenbaren, der vergeben ist. Oder im Bewerbungsgespräch intime oder belastende Informationen preiszugeben. Auch die Reaktion des Gegenübers sei entscheidend: Wer auf Persönliches distanziert reagiert oder schnell das Thema wechselt, signalisiert wo möglich, dass gerade keine Nähe gewünscht ist. Womit Leslie John aber recht hat: Dass wir zu schnell zu offen sind, kommt normalerweise eher selten vor. Ein möglicher Grund dafür ist der sogenannte beautiful mess effect, den die Sozial psychologin Anna Bruk von der Universität Mannheim untersucht. »Wenn andere sich ver letzlich zeigen, finden wir das schön. Bei uns selbst hingegen fühlt es sich messy, unangenehm, an«, sagt Bruk, die mit Sabine Scholl zusammen arbeitet. Häufig werde unterschätzt, wie positiv Menschen auf die Unzulänglichkeiten anderer reagieren. Was sich für uns selbst unangenehm, peinlich oder chaotisch anfühlt, wirke auf andere oft ehrlich, nahbar oder sogar mutig. Diesen Effekt konnte Bruk in verschiedenen Situationen nachweisen: Personen, die ihre Liebe gestanden, um Hilfe baten, Fehler zugaben oder vor anderen improvisiert sangen, bewerteten ihr eigenes Ver halten deutlich kritischer als Leute, die sie beob achteten. Es kann sich also lohnen, den Blick auf die eigene Verletzlichkeit zu hinterfragen. »Verletzlichkeit zu zeigen, kann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Vertrauen fördern, Beziehungen stärken oder auch helfen, Konflikte zu klären«, sagt Bruk. Erst wenn wir uns ehrlich und authentisch zeigten, könnten wir gesehen und verstanden werden. Dies führe wiederum dazu, dass unsere psychische und auch die körperliche Gesundheit gestärkt wird. »Gerade beim Dating sehe ich häufig, dass Chancen verpasst werden – Chancen, eine Beziehung zu initiieren, zu retten oder zu intensivieren, indem ich beispiels weise offen über meine Gefühle spreche.«
Wer sich öffnet, hat beim Daten bessere Chancen – jedenfalls im Experiment
Wie gelingt es, die Angst vor der eigenen Verletz lichkeit zu überwinden? Diese Frage kann der Psychologe und Freundschaftstherapeut Alexandre Mueller beantworten. Seine Praxis in Zürich be suchen Menschen, die über schmerzhafte Themen sprechen möchten. Er nennt Selbstironie als eine mögliche Strategie im Umgang mit Verletzlichkeit. »Über sich selbst lachen zu können, kann helfen, Distanz zu den eigenen Unsicherheiten zu ge winnen, ohne den eigenen Selbstwert zu unter graben«, sagt er. Der Vorteil der Selbstironie liege darin, dass sie als soziales Bindemittel wirke. Sie reduziere Spannungen und mache uns als Person zugänglicher und sympathischer. Sympathie und Verletzlichkeit lägen nahe beieinander. »Es gibt wohl keine Geschichte und keinen Film, in denen der Protagonist oder die Protagonistin keine Vulne rabilität hat.« Achilles hatte seine verwundbare Ferse, Superman hatte Lois Lane und Kryptonit. »Es sind die Verletzlichkeiten, durch die wir uns mit den Figuren verbunden fühlen.«
Selbstironie ist aber nicht das einzige Mittel. Auch Selbstmitgefühl kann helfen, mit der eigenen Verletzlichkeit gelassener umzugehen. Der Begriff beschreibt die Fähigkeit, sich selbst mit Verständnis und Nachsicht zu begegnen, insbesondere in schwierigen Situationen. Diese Fähigkeit ist nicht bei allen Menschen gleichermaßen ausgeprägt. »Viele Menschen haben ein niedriges Selbst mitgefühl«, sagt Anna Bruk. Erfahrungen in der Kindheit können dabei eine Rolle spielen, wenn die Bezugspersonen beispielsweise kritisch, oft ab wesend, distanziert oder unberechenbar waren. »Wir versuchen, durch Selbstkritik dafür zu sorgen, dass wir für Kritik von außen nicht angreifbar werden.« Die oft unbewusste Idee dahinter sei: Wenn ich mich zuerst selbst kritisiere, dann können die anderen es nicht mehr tun. Niedriges Selbst mitgefühl sei also ein erlerntes Muster, das uns viele Steine in den Weg legen und beispielsweise dazu führen könne, dass wir unsere eigenen Bedürf nisse nicht genügend wahrnehmen.
Wer Verletzlichkeit zulässt, fühlt sich frei, erleichtert und authentisch
Forschungsergebnisse weisen darauf hin, dass Menschen mit höherem Selbstmitgefühl konstruk tiver mit schwierigen Situationen umgehen. Das bedeutet allerdings nicht, dass sie keine Angst empfinden. Vielmehr scheinen sie besser in der Lage zu sein, diese Angst auszuhalten und sich nicht voll ständig von ihr leiten zu lassen. Um d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Verletz lichkeit und Selbstmitgefühl zu untersuchen, führte Anna Bruk mehrere Experimente durch. In einer Studie sollten sich 340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vorstellen, wie entweder sie ihrem Vorgesetzten einen schwerwiegenden Fehler gestehen oder wie das eine andere Person tut. Anschließend bewerteten sie das Verhalten, etwa als mutig oder als Zeichen von Schwäche. Zu sätzlich erfasste Bruk das Selbstmitgefühl der Teilnehmer mithilfe eines Fragebogens. Dabei zeigte sich ein klares Muster: Personen mit gerin gerem Selbstmitgefühl beurteilten das Zeigen von Verletzlichkeit bei sich selbst deutlich kriti scher als bei den anderen. Bei höherem Selbst mitgefühl fiel dieser Unterschied geringer aus. Das Gute ist: Selbstmitgefühl lässt sich trai nieren, zum Beispiel durch geführte Meditationen oder Schreibübungen, das zeigen Studien. Eine Möglichkeit besteht darin, sich selbst einen unter stützenden Brief aus der Perspektive einer wohl wollenden Person zu schreiben. Auf diese Weise kann man lernen, auch offener mit der eigenen Verletzlichkeit umzugehen. »Langfristig kreiert man tiefere und unterstützende Beziehungen und das Gefühl, gesehen und verstanden zu werden«, sagt Bruk. Die Offenbarung eigener Unzulänglichkeit gehe oft mit einem Gefühl von Freiheit, Erleich terung, Authentizität und Selbstvertrauen einher. Eine weitere Möglichkeit, mehr Verletzlichkeit zuzulassen, sieht Anna Bruk darin, sich bewusst zu machen, warum man dieses Wagnis eingeht. »Wenn man ein langfristiges Warum hat, ist es leichter, die kurzfristig unangenehmen Gefühle in Kauf zu nehmen.« Und auch für den Fall, dass es mal nicht so gut ausgeht, wie man sich das gewünscht hat: Man werde es vermutlich weniger bereuen, solange man sich bewusst dafür entschieden hat und sich dabei treu blieb. Mein persönliches Warum wurde mir auf jener Wanderung übrigens mehr und mehr bewusst: Ich wollte mit diesem Menschen zusammen sein. Mit jedem Schritt gelang es mir ein wenig besser, meine Unsicherheiten loszulassen. Oben angekommen, setzten wir uns auf eine Bank. »Ich mag dich«, sagte ich. Für einen Moment war die Angst verschwunden. Ich fühlte mich erleichtert und frei. Bevor ich es bereuen konnte, sagte er: »Ich dich auch.« Das ist nun sechs Jahre her. Seither sind wir zusammen.
Illustration: Sebastian König
DIE ZEIT: Frau Thorn, stellen wir uns vor, Jens Spahn und sein Mann wären vor ihrer Familien gründung zu Ihnen in die Beratung gekommen. Worüber hätten Sie als Erstes gesprochen? Petra Thorn: Ich hätte zwei Fragen gestellt. Zum einen, in welchem Land die Leihmutterschaft stattfinden soll. In der deutschen Debatte kommt die Leihmutter nur als arme, ausgebeutete Frau vor. Dabei gibt es große internationale Unter schiede: Länder mit guter medizinischer und psychologischer Betreuung für alle Beteiligten wie auch andere Länder, in denen Leihmütter kaum geschützt werden. ZEIT: Und die zweite Frage? Thorn: Wie wollen Sie damit umgehen, mithilfe einer Leihmutter Vater zu werden und die Leih mutterschaft öffentlich abzulehnen? Dabei ist der Widerspruch für mich gar nicht so über raschend. Man muss sich aber dazu verhalten. ZEIT: Inwiefern? Thorn: Ich begegne in meiner Beratung ständig Menschen, die sagen, ich hätte mir nicht vor stellen können, was ich für die Erfüllung meines Kinderwunsches bereit bin zu tun. Unzählige Stunden in einer Kinderwunsch klinik zu verbringen, sich immer wieder Hormone zu spritzen, sich im Ausland die Eizellen einer frem den Frau einpflanzen zu lassen oder eben eine Leihmutter in Anspruch zu nehmen. Der Kinderwunsch ist für viele Menschen existenziell, und die Grenzen verschieben sich. ZEIT: Aber es gibt ja kein Recht auf ein Kind. Sollten Paare sich nicht irgendwann mit ihrem Schick sal abfinden? Thorn: Das passiert auch. Nur ma chen wir es uns in Deutschland einfach: Wir verbieten bestimmte Behandlungen, wissen aber gleich zeitig, dass die Menschen diese Verbote umgehen, wie wir im Fall Spahn sehen. Unser Umgang mit ungewollter Kinderlosigkeit ist scheinheilig und von viel Unkenntnis geprägt. So redet zum Beispiel im Moment niemand von der Eizellspende, die Jens Spahn ja ebenso in Anspruch genommen hat. ZEIT: Fangen wir mit der Leihmutterschaft an: Was wissen wir über die Frauen, die für andere Paare ein Kind austragen? Thorn: Das kommt auf das jeweilige Land an. In Ländern wie Indien oder der Ukraine gab oder gibt es weiterhin massive Probleme: Frauen unter schrieben Verträge, die sie nicht lesen konnten, wurden medizinisch schlecht betreut und finan ziell ausgenutzt. Demgegenüber stehen Länder mit deutlich strengeren Regeln wie Australien, Neuseeland oder England. Dort zeigen Studien, dass viele Leihmütter ihre Entscheidung später nicht bereuen, sie würden es möglicherweise wie der tun. Sie halten den Kontakt zu den Familien, und auch ihre eigenen Kinder können gut mit dieser Geschichte umgehen. ZEIT: Und welche Rolle spielt dabei Geld? Thorn: Das spielt immer eine Rolle, die Frage ist nur, welche. Die Vorstellung, es gebe zwei Gruppen – altruistische Leihmütter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finanziell motivierte Frauen auf der anderen –, geht an der Wirklichkeit vorbei. Denn fast immer vermischen sich diese Motive. Eine Frau kann anderen helfen wollen und gleichzeitig eine finanzielle Entschädigung wichtig finden. ZEIT: Jens Spahn ist für die Leihmutterschaft in die USA gegangen. Thorn: Für viele Paare sind die USA, vor allem Kalifornien, tatsächlich die erste Wahl, wie wir aus der Beratungspraxis wissen. Das Verfahren ist dort rechtlich klar geregelt. Die Leihmütter müs sen selbst Kinder haben, psychisch stabil sein und sich intensiv mit dem Thema auseinandergesetzt
Petra Thorn (65) ist
Familientherapeutin.
Sie war Mitglied
im Deutschen
Ethikrat und in
Arbeitsgruppen der
Leopoldina zur
Reproduktionsmedizin
haben. Das gibt den deutschen Paaren Sicherheit. Zudem wird die Elternschaft von den hiesigen Behörden in der Regel problemlos anerkannt. Allerdings: Eine Leihmutterschaft kostet dort etwa 160.000 bis 200.000 Euro, wovon die Leih mütter je nach Fall rund ein Drittel bekommen. Das können sich nur Gutverdiener leisten. Viele Paare versuchen es deshalb in anderen Ländern, wo die Kosten geringer und die Bedingungen für die Leihmütter häufig schlechter sind. ZEIT: Würden Sie in den USA also nicht von Ausbeutung sprechen? Thorn: Von Ausbeutung vielleicht nicht, dennoch sind die USA in dieser Hinsicht kein Vorbild für uns, weil dort das gesamte Medizinsystem sehr kommerzialisiert ist. Aber in Ländern wie Eng land oder Australien erlebe ich, dass Leihmütter zwar eine Kompensation erhalten, aber darauf geachtet wird, dass sich Frauen als Leihmütter bewerben, die nicht in finanzieller Not sind. ZEIT: Für viele Menschen ist es aber kaum vor stellbar, dass eine Frau ein Kind neun Monate in sich trägt und es dann freiwillig abgibt. Thorn: Die Forschung zeigt: Wenn Frauen mit dem Wissen in die Schwangerschaft gehen, dass sie das Kind für jeman den anderen austragen, verändert das ihre Haltung grundlegend. Das kann man auch als menschliche Fähigkeit sehen. Viele Leihmütter sind in der Lage, eine Bindung zum ungeborenen Kind aufzubauen und zugleich zu wissen, dass sie es nach der Geburt abgeben werden. ZEIT: Worauf zielt die psychologi sche Begleitung dann vor allem ab? Thorn: Sie soll mögliche Konflikte früh sichtbar machen. Die meisten Leihmütter haben bereits eigene Kinder, diese müssen wie der Part ner und das Umfeld einbezogen werden – wenn eine Frau schwanger ist, dann aber kein Baby da ist, wirft dies Fragen auf. Weiterhin geht es darum, wie der Kontakt zu den Wunscheltern gestaltet wird: während der Schwangerschaft, bei der Geburt und danach. Ich würde empfehlen, den Kontakt auch dann nicht abbrechen zu lassen. Die Leihmutter ist schließ lich keine medizinische Dienstleisterin, sondern Teil der Familiengeschichte. ZEIT: Was wissen wir über Kinder, die durch Leihmutterschaft geboren werden? Thorn: Die Datenlage ist auf dem Feld noch be grenzt. Die bisherigen Untersuchungen kommen aber zum gleichen Ergebnis wie bei künstlicher Befruchtung oder auch bei einer Eizellspende: Den Kindern geht es gut, sie zeigen weder medi zinisch noch psychisch Auffälligkeiten. In der Schule entwickelt sich der Nachwuchs normal, das Verhältnis zu den Eltern ist stabil. Wobei eine Sache wichtig ist: Die Eltern müssen souverän mit den Umständen der Familiengründung umgehen. ZEIT: Was heißt das konkret? Thorn: Die Kinder müssen wissen, unter welchen Umständen sie gezeugt wurden. Sie dürfen nicht das Gefühl bekommen, ihre Eltern schämten sich für ihre Herkunft. In Deutschland ist das schwie riger als in Ländern, in denen Leihmutterschaft oder Eizellspende erlaubt ist. Dort gibt es mehr Vorbilder und einen offeneren Umgang. ZEIT: Heißt das, Eltern verschweigen ihren Kin dern gegenüber deren Entstehungsgeschichte? Thorn: Das kommt immer noch vor. Erfahren Kinder später dann zufällig davon – etwa durch einen DNA-Test oder weil sich jemand verplap pert –, kann das zu einem Identitätskonflikt führen. Ich erlebe in meiner Beratung aber auch, dass sich das in den vergangenen 15 Jahren sehr verändert hat: Früher fragten Eltern, ob sie ihr Kind aufklären sollten. Heute fragen sie vor allem, wie und wann.
Fotos: Plainpicture (Symbolbild); privat (u.)
ZEIT: Was raten Sie? Thorn: So früh wie möglich, also sobald Kinder beginnen, zu fragen, woher die Babys kommen. Das gilt für Leihmutterschaft genauso wie für Eizell- und Samenspende, für die In-vitro-Befruchtung ebenso wie für die Adoption oder ein Pflegekind. ZEIT: Wie könnte eine Regelung aussehen, wenn Leihmutterschaft in Deutschland erlaubt würde? Thorn: Ich bin für das altruistische Modell, also eine Leihmutterschaft wie etwa in Australien ohne kom merzielle Interessen und mit strengen Regularien. Das heißt auch, die Frauen müssten medizinisch wie psychisch gut ausgewählt werden. Früher dachte ich, dass die Leihmutter nach der Geburt frei entscheiden kann, ob sie ihr Kind wirklich abgibt. Heute würde ich diesen Punkt neu diskutieren. ZEIT: Warum? Thorn: Studien zeigen, dass es nur sehr selten vor kommt, dass die Leihmütter das Kind behalten möchten. Ihre Angst ist oft eine andere: dass die Wunscheltern das Kind nicht nehmen, etwa weil das Paar sich zerstritten hat oder das Kind behindert ist. ZEIT: Wo sehen Sie die Grenze zwischen ange messener Entschädigung und regulärer Bezahlung?
ANZEIGE
Thorn: Diese Grenze ist schwer zu ziehen. In Eng land oder Australien ist nur die altruistische Leihmutterschaft möglich, die Frauen erhalten eine Entschädigung für Verdienstausfälle sowie Haus haltshilfe oder eine Kinderbetreuung. Dies können umgerechnet bis zu 30.000 Euro sein. Die Frage des Geldes stellt sich übrigens ebenso bei der Eizell spende: Auch hier müssten wir bei einer Neuregelung entscheiden, ob und wie viel Kompensation Spende rinnen bekommen sollen. ZEIT: Sie sind dafür, die Eizellspende zu erlauben? Thorn: Absolut. Die Leihmutterschaft wird immer umstritten bleiben. Die Einwände gegen eine Ei zellspende haben sich dagegen aus meiner Sicht überlebt. Weder leiden die Kinder unter den Um ständen ihrer Zeugung, noch setzt man die Eizell spenderinnen einem größeren gesundheitlichen Risiko aus. Erst vor Kurzem haben sich deshalb zehn medizinische Fachgesellschaften erneut für eine regulierte Zulassung der Eizellspende aus gesprochen. Es ist an der Zeit, den Frauen zu über lassen, selbst über ihren Körper zu entscheiden – vorausgesetzt, sie werden umfassend über Chancen und Risiken aufgeklärt.
Ein Kinderwunsch
ist für manche
Menschen so
existenziell, dass
er moralische
Gewissheiten
verschiebt
ZEIT: Selbst Unionspolitikerinnen wie Gesundheits ministerin Nina Warken sind für eine Neuregelung der Eizellspende. Dennoch passiert nichts. Wieso? Thorn: Fragen rund um den Lebensanfang und das Lebensende sind ethisch besonders sensibel – und polarisieren schnell. Da bleibt die Debatte oft bei Grundsatzpositionen stehen, statt darüber zu spre chen, wie eine gute Regulierung aussehen könnte. Den vielen betroffenen Paaren ist dieses Nichtstun kaum zu vermitteln. ZEIT: Sehen Sie eine Chance, dass die jetzige De batte nun etwas in Gang setzt? Thorn: Das würde ich mir wünschen, und Jens Spahn könnte dazu etwas beitragen. Er müsste den Mut haben, zu sagen: »Mein Kinderwunsch hat meine Haltung verändert. Deshalb bin ich dafür, unsere veralteten Gesetze zur Kinderwunschbehandlung an die Realität anzupassen und dabei auch über eine streng regulierte Leihmutterschaft zu diskutieren.« Dann hätte die ganze Affäre einen Nutzen gehabt, für die vielen betroffenen Paare wie auch für ihn.
Das Gespräch führten
Hanna Grabbe und Martin Spiewak
E
in Schulhof im Essener Westen, 7.30 Uhr: ein paar verlorene Schüler, drei Tischtennisplatten und mittendrin ein großer gelber Doppelstockbus, auf dem in Großbuchstaben »Hörbus Nah- ost. Perspektiven auf Rädern« steht. Joy Flamme muss noch durchsaugen und die iPads anschließen, dann wird es hier im Bus um heftige Themen gehen: Gewalt, Judenhass, Genozid. Aber auch, so die Hoffnung, um Ver- ständigung und Empathie. »Wir machen jetzt eine Art Reise in den Nahen Osten«, sagt Flamme, als sich wenig später 20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einer neunten Klasse auf die roten Sitze quetschen. Die Melodie der Tagesschau erklingt, bevor ein Zusammenschnitt von Medienberichten zum 7. Oktober und zum Krieg in Gaza läuft. In den Clips fallen Sätze wie »Mir wurde schon öfter zugerufen: Hamas- Anhängerin! Nur weil ich Palästinenserin bin« und »Ich habe richtig Schiss davor, angegriffen zu werden, weil ich eine Kippa trage«. Die Kinder hören schweigend zu. In ihren Gesichtern sind kaum Regungen zu erkennen, vielleicht etwas Desinteresse, vielleicht Betroffenheit, vielleicht sind sie auch bloß müde. Es ist Freitag. Seit dem 7. Oktober 2023 scheint eine sach liche, empathische Diskussion über den Nahost- konflikt kaum noch möglich zu sein. Auch und vielleicht gerade an Schulen, in denen Kinder und Jugendliche sitzen, die verstörende Bilder und Videos ungefiltert in ihren Timelines sehen, aber nicht wissen, wem sie ihre Fragen und Gefühle anvertrauen können. Der Hörbus möchte das ändern, als ein Safe Space auf vier Rädern. Im Bus gibt es verschiedene »Haltestellen«, zu Themen wie Pauschalisierung, Empathie oder Trauma. An jeder dieser Haltestellen liegt ein iPad bereit, auf dem Menschen mit persönlichem Bezug zu Israel und Palästina von ihren Erfahrungen berichten. Fotos, Postkarten und Boxen mit Aufschriften wie »Kibbuz« oder »Jerusalem« liegen aus. Unten im Bus schauen drei Jugendliche ein Video zum Thema »Vielfalt«. Zwei Mädchen ma- chen eifrig Notizen. Weiter hinten kommentiert ein Junge lautstark ein anderes Video: »Die kann nicht mal Arabisch, die ist gar nicht vor Ort, die weiß das nur von online!«
An deutschen Schulen gerät der Nahostkonflikt oft zum Loyalitätstest. Im Hörbus wird nach den Zwischentönen gesucht VON ALICIA KLEER
Dabei geht es oft um Gewalt und Hass. Aber auch um Empathie und Verständnis »Bist du nicht Palästinenser?« »Bruder, sei mal ruhig«
»Frage an dich« erscheint zu Beginn jedes Videos auf dem iPad. Zum Beispiel: »Warst du schon mal total überzeugt und hast dann deine Meinung geändert?« An der Haltestelle »Über zeugung« erzählt ein Rabbi, wie er sich von der Siedlerbewegung abgewandt hat. Eine Stunde lang sollen die Kinder die Sta tionen im Bus selbstständig erkunden, zuhören, sich Notizen machen. Danach können sie mit den Mitarbeitern des Hörbusses über ihre Erfahrungen sprechen – wenn sie möchten, auch ohne Lehrer. Der Nahost-Bus ist eine Kooperation der Nicht- regierungsorganisation Gesellschaft im Wandel gGmbH (GiW) und zweier Lehrer aus Neuss, die die Ausstellung für ihre Schule konzipiert hatten. Vergangenen Sommer war der »Hörbus Nahost« erstmals in Deutschland unterwegs. Sebastian Schmidt, Lehrer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hat den Hörbus an diesem Tag an seine Schule nach Essen geholt. Seit 20 Jahren unterrichtet er hier am Alfred-Krupp-Gymnasium: 700 Schüler, Schulsozialindex 8, das bedeutet viel Armut, viele Schüler mit eigener oder familiärer Migrationsgeschichte. »Seit dem 7. Oktober haben wir Wege gesucht, das an der Schule besprechbar zu machen«, sagt Schmidt. Viele Kinder hätten eine »biografische Anbindung an die Region«, etwa nach Gaza, ins Westjordanland oder in den Libanon. Schwerwiegende Vorfälle habe es an der Schule nicht gegeben. Einmal hatte ein Kind ein T-Shirt mit einer Palästina-Landkarte an, die das israe lische Staatsgebiet einschloss. Man müsse in solchen Situationen mit den Schülern darüber sprechen, sagt Schmidt. Als Schule hätten sie das Gespräch mit dem Kind gesucht. »Da sagen wir dann: Das könnte das Existenzrecht Israels infrage stellen und manche Leute beleidigen – meine Erfahrung war, dass das eingesehen wurde.« Kurz vor neun treten die ersten Jugendlichen wieder durch die Flügeltüren des Busses und gehen in das Schulgebäude, vorbei an der Pride-Flagge und dem Aquarium im Erdgeschoss, hoch ins enge Klassenzimmer 102. Hier sind die Tische zur Seite geschoben, aber es passen trotzdem nicht alle in den Stuhlkreis – ein Junge sitzt halb in der Mitte. »Seid ihr anders aus dem Bus gekommen, als ihr hineingegangen seid?«, fragt Flamme. Er ist 36 Jahre alt und Sozialarbeiter, trägt Glatze und
Cordhose. Als ein Freund ihm von dem Projekt erzählte, wollte Flamme sofort mitmachen. »Viel- leicht war der Gedanke dabei, dass ich das Thema auch für mich selbst verarbeiten kann«, sagt er. Ela Y. meldet sich. Sie trägt ein gestreiftes, viel zu großes T-Shirt. »Nicht wirklich«, sagt die Vier- zehnjährige. »Ich finde es blöd, immer gefragt zu werden, auf welcher Seite man steht.« Ela Nur, die neben ihr sitzt, sagt: »Ich finde es wichtig, Staat und Menschen zu trennen. Man kann einen Staat kritisieren, der Menschenrechte bricht, genauso wie man die Hamas kritisieren kann.« Ein drittes Mädchen meldet sich: »Wenn man sagt, man ist auf Israels Seite, wird man eher abgelehnt.« »Ich dachte, das wird langweilig, dann wollte ich aber die ganze Zeit weiterhören«, sagt ein Junge. Ela Y. sagt: »Als ich davon gehört habe, hat es mich nicht so gecatcht. Ich dachte mir so, wir sind in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ist pro Israel. Was soll ich da erwarten? Aber ich war positiv überrascht.« Ela Y. und Ela Nur sind beste Freundinnen, erzählen sie später während der Pause auf dem vollen Schulhof. Geschichte und Politik, was hier zusammen unterrichtet wird, sei ihr Lieblingsfach. Ela Nur sagt, über den Nahostkonflikt sei sie bereits in Konflikte mit Mitschülern geraten. »Ich hatte schon Streit, wenn da radikale Meinungen geäußert wurden«, sagt sie. Zum Beispiel, wenn andere Schüler gesagt hätten, sie fänden gut, was am 7. Oktober passiert sei. Oder was in Gaza passiere. »Wir stehen auf der Seite der Menschen- rechte, nicht irgendwelcher Staaten.« Ela Y. sagt: »Ich kannte beide Seiten vorher schon, aber im Hörbus konnte ich die israelische Seite besser nachvollziehen.« Zusammen mit Joy Flamme fährt auch Dana Tzabary mit dem Bus durch Deutschland. Sie erzählt, sie habe sich nach dem 7. Oktober und dem Beginn des Krieges in Gaza ohnmächtig ge- fühlt. »Ich wollte beides: Kritik an der israelischen Regierung und der Kriegsführung in Gaza und an der Hamas üben können. Aber dafür gab es kaum Räume.« Ihre Ohnmacht habe sie in etwas Kon- struktives verwandeln wollen, daher schloss sie sich der GiW an und fährt nun mit dem Bus durch Deutschland. Zwölf Jugendliche aus einer elften Klasse steigen ein. »Uns ist wichtig zu sagen, dass die Erfahrungen
der Menschen sehr unterschiedlich sind, aber dass jede einzelne Erfahrung gleich valide ist. Wir wollen hier eine Vielfalt abbilden«, sagt Tzabary. Die Jugend- lichen setzen sich an die Stationen und schauen sich still die Videos an. Nur der Ventilator rauscht und wirbelt laminierte Infokarten herum, die an Schnüren von der Decke hängen. Oben in dem Doppeldeckerbus ist ein kleines weißes Zelt aufgestellt. Fünf Jungs schauen darin ein Video über einen Mann, der Kindern in Gaza mit Musik Hoffnung machen möchte. »Verstehst du, was er sagt?«, fragt der eine Junge einen Mit- schüler. »Nee, wieso soll ich das verstehen, ich bin Türke, das ist Arabisch«, sagt der. Eine Stunde später erzählt Tzabary in Raum 102 von ihren eigenen Erfahrungen. Ein Mädchen fragt: »Identifizieren Sie sich selbst als israelisch?« Sie antwortet: »Das ist eine schwierige Frage. Ich identifiziere mich«, sie stockt und setzt neu an. »Es ist Teil meiner Identität, aber ich trenne es von der Politik.« Gegen Ende des Gesprächs fragt Tzabary, ob sie in der Schule offen über den Nahostkonflikt reden können. »Nein«, sagt ein Mädchen links von ihr sofort. Sie trägt einen Jeansrock, einen weißen Hoodie: »Es ist immer so, dass man gefragt wird, auf welcher Seite man ist. Und wenn man sich nicht positionieren will, dann tun die so, als stünde man auf der schlechten Seite, der von den Juden.« »Wie du das gerade gesagt hast, ist schwierig«, erklärt Tzabary, »zu sagen, die schlechte Seite ist die der Juden. Nicht alle Juden haben etwas mit Israel zu tun, und auch innerhalb der Gruppen von Juden und Israelis gibt es sehr unterschied liche politische Meinungen.« Ein anderes Mäd- chen antwortet auf Tzabarys ursprüngliche Frage: »Manche Lehrer schränken das auch ein. Kinder hatten so palästinensische T-Shirts an und haben dann Ärger bekommen«, sagt sie. Als Tzabary mittags die nächste Gruppe Jugend- licher durch den Bus lotst, ist die Atmosphäre anders. Vier Jungs albern herum, oben im weißen Zelt kommentieren sie laut und lachen viel. »Könnt ihr leiser sein?«, ermahnt Tzabary. »Hier geht es um Kinder, die ihre Familien in Gaza verloren haben.« Später, im Besprechungszimmer, sagt Sommai yah aus der letzten Schülergruppe: »Ich fand es
sehr interessant. Vor allem heutzutage, wo man auf Social Media so leicht in eine Echokammer gerät.« Im Bus hat sie alle Stationen durchlaufen und sich viel notiert. »Mich persönlich interessiert es nicht so«, sagt einer der älteren Jungs. Gefragt, wer einen persönlichen Bezug zur Region hat, meldet sich niemand. Nur ein Junge ruft quer durch den Stuhlkreis: »Bist du nicht Palästi nenser?« – »Bruder, sei mal ruhig«, sagt der An gesprochene und verzieht sich tief in seine Kapuze. Vier der Neuntklässlerinnen stehen auf dem Schulhof nach der Runde im Halbkreis zusammen. Sie sind alle 15 und miteinander befreundet, darunter auch Sommaiyah. Außerdem Defne, Duäa und Salma. Sommaiyah: »In unserer Klasse fehlt das Interesse, vor allem bei den Jungs.« Duäa sagt: »Wieso gibt man sich da nicht die Mühe, sich in die Menschen hineinzuversetzen? Das macht mich wütend.« Defne: »In Praktischer Philosophie haben wir darüber geredet. Der Lehrer war sehr proisraelisch. Das war eher einseitig, da waren auch viele aus der Klasse wütend.« Sie selbst war eher propalästi nensisch. »Da sind mehr Menschen gestorben. Aber eigentlich finde ich, dass man das Leid nicht vergleichen sollte.« Salma sagt, nach dem 7. Oktober habe es viele Diskussionen in der Schule gegeben, jetzt sei das weniger geworden. Gegen 14 Uhr leert sich der Schulhof langsam. Dana Tzabary und Joy Flamme wirken müde. »Die Arbeit kostet mich viel Energie. Ich bin erfüllt, aber auch ausgelaugt«, sagt Tzabary. Während pubertäres Verhalten vorkomme, seien schwerwiegende anti semitische oder antipalästinensische Anfeindungen im Hörbus bislang ausgeblieben, sagt sie. Es treffe sie, wenn die Kinder oder Jugend lichen nicht zwischen Juden und Israelis unter- scheiden. Auch wie der Bus bei deren Besuch auf die Kinder wirkt, fragt sich Tzabary manchmal. »Aber in den Gesprächen merke ich, dass die Kids einiges mitnehmen.« Vor den Sommerferien ist Tzabary mit dem Hörbus noch in Gelsenkirchen und Reckling hausen. Ende August startet der Bus wieder in Bremen. Insgesamt stehen knapp 40 Schulen auf dem Fahrplan.
Fotos: Louisa Stickelbruck für DIE ZEIT
neue ZEIT Shop App!
im Sommer
BOUVET LADUBAY ZEIT-Sonderedition »Crémant de Loire«
shop.zeit.de
GUERER & GUERER ZEIT-Tasche »Cep«
Handgefertigte Ledertasche | Strapazierfähiges, umweltschonend gegerbtes Rindsleder
219,00 €* | Bestell-Nr. cognac 3116 | tomatenrot 6863 | schlamm 30655
CARL HANSEN Wishbone Chair »CH24«
Limitierte ZEIT-Sonderedition des Designklassikers von
Hans J. Wegner | Elegante Kombination aus FSC-Eichenholz und
Hans J. Wegner: cognacfarbenem Naturleder | Elegante Kombination aus FSC-Eichenholz und: Limitiert auf 500 Stück
1.049 €* | Bestell-Nr. 44848
DIE ZEIT ZEIT-Weinedition »Pfalz«
Sechs ausgewählte Pfälzer Weine mit Riesling, Burgunder & Co. | Sonnige Wein- region mit vielfältigen, charaktervollen Rebsorten | Inklusive Weinmagazin mit Winzerporträts und Hintergrundwissen
69,95 €* | Bestell-Nr. 45222
D
er gegenwärtige »internatio- nale Zeitgeist« sei alles andere als förderlich für »ernsthafte humanitäre Bemühungen«. Man solle daher »keine posi- tiven Resultate erwarten« von den laufenden Verhandlun- gen. Diese Worte schrieb, im Jahr 1951, der Jurist Jacob Robinson an den israelischen Außenminister. Die Verhandlungen, von denen er so skeptisch sprach, waren maßgeblich sein eigenes Werk. Am 28. Juli 1951 gelangten sie zum Abschluss. An diesem Tag wurde, im Palais des Nations in Genf, eines der wichtigsten Dokumente des 20. Jahrhunderts unter- zeichnet: die Genfer Flüchtlingskonvention. 75 Jahre später vergeht kein Tag, an dem sie nicht zumindest indirekt diskutiert wird. Sie ist bis heute das entscheidende internationale Regelwerk, nach dem über die Anerkennung, Zurückweisung und Abschiebung Geflüchteter entschieden wird. Jacob Robinson, der sie mit entworfen hat, wusste, was es heißt, seine Heimat verlassen zu müssen. Am 28. November 1889 wurde er in eine litauisch- jüdische Familie geboren. Er studierte in Warschau Rechtswissenschaften, saß im litauischen Parlament und war Rechtsberater der Regierung. Dann, 1940, annektierte die Sowjetunion Litauen, 1941 mar schierte die Wehrmacht ein. Zuvor war Robinson gemeinsam mit seinem Bruder in die USA geflohen, wo er das Institute of Jewish Affairs aufbaute, einen Thinktank für Völkerrechtsfragen beim World Jewish Congress. Als die Flüchtlingskonvention in Genf unterschrieben wird, ist er 61 Jahre alt. Es gibt ein berühmtes Foto der Zeremonie. An einem langen Tisch signiert der Präsident der Genfer Konferenz, der Däne Knud Larsen, gerade das Doku- ment, während ihm die versammelten Staatenvertreter über die Schulter schauen. Auch eine Frau ist dabei, eine einzige – die Britin Margaret Kitchen Bruce, die Eleanor Roosevelt geholfen hatte, die Allgemeine Erklärung der Menschenrechte auf den Weg zu bringen. Noch auffälliger aber hebt sich in der Mitte ein elegant gekleideter Herr mit Fliege von den Umstehenden ab: Es ist Jacob Robinson, der als Delegierter Israels an der Zeremonie teilnimmt, obwohl er kein israelischer Staatsbürger ist. Worauf hat man sich damals geeinigt? Im Kern darauf, was ein Flüchtling ist: Als solcher sollte künftig gelten, wer aus »gut begründeter Furcht« vor Verfolgung aufgrund von Rasse, Religion, Natio- nalität, politischer Überzeugung oder Zugehörigkeit zu einer sozialen Gruppe nicht in der Lage oder nicht willens sei, freiwillig in sein Heimatland zurückzukeh- ren. Wer dieser Definition entsprach, sollte fortan einen grundlegenden staatlichen Schutz genießen. Diese Bestimmung war, zusammen mit der Grün- dung des UN-Flüchtlingskommissariats im Jahr zuvor, ein historischer Durchbruch. Zugleich war allen Beteiligten klar, dass universalistische Ansprüche und internationale Realitäten mitunter auseinander klaffen. Keiner wusste das besser als Robinson. Auf dem Foto der Feierstunde blickt er zur Seite – als halte er Ausschau nach jemandem, der fehlt. Es fehlten eine Reihe von Personen. Die 19 Erst- unterzeichner waren überwiegend Vertreter westeuro- päischer Staaten, an der Spitze die Kolonialmächte Großbritannien und Frankreich. Ferngeblieben waren
die USA. Auch die Sowjetunion nahm nicht teil, und mit Ausnahme des blockfreien Jugoslawiens fehlten sämtliche kommunistischen Länder Ost- und Süd- osteuropas sowie fast der gesamte Globale Süden. Die Flüchtlingskonvention hatte einen universellen An- spruch. Entstanden ist sie ganz wesentlich in einem europäischen Selbstgespräch. Dass sie überhaupt zustande kam, empfanden viele als ein Wunder. Immer wieder stand die Kon- ferenz am Rand des Scheiterns, und dieses Hin und Her war es, was Robinson so verdrossen hatte. Ein Hauptstreitpunkt war die Flüchtlings-Definition. Während Briten, Belgier und Skandinavier auf eine Formulierung drangen, die auch künftige Flüchtlings- ströme berücksichtigt, wollten die USA, Italien und einige lateinamerikanische Staaten den Begriff möglichst auf Betroffen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waltpolitik verengen, die man bereits mit Hilfsleis- tungen versorgte. Als sich herausstellte, dass die bis zu 18 Millionen Menschen, die 1947 durch die Teilung Indiens ihre Heimat verloren hatten, aus der Defini- tion herausfallen würden, zogen sich Indien und Pakistan aus den Verhandlungen zurück. Verbittert hielt ein Beamter des indischen Außenministeriums fest, die Westmächte sorgten sich allein um Europa. Was in den Debatten nur am Rande Erwähnung fand, war der Holocaust. Das ist nicht zuletzt deshalb beachtlich, weil es der verbreiteten Vorstellung zuwiderläuft, die Konvention sei vor allem in Reaktion auf den millionenfachen Mord an den europäischen Juden entstanden, denen die internationale Gemeinschaft ihre Hilfe versagt hatte. Dass ein litauischer Jude zu den treibenden Kräften gehörte, passt zu dieser Vorstellung. Doch sie greift zu kurz. Neuere Forschungen zeigen, dass die jüdische Katastrophe in den Arbeitspapieren aller großen nach 1945 verabschiedeten Menschenrechts- texte nur indirekt vorkam. Man wollte aus der Ver- gangenheit lernen, sich aber mit der Schuld, die man durch unterlassene Hilfe auf sich geladen hatte, nicht offen konfrontieren. Zudem glaubte man, den uni- versalistischen Anspruch von Menschenrechten nicht mit dem Verweis auf eine partikulare Opfergruppe, die Juden, begründen zu können. Der US-Delegierte Louis Henkin erzählte dazu später eine aufschlussreiche Anekdote: Der franzö sische Vertreter Pierre Ordonneau habe in Genf gefordert, die Konvention mit einem Satz enden zu lassen, der sinngemäß die Auslieferung von »Juden an die Gestapo« verbieten solle. Dieser Satz, ob er nun tatsächlich gesprochen wurde oder nicht, hat es bekanntlich nicht in den Text geschafft. Aber in seinem Geist – ohne den NS-Terror zu erwähnen, doch in stiller Erinnerung an ihn – wurde das Zurück weisungsverbot (»non-refoulement«) formuliert. Es war eine der wichtigsten und bleibenden Innovationen der Flüchtlingskonvention. Zu kurz greift die gängige Erklärung noch aus einem zweiten Grund: Die Debatte über den Umgang mit Geflüchteten begann schon lange vor dem Holo- caust – während des Ersten Weltkriegs. Nach dem Genozid an den Armeniern 1915 ver- ließen etwa 500.000 Überlebende das zerfallende Osmanische Reich. Die Oktoberrevolution von 1917 mündete in einen Bürgerkrieg, der etwa sechs Millio- nen Russen in die Flucht trieb. Hinzu kamen mehrere Millionen Kriegsflüchtlinge und Angehörige natio
Oben: Spanier, die während
des Bürgerkriegs (1936–1939)
nach Frankreich fliehen
Unten: Unterzeichnung
der Flüchtlingskonvention
am 28. Juli 1951 in Genf
naler und religiösen Minderheiten, die von den Grenz- verschiebungen nach der Auflösung der großen Imperien betroffen waren. Schätzungen zufolge waren bis zu 13 Millionen Menschen auf der Flucht. Doch kein Nationalstaat in Europa fühlte sich für sie ver- antwortlich, und die USA kürzten ihre Aufnahme- quoten aus Angst vor kommunistischer Infiltration. In dieser Situation begann die internationale Staatengemeinschaft ein gruppenbezogenes und temporäres Schutzsystem zu entwickeln, vor allem für Russen und Armenier. Der 1920 gegründete Völker- bund schuf dafür sogar eine supranationale Einrich- tung. Das Amt des zuständigen Hochkommissars übernahm der frühere Polarforscher Fridtjof Nansen, ein Charismatiker mit langjähriger diplomatischer Erfahrung. Er koordinierte die Versorgung von Flüchtlingen in den zwölf Unterzeichnerstaaten und ließ Ersatzpässe für Staatenlose ausstellen. Als die Weltwirtschaftskrise den Kontinent erfasste und 1933 Hitler an die Macht kam, intensivierte der Völkerbund den Flüchtlingsschutz. Bereits im
ANZEIGE
Demokratien?
Oktober 1933 verabschiedete er ein Abkommen, das eine Vorform des späteren Zurückweisungsverbots enthielt. Über temporäre Regelungen für bestimmte nationale Gruppen aber ging man nicht hinaus. Was fehlte, war ein verbindlicher und effektiver inter nationaler Rechtsschutz für Flüchtlinge. So kam es, dass die Welt der Entrechtung und Verfolgung der jüdischen Bevölkerung wenig ent gegensetzte oder sie tatenlos hinnahm. Auf der Flücht- lingskonferenz im französischen Évian erklärte sich 1938 kaum ein Staat bereit, jüdische Flüchtlinge auf- zunehmen. Die Irrfahrt des deutschen Ocean-Liners St. Louis wurde zum Sinnbild des Versagens. Im Mai 1939 legte das Schiff mit mehr als 900 jüdischen Flüchtlingen an Bord in Hamburg ab. Weder Kuba noch die USA, noch Kanada ließen die Schutzsuchen- den an Land. Mehr als ein Viertel der Männer, Frauen und Kinder wurden später im Holocaust ermordet. Jacob Robinson war dem mörderischen Antisemi tismus der Deutschen und seiner Landsleute knapp entronnen. In den USA sammelte er Beweise gegen die NS-Führung, später beriet er Robert H. Jackson, den US-Chefankläger bei den Nürnberger Prozessen. Als ein aus Litauen stammender Jurist lag ihm das Flüchtlingsproblem in Osteuropa besonders am Herzen, dafür wollte er das Recht modernisieren. Der Krieg hat in Europa mehr als 50 Millionen entwurzelt, eine Krise ungekannten Ausmaßes. Experten hatten davor gewarnt. 1943 etwa hatte der Brite Kenneth G. Brooks prophezeit, dass Flucht und Vertreibung das »größte humanitäre Problem« sein würden, das beim künftigen Wiederaufbau zu be wältigen sei. Genauso kam es. Die Wohnungsnot und die Zerstörungen waren 1945 so groß, die Lager so überfüllt mit Displaced Persons, dass die Alliierten die Lösung des Flüchtlingsproblems an oberste Stelle setzten. Sie sollte den Grundstein bilden für die neu zu errichtende Friedensordnung. Erreichen wollten die vier Siegermächte dies, indem sie die in Massen verschleppten und geflohenen Zivilisten in ihre Heimatländer zurückführten. Doch mehr und mehr Balten, Ukrainer und Polen wider- setzten sich, weil ihre Länder im Krieg unter Stalins Kontrolle geraten waren, teils durch das Vorrücken der Roten Armee gegen Nazi-Deutschland, teils infolge völkerrechtswidriger Annexionen nach dem Hitler- Stalin-Pakt vom August 1939. Jüdische Flüchtlinge aus Osteuropa galten ohnehin als »nicht repatriierbar«. So entschieden sich die Westmächte, die Rück führungen 1946 einseitig zu beenden. Dieser Schritt führte zum Konflikt mit der Sowjet- union – und war die Geburtsstunde des modernen Flüchtlingsrechts. Denn während die Sowjets auf der Repatriierung beharrten, schlugen Amerikaner und Briten vor, eine universelle Flüchtlingsdefinition ein- zuführen. So entstand die im Kern bis heute geltende Bestimmung aus der Genfer Flüchtlingskonvention. Sie schuf eine Rechtsgrundlage für alle, die damals aus »gut begründeter Furcht« nicht unter Stalins Zwangsherrschaft leben wollten. Die Konvention war auch ein Kind des Kalten Krieges. Was sie nicht enthält, ist ein subjektives und einklagbares Recht auf Asyl. Doch sie untersagt es Staaten, Flüchtlinge willkürlich abzuschieben oder zu vertreiben, wie es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üblich war. Stattdessen sind sie verpflichtet, die politische,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Existenz der Geflüchteten
zu garantieren und sie damit den im Land lebenden Ausländern rechtlich gleichzustellen. Durchsetzen ließ sich dies nur um den Preis zweier Einschränkungen. Die Genfer Übereinkunft sollte nur für Personen gelten, die aufgrund von Ereignissen aus der Zeit vor dem 1. Januar 1951 geflohen waren und aus einem europäischen Land kamen. »Europe or elsewhere« heißt es im finalen Text, nachdem der Vertreter des Vatikans gegen den harten Ausschluss von Nichteuropäern protestiert hatte. Viele Flüchtlingsgruppen blieben trotzdem un berücksichtigt. Auch die Versuche der Bundes regierung, für die mehr als acht Millionen deutschen Vertriebenen, die in Westdeutschland lebten, einen internationalen Flüchtlingsstatus zu erreichen, schei- terten. Nach Auffassung der Westalliierten waren die Angehörigen dieser gemischt zusammengesetzten Großgruppe keine Flüchtlinge, sondern deutsche »Ko-Nationale«. Der tendenziell deutschfreundliche Weltkirchenrat nannte die Konvention deshalb ein Dokument, das vor allem dem »Schutz der hilflosen Staaten vor dem bösen Flüchtling« diene. Trotzdem zählte die Bundesrepublik als Frontstaat im Kalten Krieg 1951 zu den frühen Unterzeichnern. Formal ausgeschlossen blieben auch Binnenflücht- linge und – trotz des Zusatzes »or elsewhere« – alle außereuropäischen Geflüchteten. Für die Palästinenser, die im Zuge der israelischen Staatsgründung 1948 vertrieben wurden, schuf man 1949 kurzerhand ein eigenes Hilfswerk, das UNRWA. Analog dazu ent- stand infolge des Koreakrieges 1950 das UNKRA. Erst das New Yorker Protokoll von 1967, dem nun auch die USA beitraten, dehnte den Geltungsbereich der Konvention offiziell über die europäischen Gren- zen hinaus aus. Gleichzeitig entfiel die zeitliche Be- schränkung auf die Zeit vor 1951. In den 75 Jahren seit ihrer Unterzeichnung hat die Genfer Flüchtlingskonvention fortlaufend an Be deutung gewonnen. In dem Maße, in dem sich die Rechtsprechung auf eine supranationale Ebene ver- lagert hat, ist sie neben der Europäischen Menschen- rechtskonvention und der EU-Grundrechtecharta zum wichtigsten Instrument des internationalen Flüchtlingsschutzes in Europa geworden. Nicht jedem gefällt das. Schon seit längerer Zeit sind aus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Stimmen zu vernehmen, die die Autorität europäischer Gerichte infrage stellen – etwa in einem Schreiben vom Mai 2025, das Staats- und Ministerpräsidenten aus neun EU-Staaten an den Europarat richteten. Die Konvention, »entstanden aus der Asche der beiden Weltkriege«, sei nicht mehr zeitgemäß, heißt es darin. Solche Kritik verkennt, worum es Juristen wie Jacob Robinson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ging – und worum es auch heute geht. Die Genfer Flücht- lingskonvention ist eine Antwort auf ein systemisches Problem: dass Staaten umso mehr Flüchtlinge pro duzieren, je stärker sie sich als ethnisch-nationale Territorialstaaten verstehen. Das war die Erfahrung der drei Jahrzehnte seit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in denen Minderheiten und Geflüchtete der Willkür einzelner Nationalstaaten schutzlos ausgeliefert waren. Die Flüchtlingskonvention von 1951 sollte garan- tieren, dass sich dies nicht wiederholt.
Fotos: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Getty Images; ES/UN Photo (u.)
Foto: Marco Calderon
Fritz Breithaupt ist
Professor für Kognitions-
wissenschaften und
Germanistik an d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ZEIGE
Im Fachbereich Biologie und Chemie ist zum nächstmöglichen Zeitpunkt die
W2-Professur für Physikalische Chemie mit dem Schwerpunkt Materialforschung
unter Beachtung des § 67 Abs. 7 Hessisches Hochschulgesetz (HessHG) zu besetzen; es gelten die Einstellungsvoraussetzungen nach § 68 HessHG.
zu besetzen.
Aufgaben: Die Professur ist dem Physikalisch-Chemischen Institut der 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 (JLU) zugeordnet. Der Schwerpunkt Ihrer Tätigkeit liegt auf dem Forschungs- gebiet der Materialforschung. In diesem Zusammenhang sind wissenschaftliche Kooperationen innerhalb der JLU, v. a. mit dem Zentrum für Materialforschung (ZfM) sowie mit material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gruppen des Fachgebiets Physik am Fachbereich Mathematik und Informatik, Physik, Geographie erwünscht. Ein Engage- ment in interdisziplinären Forschungsprojekten des universitären Schwerpunktbereichs „Material und Energie“ wird erwartet.
eine
Jenseits der JLU ist Ihre Forschung anschlussfähig an den Forschungsschwerpunkt „Materialien für nachhaltige Energie, Quanten- und Weltraumtechnologien“ des Forschungscampus Mittelhessen (FCMH); Forschungskooperationen innerhalb des FCMH werden daher erwartet.
Die Professur soll weiterhin zur Stärkung der laufenden Internationalisierungsaktivi- täten des Fachbereichs und der JLU beitragen. Dabei engagieren Sie sich in der Betreuung von internationalen Studierenden und bringen sich aktiv in das Exzellenz- cluster „Post Lithium Storage“ (POLiS) ein. Sie beteiligen sich zudem an bestehenden sowie geplanten Forschungsverbundvorhaben.
Ihre Lehrverpflichtung beträgt 8 Semesterwochenstunden. Sie umfasst Lehrangebote im Bachelor- und Masterstudiengang „Chemie“, im Bachelorstudiengang „Lebens- mittelchemie“, im Bachelor- und Masterstudiengang „Advanced Materials“ sowie im Masterstudiengang „Sustainable Chemistry“. Die konzeptionelle Weiterentwicklung von Lehrangeboten inkl. des Einsatzes von digitalen Medien wird erwartet. Unterrichts- sprachen sind Deutsch und Englisch.
Daneben wird ein starkes Engagement in der Ausbildung von Promovierenden, z. B. im Gießener Graduiertenzentrum fü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Psychologie (GGN), erwartet.
Während Ihrer Tätigkeit an der JLU werden weitere Erfolge in der eigenständigen Einwerbung von Drittmitteln, vorzugsweise bei der DFG, dem BMFTR oder der EU, sowie ein Engagement hinsichtlich drittmittelfinanzierter Verbundprojekte erwartet.
Voraussetzungen: Gesucht wird eine international sichtbare Persönlichkeit, die in einem aktuellen Forschungsgebiet der Materialforschung mit einem Schwerpunkt im Bereich der elektrochemischen Grenzflächenforschung, der Energiespeicherung oder -wandlung und in der Untersuchung entsprechender Systeme mit modernen instrumentell- analytischen Methoden hervorragend ausgewiesen ist.
Neben der Befähigung zu wissenschaftlicher Arbeit, die in der Regel durch die Qualität der Promotion nachgewiesen wird, wird eine den Lehraufgaben entsprechende päda- gogische Eignung vorausgesetzt. Aufgrund der bestehenden Lehrverpflichtungen werden deutsche und englische Sprachkenntnisse vorausgesetzt (Deutsch: Sprach- niveau C2, Englisch: Sprachniveau C1).
Vorausgesetzt werden weiterhin ein abgeschlossenes Hochschulstudium im Fach Chemie oder einem vergleichbaren Fach im Bereich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eine herausragende Promotion sowie zusätzliche wissenschaftliche Leistungen (nachge- wiesen z. B. durch eine Habilitation oder in Form von Publikationen mit peer-review) mit einem Schwerpunkt im Bereich der Modellierung von elektrochemischen Funktions- materialien und in der experimentellen Untersuchung von Transport- und Ladungs- transferprozessen.
Sie sollen internationale Vernetzungen und Erfolge in der eigenständigen Einwerbung von Drittmitteln vorweisen.
Darüber hinaus sollen Erfahrungen in der akademischen Lehre an einer wissenschaft- lichen Hochschule vorhanden sein. Wünschenswert sind Belege Ihrer sehr guten didaktischen Fähigkeiten durch positiv evaluierte Lehrveranstaltungen.
Erfahrungen im Bereich der akademischen Selbstverwaltung sind ebenfalls erwünscht.
Bei Überschreitung der grundsätzlichen Altersgrenze von 50 Jahren setzt die Begrün- dung eines Beamtenverhältnisses gem. § 66 Abs. 3 Satz 2 und 3 HessHG i. V. m. § 11 Hessische Laufbahnverordnung (HLVO) ein besonderes dienstliches Interesse voraus.
Die JLU begrüßt qualifizierte Bewerbungen unabhängig von biologischem und sozialem Geschlecht (m/w/d), Behinderung, Nationalität, ethnischer und sozialer Herkunft, Religion, Weltanschauung, Alter sowie sexueller Orientierung und Identität. Die JLU strebt gemäß Frauenförderplan einen höheren Frauenanteil an; deshalb bitten wir qualifizierte Frauen nachdrücklich, sich zu bewerben. Die JLU ist als familiengerechte Hochschule zertifiziert. Bewerbungen Schwerbehinderter werden bei gleicher Eignung bevorzugt.
Zu den Einstellungsvoraussetzungen und erforderlichen Bewerbungsunterlagen bitten wir, die Hinweise in unserem Informationsblatt (https://www.uni-giessen.de/de/ ueber-uns/karriere/stellenangebote/professuren/infoblatt) zu beachten. Bitte richten Sie Ihre Bewerbung mit den erforderlichen Unterlagen über das Online- formular (https://www.uni-giessen.de/de/ueber-uns/karriere/bewerbung) bis zum 26. August 2026 unter Angabe der Referenznummer 8-16/26 an die Präsidentin der 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
Im Fachbereich Informatik am Hauptcampus in Trier ist zum nächstmöglichen
Zeitpunkt nachfolgende Professur zu besetzen:
Ergotherapie
Den vollständigen Ausschreibungstext finden Sie unter: service.tu-dortmund.de/professuren
Deutschland braucht ein Wissenschaftswunder
Universitäten müssen Neugier statt Spezialistentum belohnen. Das würde dem ganzen Land nutzen VON FRITZ BREITHAUPT UND WIEBKE DENECKE
Die internationalen Rankings der Universitäten zeichnen ein klares Bild: In der Weltspitze spielt Deutschlands Wissenschaft kaum mit. Das renommierte Ranking der Universität Leiden etwa setzt die erste deutsche Uni an Stelle 110, das Center fo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an Stelle 77. Immerhin: In der Rangliste der Universität Shanghai schafft die TU München es knapp in die Top 50. Forschung, die die Welt verändert, findet in der Regel dort statt, wo die Unis an der Spitze stehen: in den USA, China, auch in Australien oder England. Wer etwas werden will – als Spitzenforscher und auch als Studierender –, geht oft genau dorthin. Das hat Folgen über die akademische Welt hinaus. Denn wo die Wissenschaft schwächelt, zieht sie die Wirt schaft hinterher. Wie also gelangt Deutschland an die Welt spitze? Wie könnte gar ein Wissenschafts wunder gelingen, das – ähnlich dem Wirtschafts wunder der Nachkriegszeit – mit frischem
STELLENMARKT
Geld und viel Freiheit einen neuen Forscher geist entfacht? Derzeit bildet Deutschland ziemlich un differenziert »Experten« aus – in Silos ab dem ersten Semester. Die Messlatte des Erfolgs ist, wie genau jemand in einer Spezialdisziplin Wissen anhäuft. Der britische Philosoph Isaiah Berlin beschrieb dieses Phänomen einmal mit einem Vergleich aus dem Tierreich: Während Igel ein kleines Revier mit höchster Speziali sierung verteidigen, streifen Füchse weit umher und tragen dabei viel neues Wissen zusammen. Übertragen bedeutet das: In einem Land der Igel droht Deutschlands Wissenschafts kultur zu einer Landschaft technokratischer Fantasielosigkeit zu verkommen. Auch den Anspruch der Charakterbildung haben 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weitgehend aufgegeben. Unsere alten Helden, etwa die Humboldt- Brüder, hätten es da heute schwer. Was wir jetzt zur Ausbildung von Füchsen benötigen, ist eine Ausrichtung auf die Fähigkeit,
Wir suchen:
Professur Bürgerliches Recht, insbesondere Arbeitsrecht mit sozialrechtlichen Bezügen (W2)
zum 01. September 2027 . Campus Recklinghausen
Haben wir Sie neugierig gemacht?
Weitere Informationen unter: https://www.w-hs.de/stellenangebote-der-hochschule/
An der Hochschule für Schauspielkunst Ernst Busch Berlin (HfS) ist zum 01. April 2027 (Sommersemester 2027) in der Abteilung Schauspiel folgende Stelle zu besetzen: Professur (m/w/d) für das Fach Musik (Besoldungsgruppe W2, Lehrverpflichtung 18 LVS)
Die Stellenausschreibung mit detaillierten Informationen zu den Aufgaben, Anforderungen und Bewerbungsmodalitäten finden Sie auf der Website der HfS unter: https://www.hfs-berlin.de/aktuelles/stellenangebote/
Bewerbungsfrist: 7. September 2026
sich in vielen Bereichen orientieren zu können. Im angloamerikanischen Uni-Jargon wird dies als literacy bezeichnet, also die Kompetenz, sich als Bürger und Bürgerin über das spezielle Fach wissen hinaus ethisch, politisch, ökonomisch und digital in der Welt auszukennen. Es gibt deutsche Universitäten, die das ver suchen, etwa die TU München. Dort entstehen neue Fachbereiche, die verschiedene Disziplinen miteinander verbinden. Beispiele dafür sind Bioökonomie, Games Engineering oder Sus tainable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Diese Offenheit für Neues geht mit einer Gelassenheit einher, wenn im freien Wettbewerb Fächer verschwinden. Ein solcher Wandel ist an deutschen Unis aufgrund des immer noch herr schenden Lehrstuhlmodells schwierig: Denn die Amtsinhaber verteidigen hier nicht nur ihre persönlichen Privilegien, sondern als Igel auch den traditionellen Zuschnitt ihrer Fächer. Aus demselben Grund stagniert in Deutsch land die Lehre. Anderswo wie etwa in Nord
An der Hochschule Niederrhein ist im Fachbereich Oecotrophologie in Mönchengladbach zum nächstmöglichen Zeitpunkt folgende Professur zu besetzen:
Nachhaltigkeitsmanagement
Bes.-Gr. W 2 LBesO W
Die Hochschule Niederrhein fördert durch Forschung und Lehre, Bildung und Wissenstransfer eine neue Generation verantwortungsbewusster Fachkräfte, die den Herausforderungen unserer Zeit gewachsen sind. Wir sind ein familien- gerechter Arbeitsort, an dem Vielfalt und persönliche Entfaltung gelebt werden. Wir laden Sie ein, Teil unseres Teams zu werden. Gestalten Sie gemeinsam mit uns den nachhaltigen und digitalen Wandel für eine vielseitige Gesellschaft!
PROFESSUR FÜR PHYSIO- THERAPIEWISSENSCHAFT, INSB. MANUELLE PHYSIOTHERAPIE
Zur Verstärkung unseres Teams
ist im Fachbereich Wirtschaft, Informatik, Recht folgende Professur zu besetzen:
Professor*in (w/m/d)
(Bes.-Gruppe W2 BbgBesO)
amerika stehen die Studierenden im Zentrum. Das gelingt, weil dort die Evaluation der Lehre ernst genommen wird und Auswirkungen hat: etwa auf das Gehalt der Professoren, deren Ein stellung oder Beförderung wie auch auf den Ausbau oder Abbau von Fachbereichen. Die Studierenden entscheiden also mit den Füßen über die Zukunft der Universität. Natürlich gibt es in Deutschland großartige Lehrende, aber sie profitieren nicht von ihrem Engage ment. Vielmehr werden sie für ihre gute Lehre bestraft, weil sie mehr Studierende anziehen und sich damit zusätzliche Arbeit aufhalsen. Damit das Wissenschaftswunder gelingen kann, müssen sich die Universitäten stärker als Experimentierraum verstehen. Denn obwohl es allerorten Anstrengungen gibt, die deutschen Hochschulen zu verändern, verpufft viel Energie. Umdenken ist immer schwierig. Wem sollte es gelingen, wenn nicht den Universitäten? Ohne einen Neuanfang droht uns mehr vom bereits bescheinigten Mittelmaß.
An der Heinrich-Heine-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sind an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eine
W3-Professur für Neuere und Neueste Geschichte mit Schwerpunkt in der historischen Demokratieforschung
W3-Professur für Englische Sprachwissen- schaft mit dem Schwerpunkt Digitale Linguistik
und eine
W2-Professur für Digitale Textkulturen
Weitere Informationen unter: berufungsportal.hhu.de
Die Fakultät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a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Dortmund möchte zum nächstmöglichen Zeitpunkt folgende Stelle besetzen:
Juniorprofessur (W1) Entrepreneurship und Digitalisierung
Die Professur soll den Bereich Entrepreneurship und Digitalisierung in Forschung und Lehre vertreten.
Bei Interesse reichen Sie Ihre Bewerbung bis zum 19.08.2026 über unser Bewerbungsportal ein.
Hinweise zum Bewerbungsprozess und zur Erstellung der Bewerbungsunterlagen finden Sie hier: berufung.tu-dortmund.de/bewerbung
Wiebke Denecke ist
Professorin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en
und Philosophien a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Foto: Bryce Vickmark
Die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verfügt über ein attraktives Forschungs- umfeld in den Geistes-,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das durch eine enge Kooperation mit auß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in der Region gekennzeichnet ist. Die Jenaer Psychologie bettet ihre profilierten Schwerpunkte in der sozialen Interaktion, Entwicklung und Gesundheit in das exzellent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Netzwerk der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ein. Durch die enge Vernetzung mit klinischen und außeruniversitären Kooperationspartnern der Region wird eine forschungsstarke Brücke zwischen Geist, Verhalten und Gesellschaft geschlagen.
Am Institut für Psychologie der Fakultät für Sozial- und Verhaltenswissen- schaften ist zum Sommersemester 2028 eine
W3-Professur für Persönlichkeitspsychologie und Psychologische Diagnostik
zu besetzen.
Den vollständigen Ausschreibungstext und die Möglichkeit der Bewerbung finden Sie in unserem Berufungsportal: www.berufungsportal.uni-jena.de
ANZEIGE
Ausgabe
erleben
Die Jade Hochschule in Wilhelmshaven, Oldenburg und Elsfleth zeichnet sich durch innovative Ansätze, kooperative Zusammenarbeit und eine zugewandte Haltung aus. In allen Bereichen fördert die Hochschule Kompetenz und Vielfalt.
Fachbereich Bauwesen Geoinformation Gesundheitstechnologie in der Abteilung Bauwesen am Campus Oldenburg: Professur (m/w/d) für das Gebiet Massivbau und Baustatik Bes.-Gr. W2 | Kennziffer BGG88 | Bewerbungsschluss: 3. September 2026
Fachbereich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am Campus Wilhelmshaven: Professur (m/w/d) für das Gebiet „Allgemeine Betriebs- wirtschaftslehre, insb. Betriebliche Informationssysteme“ Bes.-Gr. W2 | Kennziffer WG8_1 | Bewerbungsschluss: 20. August 2026
jade-hs.de BEWERBUNGEN AN
Italienisch zu lernen.
Die Stellenausschreibungen finden Sie unter jade-hs.de/professuren
Wir freuen uns auf Ihre Bewerbung bis zum 19.08.2026!
das Sprachmagazin der ZEIT
www.zeit.de/adesso
Die Duale Hochschule Baden-Württemberg (DHBW) ist mit rund 33.000 Studierenden an neun Studienakademien und drei Campus sowie dem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die größte Hochschule Baden-Württembergs. Gemeinsam mit 9.000 ausgewählten Unter- nehmen sowie sozialen und gesundheitsnahen Einrichtungen sorgt die DHBW für einen in Theorie und Praxis exzellent qualifizierten Fach- und Führungskräftenachwuchs in den Bereichen Wirtschaft, Technik, Sozialwesen und Gesundheit.
Seit 1. Januar 2023 ist sie Teil der dualen European University EU4Dual.
Karlsruhe, in der Rheinebene zwischen Pfälzer Bergen, Vogesen und Schwarzwald gelegen, ist eine junge Großstadt im Herzen Europas. Die TechnologieRegion Karlsruhe ist eine der leistungsfähigsten Regionen Europas. Sie zählt zu den führenden Wissen- schafts- und High-Tech-Standorten. Derzeit sind an der DHBW Karlsruhe rund 3.200 Studierende in den Fakultäten Wirtschaft und Technik immatrikuliert.
Im Studienbereich Gesundheit ist folgende Stelle zu besetzen:
Stellenbeginn: 01.10.2027 Arbeitsort: Karlsruhe Stellenumfang: 100 %
Details zur Ausschreibung sowie die Möglichkeit zur Online-Bewerbung finden Sie hier: https://www.jobs-dhbw.de/679gh oder einfach QR-Code scannen.
Professur (m/w/d) für Allgemeine Medizin
Dauer: unbefristet Vergütung: W2 Verfahrensnummer: 2025-KA-G-3
Nach Karl Lagerfeld wurde eine australische
Webspinne benannt. Eine ähnliche Ehre erfuhr
Udo Lindenberg: Heteropoda udolindenberg
ist eine Riesenkrabbenspinne auf Sumatra.
Musikgrößen inspirieren Entdecker. An die Reihe
kamen etwa Beyoncé (Pferdebremse), Elvis,
Bob Marley, David Bowie und Neil Young (Spinnen),
Jennifer Lopez (Milbe) oder Abba (Plattwurm).
Scaptia beyonceae
Die Gattung Sappho aus der Familie
der Kolibris ist nach der antiken Dichterin Sappho
benannt. Herman Melvilles Namen trägt
ein ausgestorbener Pottwal – und Franz Kafkas
natürlich ein Käfer.
Sappho sparganurus
Acht in Bernstein konservierte Urzeit-Steinfliegen
benannte ein Stuttgarter Insektenforscher nach
Mitgliedern der Rolling Stones – darunter Lapisperla
keithrichardsi und Largusoperla charliewattsi.
Petroperla mickjaggeri
Der Kopf dieses Schwammkugelkäfers erinnert an den Helm von Darth Vader aus Star Wars. Demselben
Universum entsprungen: der Eichelwurm Yoda
purpurata und das Urzeit-Huftier Xenokeryx amidalae.
o
hitleri Agathidium
Jotus karllagerfeldi
Agra katewinsletae
Agra
Prominente geehrt. Für Leistungen oder wegen ihres Äußeren. Zuletzt der sagenhafte WM-Torwart von Kap Verde
VON MATTHIAS SCHÜTTE (ILLUSTRATION UND RECHERCHE)
Nystalus
obamai
obama
obama
Etheostoma
Nach Barack Obama sind 13 Spezies benannt, unter anderem eine Meeresschnecke,
Fische und der Schwarzmantel-Faulvogel. Mehr als über 50 Arten tragen den Namen
des gerade 100 Jahre alt gewordenen Naturfilmers Sir David Attenborough,
84 den von Prinzessin Sirindhorn von Thailand – zu ihrem Siebzigsten gab’s 43 Ehrungen.
Der Anblick des Gliederfüßers inspirierte
Forscher dazu, den seit 251 Millionen
Jahren ausgestorbenen Trilobiten nach
Marilyn Monroe zu benennen.
Wegen ihrer hellen Tollen sehen sich Donald Trump und die in Mexiko
und Kalifornien lebende Motte unübersehbar ähnlich. Über eine Seelenverwandtschaft
ist nichts bekannt. Viele US-Präsidenten wurden Paten: Es gibt Roosevelt-
Elche und Biden-Tintenfische. Am häufigsten kam Obama an die Reihe (siehe oben).
Beide überleben knapp: Kate Winslet als Rose
DeWitt Bukater in Titanic, Liv Tyler als Grace
Stamper, deren Vater Harry in Armageddon
die Welt vor dem Untergang
bewahrt. Die Benennung zweier
Käfer nach den Geretteten
soll helfen, den
liv
Regenwald zu schützen.
Cherax wagenknechtae Norasaphus
monroeae
Placida barackobamai
Tosanoides
Vozinha, Torhüter von Kap Verde, begeisterte
Millionen Fans. Ein spanischer Biologe
taufte eine rote Meerschneckenart nach ihm.
Hätte er doch nur einen Kraken entdeckt!
Aldisa vozinhai
Neopalpa donaldtrumpi
Als diese bedrohte Amphibienspezies aus Ecuador
ihren Namen bekam, war Charles noch immer
nur ein Prinz. Für den Umweltschutz setzte sich der
Royal schon lange vor seiner Krönung ein.
Ein Forscher aus London benannte eine augen-
und flügellose Zwergkäferart nach der Aktivistin Greta
Thunberg, um deren Beitrag für die Umwelt zu
würdigen. Seine Fühler erinnerten ihn an ihre Zöpfe.
Wegen seiner starken Gliedmaßen trägt dieser
Käfer aus Costa Rica den Namen des steirischen
Actionhelden. David Hasselhoff half die
Brustverzierung, wenigstens Spitznamenspate
der haarigen Hoff-Krabbe zu werden.
Weil sie ihn inspirierte, für eine bessere Welt zu kämpfen,
benannte ein Forscher einen Krebs aus Neuguinea
nach Sahra Wagenknecht. Und Winfried Kretschmann
gibt es auch als Wespe: Aphanogmus kretschmanni.
Seit 1937 trägt ein augenloser brauner Höhlenkäfer den
Namen Hitlers. Kritiker sprachen sich für eine
Änderung aus – erfolglos.* Viele Hitlerkäfer wurden von
Memorabilienjägern aus Sammlungen gestohlen.
Hyloscirtus princecharlesi
Nelloptodes
gretae
Agra schwarzeneggeri
Anophthalmus
Stuttgarter Zeitung, Science,
Süddeutsche
Zeitung,
Deutschlandfunk,
BBC, ARD,
Geo, spektrum.de,
The Guardian,
The Conversation,
Universität
Hamburg,
Wikipedia
Warum hält niemand dagegen? VON RAOUL LÖBBERT D
ie Spezialität der AfD ist es, Dinge zu identifizieren, die andere Parteien gerne oder bloß vermeintlich über sehen. Das gilt nicht nur für negativ besetzte Themen. Wird die AfD fündig bei einem Thema, das sie positiv aufladen kann (seien es Fachwerk oder Volkslieder), zeigt sie darauf: Das sind wir! Das bist du! Das ist deutsch! Zu den übersehenen Dingen gehören in den aktuellen Wahlkämpfen der AfD die deutschen Kriegerdenkmäler. Wer weiß heute noch, was eine Sedan-Säule ist? Oder ein Ehrenhain? Krieger denkmäler stehen in nahezu jeder Stadt, in jedem Dorf. Mehr als 100.000 sollen es nach Angaben des Volksbunds Deutsche Kriegsgräberfürsorge bundesweit sein. Und doch waren sie lange un sichtbar. Das mag am Charakter von Denkmälern liegen. »Das Auffallendste an Denkmälern ist nämlich«, bemerkte schon der österreichische Schriftsteller Robert Musil 1927, »dass man sie nicht bemerkt.« Jetzt versuchen AfD-Politiker das zu ändern und machen die Kriegerdenkmäler auch zum TikTok-Thema. »Wenn wir nicht wissen, wer unsere Vorfahren waren, und wir sie allesamt für Verbrecher halten: Wer sind dann wir?«, fragte der AfD-Politiker Maximilian Krah auf TikTok bereits im Sommer 2025 vor dem Kriegerdenkmal in Wechselburg, Mittelsachsen. Die ältesten deutschen Kriegerdenkmäler stam men aus der Zeit nach den Napoleonischen Krie gen. Zur Gedenkmassenware wurden sie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als Einbeinige zum Stadt bild gehörten und Krieger- und Veteranenvereine dem Tod im Schützengraben nachträglich Sinn abtrotzen wollten. Dazu bauten sie nicht nur den Gefallenen Denkmäler, auch die Kriegsbrieftaube sollte 1932 eins bekommen. Nebenbei sollte diese Statuenarmee die verhasste erste deutsche Demo kratie in die Knie gedenken: »Für Volk und Vater land«, »Sie starben, damit Deutschland lebe«, »Wir sanken hin für Deutschlands Glanz« – die Sprüche variierten, die Botschaft war wie Beton. Im Jahr 1945 war der Glanz weg. Der Patrio tismus hatte aufgehört, »denkmalfähig« zu sein, schreibt Reinhart Koselleck, der 2006 verstorbene Bielefelder Historiker und vielleicht brillanteste deutsche Gedenkforscher, in seinem Standardwerk Begriffsgeschichten. Doch was tun mit dem alten Opferkitsch? Man ließ ihn stehen und schraubte ein distanzierendes Info-Schildchen dran: Vorsicht,
Foto [M]: picture alliance/dpa
Mahnmal! Alles schien halb vergessen zu sein und nicht der Rede wert. Bis jetzt. Im September sind Wahlen, zuerst in Sachsen-Anhalt, dann in Meck 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Schon vorab feiert die AfD ihre Mehrheiten in den Umfragen. Andernorts gerät man in Panik: Was wird einge stampft, was weggestrichen, und was bleibt übrig vom Rechtsstaat, sollte die AfD bald regieren? Aus dem Blick gerät dabei oft, was die Partei nicht weg haben, sondern neu erstrahlen lassen will. In Sachen Kultur sind das laut AfD-Regierungsprogramm für Sachsen-Anhalt: Brauchtum, Böller (»Feuerwerk ist Kultur!«) und die Kriegerdenkmäler, die umfang reich saniert werden sollen. Dafür ist ein eigener Landesbeauftragter eingeplant, ein Verzeichnis und Geld. So konkret wird die AfD sonst selten. Denkmäler sind für die Partei auch andernorts wichtig,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in Sachsen, in Thüringen. Dort fordern die Landesverbände Ähn liches: Deutschlands Denkmäler müssen schöner werden, auf dass Deutschland neu erstrahle! Doch nur in Sachsen-Anhalt heißt es explizit: »Gefallene Soldaten haben ihr Leben für die Verteidigung ihres Landes gegeben. Es ist ein erstes Zeichen der patrio tischen Wende, dass wir dieses große Opfer anerken nen und ehren.« Zwei Sätze, die man leicht überliest. Dabei zielen sie mehr als jede Drohung, den MDR plattzumachen, auf den Wesenskern dieser Bundes republik. Denn spricht die AfD von »Verteidigung«, meint sie weniger Staatsbürger in Bundeswehr uniform als jene deutschen Soldaten, die im Ersten Weltkrieg Frankreich zerschossen und im Zweiten Weltkrieg Europa nazifizierten. Auf deren Leistung könne Deutschland stolz sein, behauptete Alexander Gauland, AfD-Ehrenvorsitzender, 2017 in einer Rede vor dem Kyffhäuser-Denkmal. So als würden Angriffskriege das deutsche Herz erheben, wenn sie nur mit genügend Zeitabstand verloren wurden. Und dann die Sache mit dem »großen Opfer«: Die Formulierung wirkt wie abgepaust vom Kriegerdenkmal. Als hätten die Toten dem finalen Sturm aus dem Schützengraben vorher schriftlich zugestimmt. Der einzelne Getötete, bloßer Brenn stoff für die Kriegsmaschine, mag als Opfer Grund zur Trauer sein, ist aber symbolpolitisch unbrauch bar für die aggressiv-nationale Sache. Wird er jedoch zu monströser Größe aufgeblasen, schaut die Nachwelt auf zum Gefallenen und verzeiht ihm alles. Weithin steht das scheinbare Opfer über der Schuld, weil Deutschland ihm vermeintlich alles schuldet. So sieht die »patriotische Wende« in Sachsen-Anhalt aus.
In Thüringen geht diese in eine andere Rich tung. Da gibt Björn Höcke seit dem Ukrainekrieg den Friedensengel. Nie würde er seine Söhne in den Kampf mit Russland schicken, sagte er am Volkstrauertag 2023 bei Nieselregen vor dem Kriegerdenkmal in der Ruine der Hohensyburg bei Dortmund, schon gar nicht für die »bunte Repu blik«. Dass Höcke sich dabei vor einem Denkmal verweigerte, das auch den Ostfrontkämpfern von 1914 bis 1918 huldigt, tangierte den AfD-Landes chef offenbar so peripher wie das AfD-Grundsatz programm, das die »wehrhafte Demokratie« sowie die Wiedereinführung der Wehrpflicht fordert. Geradezu links-pazifistisch schwadronierte Höcke in dieser Rede, die Gefallenen seien »sinnlos verheizt« worden und angeblich aufgehetzt ge wesen durch die »Macht- und Geldinteressen Ein zelner«. Doch wessen Macht- und Geldinteressen meinte der Redner eigentlich damit? Genauso ver schwörungstheoretisch schimpft Höcke auf die Globalisierung, etwa am 25. November 2017 in Leipzig. Da machte er als Redner eine »kleine Geldmachtelite« für den Niedergang des Westens verantwortlich. Diese trachte, »ihre Interessen auf Kosten aller Völker durchzusetzen«. Warum hält eigentlich keiner dagegen, warum bleibt diese Vereinnahmung der Denkmäler fast unwidersprochen? Klingbeil, Steinmeier, Merz – alle drei ließen sich wohl lieber in der ZDF- Wahlarena knechten, als einmal mit Krah oder Höcke auf TikTok vor einem Kriegerdenkmal über Erinnerungspolitik zu debattieren. Es ist erstaunlich, dass der letzte Kanzler, für den Geschichtspolitik noch ein Herzensanliegen war, Helmut Kohl hieß. Etwa als er Ronald Reagan 1985 auf dem Soldatenfriedhof von Bitburg herumführte (und peinlicherweise ignorierte, dass dort auch Waffen-SS-Kämpfer liegen). Oder 1993 mit der Umgestaltung von Karl Friedrich Schinkels Neuer Wache in Berlin, der Zentralen Gedenk stätte für die Opfer von Krieg und Gewalt herrschaft: Den Entwurf boxte Kohl allein durch. Symbolisch lief nicht alles rund, gleichzeitig sah Kohl die Gefahr, dass die mit Gründungs mythen dürftig ausgestattete Bundesrepublik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in ihre vielleicht größte Identitätskrise schlittern könnte. Und bald war dann auch noch die geliebte D-Mark Geschichte. Bauten sollten die Symbollücke füllen. Kanzler amt und Reichstag sollten die Berliner Republik zur Erfolgsgeschichte aus sich heraus machen. Gleichzeitig suchte Kohl in der Vergangenheit
nach Bindemitteln – und fand: geteilte Schuld, geteiltes Leid. Auch die Erinnerung an die Kriegs traumata war für ihn Chefsache, an Flucht, Ver treibung, das Grauen der Front. Zumindest darin war er sich mit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einig. Als Bundespräsident hielt Weizsäcker am 8. Mai 1985 eine Rede, in der er die eigene Wehr machtsbiografie mitverhandelte. Die konnte er rückblickend nur schwer mit seinem Gewissen vereinbaren: Teil einer Armee gewesen zu sein, die millionenfach gemordet hat. Selbst Weizsäckers Rede ist nicht frei von Selbsttäuschung, etwa wenn er vom verführten Volk spricht, das angeblich nur ein Werkzeug war von Hitlers Hass. Dennoch, da steht einer stellvertretend für seine Generation, ringt um Haltung und findet sie in der eigenen gebrochenen Geschichte: »Für uns kommt es auf ein Mahnmal des Denkens und Fühlens in unse rem eigenen Inneren an.« Was für ein Satz! Und was für ein Arbeitsauftrag! Wer baut gerade an diesem Mahnmal? Qua Amt ist Frank-Walter Steinmeier, Weiz säckers Nachfolger, dafür verantwortlich. Doch wenn er im Hinblick auf die Geschichte grundsätzlich wird, so wie am Volkstrauertag 2021, ist da kein Zögern, kein Zaudern. Da wird die deutsche Schuld so unzweideutig bereut, wie es die Reue und Eindeutig keit erwartende Öffentlichkeit 80 Jahre nach de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einfordert. Selten geht es rhetorisch dorthin, wo es wehtut, weil die Grenzen zwischen Täter und Opfer verschwimmen: in den Kessel von Stalingrad, in die Bunker beim Ham burger Feuersturm, zu den Flüchtlingstrecks gen Westen. Das alles scheint mittlerweile sehr weit weg zu sein. Im Zweifel schweigt man und überlässt das Thema jenen Rechten, die das Wort Holocaust nicht aussprechen wollen. Nein, das Mahnmal des Denkens und Fühlens muss man anderswo suchen. Es könnte überall stehen, in jedem Dorf, jeder Stadt. Warum nicht in Ballenstedt, Sachsen-Anhalt, 8.000 Einwohner, Barockschloss und Grabstätte von Albrecht dem Bären, Graf von Ballenstedt, dazu eine Napola, eine NS-Erziehungsanstalt, die nach 1945 zur SED- Kaderschmiede wurde und jetzt zum Teil chine sischen Investoren gehört? Dort stemmt sich die Zivilgesellschaft gegen die AfD, dort heißt das etwas: Im Stadtrat stellt die AfD die größte Fraktion, SPD, Grüne, FDP, Linke schnitten bei der Gemeinderats wahl nur mit je unter zehn Prozent ab. Im Mai hing das Grundgesetz überall in der Stadt, als Erinnerung. Und in Ballenstedt, am
Brauberg, steht ebenfalls ein Kriegerdenkmal. Abgelegen, mitten im Wald, weil die Sozial demokraten es 1927 nicht vorm Rathaus sehen wollten: So hat jede Zeit ihren Kulturkampf. Von der wildromantischen Lage abgesehen (dank ihr entkam es dem DDR-Bildersturm), ist das Denkmal undemokratisch-durchschnittlich: Plakette vorne (»Unseren Helden: 1914–1918«), Plakette hinten (»Blüh, Deutschland, uns als Totenkranz«), dazu ein Beipackschild mit den his torischen Nebenwirkungen (»Zum Gedenken an die Opfer aller Kriege und Gewaltherrschaften«). Allzu leicht meint man, dass das Ballenstedter Denkmal vergessen sei, nur weil länger nicht ge mäht wurde. Doch da steht ein Geschichtslehrer des örtlichen Gymnasiums, um dem Besucher das Gegenteil zu beweisen. Einmal im Jahr, kurz vorm Volkstrauertag, komme er mit seiner neunten Klasse hierher, sagt er, zupfe Unkraut und kümmere sich darum, dass das Denkmal nicht vom deutschen Wald verschluckt wird. So läuft es in vielen Gemeinden. Schulen, Kirchen, lokale Vereine übernehmen die Pflege und halten die Monumente im Bewusstsein. Und wenn den Schülern dann auffällt, dass die markigen Sprüche auf der Stele nicht zu dem passen, was sie über den Tod an der Front im 20. Jahrhundert wissen, ist das praktisches Lernen am toten Objekt. 250 Namen stehen auf den Tafeln auf dem Brauberg, das ist viel für so eine kleine Stadt. In einem Punkt haben Maximilian Krah und die AfD recht: Manchmal sollte man sich zur Aufmerksamkeit zwingen. Ein Kriegerdenkmal ist Inszenierung, oft Lüge und wäre für sich ge nommen nicht der Erinnerung wert. Doch die Namen sind es, sie sind echt: Walter Grosse, Musketier; Hans Hartnack, Major; Otto Helber ling, Grenadier. Keiner weiß, was sie dachten, be vor sie starben, oder denken würden über die »bunte Republik«. Ihr Tod taugt nur zum Epos, wenn man Namen für egal hält und seelenlos. Meist werde irgendwann still gezupft, sagt der Geschichtslehrer, höchstens Geflüster. Genau das, die respektvolle Stille, erträgt die AfD nur schwer. Vor einigen Jahren etwa waren AfD-Vertreter auf dem Brauberg, um mit den anderen Parteien einen Kranz niederzulegen am Volkstrauertag. Die Reden der anderen seien würdig gewesen, leise. Nur die AfD habe etwas von »Identitäts störung« geblökt und sei abgezogen mit der Drohung: »Wir kommen wieder.« Die nächste Kranzniederlegung hat sie dann ausgelassen.
Zu stark, die AfD? Cross-Wählen wäre eine Option, die hilft
»Es gibt jetzt zwei Optionen, / beide machen Stress / ... / Du weißt nicht, was du tun kannst, / du weißt nicht, wie das geht, / Hör mir zu, ich hab vielleicht eine passende Idee.« So klingt sie, die Hilflosigkeit gegenüber den Rechtsextremen, das ist der Anfang des Lieds Keine Angst, der neuen Single des Musikers Danger Dan. Die ZDF- Satiresendung Die Anstalt hat den Musiker mit seinem Lied eingeladen, das ZDF hat ihn mitsamt Lied wieder ausgeladen, weil es juristisch die Grau- zone schramme, um noch einmal Danger Dan zu zitieren. Aber lassen wir die Grauzone hier jetzt unge- schrammt beiseite und greifen mal nur die Sache mit den zwei Optionen auf. Denn fürwahr, zwei Optionen hätte der Mensch gern, wenn nach dem Sommer die Wahlen in Sachsen- Anhalt anrücken, bei denen ja eine absolute Mehrheit der AfD möglich ist. Absolut, das heißt: die Mehrheit aller Sitze im Parlament. Dagegen gibt es jetzt in der Tat zwei Optionen, und beide machen Stress: Die Grünen müssen sicherheitshalber rein ins Parlament. Die FDP auch. Sie, lieb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haben die Wahl, präziser: Circa 33.800 von Ihnen könnten sich nützlich machen. Dürfen wir die Optionslage hier kurz erläutern? Die beiden Optio- nen, die wir für eine passende Idee halten, sind nicht die des Lieds Keine Angst, also kein bisschen justitiabel, unsere zwei sind superlegal aus der Sperrklausel geboren, in Sachsen- Anhalt ist das Paragraf 35, Absatz 3 Landeswahlgesetz (LWG). Die soll dafür sorgen, dass die Arbeitsfähig- keit des Parlaments geschützt und dessen Zersplitterung verhindert wird. Jetzt sorgt sie aber fürs Gegenteil: Wenn die Kleinen nicht reinkommen, siegt die AfD absolut.
WAHLEN
Hören Sie den Podcast
Wir sprechen über Phänomene, die unsere Zeit ausmachen:
Im Feuilleton-Podcast Die sogenannte Gegenwart. Jetzt anhören unter
www.zeit.de/die-sogenannte-gegenwart
KOLUMNE Das wichtigste Ereignis im Leben des Dienst- mädchens Félicité war ihr Tod. Doch bis es so weit ist, passiert fast nichts in der Erzählung Ein schlichtes Herz von Gustave Flaubert. Die Zeit macht, was sie machen soll, und die arme Dienstmagd Félicité lebt still und wunschlos vor sich hin. Normalerweise kommen solche Leute nur ganz am Rande in Büchern vor. Man bemerkt sie kaum. Sie bringen mal einen Tee ins Zimmer, öffnen die Tür, satteln das Pferd oder schütteln die Kissen auf, und danach sieht man sie nie wieder. Für eine Hauptrolle sind sie zu uninteressant. Denn irgendetwas muss mit einem schon sein, damit man in einem Buch vorkommt. Langweilige und still zu- friedene Leute haben in Büchern normaler- weise nichts zu suchen. Die Dienstmagd Félicité ist langweilig und zufrieden. Es passierte, wie schon gesagt, lange nichts in ihrem Leben. Einmal heira tete ein junger Mann, der sie heiraten wollte, dann doch lieber eine andere. Da musste sie kurz und heftig weinen. Aber dann ging das Leben weiter. Sie besaß fast nichts. Alles, was sie hatte, passte in ein Taschentuch. Mit dem Taschentuch in der Hand kam sie eines Tages in eine nordfranzösische Kleinstadt und bekam eine Stelle im Haus einer jungen Witwe. Im Leben dieser jungen Witwe passierte beinahe noch weniger als im Leben
das wär’s schon
Noch sind sechs Wochen Zeit. Wer in Sachsen-Anhalt wohnt, möge sich bitte ab jetzt locker in zwei Gruppen einteilen. Es fehlen nach der aktuellen Umfragelage eine Hand voll Stimmen für die Grünen, damit sie ins Parlament kommen, und eine Handvoll Stimmen für die FDP, same procedure. Beide Parteien krebsen um vier Prozent herum, und nur wer auf fünf Prozent kommt, darf rein ins Parlament. Muss auch. Es geht nur um ein Prozentchen. Mal durchgerechnet: 2,12 Millio- nen Leute gibt es in Sachsen-Anhalt, das sind ja nicht viele, davon circa 1,69 Millionen wahlberechtigt, davon ein Prozent: 16.900. Eins für die FDP, eins für die Grünen, wie gesagt. Oder mit Danger Dan: »Eine Handvoll Leute reichen meistens aus ...« Zusammen 33.800. Weniger als die Zahl der klassischen Print-Abos der Wochen- tagszeitung Die Welt. Und etwas mehr, als es Plätze im Heinz-Krügel-Fußball- stadion in Magdeburg gibt. Wichtig nun: der Stressfaktor, beide Optionen machen Stress. Stress für die CDU-Wähler, Stress für die Linken, genauer gesagt. Denn die sind es, von denen je 16.900 über ihren Schatten springen müssen, für eine punktuelle Identitätsschmelze, die haben nämlich (anders als SPD und BSW) genug Wähler, um ein paar davon abgeben zu können. Wir regen an: Wenn schon, denn schon. Die 16.900 CDU-Leute wählen mal grün, die Linken mal FDP, das kann einem auch guttun. Aus der Nicht- wählerschaft ist eine weitere Hand- voll gern willkommen. Man kann Paragraf 35, Absatz 3 LWG durch ein einfaches Gesetz auch streichen, das ginge noch vor der Wahl. Aber Cross-Wählen wäre schon schöner. ELISABETH VON THADDEN
der Dienstmagd. Sie saß den ganzen Tag über im Korbstuhl und sah aus dem Fenster auf die Straße, auf der auch nichts passierte. Das Leben der Frauen, die den ganzen Tag im Haus sitzen und auf die leere Straße gucken mussten, war damals völlig uninteressant. Deswegen sind über Frauen in französischen Kleinstädten früher nur wenige Bücher ge- schrieben worden. Flaubert war der Schrift- steller, der damit anfing. Die beiden Frauen in der französischen Kleinstadt standen früh auf. Die eine, um ihren Platz im Korbstuhl zu beziehen. Die andere, um das Feuer im Herd anzuzünden, zu kochen und die beiden Kinder zu versorgen. Gesprochen wurde nur das Nötigste. Niemand las, Unterhaltung war damals in französischen Kleinstädten noch nicht üblich. Weil die Zeit aber trotzdem vergehen musste, konnte man zum Beispiel stricken. Im Sommer machten die beiden Frauen mit den Kindern einen Ausflug ins Sommerhaus. Auch hier gab es einen Korbsessel. Auch hier passierte nichts, außer dass die zerfetzten Tapeten bei jedem Luftzug ein bisschen flatterten, denn das Sommerhaus war in keinem guten Zustand. Allerdings kann selbst in den langweiligs ten Leben auch einmal etwas Unvorher gesehenes geschehen. Es ist zum Beispiel nicht vollkommen ausgeschlossen, dass es einem
reicht nicht
Die große Frage nach der WM: Wie strukturiere ich mein Leben jetzt? VON BERIT DIESSELKÄMPER
Wären da Freunde, amouröse Ver- pflichtungen, eine Horde kleiner, sehr fordernder Menschen, die sich als meine Familie ausgeben, oder auch nur ein hübsches Garten- stück, die aktuelle Situation würde sich gewiss als weniger dramatisch darstellen. So hingegen ist das Ende de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ein überaus destabilisierendes Ereignis. Hatten die vergangenen 39 Tage neben allgemeiner Erheiterung doch das große Glück einer gesicherten Abendgestaltung geboten. Dies bezüglich halte ich mich für eher genügsam: Ein unverbauter Blick aufs Grüne im systematischen Zu- sammenspiel mit einem gekühlten, leicht sprudelnden Getränk können mich für die Zumutungen eines Werktags hinreichend entschädigen. Und die in regelmäßigen Abstän- den leicht erhöhte Herzfrequenz wird sicher auch von Kardiologen empfohlen. Rückblickend würde ich be- haupten, dass mich der Fußball als strukturierendes Element in mei- nem Alltag vollends erfüllt hat. Un- erträgliche Notwendigkeiten wie der Abwasch oder gelegentliches Duschen konnten in der Halbzeit
Foto: Jewel Samad/AFP/Getty Images; Illustrationen: Mechthild Fortmann für DZ; Joni Marriott für DZ (u.)
Lionel Messi weiß nun auch nicht weiter
DIE VORLESERIN
Korbsessel
absolviert werden, und dass ich bei Tag, also während der Spielpausen, überhaupt das Haus verließ, war bloß ein Zugeständnis an meinen unteren Rücken. Zuvorderst hatte der Aufenthalt im öffentlichen Raum das Wegbringen von Pfand zum Anlass. Was in Lionel Messis Namen ist nun mit all dieser freien Zeit anzufangen? Als Therapie gegen erste körperliche Entzugserschei- nungen bietet sich natürlich an, noch einmal ausgewählte Spiele und Zusammenfassungen anzu- schauen. Allerdings werden die in Kürze aus den Mediatheken ver- schwinden, als Unternehmung also langfristig aussichtslos sein. Zumal die große, fortan zu füllende Leere weit mehr als nur die Spieldauer umfasst. Es brechen ja auch eine Reihe unverfänglicher Gesprächs- themen weg. Sehr ungern würde ich mich erneut um soziale Kon- takte oder die vergleichsweise kom- plexe Handlung einer Serie be mühen müssen. Geschweige denn einen geregelten Schlafrhythmus etablieren. Denn die Fußballwelt- meisterschaft der Frauen beginnt in nur elf Monaten.
Stier eines Tages einfällt, den beiden Damen und den Kindern auf dem Nachhauseweg hinterherzurennen. Genau das passierte einmal. Davon wurde danach noch jahrelang ge sprochen. Damals wurden jungen Frauen nach solchen schockierenden Erlebnissen endlose Bäderkuren zur Beruhigung der zerrütteten Nerven verordnet. Und so kam die kleine Fa- milie immerhin einmal mit Pferd und Esel ans Meer, wo sie machte, was alle am Meer machen, reingehen, Schaumkronen beobachten, Mu- scheln sammeln. Das Angebot an Zerstreuung am Strand ist ja bis heute recht übersichtlich. Man kann trotz der vielen Langeweile aber nicht behaupten, dass im Herzen der Frauen nichts vor sich ging. Zu ihrem Neffen fasste die Dienstmagd eine große Zuneigung, doch der kam von einer Seereise nach Amerika nicht zurück. Dann starb die Tochter der gnädigen Frau. Das brachte ein wenig Abwechslung. Die Totenglocken läuteten, Weihwasser spritzte. Danach ging alles wieder normal weiter. Mal musste die Diele renoviert werden, mal fehlten ein paar Dachziegel, an so was orientiert man sich, um die Jahre zu unterscheiden. Einmal küssten die gnädige Frau und die Dienstmagd Félicité sich in einem Anfall von Trauer. Aber das kam nie wieder vor. So vergingen zwei Leben, in denen es schon ein Ereignis war, wenn es zum Mittag
LESER UND SAMMLER
verboten
In New York geht man gegen Buchfreunde vor
Bücher sind gefährlich: Das wissen Diktatoren, aber auch Vermieter. In New York strengte ein solcher neulich gegen den 31-jährigen Mendel Uminer ein Räumungsverfahren an. Dieser hatte laut New York Times in seinem Einzimmer- apartment an der Upper East Side auf 56 Quadratmetern etwa 10.000 Bücher ver- sammelt. Jeden Tag seien weitere hinzu gekommen, so weit, so normal. Bis die Hausverwaltung wegen des »stark über- füllten Zustands« mit Räumung drohte: Die »übermäßige Anhäufung von Bü- chern« verursache eine »Brandgefahr«. Der Buchfreund zog vor Gericht, schließlich aber doch aus, mithilfe vieler schleppender Genossen; der systemische Druck im real existierenden Kapitalis- mus war einmal mehr zu groß. Was wie eine Niederlage wirkt, könnte sich je- doch durchaus als Fanal einer neuen sozialen Bewegung entpuppen: Längst ist die strukturelle Diskriminierung von Buchbesitzern ein gravierendes Problem, das alle westlichen Länder erfasst hat. Jahrhundertelang waren sie Avantgarde, umworben von Herrschern und Uni versitäten, geachtet und verehrt – heute gelten sie als nutzlose Sonderlinge von gestern, die nur den vermeintlichen Fort- schritt auf dauerflimmernden Bild schirmen hemmen. Schon 179 Bücher pro Quadratmeter reichen da offenbar als Vorwand für repressive Maßnahmen gegen eine ausgegrenzte Minderheit. Dabei ist die wachsende Buchfeindschaft offensichtlich eine existenzielle Heraus- forderung für die Demokratie. Wenn der Staat seine Buchbesitzer nicht mehr schützen will, dann müssen sie selbst handeln, sie haben ja nichts zu verlieren als ihre Abertausenden Seiten. We are all Mendel: Buchbürg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ALEXANDER CAMMANN
DISCOUNTER
war Pfirsich
Aldi-Eistee der Neunziger wird zum Investment
Nostalgie hat viele Geschmäcke. Pfirsich (die einzig wahre Antwort) oder Zitrone zum Beispiel, mit 29 Kilokalorien pro 100 Milliliter. Das ist der Nährwert des Frucht-Eistees der Aldi-Eigenmarke River. Vergan gene Woche nahm der Discounter eine Retro-Version des Getränks als limitierte Edition ins Sortiment, ganz klassisch im 1,5-Liter-Tetrapak. Kosten
punkt: 89 Cent, also 1,74 D-Mark. Besonders cool war das Getränk nie, aber binnen weniger Stunden als flüssige Nostalgie ausverkauft. Seit Kurzem bringt Aldi immer wieder Produkte aus den Neunzigern und 2000ern zeitlich begrenzt in die Lä- den. Im Netz verkauften nun Nutzer die erworbenen Getränke an leer Aus- gegangene: per Kleinanzeige bis zu 199 Euro (389 D-Mark) das Stück, originalverpackt. Man fragt sich, für welche Erinnerungen die backstein- förmigen Kartons im heimischen Wohnzimmer stehen. Hier also das Ergebnis einer kleinen Umfrage im generationellen Umfeld: 1. »Damals haben wir uns vier von denen beim Zocken reingezogen und die ganze Nacht Counter-Strike gespielt, ohne Sodbrennen.« 2. »Zu diesem Getränk hat mich Nina das erste Mal im Waldschwimmbad Obertshausen ge- küsst.« 3. »Der Sommer nach dem Abi war so schön.« Aldi distanziert sich natürlich vom Weiterverkauf im Netz und kündigt auf Social Media an, den Eistee voraussichtlich im Au- gust noch einmal anzubieten. An gesichts einer Rendite von mehr als 22.300 Prozent lautet unser Tipp: Statt in Immobilien oder ETFs zu investieren, einfach mal um sieben Uhr morgens vor die Filiale Ihres Ver trauens stellen. Vielleicht finden Sie dort jemanden, der 1997 ebenso be- geistert vom Videospiel The Curse of Monkey Island war. LÉO SOLLEDER
METAL
Sauerstoffzelt?
Die Band Napalm Death zerlegt den Hobbykeller
Der Sänger Barney Greenway sieht aus, als quälte ihn ein Nierenstein. Er schreit um sein Leben, und was er schreit, ver- steht wohl nicht mal der liebe Gott: ein gutturales Grunzen, definitiver Stimm- bandtod für alle Badewannenbarden. Unterdessen malträtieren seine Band kollegen ihre Instrumente, als ginge es darum, wer hernach als Erster unters Sauerstoffzelt darf (die Herren sind alle Mitte, Ende 50, im Vorruhestandsalter). Das sind Napalm Death, die Könige des Grindcore, einer der härtesten Spielarten des Metal. Und so traten sie kürzlich bei den Tiny Desk Concerts des US-Radio- senders NPR-Music auf. Deren Hobby keller-Atmosphäre zwingt Weltstars wie Taylor Swift eigentlich dazu, akustisch und empfindsam zu werden. Und jetzt kamen Napalm Death vollverzerrt und brüllend in dieses Studio, in dem nor malerweise wenige Zuschauer halbwach mit dem Kopf wippen und das plötzlich zum Moshpit mit erhöhter Verletzungs- gefahr wurde. Ein legendärer Auftritt, völlig zu Recht: Derart gute Laune macht laute, rohe Wut, wenn sie so außer Atem gerät. RAOUL LÖBBERT
kalten Braten gab und man am Nachmittag den Sperlingen beim Piepen zuhörte. Es fehlten die Abenteuer, die Reisen und die Gefahren, mit denen Männer in den alten Romanen und Erzählungen ihr Leben fett auspolstern. Aber man kann es auch so sehen, dass die Summe an Aufregung immer ungefähr gleich bleibt. Wenn viel passiert, missachtet man die Kleinig keiten. Und wenn fast nichts passiert, muss man aus dem wenigen viel machen. Aus diesem Grund hängte die Dienstmagd Félicité ihr unterbeschäftigtes Herz schließlich an ein Tier. Und zwar an einen Papagei. Er war ihre Liebe, ihr Himmel und ihr Heiliger Geist. Als er gestorben war, ließ sie ihn aus- stopfen. Mit der Zeit rieselten ihm die Säge- späne aus dem Bauch. Ein Flügel brach ab. Sein Glasauge trübte sich. Aber das war der Dienstmagd Félicité völlig egal. Sie fiel vor dem Papagei auf die Knie und betete zu ihm. Das ist natürlich komplett verrückt. Aber weil ein ausgestopfter Papagei noch lange nicht das seltsamste Ding auf Erden ist, mit dem Menschen ihr Glück suchen, kann man der armen Dienstmagd Félicité diesen Unsinn auch einfach verzeihen.
A
Auf dem Wannsee glitzert die Sonne, als Ruth- Maria Thomas plötzlich sagt: »Natürlich habe ich Angst, dass ich nur dieses eine Buch schreiben konnte.« Dieses eine Buch ist ihr Debütroman Die schönste Version, er wurde unglaubliche 120.000- mal verkauft und war überhaupt ein riesiger Erfolg: nominier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preis vor zwei Jahren, inszeniert fürs Theater, in einigen Bundes- ländern sogar Abiturstoff. »So was schreibt man doch nur once in a lifetime«, sagt Thomas jetzt noch. Während sie hier im August vergangenen Jahres am Ufer sitzt und die nackten Füße in den blau-weiß gestreiften Adiletten ausstreckt, liegt auf ihrem Laptop schon ein Word-Dokument mit 180 Seiten. Das verflixte zweite Buch. Das zweite Buch ist immer das schwerste, sagt man. Im Englischen gibt es dafür sogar einen Namen: second-novel syndrome. Ein erstes Buch wartet oft jahrelang in einem darauf, geschrieben zu werden. Beim zweiten nagt die Kritik an einem, man hat eine Stimme entwickelt, die man wiederfinden oder von der man sich abgrenzen will. Ein erfolg- loses Debüt kann entmutigen. Ein erfolgreiches Debüt extremen Druck erzeugen. Thomas wurde von Bookfluencern geliebt, genau wie von Feuilletons. Wie macht so eine Autorin weiter? Auf dem Wannsee gleiten Segelboote vorbei, hier im Südwesten Berlins liegt das Literarische Colloquium, in das sich Thomas einige Tage zurück gezogen hat, um am neuen Roman zu arbeiten. Vielleicht, sagt Thomas, habe sie alles, was sie hat, in ihr erstes Buch gegeben.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wird sie immer wieder von ihren Zweifeln erzählen, an ihrem Schreibtisch in Leipzig, bei ihrer Lektorin in Berlin, in ihrem Münchner Verlag. Es ist ungewöhnlich, dass eine Autorin sich ein Jahr lang von einer Journalistin über die Schulter schauen lässt, ein Experiment für beide Seiten, das einen Blick hinter die Kulissen eines modernen Schrift- stellerinnenlebens ermöglichen soll. R
uth-Maria Thomas ist in Cottbus aufgewachsen, als Kind eines Pfarrers und einer Kunsttherapeutin. Heute ist sie 32, und wenn sie lacht, klingt es beinahe derb, man will sofort einstim- men. Wenn sie schnell redet, kommt manchmal Dialekt durch, vielleicht weil die Mutter mit Oberlausitzer Einschlag spricht und der Vater berlinert. Am Seeufer erzählt sie von der Zeit vor der Literatur: von den Krankenwagen und Polizei autos, die fast jeden Tag vorbeikamen, als sie als Sozialarbeiterin in einer Leipziger Einrichtung für minderjährige Geflüchtete arbeitete, da war sie 24 Jahre alt. Von Kindern, die allein nach Deutschland einreisten, weil der Familiennachzug ausgesetzt war und ihre Eltern in der Türkei fest- gehalten wurden. Von den Jungs, die sich kurz vor ihrem 18. Geburtstag mit dem Messer ins Bein schnitten, damit sie nicht sofort abgeschoben wurden. Es wirkt, als hätte sie aus dem vielleicht besten Grund angefangen zu schreiben, den es gibt: weil die Welt sich ihr aufdrängte. Ihr zweiter Roman wird Die zweitgrößte Liebe heißen, das weiß Thomas im August bereits. Auch, dass er von Michelle handeln wird, einer Nebenfi- gur aus ihrem Debüt, die ihre Leserinnen so lieb- ten. Thomas ist eine, die es allen recht machen will. Sie habe sich die Instagram-Kommentare zu ihrem ersten Roman noch einmal durchgelesen, besonders die fiesen, vielleicht könne sie ja daraus lernen. Sie las auch die Rezensionen und rief ihre Lektorin an, ob sie nicht in der neuen Auflage noch dieses und jenes ändern könne? Sie konnte natürlich nicht. Beim Schreiben höre sie dann diese kritischen Stimmen zu ihrem Debüt – vulgäre Sprache, zu viel Sex. Am Ende wird sie trotzdem wieder einen Roman geschrieben haben, in dem viel masturbiert und geleckt wird: Denn noch viel lieber will sie es ihren Figuren recht machen. Auch dieses Buch wird eine Liebesgeschichte: Michelle betreibt einen Schmuckladen, bis sie pleitegeht, einen Job im Hotel anfängt, um ihre Schulden abzubezahlen, und dort Henry trifft, der es gut hatte im Leben: eine Eigentumswohnung, Aktien, ein Job als Vermögensverwalter. Reicht die Liebe aus, wenn das Geld so ungleich verteilt ist? Denn das ist es, worum es in Thomas’ Literatur geht: wie kompliziert und ungerecht die Welt ist, die sich in Beziehungen zwischen uns drängt. In ihrem De- büt schlich sich Gewalt in eine Liebe, diesmal ist es das Geld. Pädagogisch wird Thomas dabei nicht. Sie erklärt diese Welt nicht, sondern erzählt sie wirklich. Ein paar Monate nach diesem Wannseesommer sitzt Ruth-Maria Thomas vor einem Word- Dokument, das sie einen »Texthaufen« nennt. Sie hat Herzrasen, während sie mit ihrer Lektorin Anna Humbert telefoniert, erzählt sie später. Sagt ihr, daraus entstehe kein zweites Buch. Sie wird krank, der Verlag verschiebt die Deadline, ihre Lektorin fährt zu ihr. Und dann liegt der Plot endlich vor ihnen, es ist kein Haufen mehr, und Thomas muss ihn nur noch mit ihrer Sprache ausfüllen, wie ein Malbuch. »Ich kann kein Buch alleine schreiben«, sagt sie. Anfang Januar 2025, die verspätete Weihnachts- feier ihrer Lektorin in Berlin. Draußen Schnee- matsch, drinnen läuft der Ofen heiß. Thomas ist laut
Foto: Iona Dutz für DIE ZEIT
doch nur einmal
und locker an diesem Abend, ruft: »Wo ist der Braten?«, und meint das kleine Kind von Anna Humbert. Die Lektorin, mit der sie von Rowohlt zum dtv-Verlag gewechselt ist, packt liebevoll am Esstisch aus: Wenn Thomas in einen Schreibflow komme, vergesse sie Groß- und Kleinschreibung, setze keine Satzzeichen mehr – »ist aber schon besser geworden«, wirft Thomas ein. Manchmal nennt Humbert sie eine »alte amerikanische Hollywood- seele«, weil ihre Sprachbilder so riesengroß sind. Es gibt ein Zitat der amerikanischen Autorin Leslie Jamison, auf das Thomas immer wieder zurück- kommt: »Schmerz, der vorgeführt wird, ist immer noch Schmerz. (...) Der Vorwurf des Klischees und der Theatralik bieten unseren verschlossenen Herzen zu viele Alibis, und ich will, dass unsere Herzen offen sind.« Und dann: »Wow, oder? Eigentlich lässt sich
Ruth-Maria Thomas, 32, hat vor zwei Jahren ein extrem erfolgreiches Debüt geschrieben
Mit dieser Frage hat JOLINDE HÜCHTKER die Schriftstellerin Ruth-Maria Thomas ein Jahr lang begleitet
alles auf diesen Satz reduzieren.« Lange galt Literatur von Frauen als zu gefühlig und damit als irgendwie irrelevant, und man hat den Eindruck, dass Thomas sich von diesem jahrhundertealten Vorbehalt kein einziges Gefühl nehmen lassen will. Sie schreibt radikal emotional, in ihren Geschichten glitzert und funkelt es, ihre Figuren können fest und unbedingt lieben. Und sie können eben auch hassen, streiten, abstürzen. Wer diese Geschichten für rosarot hält, wird schnell überrascht. Einige Wochen nach Weihnachten sitzt Thomas in der Loggia ihrer Wohnung in Leipzig-Plagwitz, mit Blick auf laublose Bäume. Bei dieser dritten Begegnung wirkt sie fester entschlossen. Auf der Heizung haben sich ein paar Kaffeetassen ange sammelt, über dem Schreibtisch hängen voll gekritzelte Notizzettel, Wochenenden gibt es kaum
noch. Auf ihrem Laptop liegen inzwischen 235 Seiten über Michelle. Michelle, die ständig Kau gummi mit Zimtgeschmack kaut und im Hotel beinahe gefeuert wird, weil sie einem Gast ins Glas gespuckt hat. Nach der Schule arbeitete Thomas früher selbst in Hotels. »Ich habe im Berliner Adlon irgendwelchen Botschaftern das Essen an den Tisch gebracht.« Wenn ihr Hemd nicht gebügelt war, habe es richtig Ärger gegeben. Auch als sie 2019 anfing, am Deutschen Literaturinstitut Leipzig zu studieren, arbeitete sie parallel weiter, Teilzeit in der Jugendberufshilfe. Vormittags verhindern, dass jemand aus seiner Wohnung rausmuss und obdachlos wird, nach mittags Seminare in der denkmalgeschützten Villa im Musikviertel, über Erzähltheorie, Wut in der Literatur, Nature-Writing in der Lyrik.
Irgendwann war ihr das zu anstrengend, die 26-Stunden-Woche in der Jugendberufshilfe plus das Studieren. Ihre Eltern konnten sie nicht groß unterstützen, da waren ja noch drei andere Kinder, und Thomas hatte Bafög-Schulden aus dem Sozialarbeits-Studium. »Ich war verzweifelt«, sagt sie. Und dann schenkte ihr jemand mehrere Tausend Euro. Genug, um die Bafög-Schulden zu tilgen. Jemand, der geerbt hatte. Einfach so. Damit Thomas schreiben konnte, mit einem ganz nor- malen Studi-Job nebenbei. »O Gott, jetzt heule ich gleich«, sagt sie, und das tut sie dann wirklich ein bisschen, sitzt auf dem Sofa, die Beine an den Körper gezogen. »Ich habe da noch nie mit je mandem so drüber geredet, Geld ist immer so ...« Sie stockt. »Mein erstes Buch wäre ohne diesen Menschen wahrscheinlich nie entstanden.« Das Geld, sagt Thomas, sei wie eine warme Dusche gewesen. Diese Formulierung wird später auch so in ihrem neuen Roman stehen: »Alles in ihr war warme Dusche«, heißt es über Michelle, als die Figur selbst plötzlich Geld geschenkt bekommt. Und sie ihre Schulden abbezahlen kann. Thomas fragt sich, wer worüber schreiben dürfe, auch wenn sie am Ende zu dem Schluss kommt: alle über alles, die Frage sei nur, wie. Sie ist nicht in Armut aufgewachsen, aber Geld war oft Thema, Rechnen im Supermarkt, Discounter- Produkte, Secondhand-Kleidung. Sie liest sich ein, vergleicht statistische Armutsrisiken, fragt ihre Lektorin aus Westdeutschland, wie viel Erbe so normal sei. Verbringt einen Tag bei einer Gold- schmiedin, weil ihre Figur Michelle selbst Schmuck macht. Dort lernt Thomas das Vokabular: walzen, löten, schleifen. Legierung, Waschbenzin, Dreikant laser. Fertigt selbst einen Ring, etwas kantig sitzt er jetzt neben ihrem Ehering am Finger. D
ie österreichische Schriftstellerin Ingeborg Bachmann schrieb, als sie das Manuskript eines später ver- worfenen Romans fertigstellte, von »Krämpfen beim Schreiben«, ihr sei immer wieder »zum Kotzen«: »normal denken kann ich kaum mehr, alles ist Buch, und das ist sehr gspassig, wenn man in einer imaginären Welt Aufenthalt nimmt.« Am 14. April muss Thomas das Manuskript an ihre Lektorin abgeben. Vom Tippen hat sie Sehnen scheidenentzündungen in beiden Armen. Der Kreuz- bandriss der Schriftsteller. Sie schickt eine Sprach- nachricht: Als sie den Text vor dem Abschicken noch einmal lesen wollte, sei ihr übel geworden. Als sie ihren ersten Roman aufgeklappt habe, auch. »Ich konnte keinen Satz mehr sehen, den ich geschrieben hab«, sagt sie ins Handy. »Ich warte darauf, dass sich ein gutes Gefühl einstellt, aber vielleicht kommt das auch erst, wenn alles, alles durch ist, oder vielleicht kommt’s gar nicht, na ja, liebe Grüße.« Kurz darauf eine zweite Sprachnachricht, Thomas liegt auf dem Wohnzimmerboden, und ihre Stimme klingt, als weine sie. »Jetzt ist es eine Geschichte, die lebt dadurch, dass ich alles, was ich hab, da rein gesteckt habe. Überwältigend. Ich glaube, ich muss jetzt mal spazieren gehen.« Sie läuft dann zweieinhalb Stunden durch den Leipziger Auwald, bei Niesel regen. Am 13. Mai schicken Thomas und ihre Lektorin das Manuskript in den sogenannten Satz, jetzt soll alles möglichst bleiben, wie es ist. Draußen donnert und schüttet es, ein Frühlingsgewitter. Einige Tage später fährt Thomas nach München. Der dtv-Verlag liegt an einem Schlachthof, ein Transporter rollt vorbei, von dessen offener Lade- fläche Fleischfetzen baumeln. Drinnen fragt Ruth- Maria Thomas ihre Verlegerin nervös: »Hast du schon gelesen?« Barbara Laugwitz hat schon gelesen, sie finde es toll, und sie wirkt eher nicht wie jemand, der Dinge sagt, um zu besänftigen. Beim Mittagessen mit Laugwitz im bayrischen Gasthof steckt Thomas sich eine Serviette in den Hemdkragen – »gleich werden Social-Media-Videos gedreht« –, bevor sie den Schweinebraten auf ihre Gabel schiebt. Das zweite Buch sei wirklich das schwerste, sagt Laug- witz. Und fügt trocken hinzu: Immerhin sei Thomas mit dem ersten nicht so erfolgreich gewesen wie Caroline Wahl, denn das könne man tatsächlich nie wieder erreichen. Thomas läuft von Stockwerk zu Stockwerk, Marketing, Vertrieb, Herstellung, zwischendurch presst sie sich eine Hand auf die Brust und atmet laut aus. Macht große Augen, wenn ihr jemand im Flur begegnet und sagt, das Buch sei so schön ge worden. Wirkt dankbar, demütig, vielleicht will sie auch so wirken. Sagt trotzdem: Sie finde ihr zweites Buch vielleicht ein bisschen besser als das erste. Ihr Roman ist Spitzentitel des Herbstprogramms, das heißt: viel Marketingbudget. Gewinnspiele, Goodie-Bags, personalisierte Grußkarten, Treffen mit Bookfluencern, Hunderte signierte Bücher. Bezahlte Werbung auf Social Media, Google und Amazon, das Cover auf dem Werbescreen am U-Bahnhof Marienplatz. Eine PowerPoint-Präsen- tation der Marketingabteilung listet noch viel mehr auf. Am Ende sagt Thomas nur: »Also krass, Leute.« Auf dem Sofa im sogenannten Content-Raum soll Thomas jetzt kurze Fragen beantworten, »für das TikTok-Publikum«, sagt ihr eine junge Social- Media-Beauftragte. Worum geht es in deinem Buch? Warum ist Geld immer kompliziert? Thomas setzt an, stoppt, braucht ein Glas Wasser, drückt sich ein Kissen ins Gesicht: »Das ist peinlich.« Noch ein Take, noch ein Take, »o Gott, ist das peinlich«. Am 30. Juli erscheint Die zweitgrößte Liebe (dtv, 304 Seiten, 24 Euro). Es ist ein Roman, der eine wilde Sogkraft entwickelt, bis zu seinem fulminanten Ende. Wieder ist er voller Gegensätze, und wer ihre Stimme aus dem Debüt noch im Ohr hat, wird jetzt sagen: Es ist ein richtiges Ruth-Maria-Thomas-Buch geworden. Als sie im Herbst verzweifelt vor dem »Texthaufen« saß und der dann zu einer Geschichte wurde, erzählt Thomas, da habe sie gedacht: »Jetzt schaffe ich es auch noch drei, vier, fünf, sechs, sieben Mal.« Der Vertrag für die nächsten beiden Bücher ist schon unterschrieben.
Abb. (v.l.): Disney/Pixar; Teorema/Weltkino
Die gute Nachricht: Taylor Swift hat nach sehr langer Zeit wieder einen inte- ressanten Popsong geschrieben, er trägt den Titel I Knew It, I Knew You und bietet ihrem Publikum mehr als die lustlos ausgelegten Klangflächen und billigen Beats, die ihre jüngsten Alben bestimmten. Der Song ist eine schöne Country- Pop-Nummer mit Mundharmonika, Banjo, Hammondorgel, Saxofon und einer munter drauflosjubelnden Sängerin, die sich hörbar freut, wieder einmal zu ihren Wurzeln zurückzukehren. Es ist ja auch ein Cowgirl, dem Taylor Swift ihre Stimme hier leiht, oder genauer gesagt: eine reizende Cowgirl-Spielzeug-Stoff- puppe namens Jessie, die Kinderfantasien beflügelt, und die, wenn sie sehr auf geregt ist, zu jodeln beginnt. Taylor Swift hat sich zwar bislang nicht als Jodlerin hervorgetan, aber in dem Song I Knew It, I Knew You gibt es eine Stelle, an der sie es fast versucht. Jessie, die Kuhfrau, ist die Haupt figur des neuen Animationsfilms Toy Story 5. Wie in den ersten vier Toy-Story- Filmen, die zwischen 1995 und 2019 he rauskamen, geht es auch in diesem wie- der um Sorgen und Ängste, Hoffnungen und Sehnsüchte von Spielzeugfiguren. Deren größter Wunsch besteht darin, dass Kinder mit ihnen spielen mögen, darum leben sie in stetiger Angst davor, dass die Kleinen die Lust daran verlieren
ANZEIGE
DEINE Stimme zählt:
Mach mit und lies vor!
Vorlesen legt einen wichtigen Grundstein für die Zukunftschancen von Kindern.
Es stärkt den Wortschatz, fördert das Sprachverständnis und unterstützt Kinder
in ihrer gesamten Entwicklung. Doch vielen wird zu Hause nicht vorgelesen.
Ändere das mit uns und teile deine Freude an Geschichten: Melde dich jetzt
für den 23. Bundesweiten Vorlesetag an!
Am 20. November 2026 steht er unter dem Motto »Ich lese vor – du auch?«.
Schnapp dir eine Geschichte und lies anderen vor – in Schulen, Kitas oder
Bibliotheken, analog oder digital. Alles ist möglich!
So einfach geht’s: Vorleseaktion planen Geschichte auswählen Anmelden und Zeichen für das Vorlesen setzen
geht’s heute nicht so gut Steuerlich absetzbares Herzensprojekt
Ein Countrysong von Taylor Swift, eine Cowgirl-Puppe und
keine Bösewichte: Neues aus der »Toy Story«-Welt VON JENS BALZER
Im Film »Dreams« spielt Jessica Chastain eine US-Erbin mit
mexikanischem Geliebten VON BERIT DIESSELKÄMPER
Szene aus »Toy Story 5« von Andrew Stanton
und McKenna Harris
Fernando (Isaac Hernández) und Jennifer
(Jessica Chastain) als in jeder Hinsicht ungleiches Paar
könnten. Was natürlich unausweichlich passiert, denn Kinder wachsen und wachsen auf und verlieren irgendwann das Interesse an ihren alten Puppen; seit je sind die Toy-Story-Filme von dieser Melancholie geprägt. Sie handeln vom Vergehen der Zeit, vom Verlust der Kindheit und der kindlichen Freiheit und Geborgenheit. In Toy Story 5 sind viele bereits be kannte Figuren wieder dabei: Jessie und der Astronaut Buzz Lightyear, das Spiel- zeugpferd Bully, der Dinosaurier Rex und der Dackel Slinky. Durch Generatio- nen von Kinderhänden sind sie gegangen. Aber so verzweifelt war ihre Lage noch nie. Denn der Nachwuchs unserer Zeit entwickelt keine Leidenschaft mehr für das Spielen mit Puppen. Stattdessen patschen die Händchen unentwegt auf Bildschirmen herum. Wenn sich die Kids in Toy Story 5 nachmittags verabreden, daddeln sie regungslos nebeneinander. Kinder, die gerne herumtollen, sich be- wegen und spielen, sind zu Außenseitern geworden, von den anderen verhöhnt und verspottet. Eines dieser verlorenen Wesen ist die achtjährige Bonnie, in deren Kinderzimmer die Cowgirl-Puppe Jessie gelandet ist. Bonnie sitzt am liebsten im Garten und spielt mit ihren Figuren Märchenhochzeiten nach, Jessie dient dabei als Priesterin. Doch Bonnie ist eben sehr einsam, darum bekommt sie von ihren Eltern schließlich auch ein
Tablet geschenkt. Womit sogleich der Abstieg ins Elend beginnt. Bonnie wird sofort süchtig, die Puppen liegen nun stumm in der Gegend herum. Bis sie sich unter Führung von Cowgirl Jessie dazu entschließen, den Kampf gegen die Digitalkultur aufzunehmen. Toy Story 5 ist, wie alle Folgen der Reihe, grandios animiert, insbesondere die Vermenschlichung von unbelebten Gegenständen; diesmal haben die Gra fiker besondere Mühe darauf verwandt, das froschgesichtsförmige Tablet mit halb- wegs plausiblen Bewegungsabläufen zu versehen sowie mit einer Seele und mit einem Gewissen. Welches zu einem schlech- ten wird, als das Tablet seine schädliche Wirkung auf die Kinderseelen erkennt. Daraufhin entwickelt es Selbstmord gedanken, aber wie bringt sich ein Tablet um? Das ist eine interessante Frage – und eine originelle Wendung. Leider ist es auch schon die originellste in diesem Film, der ansonsten recht überra schungsarm auf die eine echte, große Märchenhochzeit zusteuert. Es fehlen charismatische Nebenfiguren wie der böse Bär Lotso aus Toy Story 3, es fehlt überhaupt jemand, der wirklich böse ist. In Toy Story 5 sind alle zu nett, und die Handlung ist zu pädagogisch. Das passt dann aber wiederum gut zur Musik von Taylor Swift.
Der mexikanische Regisseur und Dreh buchautor Michel Franco lässt seine Figuren unter den Ungerechtigkeiten der modernen Welt leiden. In seinem Film Dreams befinden sie sich in ei- nem Gefangenendrama. Mit dem aller- dings nicht unerheblichen Unter- schied, dass ihre jeweilige Zelle aus unterschiedlichem Metall gebaut ist: Bei dem mexikanischen Balletttänzer Fernando (Isaac Hernández), der offen bar aus so einfachen Verhältnissen kommt, dass es nicht einmal für einen Nachnamen gereicht hat, handelt es sich um die Stahlstreben der Ab schiebehaft. Jennifer McCarthy (Jessica Chastain) hingegen sitzt in dem gol denen Käfig ihres Erbes und ihrer Charityverpflichtungen. Als Kunstmäzenin wird sie von ihrem Vater und Stiftungsvorsitzenden weniger für ihre Arbeit als für ihre Schönheit gelobt – die für ihn jedoch insofern wertlos ist, als seine Tochter keine Kinder bekommen kann. Jessicas Bruder ist mit Frau und Kindern in jeder Hinsicht der deutlich größere Erfolg. Geradezu gönnerhaft geneh- migt er ihr in der Familienstiftung eine weitere Finanzierungsrunde für die Ballettakademie in Mexiko-Stadt – ihr kleines, steuerlich absetzbares Herzens- projekt, bei dem sie ihre Wohltätigkeit im Fall von Fernando mittlerweile auch auf Naturalien ausgeweitet hat.
Der Geliebte ist erst kürzlich unter Atemnot einem in der Grenzregion zurückgelassenen Lkw entstiegen. Bei Jennifer in San Francisco sucht er eine Zukunft, die in seiner Vorstellung neben der US-Karriere als Tänzer auch eine öffentliche Beziehung mit ihr umfasst. Sie hingegen, die mit den Umständen seines Lebens nur aus den Nachrichten vertraut ist und Mexi kanern ansonsten eher in Dienstleis- tungsverhältnissen begegnet, möchte sich ungern mit einem jüngeren Lieb- haber ohne Aufenthaltsstatus zeigen. Zumindest nicht in ihrer Heimat. Dort hat Fernando in einer Version zu existieren, die sich nur geringfügig von der ihres restlichen Personals unterscheidet. Diese anhaltende Demütigung führt zum zentralen Konflikt des Films. Michel Franco stellt all die Ungerechtigkeiten, die sich aus Natio- nalität, Geschlecht und Hautfarbe er geben, einander gegenüber und das damit einhergehende Machtgefälle aus. Zuweilen wirken die Szenen der Ausbeutung ein wenig aufdringlich, nur kann dem Film wohl kaum die Realität vorgeworfen werden, die er abbildet. Das Schauspiel von Isaac Hernán- dez, der ansonsten am New Yorker American Ballet Theatre arbeitet, geht dabei leider kaum über die Zeichnung
eines gut aussehenden talentierten Tänzers hinaus. Der Film verlässt sich darauf, dass Persönlichkeit und Hin tergrund seiner Figur mit biografi schen Details hinreichend beschrie- ben sind. Jennifer wird mehr Komplexität zugestanden, und Jessica Chastain spielt sie mit einer beeindruckend eisigen Gefasstheit. Das Begehren ihrer Figur drückt sich hauptsächlich als Besitzanspruch aus. Ihre unter- schiedlichen Gemütszustände wiede- rum sind bestens an ihrer Frisur zu erkennen: Nur in Momenten der Gelöstheit, die oftmals mit den um- fangreichen Sexszenen zusammen fallen, trägt Jennifer ihre Haare offen und nicht wie ansonsten in einem strengen Dutt. Überhaupt entsprechen ihre wech- selnden Kostüme in neutralen bis kalten Farben exakt der Temperatur des Films, der nicht nur aufgrund der Ballettszenen wirklich schön anzu sehen ist. Umso interessanter der Bruch, wenn der Film in den letzten 20 Minuten zu einem aufregend bru- talen Erotikthriller mutiert. Nachdem zuvor modern-zivilisierte Formen von Herrschaft und Gewalt durchgespielt wurden, bricht nun eine rohe körper- liche Aggression hervor. Und in der sind sich Jennifer und Fernando dann ernüchternd ähnlich.
Jetzt anmelden!
www.vorlesetag.de
Illustration: www.gertalbrecht.de
Illustration: Jan Robert Dünnweller für DIE ZEIT
ANZEIGE
Stadt, ein Rausch
Eine verlässt man mit schwankenden Knien
Eine Orgie der Gewalt und der Schönheit: Szene aus Carolina Bianchis epischer Performance-Trilogie »Cadela Força« A
ls man nach zehn Stunden aus dem Theater wankte, war die Party lange nicht vorbei. Um Mitternacht schien die Stadt noch vollzählig auf den Bei- nen. Die Stadt, das ist in die- sen Tagen des Theaterfestivals nicht die Bevölkerung von Avignon. Es sind, neben der steten Flut der Provence-Touristen, die ihre Taschen mit Lavendelseife füllen, die Schauspielerinnen und Schauspieler, Tänzerinnen, Sänger und Dramatikerinnen, die Unentdeckten und die Erweckten, vor allem aber die vielen, vielen, erstaunlich jungen Theatergänger, die in dieser kleinen, geschichtsträchtigen, von einer trutzigen Mauer beschirmten und sich für ein paar Wochen im Juli zur Theater-Welthauptstadt emporinszenierenden Stadt ihr heiliges Spiel ver- teidigen wie die Gegenpäpste ihren Heiligen Stuhl vor 700 Jahren. Wobei – auch das Festival hat seine Gegen veranstaltung, das Off Avignon: das unabhängige, unkuratierte, junge Programm am Rande der Hauptveranstaltung. Mit rund 1.700 Stücken und 27.000 Vorstellungen, 1.400 Theatergruppen und 300.000 Besuchern ist es zahlenmäßig längst das größere Ereignis. Keine noch so kleine Bühne bleibt ungenutzt, im Stundentakt wechselt von morgens um zehn bis spätnachts eine Vorstellung die andere ab, und wenn sie gerade nicht spielen, laufen die Theatergruppen in der Gluthitze durch die rettungslos überfüllten Gassen und rezitieren und singen aus ihren Stücken, als gäbe es nichts, aber auch gar nichts anderes auf der Welt als Theater. Sogar Frankreichs WM-Aus am National feiertag verrauschte im Taumel des Spektakels. Man wähnt sich in Avignon darum auch eher auf einem Volksfest als auf einer Veranstaltung der Hochkunst. Dabei will das offizielle Programm gar nicht elitär wirken. Die Tickets, sofern man
ANZEIGE
Carolina Bianchi,
brasilianische
Autorin und
Performerin
VON SVEN BEHRISCH
an sie herankommt, sind mehr als erschwinglich, ab 15 Euro ist man »in« wie »off« meist dabei, und in der ganzen Stadt, ob man neben der Dame mit dem Haarnetz im Café sitzt oder neben dem Menschen im Netzshirt auf der Kirchenbank, herrschen ein kommunenhaftes Gefühl der Zusammengehörigkeit und ein unaufhörliches Gespräch, das nur ein einziges Thema kennt: was man gesehen hat, was gut war, was nicht, worum es ging. Ja, worum geht es in Cadela Força, dieser zehn- stündigen und hier in Avignon erstmals komplett aufgeführten Trilogie der brasilianischen Autorin und Performerin Carolina Bianchi? Es ist ein Ereignis, das man um 14 Uhr verschwitzt betritt und gegen Mitternacht mit schwankenden Knien wieder ver- lässt. Es ist, vielleicht, der Höhepunkt dieses Festivals, so brutal, so nackt, in jedem Sinne. Vor drei Jahren wurde Bianchi mit dem ersten Teil der Trilogie in Avignon schlagartig berühmt. A Noiva e o Boa Noite Cinderela, »Die Braut und das ›Gute Nacht Cinderella‹«, so heißt der Auftakt, und er beginnt ganz leise. Bianchi spricht, auf Portugiesisch, darüber, wie die Kunst seit der Antike Gewalt an Frauen verherrlicht, sie spinnt einen blutigen Faden zu den Femiziden der Gegenwart und beginnt dann, sich einen Wodka Tonic zu mischen, in den sie sich K.-o.-Pulver schüttet. Ein Pulver, in Brasilien »Gute Nacht, Cinderella« genannt, mit dem Frauen wie Gisèle Pelicot vor Vergewaltigungen außer Gefecht gesetzt werden – der Prozess gegen ihre Peiniger fand nur ein paar Hundert Meter entfernt im Justizpalast von Avignon statt. Dann trinkt Bianchi, spielt weiter, bis das Mittel wirkt, und bricht zusammen. Und während ihre fantastische Truppe mit einer Tanz- und Gesangs-Performance das Geschehen übernimmt, sie bewusstlos erst in einen Kofferraum verfrachtet und ihr dann auf der Motorhaube eine Kamera in die Vagina einführt, redet Bianchi einfach
der Kunst
weiter. Ihr Text wird auf Tafeln eingeblendet, neben dem Livestream aus ihrem Uterus. Überhaupt ist dieses peinigend körperliche Spiel eine Reflexion auf die Sprache und die Frage, wie sich das eine in das andere übersetzt, wie Prosa und Performance, Sprachgewalt und körperliche Gewalt, Leib und Seele, Welt und Theater mit einander verbunden sind. Verschiedene Textebenen überlagern und kommentieren sich wechselseitig: der gesprochene Text, die Projektion der Über setzung, die literarischen Quellen von Dante bis Emily Dickinson, aus denen Bianchi zitiert, eine Art auktorialer Erzähler, der die Gedanken der Autorin kommentiert, und schließlich ein dicker Blätterstapel, an den sich Bianchi unentwegt klammert wie an ein Überlebensmanual. In Brotherhood (»Bruderschaft«), dem zweiten Teil der Performance, die zugleich Schauspiel, Rezi- tation, Tanz, Lesung, Interview, Textprojektion, auch Puppenspiel und Reenactment ist, sucht sie nach der Ursache der Gewalt. Sie wird fündig im unverbrüch- lichen Zusammenhalt der Männer. Die Wissenschaft mag, was die Begründung angeht, komplexere Argu mente bieten, künstlerisch ist man aber restlos über- zeugt von einem traumhaft tönenden, vollendet harmonischen A-cappella-Männergesang, auf den die sonst dauerredende Bühnenfigur Bianchi in der für sie extremsten Weise reagiert – mit verzweifeltem Schweigen. Und mit der Satire eines Interviews, das sie mit einem fiktiven deutschen Star-Regisseur führt, den sie scheinbar unterwürfig nach seiner Inspiration befragt. Je länger dieser, berauscht von der eigenen Großartigkeit, über sein frühes Rebellen- tum in der deutschen Provinz spricht, seine Triumphe als Regisseur, seine Vorbilder, zu denen »Castorf, Ostermeier, Marthaler, Godard« und, mit einem verbindlichen Lächeln, »natürlich auch viele Frauen« zählen, desto überzeugter ist man, genau diesen Regisseur doch schon Hunderte Male genau so gehört zu haben.
Tauchen Sie ein, in die faszinierende Welt der Kunst. Von den alten Meistern bis zur Gegenwart – erleben Sie mit der WELTKUNST jeden Monat die spektakuläre Fülle künstlerischen Schaffens.
Lesen Sie zwei Ausgaben für nur 18 €, und Sie erhalten die neue WELTKUNST-Ausgabe mit 60 Extra- Seiten zu Ausstellungen im Frühling gratis dazu!
+49-40/42 23 70 70*
Mit Uma Luz Cordial (zu Deutsch in etwa: »Ein Licht von Herzen«), dem dritten Teil, der dieses Jahr Premiere hatte, ist die Trilogie nun voll- ständig. Das Thema der Gewalt mündet in die Gewalt, die das Schreiben selbst bedeutet. Und auch wenn der Monolog, der eine gefühlte Stunde lang auf eine rot gefärbte Leinwand projiziert und von einer infernalischen Orgie nackter Performer begleitet wird, zunehmend in die Innereien des Biografischen kippt, auch wenn man Bianchi in die Selbstzerwühlungen einer Schreibenden nicht immer folgen mag, so ergibt doch dieser letzte Teil erst das ganze Bild. Denn es sind nicht das Blut, die Dauer der Vorstellung, die völlige Verausgabung und nicht der zwischenzeitliche K. o. der Beteiligten, was einem in die Glieder fährt, sondern die pro- duktive Selbstvernichtung dieses monumentalen, brutalen Selbstgesprächs. Die Gewalt, sie schwebt überhaupt als dunkle Wolke über diesem sonnigen Festival, das sein Leiter Tiago Rodrigues seit ein paar Jahren noch sonnengleicher zum Glänzen bringt. Sie schiebt sich über den Ehrenhof des Papstpalasts, wo der französische Regisseur Julien Gosselin im Werk des chilenischen Schriftstellers Roberto Bolaño (dem man auch bei Carolina Bianchi begegnet) den Spuren des Bösen folgt. Und auf ganz andere Weise brutal ist die burleske Darbietung des bel gischen Theaterkollektivs tg Stan, das an einem einzigen Abend fünf auf den Kern gekürzte Stücke Molières nacheinander gibt. Im nahen ehemaligen Steinbruch von Boulbon spielen sie auf einer schlichten, nach drei Seiten offenen Holzbühne vor und mit dem Publikum Szenen, die sich nur vordergründig um Zwangsheiraten und einge bildete Krankheiten drehen. Eigentlich zeigen sie niederträchtige Menschen. Die ihren Nächsten nichts gönnen, die selbstsüchtig sind und geizig und als Klein-Brutalos Keimzelle und Ursprung der großen Brutalität. Die Derbheit, mit der sie
sich auf der nackten Holzbühne Schaumstoff- schlangen um die Ohren hauen, ist dabei im bes- ten Sinne Volkstheater, also das, was Jean Vilar, der Gründer des Theaterfestivals von Avignon, im Sinn hatte: Theater war für ihn »öffentliche Daseinsvorsorge, wie Gas, Wasser, Strom«. Vilar wollte nach dem Krieg eine Infrastruktur für diese Grundversorgung schaffen, die Länder Europas mit Dramenstoff beliefern und ihr Publikum ins Gespräch bringen. Diese Infrastruktur reicht in- zwischen über Europa hinaus. Gastland des offi- ziellen Programms ist in diesem Jahr Südkorea, und kein Stück kommt dem Ideal der globalen Lieferkette dramaturgischer Überlebensmittel so genussvoll nahe wie Haribo Kimchi. In diesem leisen, nostalgisch-kulinarischen Hauptgang des koreanischen Dramatikers Jaha Koo, der auch schon in Deutschland zu sehen, zu riechen und zu schmecken war, bekocht Koo sein Publikum und führt es, geleitet von den Düften, Geschmäcken und Texturen von Kimchi-Pancakes und Gummi bärchen, durch seine stille, knuspernde Welt. Nicht alles zergeht so auf der Zunge – etwa, um bei Korea zu bleiben, die Adaption von Han Kangs Roman Unmöglicher Abschied, gespielt und inszeniert von der italienischen Veteranin Daria Deflorian. Ver- handelt wird das Massaker auf der südkoreanischen Insel Jeju vor 80 Jahren, und auch hier kündigt sich wieder das nackte Grauen an. Doch es findet keinen Raum, wird an entscheidender Stelle abgewehrt von einer kurzen, innigen Umarmung der Protagonis- tinnen – und vielleicht auch von der Schönheit der Spielstätte, dem herrlichen Kreuzgang eines Karme literklosters, der unter dem warmen provenzalischen Sternenhimmel liegt. Dann kommt man heraus aus dem Kloster, noch im Gespräch mit dem Sitznachbarn, trinkt ein Glas Wein und schaut auf die kostümierten Menschen, die ihre Stücke des nächsten Tages über den Platz deklamieren.
Fotos: 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Festival d‹Avignon; Festival d‹Avignon (kl.Foto)
I
A
Tom Kummer beweist: Nordkorea ist der Weltmarktführer
für irre Geschichten VON BENEDIKT HERBER
B
uch wenn es Tom Kummer bekannt lich nervt: Diese Rezension wird ebenfalls mit den gefälschten Inter views beginnen, er möge es bitte entschul digen. Also zur Erinnerung: Um das Jahr 2000 dachte sich der heute 65-jährige Schweizer Hollywood-Reporter für das Magazi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Gespräche mit Super stars wie Pamela Anderson, Sharon Stone oder Mike Tyson aus. Der Medienskandal, der folgte, wirkt wohl deshalb bis heute nach, weil er viele Themen vorwegnahm: Fake News, postfaktisches Zeitalter, aber auch den Hype ums autofiktionale Schreiben. Darüber hinaus steht Kummers literarisches Werk in einem speziellen Resonanzverhältnis zu den Interviews. Das hängt mit Kummers Begründung für die Fälschungen zusammen: Da Superstars ja ohnehin keine echten Persönlichkeiten seien, sondern Projektionsflächen kollektiver Sehn süchte, habe er diese Superstar-Hüllen eben einmal mit etwas Tiefem, etwas Echtem gefüllt. Seine Interviews seien daher als literarisches Projekt zu verstehen, was durch seine expliziten Hinweise jeder hätte durchschauen müssen (den Boxer Mike Tyson etwa ließ er über Hemingway und Einstein philosophier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nennt Kummer die Namen von französischen Poststrukturalisten – um dennoch zum Fazit zu gelangen, er hätte von Anfang an besser Bücher schreiben sollen. Das macht er nun seit zwanzig Jahren. Hymnisch besprochen wurde sein 2017er-Roman Nina und Tom, in dem er vom Sterben seiner krebs kranken Frau erzählt. Klassische Auto fiktion, Fakten und Erfundenes ver mischen sich, aber hier ist es okay, weil Literatur. Und nachdem Kummer sein Familienleben nun schon einmal umfassend ausgeleuchtet hat, kehrt er jetzt zur öffentlichen Kunstfigur zurück. In seiner radikalsten Form: dem Diktator. Die Ausgangslage von Freiwürfe mit einem Diktator beruht auf einer realen Begebenheit: In seiner Jugend ging Kim Jong-un, heute despotischer Herrscher Nord koreas, in Bern zur Schule, der Geburtsstadt Kummers. Dass es sich bei dem pummeligen Jungen um den Sohn des ebenfalls despo tischen Kim Jong-il handelte, war der Schul leitung damals nicht bekannt, zumindest nicht offiziell. Kim erhielt das Pseudonym Pak Un verpasst und gab sich als Spross eines Botschafters aus. Frank Bichsel ist Basketball-Lehrer am fiktiven Elite-Internat Distelberg. Von sei nem ehemaligen Schüler Kimu, wie er ihn liebevoll nennt, erhält er eines Tages eine Einladung nach Nordkorea. Der Diktator wünscht offenbar, mit seinem alten Coach Körbe zu werfen. In Distelberg entspinnt sich daraufhin eine Debatte: Soll Frank die
LIEBE
Tyrannenmörder?
Einladung ablehnen, Haltung zeigen? Oder doch lieber annehmen und nach Pjöngjang fliegen, um Kimu von den Menschen rechten zu überzeugen? Oder, Option drei: der Tyrannenmord? Kummer interessiert sich für den Menschen hinter jenen Erzählungen, die sich in unseren Köpfen eingeschliffen haben: Für die einen ist Kimu ein Gottmensch, für die anderen ein gefährlicher Verrückter. Und für Frank? Der erinnert sich an einen sensiblen, unsicheren Teenager, der den Druck »beim Spielen weg lachen« konnte. Der den Zitronenkuchen von der Konfiserie Reinhard liebte. Und der nach Knoblauch roch, wenn er schwitzte. Welcher Zugang wäre besser geeignet, eine Projektions figur zu dekonstruieren, als die Körperlichkeit des Sports? Und so sitzt jetzt der alternde Coach Frank Bichsel Jahrzehnte später am Krankenbett seiner sterbenden Mutter und schildert ihr sein inneres Ringen: Machte er sich mitschuldig an Kimus späteren Taten, als er dessen Ehrgeiz weckte? Als er ihn beim Joggen antrieb, so wie es »ein guter Coach halt tut«, der seinen Spröss ling auf größere Dinge vorbereitet? »Das konnte doch nicht so falsch sein, oder, Mama?« Diese Frage wird im Laufe der Erzählung eher schablonenhaft diskutiert. Die Stärke des Romans liegt woanders: in der Beziehung Franks zu seiner sterbenden Mutter. Hier scheint dieselbe Zärtlichkeit durch, die schon Nina und Tom eine solche Kraft ver lieh. Jeden Tag kommt Frank ans Sterbebett, um »den schlappen Blumen Wasser zu geben« – um seiner dahinsiechenden Mama also von »Kimu« zu erzählen. Erst sind es Anekdoten aus Kimus Berner Schulzeit, bald ausgedachte Geschichten von der anstehenden Reise nach Pjöngjang. Es sind James-Bond-Bösewicht-Geschichten aus einem James-Bond-Bösewicht- Reich. »Das ist noch nicht alles, Mama. Halt dich fest«, sagt Frank – und haucht der Mutter neues Leben ein. So wird Freiwürfe mit einem Diktator zu einer Ode auf das Geschichtenerzählen, auf die Macht der Fantasie; und auch auf den Eska pismus, auf das Recht, sich einen privaten Schutzraum zu suchen in einer Zeit, in der jede Beziehung politischen Deutungsmustern unter worfen wird. Denn Frank, das wird bald klar, hat kein Interesse am Tyrannenmord. Er will kein Held sein, er will die letzten Stunden mit seiner Mama verbringen. »Hey, Big Man«, sagt er, als er sich auf der Flughafentoilette vor dem Abflug nach Pjöngjang im Spiegel betrachtet: »Bist du nicht Coach Frank, dieses feige Mutter söhnchen aus Bern-Switzerland?« Vielleicht wäre der Zustand der Welt ja ein besserer, wenn wir uns alle hin und wieder daran erinnerten, ein Muttertöchterchen oder -söhnchen zu sein.
Tom Kummer: Freiwürfe mit einem Diktator.
Roman; Tropen, Stuttgart 2026; 224 S., 25,– €
Liegt Ihnen auch die Vielfalt der Natur besonders am Herzen?
Die Bienen helfen uns. Helfen Sie mit, bedrohte Tierarten und Lebens räume unserer Heimat auch für nachfolgaende Generationen zu schützen und den Verlust der Artenvielfalt zu stoppen. Geben Sie eigene Werte weiter: mit einem Testament
Der Schweizer Autor Lukas Bärfuss schreibt über seine Mutter sein vielleicht bestes Buch VON TIMO POSSELT
ei einer Lesung von Lukas Bärfuss im Mai 2018 in Basel hebt ein jun ger Mann die Hand. Er fragt, was Bärfuss jemandem rate, der gerne Schrift steller werden würde. Bärfuss versucht erst auszuweichen, sagt dann sinngemäß: »Umwege.« Im Laufe seines Lebens habe er diese zu schätzen gelernt. Ein Jahr später erhält er den Georg-Büchner-Preis, die höchste Auszeichnung für einen Schrift steller deutscher Sprache. Von den besagten »Umwegen«, die hinter ihm liegen, erzählt nun ein schma les Buch. Es trägt den Untertitel Ein kurzes Buch über meine Mutter und zählt sicherlich zu seinen besten. Die Erzählung setzt ein, als der Sohn dieser Mutter der Meldung ihres Todes in die Dominika nische Republik gefolgt ist. Sie war aus der Schweiz ausgewandert. Voller Scham bemerkt er nun, dass sie bloß noch 60 Franken besaß und verarmt verstarb. »Die Zahl steht auch für sein Leben«, glaubt er und erinnert sich an sei nen ersten Besuch auf der Insel. Mit einer Prostituierten will ihm die Mutter damals eine Freude machen; vom Rassismus und von der Vulgarität der Mutter ist er bald nur noch abgestoßen. Als sie sich voneinander verabschieden, glaubt er, dass sie »einen Moment länger als gewohnt in seinen Armen« liegt. Danach sieht er sie nie wieder. Der zweite Teil des Buches erzählt von seiner Kindheit im Berner Oberland. Der Vater ist im Gefängnis, die Mutter putzt im Autohaus die Neuwagen. Sie ist schön und grausam. Zur Strafe reißt sie den Sohn an den Haaren, bis sie ihm ausfallen. Abends wird sie zur »Königin der Nacht« und arbeitet nahe an der Prosti tution. Ständig lässt sie sich mit zwielich tigen Männern ein. Schließlich verkauft sie den Sohn mithilfe einer Agentur an einen Bauern, bei dem er schwere körperliche
Lukas Bärfuss, 54, bekam
2019 den Büchnerpreis
ohne Liebe
Lukas
Bärfuss:
Königin
der Nacht.
Ein kurzes
Buch über
meine Mutter;
Rowohlt,
Hamburg
2026; 128 S.,
22,– €
zu Gunsten der gemeinnützigen Heinz Sielmann
Stiftung. Wir fördern Natur- und Umweltschutz
sowie das Natur erleben – ganz besonders für
Kinder. Ein kostenfreier Ratgeber zum Thema
Testament und Engagement liegt für Sie bereit.
Arbeit leisten muss und sich in den weni gen freien Stunden in die Bücher flüchtet. Als er schließlich ein Stipendium fürs Lehrerseminar erhält, streicht sie das Geld ein und verschwindet. Der Sohn landet auf der Straße, schlägt sich durch und wird wider alle Umstände Schriftsteller. Er kann es selbst kaum fassen: »Mit mir schien alles in Ordnung, dabei war das mit meiner Bio grafie, nach allem, was ich gelesen hatte, nicht normal.« Auf jeder der 128 Seiten ist zu spüren, wie Lukas Bärfuss sie sich abgerungen hat. Schließlich ist es auch seine Lebensgeschichte. Sprachlich wechselt er dabei ge konnt zwischen kindlicher Nai vität, die die erlebte Härte nur verstärkt, und Lakonie. Er habe nie so etwas wie Liebe von seiner Mutter gespürt, stellt er eher nüchtern als bitter fest. Dennoch ist dieses Buch keine Abrech nung, Bärfuss nimmt seine Mut ter in Schutz: »Niemand trifft eine falsche oder schlechte Ent scheidung mit Absicht, auch meine Mutter tat es nicht.« Viel mehr sieht er den Ursprung für seine düstere, unfreie Kindheit in einer »eugenischen Gesellschaft«, die Arme und Wohnungslose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administrativ kon trolliert, einsperrt und gar sterilisiert hat: von der Verfolgung der »Fahrenden« bis zur Anordnung von Zwangsarbeit für junge Frauen und sogenannte »Verding kinder« durch den Schweizer Staat. »Die verbale und administrative Gewalt setzte sich im Alltag meiner Mutter fort«, schreibt Bärfuss. Darin steckt der ganze moralische Furor, der ihn als politischen Schriftsteller immer schon auszeichnete. Und dieser Satz beweist wieder einmal, dass es Bärfuss, selbst wenn er von der Erschütterung seiner eigenen Kindheit er zählt, nicht um seine Geschichte, sondern immer um alles geht.
ruhig schläft
Schöner als die Realität:
Tucholskys »Schloss Gripsholm«
ch meine, das muss man sich mal vorstellen: Sie geraten da, leicht verkleidet, in eine der sommerfrohesten Liebesgeschichten der deut schen Literatur hinein und erklären Jahrzehnte später: Erstens seien Sie gar nicht diese Prinzessin, zweitens sei der Autor egomanisch und erotoman gewesen; außerdem könnten Sie in dem Buch keinerlei Liebe erkennen. »Hier war kein Quänt chen wirkliches Gefühl, keine Spur von Zärtlich keit, keine Liebe« – das hat die Prinzessin aus Kurt Tucholskys Schloss Gripsholm von 1931 in einem »Enthüllungsbuch« 1962 geschrieben (Lisa Mat thias: Ich war Tucholskys Lottchen). Und dass sie einerseits wohl das Vorbild für jene Prinzessin sei, dass es aber in Wahrheit ganz anders gewesen sei. Ja, was denn sonst? Dafür ist Literatur erfunden worden! Es ist eine Parallelwelt. So schön, wie Tucholsky den Himmel über Schweden beschreibt, ist er nie gewesen, so poetisch und berlino-polyglott- eigenwillig wie die Prinzessin hat nie jemand gesprochen, so leicht war noch kein Sommer, so verzweifelt glücklich befreiend und traurig-herrlich- schön wie die erste Nacht der beiden ist keine Nacht beschrieben worden. Der Erzähler erinnert sich, wie er in den Nächten vor den Ferien sich »in wilder Traumfurcht« im Halbschlaf an die Prinzessin geklammert hat, aus Angst vor der Nacht und dem Leben, und sie ihn lachend fragte: »Willst du mich retten?« Ferien ist, wenn man keine Angst hat: »Aber nun waren Ferien; heute nacht würde ich sie bestimmt nicht retten. Ich legte meine Hand hinüber, auf die Schlafende. Sie seufzte leise und veränderte ihre Lage. Schön ist Beisammensein. Die Haut friert nicht. Alles ist leise und gut. Das Herz schläft ruhig. Gute Nacht, Prinzessin.« Ich meine – da muss man erst mal drauf kommen, sich aus diesen Szenen rauszuschreiben und auf eine sogenannte Wirklichkeit zu pochen. Wer will denn da hin?! In den erfundenen Briefen, die der Autor am Anfang des Buches mit seinem Verleger, dem alten Rowohlt, wechselt, der ihn ermuntert, mal wieder eine Liebesgeschichte zu schreiben, erwidert Tucholsky: »Die Sache ist nicht leicht. Sie wissen, wie sehr es mir widerstrebt, die Öffentlichkeit mit meinem persönlichen Kram zu behelligen – das fällt also fort.« Wie dezent sein Hinweis auf die wahre Identität jener Prinzessin: Das Buch trägt die Wid mung »Für IA 47 407« – das Kennzeichen von Lisa Matthias’ Chevrolet-Cabrio, mit dem sie durch Europa fuhr, um Zeitungstexte zu schreiben. Und dass er sich das Buch würde ausdenken müssen, das hat er seinem Verleger auch geschrieben: »Ja, eine Liebesgeschichte ... lieber Meister, wie denken Sie sich das? In der heutigen Zeit Liebe? Lieben Sie? Wer liebt denn heute noch?« VOLKER WEIDERMANN
Illustrationen: Kim Melina Bertram für DIE ZEIT (stellt nicht die originale Gestaltung der Bücher dar); Sebastion König für DIE ZEIT (r.); Foto: Alberto Cristofari/Contasto/laif
Abwechselnd schreiben an dieser Stelle
Berit Dießelkämper über Unterhaltungsliteratur,
Volker Weidermann über Liebesromane,
Marlene Knobloch über Lebenshilfebücher und
Simone Buchholz über Krimis
Testamentseröffnung
Geschäfts-Nr. EL260373-L: Am 02.04.2026 ist mit letztem Wohnsitz in Zürich gestorben:
Jürgen Hans Ulrich Rogall, geboren am 10.01.1938, von Zürich und Urdorf ZH, Sohn des Andreas Rogall und der Hedwig Frieda geb. Kromm.
MitUrteilvom29.Juni2026wurdedasTestamentderverstorbenen Person durch die An-meldestelle eröffnet.
Diese Auskündigung richtet sich an die nicht bedachten gesetzlichen Erben aus der elterlichen Verwandtschaft der verstorbenen Person.
Die testamentarisch eingesetzten Erben haben das Recht, einen Erbschein zu verlangen und über die Erbschaft zu verfügen, falls die gesetzlichen Erben der verstorbenen Person dagegen nicht opponieren und innert einer Frist von einem Monat beim Einzelgericht Erb-schaftssachen (Adresse siehe unten) schriftlich Einsprache gemäss Art. 559 ZGB erheben. Mit der Einsprache habendiegesetzlichenErbenihreVerwandtschaftzurverstorbenen Person nachzuweisen. Sie haben das Recht, beim Einzelgericht Erbschaftssachen Einsicht in das Testament zu nehmen und eine Testamentskopie zu verlangen. Eingaben an das Ge-richt haben in deutscher, französischer, italienischer oder englischer Sprache zu erfolgen.
D
Sommer, alles war Musik
Soundtrack der Nullerjahre. Jetzt hat sie
ein neues Album. Nur die Erinnerung an früher ist
so viel schöner VON MICKY BEISENHERZ
ie Schultern von der Sonne verbrannt und eingepellt im dunkelblauen Tanktop. Der Sand von der Strandperle zwi- schen den Zehen. Es ist der Sommer 2006. Die Welt ist keine Auster. Sie ist eine ganze Meeresfrüchteplatte. Ich bin ein einziges großes Endorphin. Die Nachmittags- sonne taucht alles in becksgoldenes Licht. Nur vier Stationen bis zur Reeperbahn. Knapp acht Minuten. Oder einmal Transatlanticism von Death Cab for Cutie. Death Cab for Cutie haben nun ein neues Album veröffentlicht. Gut, das machen andere Bands auch. Aber keine hat die Zeit in der Mitte der 2000er so geprägt wie die Band von Ben Gibbard. Der heute wie ich 49 Jahre alt ist, ergraut und geschieden. Zugegeben, im Gegen- satz zu ihm war ich nie mit Zooey Deschanel zusammen. Aber selbst sie hat mittlerweile ver- mutlich mal Gesundheitsschuhe gegoogelt und über eine praktische Frisur nachgedacht. Death Cab for Cutie, diese Band für alle, die sehnsuchts- voll und ein wenig unerlöst durch die Welt wippten, das war der Soundtrack einer Zeit, in der ich, in der wir schon mitten im Leben stan- den. Wobei das Leben sich gefälligst um uns herumzuranken hatte. Dieser Sommer, dieses Jahr 2006. Das war unser Triumph. Die Schule lag schon eine ganze Weile hinter mir. Ich hatte feste Arbeitszeiten, aber genügend Energie, mit wenig Schlaf aus- und viel Restalkohol im Büro anzukommen. Die Wochenenden fingen am Donnerstag an. Möglicherweise schon am Mittwoch. Wir hör- ten Jimmy Eat World, die Strokes, die Kooks, ja, sogar Coldplay waren noch kein singender Freizeitpark, und der größte Aufreger war, dass ich beim Konzert am Fühlinger See 50 Minu- ten am Bierstand warten musste. Mein Gott, die Musik. Alles war Musik! Kein Wunder. Das Wunder von Cupertino lag noch nicht lang zurück. Hatte ich kurz zuvor noch einen Schuhkarton selbst gebrannter CDs auf dem Bei- fahrersitz meines Golf 2 (der schwarze mit dem einen roten Kotflügel), konnte ich meine Musik- bibliothek nun in einem Wundergerät namens iPod bei mir führen. Omma Lore hatte mir
ANZEIGE
HANNOVER
Astor Grand Cinema,
Kino am Raschplatz
HEIDELBERG
Die Kamera, Luxor
Filmpalast
HEILBRONN
Kinostar Arthaus
JENA
CineStar
Der Filmpalast, Kino
im Schillerhof
KAISERSLAUTERN
UCI Kinowelt , Union
Studio
KARLSRUHE
Schauburg, Filmpalast
am ZKM
KASSEL
Bali Filmtheater, Film-
palast
KÖLN
Cinedom, Cinenova,
Cineplex, Rex Am Ring
LEIPZIG
CineStar, Cineplex, Ki-
nobar Prager Frühling,
Passage, Schauburg
LÜBECK
Filmhaus
MAINZ
Cinestar
Anschubhilfe für diesen porzellanweißen Zauber- kasten gegeben. Die ersten 2.500 Songs übertrug ich noch händisch mit dem Notebook (war das von Medion? Ich glaube, ja). Wer noch nie bei flirrender Hitze durch die Stadt spaziert ist und über die Shuffle-Funktion das erste Mal im Leben Sébastien Telliers La Ritournelle gehört hat, na, der hat doch nie wirklich gelebt! Und immer, immer wieder Death Cab for Cutie. Auch melodischer Estrich der damals unverzichtbaren US-Serie O.C., California. Es soll Frauen gegeben haben, die Dates vorzeitig beendeten, um rechtzeitig vor dem Fernseher zu sein. Adam Brody alias Seth Cohen war der hand- some witty young guy einer Generation, deren männliche Helden leicht verwuschelt mit Röhrenjeans und Bier ihre Zwanziger verfeierten. Wir hatten Bier, wir hatten Mexikaner, sogar die Nationalmannschaft war überraschend un scheiße. Was sollte uns denn aufhalten! Wie einst Seth Cohen am Ende der – war es die erste? – Staffel zu Jeff Buckleys Hallelujah in die Unge- wissheit hinaussegelte, so ließen auch wir uns immer wieder auf alles ein, was nach Spaß klang. Das Leben als Mystery-Box. Nur ohne Nieten. Wobei das natürlich Quatsch ist. Wie un- glücklich war ich, als ich mich im Frühjahr von meiner Freundin getrennt hatte. Lenah. Ein tolles Mädchen. Nach zweieinhalb schönen Jahren war Schluss. Ich hielt’s für das Richtige. Was wusste ich denn schon? Am letzten Abend saßen wir schluchzend vor der Couch. Sie: »Wenn du schon gehst, du Arsch, dann lass mir wenigs- tens den iPod.« Humor hatte sie. Hat sie heute noch. Ich wüsste heute gerne, was damals wohl so alles auf dem iPod drauf war. Meine Omma hat mir ’nen Vogel gezeigt. Meine Mama war auch überrascht. Ja, sogar mein Papa war traurig. Davor hatte ich es nie weiter als bis nach Bochum geschafft, geschweige denn nach Köln. Und nie besonders lange Beziehungen geführt und danach alles dafür getan, mich möglichst bald unglücklich in Hamburg zu verlieben: Fritzi. Perfekter Stoff für O.C.-mäßiges Drama. Kennengelernt hatte ich sie auf einer meiner Hamburg-Touren, wenn mein Cousin Tömmes, mein Freund Vogel, mein Bruder, ich und andere
AACHEN Eden Palast AUGSBURG Thalia, CineStar, Lech- flimmern BERLIN Adria Filmtheater, CU- BIX, CineMotion Hohenschönhausen. Cinema Paris, Cinestar Hellersdorf, Cinestar Tegel, Eva Lichtspie- le, Filmtheater am Friedrichshain, Kino „Spreehöfe“, Kino Uni- on, Kino im Kulturhaus Spandau, Kino in der Kulturbrauerei, UCI Eastgate Marzahn, UCI Gropius Passagen, UCI Luxe East Side Gallery, Zoo Palast BOCHUM Casablanca, UCI Ruhr- park BONN Kino in der Brotfabrik, Kinopolis Bad Godes- berg BRAUNSCHWEIG Astor Filmtheater BREMEN Cinestar Der Kristallpalast, Gon- del Kino, Schauburg
DORTMUND
CineStar, Schauburg
DRESDEN
Neues Rundkino, Pro-
grammkino Ost, Schau-
burg, UCI Elbe Park,
Zentralkino
DUISBURG
Filmforum, UCI Kino-
welt Duisburg
DÜSSELDORF
Atelier
Kino im Savoy, Cine-
star, UCI Kinowelt Düs-
seldorf, UFA
Palast
ESSEN
Astra Filmtheater,
Lichtburg
FRANKFURT AM
MAIN
CineStar Metropolis ,
Cinema
FREIBURG
Harmonie Kinos
HALLE (SAALE)
Luchs Kino am Zoo
HAMBURG
Blankeneser Kino,
Kinopolis HafenCity,
Passage, UCI Kino-
welt Mundsburg, UCI
Wandsbek, Zeise
Freunde in die Stadt einfielen. In meinem alten T3 Bulli. Reeperbahn, die Stereoanlage voll auf- gedreht. Love Is Only a Feeling von The Darkness als Einlaufhymne. Wie der Walkürenritt bei Apocalypse Now. Hamburg, wir wären dann da! Logo. Hans-Albers-Platz. Nachtlager. Die Esso- Tanke. Die Kleidung war körperbetont und so farbenfroh, wie es die tiefen V-Neck-Shirts von American Apparel gerade hergaben. Die Boxer Briefs habe ich noch heute. Vom Rest sollte man sich als Mann in den besten Jahren trennen. So sportlich man noch sein mag. Das Hotel Hong-Kong war unser Hub. »Hotel« ist ein Euphemismus für eine Kneipe mit 17 miesen Gästezimmern hinter der Bar, die Türschlüssel fast so groß wie der Baseball schläger von Wirt Puma Ralle unterm Tresen. »Die Hausordnung!« Alles klar. Hier bin ich morgens schon vollständig bekleidet mit blutiger Nase wach geworden und hab mit einem Astra auf den neuen Tag ge- blickt. Wir entlohnten die Wirte damit, ihre Jukebox zu befüllen. Neben Bata Illic oder Lena Valaitis konnte man plötzlich The Hives, Editors oder Gabrielle von Ween anwählen. Da haben die Hafenarbeiter am Tresen mal kurz von ihrem Holsten hochgeschaut. Gabrielle. Der beste Song von Thin Lizzy, den Thin Lizzy nie geschaffen haben. War Musik jemals mehr ein persönliches Statement als auf unseren MySpace-Accounts? Konnte man jemandem KEINE Freundschaft- anfrage schicken, der Like Eating Glass von Bloc Party auf der Startseite hatte? Diese Boxbude von einem Song! Diese irrlichternde Hymne jugendlicher Zerrissenheit! 2006: Auch im Entertainment ein gutes Jahr. Daniel Craig wurde ein neuer, so völlig anderer Bond. Ich arbeitete fürs Fernsehen und turnte als Comedy-Autor am Set herum. RTL inves- tierte damals ein Heidengeld in seine Comedy- shows. Sogar für Reisesendungen war welches da. Dubai. Rio. L. A. Die Einreise in die USA, Sonderbefragung in einem Raum voller Mexi- kaner, dazu ein Typ im Elvis-Kostüm. Die USA waren fünf Jahre nach 9/11 besonders paranoid. Und war George W. Bush nicht der denkbar schlimmste Präsident? Eben. Nach zehn Stunden
MANNHEIM
Odeon Kino
MARBURG
Capitol
MÜNCHEN
ABC Filmtheater, City
Atelier, Mathäser
Filmpalast, Rio Palast
MÜNSTER
Schloßtheater
NÜRNBERG
Cinecitta
OLDENBURG
Casablanca
OSNABRÜCK
Cinema
Arthouse
POTSDAM
Thalia, UCI Kinowelt
REGENSBURG
Regina, Wintergarten
Kino
STUTTGART
Atelier am Bollwerk,
Das Metropol
TÜBINGEN
Museum Lichtspiele
WIESBADEN
Apollo
Center
WÜRZBURG
Central im Bürgerbräu
Der Autor in Los Angeles, Sommer 2006
Flug endlich Empfang auf dem Handy. Keine
Nachricht von Fritzi. Und das nach zehn Stun-
den Transatlantikflug. War da nicht mehr?
Nichts? Gar nichts?
Transatlanticism.
I need you so much closer.
Sehnsucht. Sonne. Der Ozean.
Auftritt Phantom Planet.
»Californiaaaa. Californiaaaa.
Here we coooome.«
Rodeo Drive, Beverly Hills, Newport Beach, da, wo Seth Cohen und die anderen wohnen! Party auf dem Sunset Strip gegenüber dem Viper Room, in dem sich ein gutes Jahrzehnt zuvor River Phoenix in die Unsterblichkeit über dosierte. So viele Eindrücke. Wenn es doch nur ein Gerät gäbe, das Handy, Kamera und iPod vereint. Aber auf so was kam ja wieder niemand! Zurück in Deutschland. Omma Lore in Castrop im Krankenhaus, und wir mussten uns bis zur Verwandtschaft in Gießen durch- telefonieren, bis wir einen Arzt fanden, der sie mit 81 noch an der Wirbelsäule operieren wollte. Mama und Papa verfluchten Typen wie den Junge-Union-Vorsitzenden Philipp Miß- felder, der die Debatte aufbrachte, ob Leute jenseits der 80 noch Zahnersatz oder ’ne neue Hüfte brauchen. Meine Fresse. Komplett californicated wrang ich das Leben aus den Tagen: Sommer. WM. Fünf Tage Castroper Altstadtfest. Feiern, trinken, Caipirinha-Plastikbecher in der Hand. In der Morgensonne heimkommen. Aufstehen um halb zehn. Warum schlafen, wenn man rauschen kann? Es ist schon fünf, eigentlich willst du gehen, du bist sogar schon draußen, dann spie- len sie drinnen No One Knows von den Queens of the Stone Age, und dir bleibt nichts anderes übrig, als mit steifer Oberlippe kopfnickend zurück in den Club zu gehen. Unter dem Schreibtisch pulten wir uns den Sand aus den Zehenzwischenräumen. Wir waren ja die meiste Zeit in irgendwelchen Beachclubs (gibt es noch Beachclubs?). Im Solendo am Dort- munder Hafen sahen wir fast die komplette WM. Bis auf das Achtelfinale gegen Schweden. Da feierte Tömmes seine Hochzeit. Hilfe, was musste
der denn schon heiraten! Der war wie ich doch auch erst 29. Hoch-Zeit auch beim DFB. Poldi und Schweini gegen die Schweden. 2 : 0. Die Feiergesellschaft schon um 17 Uhr am Toben! Lenah war auch eingeladen. Hatte sie das erste Mal seit Monaten wiedergesehen. Es ging ihr offensichtlich gut. Mir mit meinem trostlos leeren SMS-Speicher gerade mal wieder weniger. No signs of human contact. Ben Gibbard konnte aus dem Leiden wenigstens große Kunst schälen. Was hatte ich denn? Sollte ich mein Elend ein- bauen in Witze für Mario Barth? Ich hatte mich verpokert. Ich war der Wendeverlierer. »I will follow you into the dark.« Ein Angebot, das fritziseitig ungenutzt blei- ben sollte. Gibbards schmachtende Stimme half mir. Ihm ging’s immer genau wie mir. Strampelnd gefangen in einem Topf voll Sehnsuchtssoße, und die Beine wurden langsam müde. Im Sand des Dortmunder Hafens sahen wir das Ende des Sommermärchens. Null zu zwei gegen Italien. Enttäuschtes Stapfen durch den Sand. Das war’s dann. Der Sommer sollte noch eine Weile bleiben, doch so schön wie in die- sen Wochen war es nie wieder. I don’t recall a single care Just greenery and humid air Then Labor Day came and went And we shed what was left of our summer skin (...) ’Cause the season’s change was a conduit And we’d left our love in our summer skin
Im Jahr darauf sollte ich meine spätere Ex-Frau kennenlernen, Fritzi ist, soweit ich das beurteilen kann, glückliche Mama. Oh, und Adam Brody ist immer noch cool. Im Netflix-Hit Nobody Wants This spielt er nun den handsome middle-aged witty guy. Die letzten zwanzig Jahre waren gut zu ihm. Und das neue Death-Cab-Album? Ach, das ist schon in Ordnung. Ganz schön. Zwar auch ein Trennungsalbum. Aber mit 49 leidet man nicht mehr ganz so schwungvoll. Das Leben ist leichter. Das ist doch auch was.
Foto: privat
AACHEN
SUERMONDT-LUDWIG-MUSEUM bis 23.08.2026: Das Glück dieser Erde. Dürer, Rubens, Goya: Pferde in der Kunst - Meisterwerke von der Antike bis heute. www.suermondt-ludwig-museum.de
ACHBERG
Schloss Achberg bis 18.10.2026: Karl Hofer www.schloss-achberg.de, Tel. 0751859510, info@schloss-achberg.de, Fr 14-18, Sa, So, Feiertag 11-18
BACKNANG
Galerie der Stadt Backnang, Petrus-Jacobi-Weg 1 bis 09.08.2026: Philipp Hennevogl – Die Haut der Dinge Tel. 0719-894477, Di-Fr 16-19, Sa 11-18, So 14-18 Uhr
BADEN-BADEN
Staatliche Kunsthalle Baden-Baden 13.06.2026 bis 10.01.2027: Bloom up! Die Sprache der Blumen www.bloomup-ausstellung.de, Di-So 10-18 Uhr
BERGISCH GLADBACH
Kunstmuseum Villa Zanders bis 16.08.2026: Zeichenräume bis 31.10.2026: Am Rande des Vulkans. Blut als Material in der Kunst bei Peter Gilles im Dialog mit Joseph Beuys, Felix Droese, Jenny Holzer, Birgit Kahle, Hermann Nitsch und Anna Sudermann, Kabinettausstellung bis 15.11.2026: James Ensors fantastische Welten. Druckgraphik aus der Samm- lung Quinensor Konrad-Adenauer-Platz 8, www.villa-zanders.de
BERLIN
Berlinische Galerie –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bis 14.09.2026: Marc Brandenburg 20th Century Debris bis 03.08.2026: Brigitte Meier-Denninghoff Skulpturen und Zeichnungen bis 17.08.2026: Monira Al Qadiri Hero www.berlinischegalerie.de, Alte Jakobstr. 124–128, 10969 Berlin, Mo, Mi-So 10-18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is 18.10.2026: Natur und deutsche Geschichte. Glaube – Biologie – Macht bis 31.10.2027: Objekte. Geschichte. Geschichten. Blick in die Sammlung Humboldt Forum bis 01.08.2026: Durchlüften Sommerfestival im Schlüterhof mit Live-Acts und DJs, Eintritt frei bis 30.11.2026: Geschichte(n) Tansanias Ausstellung, Programm; Tickets online Dauerausstellung: On Water WasserWissen Ausstellung mit Programm im Hum- boldt Labor, Eintritt frei Dauerausstellung: Ausstellung des Museums für Asiatische Kunst und des Eth- nologischen Museums Neupräsentation der Sammlungen; Tickets online Dauerausstellung: Berlin Global Berlin Ausstellung; Tickets online Dauerausstellung: Geschichte des Ortes Skulpturensaal, Videopanorama, Schloss- keller, Eintritt frei humboldtforum.org, Schloßplatz, 10178 Berlin, Mo, Mi-So 10:30-18:30 Uhr PalaisPopulaire bis 17.08.2026: Seeing Words, Reading Images. Die Written Art Collection im Dialog mit der Sammlung Deutsche Bank www.palaispopulaire.db.com Tel. 030-202093-0, Unter den Linden 5, Mi-Mo 11-18, Do 11-19 Uhr
BONN
Bundeskunsthalle, www.bundeskunsthalle.de bis 23.08.2026: PETER HUJAR. EYES OPEN IN THE DARK bis 09.08.2026: AMAZÔNIA. INDIGENE WELTEN bis 25.10.2026: SEX WORK.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SEXARBEIT
BOTTROP
Josef Albers Museum Quadrat Bottrop 14.06. bis 11.10.2026: Richard Paul Lohse 28.03. bis 08.11.2026: 50 Jahre Quadrat, Eintritt frei www.quadrat-bottrop.de, Tel. 02041-372030, Anni-Albers-Platz 1, 46236 Bottrop, Mi, Fr-So 11-17, Do 11-19 Uhr
BRAUNSCHWEIG
Städtisches Museum Braunschweig bis 20.09.2026: Mit eigener Stimme. 75 Jahre 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 land. Am Löwenwall, www.braunschweig.de/museum, Di-So 11-17 Uhr
DARMSTADT
Hessisches Landesmuseum Darmstadt, www.hlmd.de bis 27.09.2026: Hedwig Kruse Eine Druckkünstlerin lebt ihren Traum Tel. 06151/3601200, Friedensplatz 1, Di, Do-So, Fei. 11-18, Mi 11-20 Uhr
DORTMUND
Dortmunder U – Zentrum für Kunst und Kreativität bis 26.07.2026: Müll. Eine Ausstellung über die globalen Wege des Abfalls bis 26.07.2026: Robotron. Arbeiterklasse und Intelligenz., Eintritt frei 24.07. bis 23.08.2026: Rundgang Kunst der TU Dortmund 2026, Eintritt frei bis 20.09.2026: die digitale Straße, Eintritt frei bis 04.10.2026: SAFT!!! Ein Escape-Room-Ausstellungs-Experiment über Unsterb- lichkeit und ziemlich seltsames Gemüse, Eintritt frei www.dortmunder-u.de, Tel. 0231/50-24723, info@dortmunder-u.de, Leonie-Rey- gers-Terrasse, 44137 Dortmund, Di, Mi 11-18, Do, Fr 11-20, Sa, So, Feiertag 11-18 Uhr
DRESDEN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bis 20.09.2026: im Residenzschloss: Japan auf Papier in Dresden www.skd.museum - Besucherservice: Tel. 0351 4914 2000
ESSEN
mit Analysen zum aktuellen Marktgeschehen, fundierten Informationen zu großen und kleinen Sammelgebieten und den wichtigsten Terminen zu Auktionen, Ausstellungen und Messen weltweit. D I E K U N S T M A R K T Z E I T U N G D E R Z E I T
DUISBURG
MKM Museum Küppersmühle für Moderne Kunst 26.06. bis 01.11.2026: Jaume Plensa – Invisible zusätzlich spektakuläre Installation im Siloraum – „Invisible Anna“ www.museum-kueppersmuehle.de, Tel. 0203 30 19 48 11, office@museum-kueppersmuehle.de, Philosophenweg 55, 47051 Duisburg, Mi-So 11-18 Uhr
EMDEN
Kunsthalle Emden bis 02.05.2027: BILDER, DIE WIR LIEBEN 40 Jahre Kunsthalle Emden bis 02.08.2026: Mischa Kuball eight planets, one star, one world kunsthalle-emden.de, Tel. (04921)975050, Di-Fr 10-17, Sa, So, Feiertag 11-17 Uhr
ERLANGEN
Stadtmuseum Erlangen bis 13.09.2026: Was gibt’s denn da zu lachen? Die komische Kunst des Walter Moers Martin-Luther-Platz 9, www.stadtmuseum-erlangen.de
Museum Folkwang
bis 08.11.2026: ICH, GUSTAVE COURBET. Maler und Rebell
bis 04.10.2026: SAÂDANE AFIF: Affiches
www.museum-folkwang.de, Tel. 0201-8845-444, Museumsplatz 1, 45128 Essen,
Di-So 10-18 Uhr, Do und Fr 10-20 Uhr. Eintritt frei in die Sammlung
Ruhr Museum, UNESCO-Welterbe Zollverein
Dauerausstellung: Natur, Kultur und Geschichte des Ruhrgebiets
Schaudepot/Kokerei: im Rahmen einer Führung buchbar
bis 31.08.2026: Brigitte Kraemer Dokumentarfotografien
bis 10.01.2027: überLeben in der Eiszeit
Gelsenkirchener Str. 181, T. 0201-24681444, tgl. 10-18, www.ruhrmuseum.de
FLENSBURG
Museumsberg Flensburg 15.02. bis 25.10.2026: 150 Jahre Museumsberg - Visionen und Utopien www.museumsberg.de, Di-So, Feiertag 10-17 Uhr
FRANKFURT AM MAIN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www.schirn.de bis 20.09.2026: THE WORLD THROUGH AI Gabriel-Riesser-Weg 3, Di-So 10–19/Do–22 Uhr
FULDA
VILLA Franz Erhard Walther bis 06.09.2026: Jimmy Robert & Franz Erhard Walther | The Intensity of Soft- ness www.villa-few.com, Paulustor 4, 36037 Fulda
HAGEN
Museumsquartier Hagen bis 15.11.2026: Thorn Prikker in Hagen bis 11.10.2026: Von Kollwitz bis Richter. Schätze auf Papier aus dem Osthaus Mu- seum bis 09.08.2026: Rupprecht Geiger: Farbe - Licht - Energie bis 01.11.2026: Emilio Vedova - Mehr als Bewegung um ihrer selbst willen www.kunstquartier-hagen.de, Museumsplatz 1, 58095 Hagen
HALLE (SAALE)
Kunsthalle “Talstrasse“
„TRAUM UND TRAUMA. Expressionismus in Kunst und Film“
bis 09. August 2026 immer Mi, Fr 13-17, Do 13-19, Sa, So, Feiertags 11-17 Uhr
Talstraße 23, 06120 Halle (Saale), www.kunstverein-talstrasse.de
HAMBURG
Bucerius Kunst Forum 08.05. bis 16.08.2026: F.C. Gundlach. You‘ll Never Watch Alone www.buceriuskunstforum.de, Alter Wall 12, Hamburg, tägl. 11-19, Do 11-21 Ernst Barlach Haus - Stiftung Hermann F. Reemtsma bis 11.10.2026: EWALD MATARÉ. >Nichts ohne Natur<. Tierplastiken www.barlach-haus.de, Tel. 040-826085, info@barlach-haus.de, Baron-Voght-Str. 50A, 22609 Hamburg, Di-So 11-18 Uhr HAMBURGER KUNSTHALLE bis 11.04.2027: Skulptural. Die neuen Galerien bis 30.08.2026: Maria Lassnig und Edvard Munch. Malfluss = Lebensfluss bis 04.10.2026: Aber ich | die Welt | ich sehe | Dich bis 11.10.2026: Isa Mona Lisa bis 31.12.2026: Making History. Hans Makart und die Salonmalerei des 19. Jh. bis 14.11.2027: Impressionismus. Deutsch-französische Begegnungen Glockengießerwall 5, Di-So 10-18/Do-21, www.hamburger-kunsthalle.de Museum am Rothenbaum - Kulturen und Künste der Welt bis 30.12.2026: Benin. Geraubte Geschichte bis 29.11.2026: KATZEN! bis 27.06.2027: Bilderechos aus Peru www.markk-hamburg.de, Rothenbaumchaussee 64, Di-So 10-18, Do-21 Eintr. frei 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 Hamburg bis 10.01.2027: Sara Sallam - Fürsorge. Fotografie neu ordnen bis 01.11.2026: Foto: Hans Hansen bis 01.11.2026: Minimöbel: Stühle für Kinder bis 13.09.2026: Wer bist Du? Neue Wege der Besucher*innenbefragung Weitere Ausstellungen auf www.mkg-hamburg.de, Steintorplatz, 20099 Hamburg, Di-So 10-18, Do 10-21 Uhr Stiftung Historische Museen Hamburg - www.shmh.de bis 31.10.2026: Deutsches Hafenmuseum: Besuchersaison bis 18.10.2026: Museum der Arbeit: Franki Raffles bis 07.09.2026: Jenisch Haus: Parkomania Speicherstadtmuseum: Welterbe erleben, ganzjährig
2x gratis lesen
HANNOVER
Landesmuseum Hannover bis 25.10.2026: Aufgetaucht. Philipp Klein im Kreis der Impressionisten www.landesmuseum-hannover.de, Tel. 0511 – 9807 686
KASSEL
GRIMMWELT Kassel bis 24.01.2027: ZWISCHEN GESTALTEN | HELGA GEBERT. Erzählen in Bild und Wort Weinbergstr. 21, Tel. 0561-5986190, www@grimmwelt.de, Di-So 10-18 Uhr
KÖLN
KOLLWITZ MUSEUM KÖLN bis 15.11.2026: KOLLWITZ Ausgewählt. Die persönlichen Best-of der Künstlerin www.kollwitz.de, Di-So, Feiertag 11-18, 1. Do im Monat 11-21 Uhr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Köln (MAKK) bis 27.09.2026: O.M. Ungers – Architektur als Idee bis 27.09.2026: Hans Georg Esch · Der architektonische Blick · epochal – global www.makk.de, An der Rechtschule 7, 50667 Köln, Di-So 10-18, 1. Do Monat-22 Uhr
KÜNZELSAU
MUSEUM WÜRTH bis 08.11.2026: Gertrude Reum. Sammlung Würth und Leihgaben Sammlung Würth, tgl. 11-18h, Eintritt frei, KunstKultur.wuerth.com MUSEUM WÜRTH 2 Bis Frühjahr 2028: FOCUS. Neue Blicke auf die Sammlung Würth Am Carmen-Würth-Platz 1, täglich 10-18 Uhr, Eintritt frei, KunstKultur.wuerth.com
LÜNEBURG
Kunstsammlung Henning J. Claassen 50 Jahre Zeitgenössische Kunst aus 5 Kontinenten www.kunstsammlung-henningjclaassen.de, Do-So 10-17 Uhr
MANNHEIM
Kunsthalle Mannheim bis 08.11.2026: Von Dürer bis Piranesi. Druckgrafik aus der Mannheimer Samm- lung Anton von Klein (1746–1810) bis 11.10.2026: RADIKAL. REAL. Nouveau Réalisme und die Kunst der 1960er Jahre info@kuma.art, Friedrichsplatz 4, Di-So 10-18 Uhr, kuma.art
METTINGEN
Draiflessen Collection 20.05. bis 18.10.2026: MIX & MATCH Einblicke in einen Sammlungskosmos www.draiflessen.com, Tel. 05452/9168-0, Georgstr. 18, Mi-So 11-17, jeder 1. Do-21
MÜNCHEN
Kunsthalle München, 20.3.–4.10.2026, täglich 10–20 Uhr: HAAR–MACHT–LUST 15.4., 20.5., 17.6., 15.7. und 16.9.: 10–22 h, Theatinerstraße 8, 80333 München, www.kunsthalle-muc.de, 089/22 44 12 Literaturhaus München 18.12.2025 bis 31.07.2026: TOVE JANSSON: DIE WELT DER MUMINS literaturhaus-muenchen.de, Salvatorplatz 1, tägl. 11-18
MÜNSTER
LWL-Museum für Kunst und Kultur bis 13.09.2026: Reiselustig. Unterwegs mit dem Hasen Felix Tel. 0251/5907-201, Di-So 10-18, 2. Fr. im Monat 10-24 Uhr, www.lwl-museum-kunst-kultur.de
MURNAU AM STAFFELSEE
Schloßmuseum Murnau bis 26.11.2028: „Paul Klee. Der Poet des Blauen Reiter“ & „Die fabelhaften Alben des Alfred Mayer. Freund und Mäzen des Blauen Reiter“ (bis 8.11.26) www.schlossmuseum-murnau.de, Di-So, Feiertag 10-17 Uhr
NÜRNBERG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bis 06.09.2026: GENIE, IDOL, STAR. Verehrung im 19. Jahrhundert BEHAIM-GLOBUS im GMN ist UNESCO-WELTERBE Tel. 0911-13310, Kartäusergasse 1, Di-So 10-18, Mi 10-20.30 Uhr, Mo geschl.
OBERHAUSEN
LUDWIGGALERIE Schloss Oberhausen ab 10.05.2026: Anja Niedringhaus - An vorderster Front www.oberhausen.de, Tel. 0208 41249 28, Konrad-Adenauer-Allee 46, 46049 Ober- hausen, Di-So 11-18 Uhr
OSNABRÜCK
Museumsquartier Osnabrück Felix Nussbaum – Der Maler bis 30.08.2026: „Van den Yoden“ Jüdisches Leben im spätmittelalterlichen Os- nabrück www.museumsquartier-osnabrueck.de Di-Fr 11-18, Sa+So 10-18 Uhr
REGENSBURG
Kunstforum Ostdeutsche Galerie Regensburg 09.05. bis 27.09.2026: Gert & Uwe Tobias. Lovis-Corinth-Preis 2026 www.kunstforum.net, Di, Mi, Fr-So 10-17, Do 10-20, Feiertag 10-17
Kunstinteressierte.
+49 40/42 23 70 70*
*Bitte Bestellnummer angeben: 2183394
REMAGEN
Arp Museum Bahnhof Rolandseck bis 10.01.2027: Zu den Sternen! Weltraum und Weltflucht seit der Moderne Di-So 11–18 Uhr, www.arpmuseum.org
ROSTOCK
Kunsthalle Rostock 29.03. bis 06.09.2026: Olaf Heine - Human Conditions www.kunsthallerostock.de, Tel. 038144040500, info@kh-rostock.de, Hamburger Str. 40, Rostock, Di-So, Feiertag 11-18 Uhr
SAARBRÜCKEN
Saarlandmuseum - Moderne Galerie bis 18.10.2026: Andy Warhol – Ikonen www.modernegalerie.org, T.0681.9964-234, Di-So 10-18, Mi-20
SCHWÄBISCH HALL
JOHANNITERKIRCHE Dauerausstellung: Alte Meister in der Sammlung Würth Täglich 11-17 Uhr, Eintritt frei, KunstKultur.wuerth.com
SPEYER
Historisches Museum der Pfalz bis 18.10.2026: Superheroes www.museum.speyer.de, Tel. 06232-13250, Domplatz, Di-So, Feiertag 10-18 Uhr
TEGERNSEE
Olaf Gulbransson Museum bis 06.09.2026: ZERO Eine Internationale Künstlerbewegung 1957-1966 Di-So 10-17 Uhr, www.olaf-gulbransson-gesellschaft.de
ULM
Stadthaus Ulm bis 20.09.2026: Im Schatten des amerikanischen Traums. Richard Sharums Amerika-Trilogie, Eintritt frei bis 20.09.2026: Black Cowboys. Sabine Bungert & Stefan Dolfen, Eintritt frei stadthaus.ulm.de, Mo-Mi, Fr, Sa 10-18, Do 10-20, So 11-18 Uhr
VÖLKLINGEN
WELTKULTURERBE VÖLKLINGER HÜTTE
bis 06.09.2026: X-RAY. Die Macht des Röntgenblicks
bis 15.11.2026: URBAN ART BIENNALE
ab 01.11.2026: DAS STÄHLERNE HERZ. Deutschland und Europa im Brennglas
der Völklinger Hütte
bis 27.09.2026: RÉMY MARKOWITSCH. WE ALL (Except the Others) Besucher-
service/Buchungen: Tel +49 6898-9100100, www.voelklinger-huette.org
WAIBLINGEN
Galerie Stihl Waiblingen
25.07. bis 18.10.2026: Angela Glajcar. Not a cruise, a crossing
Eva Mayr-Stihl Platz 1, 71332 Waiblingen, Di-So 11-18 Uhr, Do 11-20 Uhr,
www.papierkunststipendium.de
BREGENZ
Kunsthaus Bregenz, www.kunsthaus-bregenz.at bis 04.10.2026: Cyprien Gaillard – When you expect flutes, it’s whistles Sommeröffnungszeiten: Täglich 10–18 Uhr, Donnerstag 10–20 Uhr
WIEN
ÖSTERREICH
LEOPOLD MUSEUM Dauerausstellung: WIEN 1900. Klimt, Schiele, Kokoschka, ... bis 11.10.2026: PREMIERE! Die Sammlung der Oe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ank bis 10.01.2027: HERBERT BOECKL – HANS JOSEPHSOHN. Zu sehen im Kunsthistorischen Museum in Wien bis 06.09.2026: Canaletto & Bellotto www.khm.at
Vorteile Ihres ZEIT-Abos?
Infos unter:
www.freunde.zeit.de
der ZEIT
Das Programm für AbonnentInnen
S
Kindes ist
einfach Schluss«
gehören wollte, sind empört über die Art, wie er Vater wurde. Doch auch progressive Christen kritisieren ihn aufs Schärfste
eine härtesten und prominentesten Kritiker möchten nicht öffentlich zitiert werden. Aus naheliegenden Gründen: um der gemeinsamen Partei CDU nicht noch mehr zu schaden, um dem Angstgegner AfD nicht noch mehr zu nützen, aber auch aus Fairness. Man wolle nicht das übli- che Sündenbockspiel mitspielen, zumal bei einem Mann, den gerade gar keiner mehr verteidigt. Und vielleicht, warnt ein Priester, der seine Kritik an Jens Spahn besonders entschieden und grundsätz- lich formuliert, schwinge in der plötzlich so ein- helligen Empörung auch Homophobie mit. Wolfgang Thierse dagegen sagt gleich, man solle ihn ruhig zitieren. Das liegt nicht nur daran, dass der Sozialdemokrat in dem Fall Opposition ist und mit 82 Jahren raus aus dem Politikgeschäft, sondern einfach ein Typ Christ, der immer unbe- quem war. Schon in der DDR, mit Anfang drei- ßig, provozierte er seinen Rauswurf aus dem Kul- turministerium, weil ihm das Talent zum Oppor- tunismus fehlte, auch später als Bundestagspräsi- dent blieb er streitbar. Kann sein, dass solche alten Tugenden ein Schlüssel sind zum tieferen Ver- ständnis von Spahns Drama, das ja nur möglich wurde, weil über ein heikles Thema wie Leihmut- terschaft hierzulande nie groß gestritten wurde. Andernfalls hätte Spahn gewusst, was er riskier- te durch diese Art, Vater zu werden. Und seine Parteispitze hätte wohl nicht so spontan zum Kind gratuliert, um sodann in peinliches Schweigen zu verfallen. Die CDU hatte noch im Februar ein Verbot der Leihmutterschaft in ihrem Grundsatz- programm verankert, doch viele Politiker teilten in den letzten Tagen untereinander gruselige Details über die Verträge und Prozeduren, denen Leih- mütter in den USA ausgesetzt sind. Manche lasen davon zum ersten Mal, wie man an ihrem Entset- zen merkte. Und auch in anderen Parteien, auch in den Medien hatten die meisten das Problem offen- bar ignoriert. Oder warum lösten die immer übli- cher werdenden Leihmutterbabys der Popstars bis- lang keinen Eklat aus? »Leihmutterschaft heißt, ich kaufe mir eine Frau, die meinen Wunsch nach Elternschaft erfüllt, und damit indirekt ein Kind«, sagt Wolfgang Thierse. »Das steht nicht nur im Widerspruch zur christlichen Überzeugung von der Würde eines jeden Menschen, sondern auch zum Kantschen Imperativ, dass man einen anderen Menschen niemals als Mittel gebrau- chen darf.« Der wahre Skandal sei nicht, dass Spahn sich über Beschlüsse der CDU hinweggesetzt und das deutsche Recht clever umgangen habe, indem er nach Amerika auswich. Auch nicht die Heuchelei,
Freiheit ohne Rücksicht ausgelebt«
VON EVELYN FINGER
dass er sich als Privatperson erlaubte, was er als Poli- tiker ablehnte. Sondern: »Spahn und sein Ehemann haben die eigene Freiheit ohne Rücksicht auf andere ausgelebt, in dem Fall zum Nachteil der Leihmutter.« Das sei nicht konservativ, sondern ganz modern: »Selbstverwirklichung gilt in unserem Land mitt- lerweile als höchstes Gut. Das ist aber Freiheitsnarziss- mus und bedrohlicher Egoismus.« Viele verstünden nicht, dass ein homosexuelles Paar, das sich die Elternschaft wünscht und das, anders als ein lesbi- sches Paar, kein Kind zur Welt bringen kann, Unrecht begehe, wenn es eine Leihmutter engagiert. »Unser Rechtsstaat garantiert gleiche Rechte für alle, daraus folgt aber nicht das Recht auf ein Kind, wenn dadurch eine Frau in fatale Abhängigkeit gerät.« Thierse, zweifacher Vater und zweifacher Großvater, räumt ein, er verstehe die Sehnsucht nach einem ei- genen Kind als Wunsch nach einem Leben in Fülle. Hier seien Männer abhängig von Frauen, hier sei eine natürliche Grenze, und es gelte, dies anzunehmen: »Es ist mir nicht erlaubt, anderen zu schaden zur Verwirklichung meiner Träume.« Thierse vermutet, dazu gebe es in seiner eigenen Partei sehr unterschied- liche Positionen. Er selbst besteht darauf, dass Freiheit nicht von Verantwortung zu trennen sei, und dazu gehöre Verzicht. »Konservativsein heißt manchmal auch, dass man sich in sein Schicksal fügt.« Johannes zu Eltz, Dompfarrer in Frankfurt am Main, sieht es ähnlich kritisch wie Thierse, aber formuliert die Kritik noch härter. »Wer Leihmutter- schaft gutheißt, hat in einem höheren Staatsamt der Bundesrepublik nichts verloren«, sagt der 68-Jährige, der sich vehement für Reformen i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einsetzt. »Es ist falsch, die tiefe Verbindung zwischen Mutter und Kind zu trennen, ohne Not und mit Vorsatz. Wer so etwas gutheißt, auch wer dazu gratuliert, dem mangelt es an Urteilsvermögen.« Über die persönliche Wahl, die Jens Spahn und sein Ehemann getroffen hätten, wolle er nicht richten, sagt Johannes zu Eltz. Er verurteile auch nicht die Entscheidung von Leihmüttern, und er sehe deren Not. Doch die künstliche Trennung von Mutter und Kind sei menschenrechtswidrig und widerspreche auch dem Wertekanon der Bun- desrepublik. Das gelte unabhängig vom Glauben und unabhängig von der Partei. Allerdings, so zu Eltz, halte er die einmütige Kritik an Jens Spahn nicht in allen Fällen für lauter. »Die neue Offen- heit der CDU für alternative Lebensentwürfe ist bei manchen einfach geheuchelt. Ich denke: Sie halten zwei Männer mit Kind für inakzeptabel. Und jetzt, da Spahn damit krachend scheitert, kommen die heimlichen Ressentiments hoch.« Als Seelsorger erlebe er, sagt zu Eltz, dass Men- schen mit anderer sexueller Orientierung noch
immer nicht als gleichwertig anerkannt würden, allen Lippenbekenntnissen zum Trotz. Mängel gebe es da nicht nur in der Kirche, aber besonders dort. »So verlangt die Barmherzigkeit, dass man gerade jetzt anständig mit Jens Spahn umgeht. Das sagt schon Jesus in der Bergpredigt: Richtet nicht, damit ihr nicht gerichtet werdet.« Der amtierende Bundestagsvizepräsident Bodo Ramelow, 70, Protestant und Linken-Politiker, ist gegenüber der Person weniger gnädig. »Ich halte nichts von Rachsucht. Vergebung ist immer das Prinzip, aber dazu gehört auch Reue.« Was Spahn noch von den USA aus zu seiner Verteidigung vor- gebracht habe, lasse darauf schließen, dass er nicht verstanden habe, was in Deutschland los sei. Vor al- lem: dass sein Handeln im Widerspruch stehe zu dem, was die CDU propagiert habe. »Als Jens Spahn gegen die Leihmutterschaft votierte, wirkte er an der Ungleichbehandlung homosexueller Paare mit. Und indem er gegen sein eigenes Votum verstieß, hat er als politisches Vorbild versagt.« Mit Blick auf den Katholiken Spahn und dessen evangelischen Ehe- mann Daniel Funke sagt Ramelow: »Ich wünsche dem Kind alles Gute.« Der geschasste Fraktionsvor- sitzende, der offenbar seine persönliche Meinung zur Leihmutterschaft geändert habe, müsse nun die Kraft finden, die eigene Zerrissenheit zuzugeben. Wer in diesen Tagen mit christlichen Politikern spricht und mit hochrangigen Kirchenvertretern, der erschrickt, dass unabhängig von politischer oder kirchenpolitischer Orientierung das Urteil über Spahn vernichtend ausfällt. Wobei die Inan- spruchnahme einer Leihmutter von denen, die sich mit dem Thema näher befasst haben, meist als schlimmer gewertet wird als die Heuchelei: dass er offenbar in der letzten Sitzung seiner Fraktion, als
ANZEIGE
gratis lesen.
es um die Leihmutterschaft ging, geschwiegen und das Verbot mitgetragen hatte, obwohl da »seine« Leihmutter schon schwanger gewesen sein muss. Die ZEIT hat für diesen Artikel mit mehr als einem Dutzend Insidern gesprochen: mit ehemali- gen Ministerinnen und Ministerpräsidenten, mit Theologinnen, Pfarrern beider Kirchen und hoch- rangigen Bischöfen. Dabei fiel auf, dass die Frauen nicht milder urteilten als die Männer. Aber dass die Theologen oft vorsichtiger bewerteten als die Politiker – vielleicht eingedenk der Tatsache, dass manche Kirchenrepräsentanten allzu lange durch allzu rigide Urteile und durch die eigene Lebens- führung, die dazu nicht passte, die Glaubwürdig- keit der Kirchen untergraben haben. Trotzdem ist auch bei Pfarrern der Unmut groß. Christine Lieberknecht, 68, Thüringens ehema- lige Ministerpräsidentin und selbst Pastorin, sagt: »Geburt und Menschwerdung sind im Empfinden vieler Menschen weit mehr als ein medizinisch-tech- nischer Vorgang, sie lehnen es daher spontan ab, wenn ein Kind zur Ware wird.« Was Spahn getan habe, sei auch für sie nicht akzeptabel. Aber als zwei- fache Mutter und sechsfache Großmutter verstehe sie seinen Kinderwunsch. Und als Pastorin sehe sie die Last, die er jetzt trage. »Egal welche Fehler wir begehen, letztlich sind wir alle Kinder Gottes. Das ist aber kein Freibrief. Zum christlichen Menschen- bild gehört auch das Wissen um unsere Begrenztheit. Nicht alles, was wir können, sollten wir auch tun.« Viele Spitzenpolitiker der CDU klingen noch weit wütender als Lieberknecht, besonders die, die jetzt im Wahlkampf gegen die AfD stehen. Sie empfinden Spahns Verhalten als das, was es ist: eine Bombe, die den anderen nützt. Diese Kritiker halten sich nicht lange mit christlichen Argumenten auf, sondern kommen gleich zum Grundgesetz: Eine Leihmutter zu engagieren, passe nicht zu Artikel 1, dass die Wür- de jedes Menschen unantastbar ist, dass der Staat sie achten und schützen muss. Keiner, und schon gar nicht ein Regierungsmitglied, dürfe zur Befriedigung seiner Wünsche über andere Menschen verfügen. Hier gehe es nicht um Toleranz gegenüber dem Kinderwunsch homosexueller Paare. Es gehe auch nicht um das C im Parteinamen. Jens Spahn habe dem Grundgesetz zuwidergehandelt und geltendes Recht umgangen. Darüber habe sich die »Anti- Merkel-CDU« zu Tode erschrocken. Doch nicht nur Spahns parteiinterne Gegner, auch echte Parteifreunde sind tief empört, man merkt es an Sätzen wie: »Beim Kauf eines Kindes ist einfach Schluss.« Und: »Das ist moderne Sklaverei. Das muss ein Tabu bleiben.« Und: »Was soll die Ausrede, in den USA sei Leihmutterschaft erlaubt? Man fährt doch auch nicht in den Iran, um sein Bedürfnis auszuleben,
sollten wir auch tun«
Frauen zu schlagen!« Gerade ein konservativer Christ- demokrat müsse ein Gespür dafür haben, was inner- halb der Partei nicht akzeptabel ist. Dass Spahn den Skandal nicht vorausahnte, sei ein Beweis für die Entfremdung zwischen den Regierenden in Berlin und der Parteibasis im Land. Spahn habe das Signal gesendet, dass ihn nicht interessiert, was die eigenen Wähler von ihm halten. »Das ist die Arroganz der Macht.« Immerhin zeige das Beben in der Partei, dass man den Kompass noch nicht ganz verloren habe. Und doch gibt es auch mitleidvolle, versöhnliche Worte. Über die Schwierigkeiten einer Adoption. Über Kinderlosigkeit. Über altruistische Leihmutter- schaft unter Verwandten, die zu akzeptieren sei. Über die allzu rabiate Kritik an Spahn. Andererseits sagen bekennend schwule Christen: Leihmutterschaft sei schon wegen der genetischen Wahlmöglichkeiten ein Affront. Die Hautfarbe und das Geschlecht zu be- stimmen, Krankheiten auszuschließen sei Menschen- zucht. Eine kleine Elite spiele hier Gott. Nicht nur der konservative Theologe David Berger, der Spahn gut kennt, einst ein Enthüllungs- buch über die Homophobie im Vatikan verfasste und heute AfD-Mitglied ist, fragt: »Wieso gibt es kaum Kritik durch katholische Bischöfe? Wo bleibt der Mut, gegen den Mainstream aufzustehen?« Die Position der Bischofskonferenz zur Leih- mutterschaft ist eigentlich klar: Der Körper der Frau darf nicht kommerzialisiert werden. Ungebo- rene Kinder zu verkaufen ist Neokolonialismus. Es gibt kein Recht auf ein Kind. Der Mensch ist nicht Gott. Im Fall Spahn kommen aber viele Pro- bleme zusammen: Dass die bislang eindeutige moralische Positio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zur Leihmutterschaft heute von einzelnen Theologen infrage gestellt wird. Dass das Verbot im deutschen Recht unterschiedlich ausgelegt wird. Dass inner- halb der Kirche strittig ist, was man unter Familie versteht und was dem Wohl des Kindes dient. Am besten fragt man dazu einen Mann, der seit gut zwanzig Jahren mit seinem Ehemann im Pfarr- haus lebt und mit ihm drei Pflegekinder aufgenom- men hat. Sieghard Wilm, 60, Pastor an der St.-Pauli- Kirche in Hamburg, sagt: »Ich staune, dass Jens Spahns Kind so viele Menschen bewegt, das ist ja fast wie beim Christkind. Im Ernst: Dass etwas so Intimes politisch so hohe Wellen schlägt, ist mir unheimlich.« Befremdlich finde er aber auch den Anspruch, die eigenen Gene zu vererben. Er lehne Leihmutterschaft ab, man könne Elternschaft auch anders leben. Als Kiezseelsorger habe er übrigens einen Mann betreut, der als Säugling seiner gehörlosen Mutter entrissen wurde. Und die Nazis hätten seine, Wilms, Mutter als Kind von ihrer Mutter getrennt. Kann es sein, dass dieses Thema noch viel größer ist als der Fall Spahn?
Illustration: Rosa Drieschner für DIE ZEIT, Foto: Daniel Funke
Foto: Jonas Berndt für DIE ZEIT
D
E N T DEC K E N
Durch Berlin radelt seit einigen Jahren ein Mann in einem orangefarbenen Fuchskostüm, den ich lange falsch eingeschätzt habe. Seine Verkleidung besteht aus einem geflammten Overall, einem buschigen Schwanz, einer Gesichtsmaske und einem ebenfalls orangefarbenen Rucksack, aus dem meist sehr laute Partymusik erklingt. Queen, Gloria Gaynor, Whitney Houston, solche Sachen. Er ist mir zum ersten Mal begegnet, als wir alle noch FFP2-Masken trugen, weshalb ich davon ausging, dass hier einer die Coronamaßnahmen entweder ein bisschen zu ernst nahm – oder sich einen Spaß daraus machte, so zu tun, als ob er das täte. Warum auch nicht? Jede Stadt hat ihre Ver- rückten, Exzentriker, die fast jeder Bewohner kennt, New York etwa den »Naked Cowboy«, einen Gitarristen am Times Square, bekleidet nur mit Hut, Unterhose und Cowboy-Stiefeln. Berlin hat einen Fuchs auf einem Fahrrad. Er blieb, als die Masken verschwanden. Bald sah ich ihn nicht mehr nur in Prenzlauer Berg und Pankow. Er fuhr am Brandenburger Tor an mir vorbei, in Kreuzberg, Friedrichshain und Schöne- berg – und jedes Mal hatte sein Auftritt einen ähnlichen Effekt: Eine kurze Schocksekunde, dann war die Stadt eine andere. In eingefrorene Gesichter kam Bewegung, Fremde schauten sich lachend in die Augen. Was es bei uns doch für Leute gibt! Mit dabei oft auch der etwas un angenehme Berliner Toleranzstolz, denn klar, in einer anderen Stadt hätte dieser Freak sicherlich ein Problem. Nun ja. Seitdem ich vor ein paar Wochen beobachtet habe, wie der Fuchsmann in der Linienstraße einen Tumult auflöste, einfach indem er sich auf seinem gelben Mountainbike unter den Klängen des Queen-Klassikers I Want to Break Free durch die Streithähne schlängelte, bin ich mir nicht mehr so sicher, wer hier die Freaks sind. Stellen Sie sich eine sehr schmale, sehr teure Straße vor. Cremefarbene Häuser, in den Erd geschossen Galerien und edle Geschäfte, darüber Wohnungen, die sich auch nicht jeder leisten kann. Weil die Linienstraße offiziell eine Fahrrad- straße ist, kommt es hier morgens zwischen acht und neun Uhr immer wieder zu Konflikten zwischen den Radlern (um diese Zeit mehrere Hundert), die finden, die Straße gehöre ihnen, und den Anwohnern (um diese Zeit vielleicht drei oder vier), die noch das Recht haben, hier mit dem Auto durchzufahren. An jenem Morgen war zwischen Alexander- platz und Friedrichstraße noch mehr Adrenalin unterwegs als sonst. Vielleicht hatte Donald Trump am Vortag etwas Blödes gemacht oder die deutsche Rentenkommission. Vielleicht lag es auch am Wetter. Es war ziemlich heiß. Ich musste jedenfalls scharf bremsen, als die Radfahrer vor mir in einen Wutrausch gerieten, weil auf beiden Straßenseiten gleichzeitig zwei Frauen versuchten, ihre sehr großen Autos vom Parkplatz auf die Fahrbahn zu manövrieren, und dabei sehr viele Züge brauchten. Einer donnerte seine Faust auf eines der Autos und unterstellte der Fahrerin, noch nie im Leben gearbeitet zu haben; ein anderer war kurz davor, unter zustimmendem Gejohle der Menge die Fahrertür des anderen Autos aufzureißen, um ... Ja, was eigentlich? Wir haben es zum Glück nicht erfahren, denn dann kam der Fahrradfuchs vor- bei – und bretterte einfach durch diesen toxischen Knoten aus moralischer Überheblichkeit (gängige Fahrradfahrer-Krankheit) und ökonomisch gut abgesicherter Arroganz (weit verbreitetes SUV- Fahrer-Problem) hindurch. Hinterher lief der Verkehr wieder, als wäre nichts gewesen. Wer ist dieser Fuchsmann? Und woher nimmt er seine Zauberkraft? Ich finde ihn auf Instagram, wo er sich »Blake, the Fox« nennt. Auf meine Anfrage aber reagiert er zögerlich. Er müsse zuerst meine Identität checken, könne ja jede sagen, sie sei Reporterin. Als ich ein paar Wochen später auf einer Bank am Kollwitzplatz auf ihn warte, habe ich zwar seine Telefonnummer, doch noch immer keine Ahnung, wie er heißt. »Sie werden mich schon erkennen«, hat er am Telefon gesagt. Stimmt. Er trägt zwar kein Kostüm, hat sich aber die raspelkurzen Haare mit auswasch- barer Farbe orange gefärbt. Er findet es ziemlich lustig, dass ihn hier in Jeans und T-Shirt trotzdem keiner erkennt. »Schau mal, da ist Frankie von den Grünen, mit dem habe ich mal die Straße geputzt.« Hihi.
später eine Reaktion, auch gegen ihren Willen
Oder der Typ, dem die Pizzeria gehört, in der er manchmal Pause macht. Noch mal hihi. Anonymität ist wichtig für das Spiel, das er mit seiner Stadt treibt, weshalb er auch hier nur als »Blake« vorkommen möchte. Auch sein Alter will er auf keinen Fall verraten. Ein paar Dinge über ihn darf man aber schreiben, überprüfen kann man sie nicht bei jemandem, der sich so wenig in die Karten gucken lässt: Blake erzählt, dass er aus einem Dorf in Nieder sachsen kommt, wo Homosexuellen in den Neunzigerjahren noch die Scheiben einge worfen wurden. Beruflich habe er »mit Zahlen zu tun«. Weil ihm schnell klar geworden sei, dass Kundenkontakt ihm wenig Spaß mache, habe er sich für eine Karriere im Qualitäts management entschieden, wobei er nicht Karriere sagt, sondern »ich habe mich hoch- gekämpft, weil es mir unten zu langweilig war«.
Aber das viele Sitzen sei seinem Rücken nicht bekommen. Nach drei Bandscheibenvorfällen habe er unter chronischen Schmerzen gelitten, die er eine Zeit lang durch regelmäßiges Schwimmen in den Griff bekommen habe. Als dann während der Pandemie die Schwimmbäder geschlossen waren, habe sein Partner, der viel älter sei als er und schon in der E-Bike-Phase, gesagt: »Mensch, kauf dir doch auch wieder ein Fahrrad!« – »Das habe ich dann auch gemacht«, sagt Blake. Seitdem rast er zwei- bis dreimal die Woche durch Berlin, jedes Mal etwa fünf Stunden. Im Kostüm. Warum? »Ich hätte es langweilig gefunden, einfach so durch die Stadt zu brettern.« Und wie kam er auf den Fuchs? Nun, er sei eine Zeit lang ziemlich fasziniert gewesen von Männern, die sich in ihrer Freizeit als Hunde verkleiden. Puppy play wird auch als Fetisch in der BDSM-Szene praktiziert. Auf dem Christopher Street Day seien diese puppy
Aus seinem Rucksack erklingt meist laute Partymusik, und manchmal schlichtet der Fuchs auch Konflikte
player auch bei Heterosexuellen immer sehr gut angekommen. »Aber ich bin halt kein Hund. Und ich halte mich für halbwegs intelligent.« Es wäre jetzt natürlich schräg, wenn der Fuchs hier auf der Bank, wo ihn alle kennen, doch keiner erkennt, große Töne spucken würde über seine Mission, so nach dem Motto: Wie mich die Schwimmbadschließung unter Corona zu einem machte, der es schafft, morgens um acht die Linienstraße zu befrieden. Aber ein paar Worte zu seinem Konzept oder so etwas wie eine vor- sichtige Bilanz der vergangenen fünf Jahre als Fahrradfuchs würde man schon gerne hören. Er hat mit seinen Touren begonnen, als die ganze Welt kurz davor war, durchzudrehen, und ist weitergefahren, als sie tatsächlich durchgedreht ist. Da kriegt man doch sicherlich einiges mit. Aber so genau lässt sich ein Fuchs nicht festnageln. Der programmatischste Satz, der an
diesem Nachmittag fällt, stammt von Freddie Mercury, der gesagt haben soll, er liebe die Vor- stellung, Menschen mit seiner Musik froh zu machen. Even if it’s just an hour of their lives, if I can make them feel lucky or make them feel good, or bring a smile to a sour face, that to me is worthwhile. Wenn es einem gelingt, ein Lächeln in ein saures Gesicht zu zaubern, lohnt sich der ganze Aufwand. Am Anfang, sagt der Fuchs, habe er auf dem Fahrrad noch viel Heavy Metal gehört, aber dann schnell gemerkt, dass das auf viele zu aggressiv wirkt. Tatsächlich freuen sich nicht alle, den Fuchs zu sehen. Manche, denen man von ihm erzählt, sagen etwa, er habe die Kin- der erschreckt. Achtzigerjahre-Songs, sagt der Fuchs selbst, kämen aber besser an. Absoluter Hit gerade: Taylor Dayne, Tell It to My Heart. Kann ich mal mitfahren? »Klar. Wenn Sie spontan genug sind.« Er mache seine Touren von seinem Dienst- plan und dem Wetter abhängig. Seitdem er sich
bei einem Sturz durch eine nasse Straßenbahn- schiene die Hand gebrochen habe, »fahrrad- fuchse« er nicht mehr bei Regen. An einem Donnerstagabend poppt dann die Nachricht auf meinem Handy auf: »Morgen 12.30 Uhr am Brandenburger Tor«. Also rein ins Gedrängel, wo alle gleichzeitig versuchen, sich vor- teilhaft vor dem Wahrzeichen zu fotografieren. Ein Vater ruft eine Lotte, die im Trubel verschwunden ist, Content-Creators zeichnen Reels auf. Der Fuchs spricht nicht, er winkt. Das gehört zu seiner Rolle. Aus seiner Maske dringen ein paar kieksige »Ciao«-Rufe, dann geht’s los, die Boombox auf Anschlag, durch den Tiergarten Richtung Westen. Ich mit ein paar Metern Abstand hinterher.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itney Houston) I Will Survive (Gloria Gaynor) I’m So Excited (The Pointer Sisters)
Auf der Höhe der Neuen Nationalgalerie erstarrt ein Ehepaar in pastellfarbener Golf kleidung bei seinem Anblick. Die Frau muss dann doch lachen, ihr Mann aber zeigt keine Regung. Auf dem Weg Richtung Nollendorfplatz wieder- holt sich das Muster: Frauen und Kinder winken in der Regel schnell zurück, Männer brauchen ein bisschen länger, um sich zu freuen – oder sie schauen gekonnt durch den Fuchs hindurch. Jugendliche, die den »Alter, für mich bist du Luft«-Blick noch nicht so gut draufhaben, gucken auch mal betreten zur Seite. Nach dieser Tour, als er das Kostüm abgelegt hat und wieder sprechfähig ist, sagt Blake: Männer seien insgesamt eher schwer zu be- geistern. Wenn sie in Gruppen auftauchten, bereiteten sie ihm oft Unbehagen. »Irgendwas zwingt die, sich zu mir zu verhalten, vielleicht die Angst, sonst ihre Männlichkeit zu verlieren.« Manchmal bleibe es bei einem blöden Scherz oder einem bösen Wort. Doch wenn es blöd laufe,
entfalte sich eine »Dynamik«. In Prenzlauer Berg habe er einmal die Flucht ergreifen müssen. In seiner Erinnerung waren es vielleicht 15 Jungs, alle noch nicht volljährig. Sie standen herum, sehr erpicht darauf, sich gegenseitig zu be eindrucken. Er war ausnahmsweise zu Fuß unter- wegs und hörte ihre Schritte hinter sich, er merkte, wie sie immer schneller wurden. Bis zur nächsten Straßenecke tat er, als ob nichts wäre. Dann rannte er los und versteckte sich in einer Pizzeria. »Ich hatte richtig Angst.« Weniger aufregend, aber auch sehr aufschlussreich die Begegnung mit zwei Typen im Volkspark Friedrichshain, die sich sehr laut über ihn unterhielten: »Ich kenn den, der ist arbeitslos, fährt den ganzen Tag durch die Stadt.« Dazu sagt der Fuchs: »Junge Männer, die nicht wissen, wer sie sein wollen, sind ein Problem.« Er könne sich gut an diese Lebensphase erinnern. Du musst hart sein und deinen Mann stehen, sagt die Kulturgeschichte. Du musst hart sein, deinen Mann stehen und alle verachten, die das nicht können, sagt das Internet. Blake, der Fuchs, sagt, er habe schon Abitur gehabt, als er sich eingestand, Männer zu lieben. Er sei viele Jahre in Therapie gewesen, bis es ihm gut damit ging. Eine Schönheitsoperation sei auch hilfreich gewesen. Das viele Radfahren habe ihm den schlanken Körper geschenkt, den er sich lange gewünscht hatte. Erkenntnis nach den ersten Stunden mit dem Fuchs: Es gibt auch Frauen, die den »Ich finde das leider überhaupt nicht lustig«-Blick gut beherr- schen. Den meisten Menschen entlockt er früher oder später eine Reaktion, auch gegen ihren Willen. Im Park am Gleisdreieck fällt ein Yogi vor Lachen fast aus dem Lotussitz, zwei Männer, die bis dahin den Eindruck erweckten, als schliefen sie ihren Rausch aus, recken zustimmend die Faust. Er kommt, grob überschlagen, auf tausend glückliche Gesichter pro Stunde. Die jungen Leute, die vor der Topografie des Terrors lange, aber vergeblich versucht hatten, ihre grimmigen Mienen zu bewahren, winken ihm hinterher. Wir hören jetzt Tears for Fears,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dann Cutting Crew,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als ihm zwei Jungs hinterherrufen: »Hey, Fuchs, wo ist Batman?« So kann man es sehen, der Fuchs als Freund eines Superhelden. Nur dass er sich nicht mit dem Bösen anlegt, sondern das Böse einfach mal kurz vergessen lässt. So viel zumindest wird er zugeben: »Ich glaube nicht, dass es etwas bringt, wenn wir alle immer mehr verhärten.« Er verrät nicht, wie er seine Touren plant und ob er morgens mit dem Gefühl aufwacht, vielleicht wäre heute mal die Linienstraße dran oder Kreuzberg, wo eine ungute Mischung aus Turbo-Gentrifizierung und Verwahrlosung regelmäßig für Konflikte sorgt. Es fällt aber auf, dass er Orte meidet, die von der Polizei als »kriminalitätsbelastet« geführt werden, und eher selten dort unterwegs ist, wo viel altes Geld für große Gelassenheit sorgt. Er sieht sich, so viel kann man wohl sagen, weder als Soziologe noch als Sozialarbeiter. Für ihn scheint die Stadt ein riesiger Escape-Room zu sein. Seine Anwesenheit löst etwas aus, ver ändert das Setting, danach geht die Geschichte anders weiter, als er gedacht hätte. Eine Sternstunde erlebte er vor einem Club in Kreuzberg. Hinter der Oberbaumbrücke kam ihm ein riesiger Typ entgegen, möglicher- weise nicht ganz nüchtern und ziemlich auf Krawall aus. Als der Kerl sich vor ihm aufbaute, dachte er: »Gleich haut der mir eine rein.« Doch dann legte der Mann ihm bloß die Hand auf die Schulter: »Du hast aber ein schönes Kostüm an. Ist der Schwanz aus echtem Fell?« Nach vier Stunden auf dem Fahrrad sind meine Beine heiß gefahren, mein Hintern tut weh, aber Blake macht keine Anstalten, das Tempo zu drosseln. Am Kollwitzplatz, wo vor fünf Jahren alles angefangen hat, dreht er die Musik lauter. Bosse singt Lass dich nicht ficken. Der Fuchs liebt diesen Song, der von einem jungen Mann han- delt, der sehr herumgeschubst wird, aber jeden und jede meinen könnte. Du bist so dünn, du bist dumm, du bist fett Du siehst so fertig aus, geh mal ins Bett Du bist ein Freak, so, so untalentiert Warum so emotional kompliziert? Ein Lieferwagen bremst, zwei Handwerker reißen die Tür auf: »Fuchs, wir wollten dir nur sagen, wir sind riesige Fans!« Ein paar Meter weiter rennt ein Mann auf ihn zu und drückt ihm einen Kuss auf die Maske. »Fuchsi, wo warst du, ich habe dich ewig nicht gesehen!« An einer roten Ampel trifft er auf zwei mittel- alte Frauen, die Fahrradtaschen voller Ein- käufe. »Guck mal, wie süß!«, sagt die eine, die andere traut sich, ihn anzusprechen: »Sie haben wirklich ein sehr schönes Schwänzchen.« Dann schaltet die Ampel auf Grün, und der Fuchs sieht zu, dass er wegkommt. Füchse sind keine Rudeltiere.
Foto: Jonas Berndt für DIE ZEIT
Mit 27 wurde Jennifer Grey durch ihre Hauptrolle in Dirty Dancing weltberühmt. Sie spielte eine Teenagerin mit dem Spitznamen Baby, die sich in ihren Tanzlehrer (Patrick Swayze) verliebt. Trotz ihres Erfolgs bekam die US-Ame- rikanerin danach keine großen Rollen mehr, weil man sie nach zwei Nasen-OPs schlecht wieder- erkannte.
Mit 27 schwamm Matthew Webb 1875 durch den Ärmelkanal, als erst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 Der Brite rieb sich gegen die Kälte mit Schweinswalfett ein,
ANZEIGE
Acht fantasievolle Bilderbücher über unterschiedliche Emotionen Acht fantasievolle Bilderbücher über unterschiedliche Emotionen: Für Kinder ab 4 Jahren
wurde vom Begleitboot aus mit Alkohol und Rinderbrühe versorgt und schaffte die Strecke von Dover zu einem Strand bei Calais in knapp 22 Stunden. In seiner Hei- mat wurde er als Held gefeiert. Fast acht Jahre später starb Webb beim Versuch, die Stromschnellen unter- halb der Niagarafälle zu durch- schwimmen.
Mit 27 ist man zu alt für die Jugendfreiwilligendienste, also das Freiwillige Soziale Jahr, das Frei- willige Ökologische Jahr sowie den Internationalen Jugendfreiwilligen- dienst.
bis zu 30 % günstiger
Jetzt bestellen: shop.zeit.de/buchsale
»KUNTERBUNTE GEFÜHLE« Feuerwerk im Bauch
Mit 27 wurde Herbert Gröne- meyer von seinem damaligen Plattenlabel Intercord der Ver- trag gekündigt, weil seine bis herigen Alben zu wenig Erfolg hatten. Nach dem Wechsel zu EMI gelang ihm im Jahr darauf im Alter von 28 Jahren mit dem Album 4630 Bochum der Durch- bruch.
Mit 27, im Jahr 2011, starb Amy Winehouse. Die Sängerin wurde tot in ihrer Wohnung aufgefun- den, sie hatte 4,16 Promille Alko- hol im Blut. Winehouse wird zum »Klub 27« gezählt – einer
»STÄDTEZAUBER« Unterschätzte Lieblingsor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Drei Bände mit Reiseinspirationen zu über 80 Städten und Regionen Mit exklusiven ZEIT-Tipps
E N T DEC K E N
Reihe legendärer Musiker, die im Alter von 27 Jahren starben: Jimi Hendrix konsumierte Wein und Schlaftabletten und erstickte mut- maßlich an seinem Erbrochenen; Jim Morrison starb an Herz versagen, vermutlich im Zusam- menhang mit einer Überdosis He- roin. Auch für den Tod von Janis Joplin war eine Überdosis Heroin verantwortlich. Kurt Cobain er- schoss sich.
Mitte der 1990er-Jahre waren Frauen in Deutschland bei ihrer Hochzeit im Schnitt 27 Jahre alt. 2024 heirateten sie durchschnitt-
Nur für
kurze Zeit!
lich rund sechs Jahre später – mit etwa 33.
Mit 27 heiratete der amerika nische Dichter Edgar Allan Poe seine 13-jährige Cousine. Virginia Clemm Poe starb mit 24 an Tuberkulose. Ihr Mann versank daraufhin noch tiefer in Depres- sionen und Alkoholismus. Er starb knapp drei Jahre nach ihr unter ungeklärten Umständen.
Mit 27 wird Bahnfahren teurer: Der »Sparpreis Young« und die ermäßigte »My BahnCard« der Deut- schen Bahn gelten nur bis zum Alter
Sabrina Lorenz, 27, hat Soziale Arbeit studiert und lebt in Berlin
von einschließlich 26 Jahren. Alters- bedingte Ticketvergünstigungen gibt es danach erst wieder ab 65.
Mit 27, zu Beginn von Donald Trumps zweiter Amtszeit, wurde Karoline Leavitt zur Pressesprecherin ernannt – als jüngste Person, die dieses Amt in der Geschichte des Weißen Hauses innehatte.
Mit 27 sagt Sabrina Lorenz, die mit einer schweren Herzerkrankung geboren wurde und als Referentin zum Thema Inklusion arbeitet, der ZEIT: »Im Freundeskreis erzählen mir gerade alle, dass sie ihre Häuser
»BIBLIOTHEK DES WISSENS« Faszinierende Wissenschaft, leidenschaftlich erzählt
Acht Sachbücher zu 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 Verständlich erklärt Acht Sachbücher zu 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von renommierten 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 Verständlich erklärt: Mit exklusiven Beiträgen der ZEIT-Redaktion
planen und ihre Babyshowers und Hochzeiten. Und ich erzähle, was ich für meine Beerdigung plane. Das ist für mich ein ganz normales Gespräch. Ich bin jetzt schon älter, als man es mir jemals prognostiziert hat. Und ich habe alles geschafft in meinem Leben, was ich mir vor genommen habe. Ich bin froh, dass ich 27 werden durfte. Falls ich also nächste Woche sterbe: Ich bin zufrieden. Gleichzeitig freue ich mich auf jeden guten Bonus- Moment, der noch kommt.«
Zusammengestellt von Rebecca Stegmann
Foto: Simon Gerlinger für DIE ZEIT
Als Christoph Turowski seine Hausarztpraxis in Berlin-Steglitz aufgab, um in Rente zu gehen, dachte er, er werde nun mit seiner Frau häufiger in das Ferienhaus in Schweden fahren oder sich um seine Enkel kümmern. Er dachte nicht, dass er mit 77 Jahren noch ins Gefängnis muss. Doch genau so ist es gekommen. »Ich erwarte jeden Tag die Ladung zum Haft antritt«, sagt er. Turowski, ein leiser, freundlicher Mann, sitzt Mitte Februar im Büro seines Anwalts, der ihn durch seine Prozesse begleitet hat, bis zum Bundes- gerichtshof, wo er schließlich wegen »Totschlags in mittelbarer Täterschaft« zu drei Jahren Haft ver- urteilt wurde. Er hatte einer 37-jährigen psychisch kranken Frau Sterbehilfe geleistet. Er wirkt immer noch erstaunt darüber, dass er dafür bestraft werden konnte. »Ich habe das Leid gesehen und meine Pflicht getan«, sagt er. Als ihn Isabell R. kontaktierte, befand sie sich in einer mittelschweren depressiven Phase, aus der »sie
sich nicht mehr herauszuhelfen wusste«, wie ein Gut- achter später sagte. Ihr Studium überforderte sie. Ein Baugerüst vor ihrem Haus ließ seit Wochen kein Licht in ihr Zimmer. Antidepressiva schlugen nicht an. Nachdem sie vor Jahren einen depressiven Schub überstanden hatte, hegte sie nun seit Längerem wieder Suizidgedanken. Isabell R. hatte Turowskis Namen aus dem Inter net. Noch als Hausarzt hatte er einer Patientin, die unter chronischen Bauchschmerzen litt, 150 Tabletten eines Epilepsie-Medikaments besorgt, das bei Überdosierung zum Atemstillstand führen kann. Dennoch kämpfte die Frau zwei Tage lang mit dem Tod, während er nach ihr sah, aber nichts unternahm. Das hatte er ihr versprochen. Der Pro- zess machte ihn bekannt und endete mit Freispruch. Es war sein Einstieg in die Sterbehilfe. Als er Isabell R. in ihrer Wohnung in Charlotten burg besuchte, habe sie klar und entschlossen gewirkt, sagt Turowski. Sie habe erzählt, dass ihr für eine Sterbehilfeorganisation das Geld fehle
und sie auch keine sechs Monate warten könne, wie es dort üblich ist. Unterlagen über frühere Thera- pien habe sie ihm keine vorgelegt, Nachfragen bei ihrer Ärztin verboten. Er habe auch nicht darauf bestanden. Stattdessen habe sie ihm im Bad den Heizkörper gezeigt, an dem sie sich erhängen werde, wenn er ihr nicht helfe. »Dieses Bild konnte ich nicht mehr vergessen«, sagt Turowski. Ein paar Tage später erschien er abends bei Isabell R. mit 80 Tabletten Chloroquin. Ein Malariamittel, das überdosiert Herzstillstand ver- ursacht. Sie nahm es mit Apfelmus ein und trank drei Flaschen Beruhigungsmittel. Turowski hielt Wache. Gegen Mitternacht erbrach sie sich, der Suizid scheiterte. Sie war verzweifelt. Als am nächsten Tag die Freundin klingelte, bei der Isabell R. ihren Hund gelassen hatte, bat Turowski sie, keine Hilfe zu holen, alles sei rechtens. Aber das überforderte die Freundin. Der Notarzt kam, und Isabell R. wurde gegen ihren Willen in die Psychiatrie eingewiesen. Als die Sanitäter sie weg-
brachten, versprach ihr Turowski, weiter für sie da zu sein. »Beim nächsten Mal schaffen Sie das«, habe er gesagt, erinnert sich ein Sanitäter vor Gericht. Sterbehilfe ist in Deutschland nicht verboten. So hat es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vor sechs Jahren entschieden. In der Verhandlung hatten Ärzte, Patienten und Vereine die Freigabe der organisierten Sterbehilfe verlangt, die der Bundes- tag Jahre zuvor untersagt hatte, aus Sorge, dass ein Geschäft daraus werden könnte. Der Staat sei dem Schutz des Lebens verpflichtet, argumen- tierte damals die Politik. Doch das überzeugte die Richter nicht. Jeder habe die Freiheit, sich das Leben zu nehmen, urteilte das höchste deutsche Gericht. Deshalb müsse auch jeder das Recht auf Sterbehilfe haben. Das sei »als Akt autonomer Selbstbestimmung vo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zu respektieren«. Das Urteil war spektakulär, weil es so grund- sätzlich war. Es sprach das Recht auf Sterbehilfe
nicht nur Menschen zu, die schwer oder unheilbar krank waren oder unerträglich litten, sondern grundsätzlich allen. Nicht Krankheit, Leiden oder ein staatlicher Gutachter sollten entscheiden, ob ein Leben noch lebenswert ist, sondern allein der freie Wille desjenigen, der es zu leben hat. Die ein- zige Bedingung war, dass der Suizid aus freien Stü- cken geschieht, also informiert, wohlüberlegt, ohne äußeren Zwang. Freiverantwortlich, wie die Juristen sagen. Eine derart liberale Regelung gibt es in kaum einem Land der Welt. Bis zu 2.000 Menschen haben schätzungsweise im vergangenen Jahr in Deutschland ihr Leben mit Sterbehilfe beendet. Die Zahl steigt seit Jahren; wie viele es genau sind, weiß niemand. Es weiß auch niemand, wie viele Sterbehelfer es inzwischen gibt. Es besteht weder eine Meldepflicht noch eine Pflicht zur Beratung. Das Urteil des Bundes verfassungsgerichtes hat die Sterbehilfe zur Privatangelegenheit gemacht, in die der Staat keinen Einblick mehr hat – eine Blackbox.
Illustration: Alberto Aragón
Andererseits haben allein im Jahr 2024, aktuel- lere Zahlen gibt es nicht, in Deutschland 10.372 Menschen Suizid verübt. Selbst wenn darunter 2.000 Fälle von assistiertem Suizid wären, wie Sterbehilfe korrekt heißt, ist das ein kleiner Teil. Im Straßenverkehr sterben jährlich deutlich mehr Menschen. Außerdem ist die gesellschaftliche Akzeptanz für Sterbehilfe groß: Je nach Umfrage befürworten sie bis zu 80 Prozent der Deutschen. Wo ist also das Problem? Der bekannteste Fall von Sterbehilfe in Deutschland ist der Doppelsuizid von Alice und Ellen Kessler im Nov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Als Sängerinnen und Tänzerinnen hatten die sagenhaften »Kessler-Zwillinge« in den Fünfziger- und Sechzigerjahren international Karriere ge- macht. Im Alter von 89 Jahren planten sie ihren Sterbetag. Bevor sie sich in ihrem Haus in Grün- wald eine Infusion legen ließen, um eine Über dosis eines Narkosemittels zu nehmen, kündigten sie ihr Zeitungsabo und warfen einer Freundin Schmuck und einen Abschiedsbrief in die Post. »Wer möchte ins Heim oder ein Pflegefall werden? Ich ganz sicher nicht«, hatte Alice Kessler der Bild-Zeitung einige Monate zuvor gesagt. Die Nachricht vom Tod der beiden war kaum öffentlich, da gab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Humanes Sterben (DGHS) bekannt, dass es sich um Sterbehilfe gehandelt habe. Den Wunsch der Schwestern, dass die Öffentlichkeit davon erfahre, werde die DGHS nutzen, um mit »aller gebote- nen Sachlichkeit« über »die Möglichkeiten eines assistierten Suizids« zu informieren, hieß es in der Pressemitteilung. Die DGHS ist der größte der drei großen Sterbehilfevereine in Deutschland. Dennoch werden die meisten wohl erst am Todestag der Kessler-Zwillinge von ihr gehört haben. Ihr Prä- sident Robert Roßbruch war in mehreren Fern- sehsendungen zu sehen. Mehr als 1.200 Presse artikel hätten über den Fall berichtet und die DGHS namentlich erwähnt, meldete die haus- eigene Zeitschrift. Die Berliner Geschäftsstelle sei mit Aufnahmeanträgen »überschüttet« worden. Waren bislang vor allem hochbetagte Akademiker in den Verein eingetreten, erreicht er nun ein viel breiteres Publikum. Die DGHS hat heute 85.000 Mitglieder, so viele wie nie. Allein 25.000 davon traten im vergangenen halben Jahr ein. »Wir sind bestrebt, zum Thema Suizidassis- tenz mehr Aufklärungsarbeit zu leisten, damit auch breitere Bevölkerungsschichten über alter- native Lebensend-Optionen informiert sind«, sagt Roßbruch. »Der Freitod der Kessler-Zwillinge hat das natürlich sehr unterstützt.«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mit Einzelfällen zu bearbeiten, hat in der Sterbehilfe Tradition. 1984 besorgte der Arzt Julius Hackethal einer schwer kranken Frau Zyankali und sprach öffentlich darüber. 2008 half der kürzlich verstorbene frühere Hamburger Justizsenator Roger Kusch einer Rentnerin in den Tod und präsentierte der Presse einen eigens entwickelten »Selbsttötungs- automaten«. Oft ging es bei diesen Fällen darum, die Grenzen des rechtlich Möglichen auszuloten. Sechs Jahre nach der Freigabe der Sterbehilfe steht das Beispiel der Kesslers nun dafür, welche Fol- gen diese Entscheidung hatte. Im öffentlichen Bewusstsein mag der typische Sterbehilfefall noch der Krebspatient im End stadium sein, der schwer an Parkinson oder Mul- tipler Sklerose erkrankte Mensch. Unter den 898 Menschen, denen die DGHS im vergangenen Jahr eine Sterbehilfe vermittelt hat, machen diese Fälle jedoch nur weniger als ein Drittel aus, Ten- denz sinkend. Fast zwei Drittel dagegen ordnet der Verein inzwischen zwei Kategorien zu, die gar keine medizinisch definierten Diagnosen sind: Multimorbidität und Lebenssattheit. Lebenssatt – was soll das sein? »Das sind oft hochbetagte Menschen, die sagen, ich hatte ein schönes Leben, aber alles, was jetzt noch vor mir liegt, stellt für mich kein lebenswertes Leben mehr dar«, sagt Roßbruch. Und Multimorbidität? »Multimorbid bedeutet, dass der Mensch mindestens zwei Grunderkrankungen hat, die ihn einschränken, von denen aber keine lebens- bedrohlich ist.« Ein 80-Jähriger mit einem alterstypischen Diabetes und einer Arthrose, deretwegen er nicht mehr gut zu Fuß ist, wäre also multimorbid? »Aus medizinischer Sicht ist das so«, sagt Roßbruch, der erwartet, dass der Anteil dieser Gruppe weiter steigen wird. Die Grunderkran- kungen bei suizidwilligen Menschen seien jedoch oft schwerwiegender. Von den Befürwortern der Sterbehilfe ist argumentiert worden, dass durch deren Freigabe die Zahl der herkömmlichen Suizide abnehmen würde. Erhebungen aus der Schweiz dagegen zeigen, dass die Zahl der Menschen, die sich dort trotzdem umbringen, in etwa gleich hoch bleibt. Was dagegen auch in Deutschland steigt, ist die Suizidrate bei Hochbetagten, und dort vor allem bei Frauen. Nimmt man die Zahlen der DGHS, ist die Über-80-Jährige mit altersüblichen Krank heiten inzwischen ein typischer Fall. Ist es das, was die Gesellschaft will? Geht es um Sterbehilfe für Todkranke, befür- worten je nach Umfrage bis zu 80 Prozent der Deutschen die Sterbehilfe. Dieser Wert halbiert sich allerdings, sobald die Krankheit nicht schwer oder unheilbar ist. Das soll niemandem das Recht
Immer mehr Menschen beenden ihr Leben mit Sterbehilfe – auch solche, die nicht todkrank sind.
Wird es ihnen zu leicht gemacht? VON MARCUS JAUER
absprechen, sein Leben selbstbestimmt mit frem- der Hilfe zu beenden. Jeder, der das will, hat dafür ganz persönliche Gründe. Wenn sie aber damit zu tun haben, was es heißt, in diesem Land alt zu werden, dann sind es auch gesellschaftliche. Deutschland gehört zu den Ländern mit der ältesten Bevölkerung der Welt. Bis 2050 wird die Zahl der Über-80-Jährigen von sechs auf womög- lich bis zu zehn Millionen steigen, in dem Alter ist heute jeder Zweite bis Dritte auf Pflege ange wiesen. Doch während der Eigenanteil für einen Heimplatz inzwischen im Schnitt bei 3.200 Euro liegt, gehen in den nächsten zehn Jahren mehr als fünf Millionen Babyboomer mit weniger als 800 Euro in die Rente. Nur weil jemand im Alter arm ist, verliert er damit nicht den freien Willen, aber natürlich beeinflusst es seine Entscheidungen. Altern ist ein individueller Prozess. Wer sich über seine Fähigkeiten und Leistungen definiert hat, muss nun erkennen, dass die Kräfte schwin- den, es nicht mehr aufwärtsgeht. Viele Menschen empfinden das als Bruch ihrer Identität. Sie bekommen das Bild, das sie von sich hatten, nicht mehr mit dem Menschen überein, der aus ihnen wird. Bei den Motiven für ein selbst bestimmtes Lebensende werden in Umfragen daher nicht zuerst Krankheiten oder Schmerzen genannt, sondern Ängste – vor dem Verlust von Autonomie, Lebensqualität und Würde. »Es entsteht die Gefahr, dass Menschen die Sterbehilfe zunehmend auch aus Angst vor dem Altern, vor Abhängigkeit, Kontrollverlust oder Pflegebedürftigkeit in Anspruch nehmen«, sagt die Suizidforscherin Ute Lewitzka. »Damit öffnen wir gesellschaftlich eine Tür, die sich vermutlich nur schwer wieder schließen lässt.«
Sie habe fast jede Woche einen Fall auf dem Tisch, sagt die Staatsanwältin
Sterbehilfe ist in Deutschland zu einem Geschäft geworden. Allein die DGHS arbeitet inzwischen mit 40 Teams aus je einem Arzt und einem Juristen zusammen, die zuvor die Freiverantwortlichkeit des Sterbewilligen prüfen. Eine Sterbehilfe kostet 4.000 Euro, für Paare 6.000 Euro. Einen Antrag kann man frühestens sechs Monate nach Vereinseintritt stellen. Dagegen wirbt Linus, der Newcomer der Branche, damit, dass die Bearbeitung »binnen weniger Tage« und ohne »unnötige Verzögerung« erfolge. Dafür verlangt die Stuttgarter Firma 8.950 Euro. Etwa 6.000 Anfragen bekomme man im Monat, sagte Geschäftsführer Dustin Schubert der Stuttgarter Zeitung, »da ist ein Riesen-Bedarf«. Auf eine Presse anfrage der ZEIT reagiert er nicht. Auch nicht, als diese an das Bestattungsinstitut Fischinger geht, das ihn ebenfalls als Geschäftsführer ausweist. Während Sterbehilfevereine wie die DGHS regelmäßig über ihre Arbeit berichten, hat Linus zwar eine profes- sionell gestaltete Website und einen Podcast, ver- öffentlicht aber keine Zahlen. Noch weniger Ein- blick gestatten Ärzte, die auf eigene Faust arbeiten und ohne eine zweite Meinung entscheiden, bei wem sie Sterbehilfe leisten. »Ich habe inzwischen fast jede Woche einen Sterbehilfefall auf dem Tisch«, sagt die Berliner Staatsanwältin Silke van Sweringen, die in den Verfahren gegen den ehemaligen Hausarzt Chris- toph Turowski die Anklage vertreten hat, »und ich bin nur eine von acht Kollegen.« Jede Sterbehilfe muss als »nicht natürlicher Tod« im Totenschein vermerkt werden, was sie routinemäßig zu einem Fall für die Ermittlungs- behörden macht. Solange jedoch gut dokumen- tiert ist, dass der Verstorbene freiverantwortlich handelte, wird die Akte in der Regel geschlossen. Zum Verfahren kommt es praktisch nur noch, wenn es – wie bei Turowski – um psychisch Erkrankte geht. Das war auch bei einem 83-jährigen Psy- chiater aus dem Ruhrgebiet so, der angeblich 200 Menschen in den Tod geholfen hat. In Haft musste er wegen der zwei, die an Depression und Schizophrenie erkrankt ware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hat in seinem Urteil den freien Willen des Einzelnen über alles gestellt. Das kann man so sehen. Andererseits ist der Mensch kein isoliertes Wesen, auch sein freier Wille formt sich in Gesellschaft. Wäre Autonomie der einzige Maßstab für das Menschsein, würde wohl kaum noch jemand auf die Welt kommen wollen, so abhängig, wie der Mensch in seinen ersten Lebensjahren ist. Doch mit dem Urteil hat der Druck, sich zu rechtfertigen, die Seiten ge- wechselt. Während die DGHS inzwischen schon von »Freitodbegleitung« spricht statt von Sterbe- hilfe, sind es nun diejenigen, die für das Leben werben, die sich erklären müssen. In den Pflegeheimen und Hospizen trifft das vor allem die Pflegekräfte. Ein Großteil der Heime in Deutschland befindet sich in der Hand von Trägern wie der Caritas oder der Diakonie, die Sterbehilfe schon allein aus ihrer christlichen Überzeugung heraus ablehnen. »Sterben an einer Hand statt Sterben durch eine Hand«, heißt es bei den Maltesern. Zwar verbieten sie in ihren Heimen jede Werbung oder Beratung zur Sterbe- hilfe. Doch die Zimmer der Bewohner sind deren Privaträume. Soll dort ein assistierter Suizid statt- finden, bringt das diese Träger in einen Konflikt. Einige von ihnen verlangen, dass der Bewohner das Heim in solch einem Fall verlässt. Andere stehen ihm auch dann noch bei. In den Krankenhäusern und Praxen berührt Sterbehilfe das Selbstverständnis der Ärzte. Ihnen
war die Hilfe zur Selbsttötung laut Berufsordnung verboten. Nach dem Spruch des Verfassungsgerich- tes musste der Passus gestrichen werden. Nun ist es ihre Gewissensentscheidung. In einer Umfrage unter Palliativmedizinern gaben vor zwei Jahren 60 Prozent der Befragten an, schon um Sterbehilfe gebeten worden zu sein. Nur sieben Prozent wollten sie leisten. Das Uniklinikum München bereitet Ärzte und Pfleger inzwischen in Kursen mit Schauspielern darauf vor, wie sie der Bitte um Sterbehilfe begegnen können, ohne sie dem Patienten zu erfüllen. »Es geht darum, den Menschen zu zeigen, dass sie mehr als nur eine Wahl haben«, sagt Claudia Bausewein, Leiterin der Klinik für Palliativmedizin am LMU-Klinikum München. Länder wie die Niederlande oder Kanada haben die Sterbehilfe schon vor Jahren in ihre Gesundheits systeme integriert. In Deutschland muss der Sterbe willige das tödliche Medikament immer noch selbst zu sich nehmen, alles andere wäre »Tötung auf Verlangen« und strafbar. In den Niederlanden oder Kanada ver- abreicht es ein Arzt. Euthanasie oder »Medical Aid in Dying«, wie es in Kanada heißt, ist dort eine ärztliche Leistung. Während in Deutschland bisher nur 0,1 bis 0,2 Prozent der Todesfälle Sterbehilfefälle sind, sind es in diesen Ländern bereits fünf bis sechs Prozent. »Meine Sorge ist, dass wir in fünf Jahren auch darüber diskutieren«, sagt Bausewein. Dass Pfleger, Ärzte, aber auch Sterbehilfevereine eigene Regeln im Umgang mit der Sterbehilfe finden mussten, liegt nicht daran, dass die Politik keine er- lassen dürfte. Regeln ha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 richt nicht verboten. Es liegt daran, dass sich die Politik auf keine einigen konnte. Der einzige Versuch dazu ist drei Jahre her. Damals lagen dem Bundestag zwei Gesetzentwürfe vor, eingebracht von konkur- rierenden Gruppen. Ein restriktiver, der Sterbehilfe nur in Ausnahmen erlauben und Sterbehilfevereine faktisch verbieten, und ein liberaler, der sie nur streng regulieren wollte. Keiner fand eine Mehrheit. Obwohl beide eine Beratungspflicht, Wartefristen und eine verbindliche Prüfung der Freiverantwort- lichkeit enthielten, blieb dadurch alles ungeregelt. Seit einigen Monaten arbeiten einige Abgeordnete erneut an einem Gesetzentwurf, diesmal in einer Gruppe über Parteigrenzen hinweg. Bis der Entwurf ins Parlament kommt, äußern sie sich nur in Hinter- grundgesprächen, um eine Einigung nicht zu gefähr- den. Natürlich sehen sie, dass es wichtig wäre, dass die Politik die Probleme bei Rente und Pflege löst, damit der Druck auf die Sterbehilfe abnimmt. Aber es ist schwer genug, eine gemeinsame Linie für ein Sterbe- hilfegesetz zu finden. Selbst wenn es durchkommt, kann es wieder vor dem Verfassungsgericht landen. Wie soll eine Regelung aussehen, die den freien Willen anerkennt und dennoch das Leben schützt?
ANZEIGE
Die Medizinethikerin Claudia Bozzaro gibt darauf eine Antwort, die nicht nur der Politik helfen könnte. Für sie ist Sterbehilfe ein sozialer Akt zwischen zwei Menschen. Gäbe es einen Automaten, in den man sich zum Sterben legt, so wie die Sarco-Kapsel in der Schweiz, müsste sich der Sterbewillige niemandem erklären. Solange er für seinen Tod aber einen anderen Menschen braucht, hat man die Chance, beide nach ihren Motiven zu fragen. Warum willst du sterben? Und warum willst du dabei helfen? »Diese Fragen zu stellen, ist zentral für eine gute Praxis«, sagt Bozzaro. »Für den Einzelnen, aber auch für die Gesellschaft als Ganzes.«
»Zu sterben ist genauso anstrengend
wie geboren werden«
Der ehemalige Berliner Hausarzt Christoph Turowski hat in den drei Jahren, in denen er als Sterbehelfer tätig war, neben Isabell R. etwa hundert Menschen in den Tod geholfen. Die meisten habe ihm die DGHS vermittelt, einige habe er allein betreut. Es seien Men- schen dabei gewesen, die alt, aber agil waren und nur darunter litten, dass sie nicht mehr Klavier spielen oder ins Konzert gehen konnten. Ob sie nicht noch ein bisschen leben wollten, habe er sie gefragt, sagt er. Aber sie wollten nicht. Nur zwei mittelalte Männer habe er abgelehnt. Einer sei depressiv gewesen, der andere habe sich noch von einem Schlaganfall erholt. Isabell R. meldete sich nach ihrem Suizidversuch aus der Psychiatrie bei Turowski. Innerhalb von zwei Wochen schickte sie ihm mehr als hundert Nach- richten über WhatsApp. Mal war sie froh, dass sie noch lebte, und glaubte, »Gott hat doch noch Pläne mit mir«. Aber meistens wollte sie wissen, ob Turowski ihr noch einmal beim Sterben helfen würde, sie fürchtete, dass es erneut scheitert. Turowski versprach, ihr wie- der beizustehen. »Ich hatte Angst, wenn ich sie fallen lasse, geht sie nach Hause und hängt sich auf.« Noch am Tag, als sie aus der Klinik entlassen wurde, schrieb ihm Isabell R., dass sie weiterleben wolle, »auch wenn es hart wird«. Dann entschied sie sich um und bat Turowski, ins Hotelzimmer zu kommen, das sie gebucht hatte. Er kam, legte ihr eine Infusion, sie öff- nete den Zugang und war Minuten später tot. »Es war ein gutes Gefühl, jemandem zu helfen, der in existenzieller Not ist«, sagt er. »Aber rück blickend würde ich nie wieder so handeln – ohne Zeugen, ohne zweite Stimme.« Sein Verfahren ging bis zum Bundesgerichtshof, der ihn in letzter Instanz verurteilte, weil Isabell R. aufgrund ihres Zustandes nicht in der Lage war, freiverantwortlich über sich zu entscheiden. Seit Mai sitzt er nun in der Justizvollzugsanstalt Haken- felde. Im August beginnt in Potsdam ein zweiter Prozess gegen ihn. Nur Wochen nach Isabell R. hatte
er einer 39-jährigen Lehrerin Sterbehilfe geleistet, auch sie hatte offenbar schwere psychische Probleme. Ilona Schütz leistet Sterbebegleitung, keine Sterbehilfe. Sie leitet den ambulanten Hospiz- und Familienbegleitdienst der Berliner Johanniter und bildet Freiwillige aus, die anderen Menschen beim Sterben beistehen, Studenten, Unternehmensberater, Ärzte, Lehrer. Knapp hundert solcher ehrenamt lichen Begleiter gibt es bei den Berliner Johannitern. Sie gehen in Heime, Krankenhäuser, Wohnungen. Die Ausbildung dauert zwei Wochen, und das Wich- tigste, was man darin lernt, ist es, zu akzeptieren, dass man nichts tun kann, außer da zu sein. »Wir sitzen dabei, wir hören zu, wir halten aus«, sagt Schütz. »Aber dann entsteht eine tiefe Nähe, ganz ohne den Aufwand, den es sonst dafür braucht.« Wer stirbt, hat oft eine Reihe von Abschieden hinter sich, vom Beruf, von der Gesundheit, vom Partner, nun steht der letzte bevor. Manche Men- schen wollen ihr Leben erzählen, um sich ihrer selbst zu vergewissern, manche bedrückt ein Kon- flikt, manche zieht es nach innen, aber es tut ih- nen gut, wenn jemand ihre Hand hält. »Zu ster- ben ist genauso anstrengend wie geboren werden«, sagt Schütz. Sich vom eigenen Leben zu verabschieden, braucht Raum. Pflegekräfte haben dafür fast keine Zeit, Angehörige oft keinen Abstand. Ohne Ehren- amtliche könnte das Gesundheitssystem diese Hilfe nicht anbieten. Aber natürlich wird sie nur Men- schen zuteil, denen eine lebensbeendende Krankheit diagnostiziert wurde. Schütz sagt, sie sei in die Hospizarbeit gegangen, weil sie wollte, dass Menschen überall ein gutes Ende finden, aber wenn sie sehe, wie viele Alte zu Hause säßen, einsam und depressiv, obwohl sie so viel für dieses Land geleistet hätten, brauchte es viel mehr Geld und viel mehr Freiwillige, wo es doch schon jetzt zu wenig von beidem gebe. Was würde sie tun? »Ich würde Strukturen für eine menschen würdige Pflege schaffen, die unbedingt eine Beglei- tung bis zum Tod mit einbezieht«, sagt sie und macht eine ausholende Handbewegung, als würde sie aus der Fülle schöpfen.
Hilfe und Beratung
Menschen, die unter Depressionen leiden und
Suizidgedanken haben, finden bei der
Telefonseelsorge online unter www.telefonseelsorge.de
oder bei den kostenlosen Hotlines 0800-111 0 111 und
0800-111 0 222 rund um die Uhr Hilfe.
Die Beratungsgespräche sind anonym und vertraulich.
Informationen erhalten Betroffene und
Angehörige zudem bei der Stiftung Deutsche
Depressionshilfe (www.deutsche-depressionshilfe.de)
Ein starkes Signal für
unabhängigen Journalismus:
DIE ZEIT erreicht die zweit-
höchste Abo-Auflage aller
Zeiten und eine Gesamtauflage
von 621.030 Exemplaren
(IVW Q2/2026). Damit bleibt
DIE ZEIT Deutschlands größte
Qualitätszeitung.
Sie, liebe Leserinnen und Leser, machen das möglich. Wir danken Ihnen herzlich für Ihr Vertrauen.
Fotos: Marina Weishaupt; ZEIT-Grafik
A
A V A L A N D
Im Reykjadalur, übersetzt: Rauchtal, fließt ein vulkanisch erhitzter Fluss – so warm, dass man das Wasser nur ungern verlässt
Eine neue Route verbindet die Vulkane Islands miteinander. ELKE MICHEL reist entlang des Volcanic Way
und stößt auf dampfende Flüsse, schwimmende Spinnen und ein uraltes Wunder
m ersten Abend stehe ich vor einem Lavafeld und denke über Ziegen nach. Das Lava feld ist zwei Jahre alt und ähnelt einem betrunken ge pflügten Acker: dunkel schimmernd, mit Brocken und chaotischen Furchen. Am anderen Ende ragt ein Wall aus Erd material auf, hoch wie ein mehrstöckiges Haus. Einer von mehreren Wällen, die sich über die isländische Halbinsel Reykjanes ziehen. Menschen mit Baumaschinen haben sie aufgetürmt, um den Lavafluss umzuleiten: weg von ihrem Kraftwerk! Von der berühmten Blauen Lagune! Vom Fischerort Grindavík! Zwölfmal in den letzten Jahren bedrohten Vulkanausbrüche ihre kleine Welt. Inzwischen sind die Wälle über 13,5 Kilometer lang, macht 2,5 Millionen Kubikmeter Erdmaterial, und weil so etwas unmöglich in ein Men schengehirn passt, erläutert ein Schild: »Wenn die Wälle offenes Gelände wären, hätten darauf 33 Millionen Ziegen Platz.« Und: »Wären die Wälle mit Heuballen gefüllt, würden sie ausreichen, um die isländischen Ziegen fast 300 Jahre lang zu ernähren!« Ich kann mir 33 Millionen Ziegen nicht vorstellen, egal ob hungrig oder satt. Doch ein zweites Schild stellt stur noch mehr Berechnungen an; also merke ich mir, es mit Ziegenmathematik zu versuchen, falls ich auf dieser Reise mal nicht weiterweiß. Denn Vulkanen werde ich noch häufig begegnen. Es gibt in Island gefühlt so viele von ihnen wie Straßenlaternen in einer Großstadt. Jedes Mal, wenn ich von ihnen las, faszinierten sie mich zuverlässig, und mit ihren Ausbrüchen und ihrem Innen leben schienen sie mir fast menschlich. Man redet ja auch so über sie: Er schläft. Er hat sich gemeldet. Er wütet. Er kommt nicht zur Ruhe. Als handle es sich um zu groß geratene, launische locals – diejenigen, die das Sagen haben, aber nur selten sprechen. Erzählen sie mehr, fragte ich mich, wenn man sie besucht? Was erfährt man über ihr Wesen – und vielleicht über sich? Auf dieser Reise will ich mich am Volcanic Way orien tieren: einer neuen Reiseroute, die zu einigen Vulkanen im Süden führt und zu jedem Unternehmungen empfiehlt. Oft sind es sogar ganze Vulkansysteme: lang gestreckte Strukturen aus unterirdisch zusammenhängenden Vulkanen, Krater reihen und Spalten – ein bisschen wie ein Körper, durch dessen Adern Magma flie ßen kann. Auf Reykjanes gelangte es in den letzten Jahren an die Oberfläche, und weil ich mehr darüber erfahren will, begleitet mich am ersten Morgen Hildi gunnur Kristinsdóttir, 31, die im nahen Grindavík wohnt. Zusammen erklimmen wir einen kargen Hang mit Flechten und Geröll. Unter uns breitet sich die ein tönige Lavalandschaft der Halbinsel aus. Doch links sieht es aus, als habe jemand Unmengen Schokoglasur in ein Seitental fließen lassen. Dreimal zwischen 2021 und 2023 öffneten sich in dieser Gegend Spalten im Vulkansystem Fagradalsfjall, erzählt Hildigunnur. Lava schoss in Fon tänen empor und strömte bergab. »Wir nannten das Touristen-Eruptionen.« Weil man alles aus der Nähe beobachten konnte wie ein Naturfeuerwerk und Besucher sich endlich für die Halbinsel interessierten. Als wir anschließend zu ihrem Heimat ort Grindavík fahren, weht Schwefel geruch durchs Autofenster. Ein Schutzwall umgibt große Teile der Stadt wie eine Fantasy-Festung. Viele Gebäude haben Risse oder sind abgesperrt mit Bauzäunen, und im Zentrum zeigt eine Open-Air- Ausstellung großformatige Fotos: Lava, die drei Häuser begräbt; Menschen, die mit Koffern über eine Wiese rennen. »Ab 2023 hatten wir immer stärkere Erd beben«, sagt Hildigunnur. »Am 10. No vember hielten sie fast den ganzen Tag an, und gegen 23 Uhr wurde Grindavík eva kuiert.« Einen guten Monat später tat sich in der Nähe eine Vulkanspalte im Svart sengi-System auf. Bis heute gab es ins gesamt neun Ausbrüche an verschiedenen Stellen; das isländische Wetteramt schreibt auf seiner Internetseite, dass sich Eruptions serien auf Reykjanes jahrzehnte- oder jahrhundertelang hinziehen können. Mit flauem Gefühl achte ich auf Erschütterungsanzeichen, je länger Hildi gunnur erzählt, und frage, ob sie Vulkane als Feinde betrachtet. »Eher als Nach barn«, sagt sie. Nachbarn, unter denen es offenbar freundliche, aber auch sehr rücksichtslose gibt. Trotzdem wohnen in Grindavík inzwischen wieder 450 Men schen. »Ich bin hier geboren und auf gewachsen«, sagt Hildigunnur, als wir uns verabschieden. »Außerdem haben wir Schutzwälle, Überwachungssysteme und Evakuierungspläne. Þetta reddast.« Es wird sich schon alles fügen, bedeutet diese isländische Redewendung ungefähr. Und am folgenden Tag stelle ich fest, dass das genau das Gegenteil meines Lebensmottos ist. Ich stehe in einem Ge fährt, das einer dieser Gondeln ähnelt, in denen Fensterputzer mitunter an Hochhäusern hinuntergelassen werden. An Tragseilen hängend, ruckelt der Lift
LI
T
ein paar weitere Touristen und mich sowie unseren Guide Guðmundur »Gummi« Thorvaldsson durch einen Felsspalt hinun- ter in den Þríhnúkagígur. Dieser Krater des Brennisteinsfjöll-Systems, der bei einem Ausbruch vor 4.500 Jahren ent- stand, ist nicht Teil des offiziellen Volcanic Way. Doch er liegt ungefähr an der Route, und man kann ein Stück in seinen Schlot hineinfahren, also habe ich ihn integriert. Nur hat Guðmundur mir eben erzählt, dass auch hier in den letzten Jahren hin und wieder die Erde bebte. Einmal war er mit Touristen unten, zum Glück regnete es nur Steinchen. Und so meine ich jetzt, während der Spalt sich zu einer kathedralenweiten Höhle öffnet, überall Risse in den Fels wänden zu entdecken. Wie lange das dauert, wie tief 120 Meter sind! Zur Ablenkung versuche ich es mit Ziegenrechnen: Wenn eine Ziege 70 Zentimeter Rückenhöhe hat, müsste man 170 Ziegen aufeinanderstapeln, damit die oberste aus dem Spalt schaut – nein, 171 und ein Zicklein. Dann setzen wir unten auf, mitten in einem Wunder: Die angestrahlten Wände schimmern lila, rot, gelb, weiß – Schattie- rungen von oxidierten Mineralen. Wir steigen aus und dürfen die Höhle auf Stein- brockenpfaden erkunden. Erst bleibe ich in der Nähe der anderen, doch nach und nach entferne ich mich, bis ich allein auf einem Felsen sitze. Regentropfen fallen durch den winzigen hellen Spalt weit über mir, glitzern im Scheinwerferlicht wie Perlenketten. Die Farben und Risse an den Wänden erinnern mich jetzt an Alters flecken und Runzeln eines uralten Wesens; und dieses Wesen strahlt etwas aus, das ich in einem Vulkan nie erwartet hätte: Ruhe. Ich fühle mich merkwürdig geborgen, versteckt vor der Welt und der Zeit, die hier unten vor Jahrtausenden stehen geblieben ist. Und bald färbt die steinerne Gelassen- heit auf mich ab. Nur widerwillig fahre ich wieder nach oben und am dritten Tag weiter zum Städtchen Hveragerði. Dort zischt und dampft es in einem Geothermalpark aus dem Boden, regelmäßig faucht ein Geysir in die Höhe. Schilder informieren über heiße Quellen sowie die Piratenspinne, die sich am Rand heißer Quellen ver- steckt und sogar tauchen kann. Und am
H
G
IG
H
H
ANZEIGE | URLAUBSKOMPASS | Ein Spezial des Zeitverlags
Während die Tour de France längst aus der Occitanie weitergezogen ist, ringt Narbonne, die Stadt im Süden Frankreichs, mit anderen Kräf- ten. Es geht um Hitze und Trockenheit, um Wasser und Wein – und um einen unsichtbaren Gegner: die Tramontane. Der Fallwind zieht nicht nur durch die Straßen, er prägt die Landschaft, die Landwirt- schaft und den Alltag der Menschen. Auch die römischen Spuren der Stadt liegen in dieser vom Wind ge- formten Landschaft: die freigelegte Pflasterung der Via Domitia, jener Straße, die einst Italien mit Spanien verband, und die unterirdischen Horreum-Galerien, in denen die Römer vermutlich Waren lagerten. Narbonnes Geschichte ist aus Stein gebaut. Seine Gegenwart aber wird von der Luft bestimmt. Die Tramontane ist trocken und oft kräf- tig. Ihretwegen prüfen Segler den Wetterbericht, Radfahrer spüren den Gegenwind schon auf den ersten Kilometern. Die Winzer wieder- um schätzen den Wind, weil er die Feuchtigkeit aus den Reben treibt. So bleibt die Tramontane unsichtbar und ist doch allgegenwärtig. Sie prägt die Region ebenso wie Stein, Salz und Wein.
→ ITALIEN
→ DEUTSCHLAND
In Hamburg direkt an der Elbe Charm. einger. Kapitänshäuschen, max. 3 Pers., Tel. 0172/4507107
ligurian hideaways www.loveliguria.eu
KONTAKT FÜR ANZEIGENKUNDEN
Touristikanzeigen
Christiane.Topel@zeit.de 040 / 3280 291
Verlag: Studio ZX GmbH – Ein Unternehmen der ZEIT Verlagsgruppe, Helmut-
Schmidt-Haus, Buceriusstraße, Eingang Speersort 1, 20095 Hamburg; Geschäfts-
führung: Iliane Weiß, Dr. Mark Schiffhauer, Lars Niemann;
Projektmanagement: Mara Brockmann; Redaktion: Mara Brockmann, Valentina
Kleinz; Grafik: Jörg Maaßen; Fotos: iStock; Chief Sales Officer ZEIT Verlags-
gruppe: Lars Niemann; Head of Sales Tourism & Culture: Sandra Lindemeier,
Tel. 040/32 80-359, sandra.lindemeier@zeit.de;
Anzeigenpreise: Preisliste Nr. 71 vom 1. Januar 2026
FEWO TIPPS
BERLIN zentral, ruhig, 2 Zi., 030/78950142 www.highlight-apartment.de
Ferienhäuser & - wohnungen
Doris.Schoeffel@tvm-berlin.de 030 / 260 68 210
IMPRESSUM
Stadtrand beginnt ein Wanderpfad zu einem warmen Fluss, den der Volcanic Way unter den Tipps zum Zentralvulkan Hengill listet. Der Weg ins Reykjadalur, Rauchtal, ist schlammig und führt größtenteils bergauf, über grasbewachsene Hänge. Bald keuche ich wie der Geysir in Hveragerði. Es tröp- felt, es regnet. Kein Mensch begegnet mir mehr, und auf einmal kommen mir die gelb-blauen Markierungspfähle am Weges- rand merkwürdig vor: Hatte ich nicht gelesen, die seien gelb-rot? Ich rutsche aus und falle in den Matsch, meine Klamotten sind braun bis zum mittleren Rücken. End- lich ist da ein Brücklein, der Bach darunter dampft, ich folge ihm ein Stück, und – warm, wärmer, heiß! – plötzlich ziehen sich Stege an seinen Ufern entlang. Men- schen in Badekleidung treiben in den auf- gestauten Stufen. An einem Holzgestell hänge ich meine Schlammklamotten in den Regen und gleite ins knietiefe, bade wannenwarme Wasser. I
ch weiß nicht, ob es in Island eine offizielle Meisterschaft im Dauer baden gibt. Die inoffizielle findet jedenfalls in den folgenden Stunden im Reykjadalur statt: Weil es in zwischen gießt, hat keiner Lust, aus dem Wasser zu klettern. Mehr und mehr Wan- derer schlurfen vermummt heran, ziehen sich um, steigen in den Fluss. Die Berge ringsum verlieren sich im Regenschleier, und ich versinke: Erst sitze ich, dann rutsche ich tiefer, tauche schließlich unter. Entdecke Steine, fast so farbenfroh wie das Gestein gestern, doch der Hengill ist kein stoischer Alter, sondern ein herzlicher Gastgeber. Wer hätte gedacht, dass ein Fluss der beste Regenschirm ist, tauch philosophiere ich. Und dass man mit Vulkanen eine Poolparty feiern kann – da fällt mir die Piratenspinne ein, Tauch- künstlerin unter den Arachniden, ich springe aus dem Wasser und verliere die inoffizielle Dauerbademeisterschaft. Und dann, nachdem die Vulkane mich geängstigt, beruhigt und bespaßt haben, beginnen sie zu sprechen. Nicht in meiner Fantasie, sondern in wörtlicher Rede. Im Panoramaraum des Lava Centre, eines Museums in Hvolsvöllur, sind Aufnahmen
ISLAND
→ P O L E N
Am Morgen, wenn die Nebel noch über der Weichsel hängen, klettert ein Trompeter die enge Wendeltreppe der Marienkirche hinauf und spielt das Hejnał in vier Himmelsrichtungen. Mitten in der Melodie bricht er ab. So geht das seit Jahrhunderten, jede volle Stunde, zum Gedenken an einen Türmer, den im Mittelalter ein Pfeil in der Kehle traf. Man weiß nicht genau, ob es diesen Türmer je gab. In Krakau spielt das keine Rolle. Hier hält man an Geschichten fest, gerade weil sie sich nicht ganz beweisen lassen.
Krakau ist eine Stadt, die den Krieg über- standen hat, während ringsum alles brann- te. Krakau blieb, mit seinen gotischen Gie- beln, dem Renaissancehof des Wawel, den Tuchhallen mitten auf dem größten mittel- alterlichen Marktplatz Europas. Das macht die Stadt zu einem Museum ihrer selbst – und zu einem Ort, der einen innehalten lässt. Denn wer bleibt, muss sich erinnern. Wenige Kilometer westlich liegt ein Name, den man nicht aussprechen muss, um ihn zu hören. Krakau war die nächstgelegene Großstadt, die Adresse für die Busse, die täglich Reisende dorthin bringen. Man kann in der Stadt sitzen, Zapiekanka essen, jenes überbackene Ba- guette aus der sozialistischen Mangelzeit, und weiß: Das Grauen war ein
einzelner Vulkane kinoleinwandgroß an die Wände projiziert, und am Fuß des Eyja fjallajökull erscheint eine geisterweiße Schrift: »Ich bin ein großer und ziemlich alter Vulkan. Aber ich kann noch immer Asche, Bimsstein und Lavabrocken in die Luft schleudern, oder Tephra (wie ihr es nennt), und sogar Lavaströme produzieren.« Ein paar Schritte weiter erzählt die Hekla, während an ihrer Gletschermütze eine Feuerspalte aufreißt: »Meine Ausbrüche können sehr explosiv sein, und einige meiner größten haben Asche über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Insel verteilt.« Sie spuckt demonstrativ und fährt fort: »Früher glaubten Menschen, die meine Ausbrüche erlebten, dass meine Krater der Eingang zur Hölle seien und fliegende schwarze Vögel die Seelen der Verdammten.« Nicht Vögel, denke ich – es waren sicher Ziegen! Doch die Hekla ist nicht nur rede- freudig, sondern auch ein Workaholic, und auf der Leinwand tauchen nun die Jahres- zahlen ihrer Ausbrüche auf: 1104, 1158, 1206, 1222, 1300, 1341, 1389, 1510, 1597, 1639, 1693, 1766, 1845, 1947, 1970, 1980, 1981, 1991, 2000. Allmählich verspüre ich den Drang, der Hekla zu antworten und sie zu fragen, warum sie und ihre Vulkan-Kollegen so busy sind. Ich fliehe in die anderen Räume, um mich mit wissenschaftlichen Fakten zu erden. Erfahre in der Ausstellung, dass Island auf der Grenze zweier tektonischer Platten liegt: Sie driften auseinander, sodass Magma aus dem Erdinneren aufsteigen und sich anhäufen kann. Die so entstehende ellenlange Gebirgskette, der Mittelatlan tische Rücken, verläuft größtenteils unter Wasser – doch dort, wo Island ist, befindet sich zusätzlich ein Aufstrom besonders heißen Gesteins. Deshalb die extravielen Vulkane hier; und deshalb konnte sich über- haupt eine 103.000 Quadratkilometer große Insel aus dem Meer schieben. Schon ist es wieder vorbei mit mir und dem wissenschaftlichen Denken: Hier geht es ums große Ganze, um Schöpfung, und so gesehen sind Vulkane nicht nur locals, sondern Götter. Ein wenig meine ich davon zu spüren, als ich am nächsten Morgen mit der Fähre nach Heimaey übersetze, der größten der Westmänner-Inseln: vielstimmiges Zwit-
R E I SE
Reykjavík Reykjavík
Heimaey Reykjanes Vík í Mýrdal Vík í Mýrdal
HEISSE TIPPS
Reiseroute
Auf 700 Kilometern führt der
Volcanic Way über die Halb
insel Reykjanes und durch den
Süden Islands. Offiziell hat er
acht Stationen. Zu jeder gibt es
viele Tipps für Unterkünfte,
Besichtigungen und Erlebnisse.
south.is/en/destinations/travel-
routes
Vulkan von innen Mit dem Veranstalter »Inside the Volcano« fährt man in einen alten Vulkanschlot hinab. Die geführte Wanderung dorthin beginnt bei einer Skihütte und bietet tolle Ausblicke, bevor es in die Tiefe geht.
Für Vulkanversteher
Selten ist Wissenschaft so leicht
verständlich verpackt wie im
Lava Centre von Hvolsvöllur:
In der vom Geophysiker Ari
Trausti Guðmundsson kura
tierten Ausstellung kann man
in einem Erdbebenkorridor
simulierte Erdstöße erleben, im
Kino Eruptionen anschauen –
und erfährt unglaublich viel
über Vulkane.
Krakau lebt vom Gedächtnis
Nachbar. Und dann Kazimierz. Jahrhundertelang das jüdische Viertel, nach 1945 fast leer, verfallen, vergessen. Heute klingt aus den Höfen Klezmer, in den alten Werkstätten stehen Espressomaschinen, und in der Szeroka-Straße feiert im Sommer ein Festival die Kultur, die man einst auszulöschen versuchte. Manche nennen das Wiederbelebung. Andere
fragen leise, ob man eine Erinnerung de- korieren darf. Beide haben recht. Krakau macht es einem nicht leicht mit dem ein- fachen Genuss. Man trinkt einen ausgezeichneten polni- schen Craft-Beer in einem Kellergewölbe aus dem 14. Jahrhundert, und über einem liegen die Steine, die schon standen, als Kopernikus hier an der Jagiellonen-Uni- versität studierte. Die Vergangenheit ist kein Hintergrund, sie ist das Fundament, buchstäblich. Vielleicht ist das der eigentliche Reiz dieser Stadt: dass sie sich weigert, nur schön zu sein. Sie ist es zwar, unbestreit- bar, mit ihren Türmen im Abendlicht und den Pferdekutschen auf dem Rynek. Aber sie besteht darauf, dass Schönheit und Schmerz sich nicht ausschließen. Der Trompeter bricht ab, mitten im schönsten Ton. Und die Menschen unten auf dem Platz schauen kurz nach oben, jedes Mal aufs Neue.
1 Die Marienkirche im ersten Licht, davor Europas größ- ter mittelalterlicher Marktplatz. 2 Stündlich spielt ein Trompeter das Hejnał vom Turm der Marienkirche – und bricht mitten in der Melodie ab.
Ⓒ iStockphoto
schern von grün bemützten Vogelfelsen, ein hübsches Örtchen an einem versteck- ten Hafen – und über allem thronen zwei rotbraune Hügel, um die sich Nebel- schwaden wiegen. Im Jahr 1973 zürnten die Lavagötter in diesem Paradies. Eine etwa zwei Kilometer lange Spalte öffnete sich im Boden, aus der Feuersäulen empor schossen, nur wenige Hundert Meter vom Ort entfernt. Lava strömte hervor, es hagelte Aschekörner. Zum Glück konnte die Fischereiflotte die damals gut 5.000 Bewohner über Nacht aufs Festland retten. Fast 400 Ge- bäude aber wurden unter Asche und Lava begraben. Heute zeigt das Museum Eld- heimar ein freigelegtes Wohnhaus, in dessen Zimmern die Asche knie- bis schulterhoch steht. Und durch das Lava- feld unterhalb des Kraters Eldfell, der bei dem Ausbruch entstand, führen Spazier- wege. So surreal, hier herumzuschlendern, zwischen lilafarbenen Blumen und sum- menden Insekten! So unvorstellbar, dass unter mir ein Ortsteil und unzählige Träume begraben sind. Als ich Heiða Björg Scheving im Haus ihrer Mutter und ihres Stiefvaters treffe, lacht sie über mein betroffenes Gesicht; überhaupt lacht sie sehr viel. Heiða Björg war damals zwölf und weiß noch, dass sie sich auf der Überfahrt ständig übergeben musste, wegen des Wellengangs. Dass es im Radio hieß, die Leute von Heimaey würden erst einmal auf Schulen verteilt. »Ich habe das missver standen und dachte: Jetzt muss ich auch nachts zur Schule gehen!« Doch ihre Familie kam für die ersten Tage bei der Großmutter in Reykjavík unter und anschließend in einer Mietwohnung. Nach einem Jahr zogen sie zurück. Angst vor weiteren Ausbrüchen hatte und hat Heiða Björg nicht. Und man könnte jetzt sagen: Sie hatte auch Glück, ihr Haus wurde nicht zerstört, und später verschlug es sie ohnehin aufs Festland. Allerdings erlebte sie dort, auf der Farm ihres inzwischen verstorbenen Mannes, den Ausbruch des Eyjafjallajökull mit, samt Gletscherlauf und Ascheregen. »Weißt du«, sagt sie, »die Asche hat den Boden letztlich fruchtbarer gemacht. Und auf Heimaey ist der Hafen dank der Lava jetzt geschützter und die Innenstadt
Jede Woche neue Reisetipps der ZEIT direkt auf Ihr Handy
Der kostenlose Reisenewsletter der ZEIT bringt Ihnen
Woche für Woche Ausflugsideen vor der Haustür und
Reisegeschichten aus der Ferne direkt ins Postfach.
Foto: Johannes Kopf on Unsplash
Jetzt kostenlos anmelden:
www.zeit.de/kommstdumit
»Bleibe nicht am Boden heften, Frisch gewagt und frisch hinaus!
Kopf und Arm mit heitern Kräften, überall sind sie zu Haus;
wo wir uns der Sonne freuen, sind wir jede Sorge los;
weniger windig; und wir konnten unsere Häuser jahrelang mit Erdwärme heizen.« Fast klingt es nach göttlicher Fügung, als sie ergänzt: »Im Grunde ist alles besser geworden durch die Ausbrüche. Wir ha- ben es nur nicht immer sofort gesehen.« Der letzte Stopp meiner Reise liegt noch mal auf dem isländischen Festland. Im Dorf Vík í Mýrdal gibt es eine Show mit Lava: Sie stammt von einem Ausbruch der Katla im Jahr 1918 und wird hinter den Kulissen in einem Industriekessel wieder erhitzt, auf 1.100 Grad. Im Halbkreis sitzt das Publikum, Schutzbrillen vor den Augen, um eine Rampe, die aus einem Loch in der Wand schräg nach unten verläuft. Ein sogenannter Lava-Master erzählt, dass die Katla einer der aktivsten Vulkane der Welt sei und einer der gefähr- lichsten, wegen ihrer Gletscherläufe. Dann fließt ein Rinnsal aus dem Loch auf die Rampe, grellorange im halbdunklen Raum. Langsam, wie ein Tier, das scheu nach allen Seiten wittert. »Let’s play«, sagt der Lava-Master. Er nimmt eine Stange, die einem Dompteurstab ähnelt, und piekst in die Lava; zieht dünne Strähnen heraus, sogenanntes Hexenhaar. Zündet ein Papier taschentuch an dem Rinnsal an. Wendet ein dunkles Stück, um zu zeigen, dass es darun- ter noch glüht. Das Publikum darf sogar die abgekühlten Hexenhaare streicheln, sie fühlen sich an wie Glas. Eine sehenswerte Show – doch irgendwas fehlt. Im Anschluss laufe ich über den nahen Strand, vor dem ein paar Felsnadeln wie dunkle Türme aus dem Wasser ragen. Der Wind peitscht die Wellen auf zwei bis drei Meter Höhe. Krachend schlagen sie ans Ufer, das bedeckt ist mit lava- schwarzen Steinchen verschiedener Größe. Erodierte Lava, denke ich – und mir weht durch den Sinn, dass Wind und Wellen und Zeit die wahren Lava-Master sind: spielen einfach so mit ihr, ohne Sicherheits brille, Abstand und Stab. Auf einmal weiß ich, was mir bei der Show gefehlt hat: Die Lava war da, doch die gefährliche Katla war es nicht. Ist ein Frei- geist, wie wohl all die Feuergötter hier. Man kann auf ihnen herumkrabbeln, mit ihnen planschen, sie fürchten und bewundern. Aber sie nicht zähmen und dressieren. Anders gesagt: Sind halt keine Ziege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E N T DEC K E N
entdeckt faszinierend ahnungslose Mitspieler
M
anche Leute, die sich für besonders schlau und schlagfertig halten, unter teilen die Welt gerne in binäre Kate gorien. Es heißt dann etwa, es gebe nur Menschen, die lange schlafen, und Menschen, die früh aufstehen. Menschen, die Dinge auf schieben, und solche, die sie sofort erledigen. Der schlaue und schlagfertige Oscar Wilde soll angeb lich mal gesagt haben: »Es gibt nur zwei Sorten Menschen, die wirklich faszinieren: Menschen, die alles wissen. Und die, die überhaupt nichts wissen.« Toller Satz. Ich muss dabei immer an Leute denken, die sagen, es gebe nur Menschen, die gerne spielen, und solche, die es hassen. Diese Leute wissen nämlich gar nichts! Denn es gibt natürlich noch eine dritte Kategorie: Menschen, die spielen müssen, weil sie Kinder haben. Puh, das war jetzt eine komplizierte Herleitung, sorry. Aber irgendwie muss man ja zum Thema kommen! Hier also die besten Spiele, die Eltern mit Kindern spielen müssen, differenziert, mit Vor- und Nachteilen (weil das Leben ein Spektrum ist!): Mensch ärgere Dich nicht beispielsweise ist einfach zu erklären, und Kinder können dabei zählen üben. Der größte Vorteil daran, es mit ihnen zu spielen, ist jedoch, dass das die einzige Möglichkeit darstellt, als Erwachsener Mensch ärgere Dich nicht zu spielen, ohne komplett durchzudrehen und Freunden Bier gläser an den Kopf werfen zu wollen. Die elterliche Verantwortung schützt davor. Dafür, das ist der Nachteil, bekommt das Kind ab und an einen Wut anfall. Aber früher aufzuhören ist ja auch nicht unangenehm. Auch Uno ist leicht zu verstehen. Lediglich die Regel, der zufolge Kinder vor jeder Runde alle Sonderkarten aus dem Deck nehmen dürfen, stört den Spielfluss leicht. Dafür übt das Kind beim Spielen Etikette und sagt bei jeder 4-ziehen-Karte, die es einem reindrückt: »Aah, tut mir leid, ich kann nicht anders.« Schön! Es lernt, ein guter Gewinner zu sein. Überraschend gute Erfahrungen habe ich mit Risiko gemacht. Sicher, hier den Kontext zu erklä ren, kann haarig werden; und man kommt einfach nie dran, weil das Kind die Angriffswürfel nicht hergibt. Dafür ist es unglaublich lustig, einem vierjährigen Despoten dabei zuzusehen, wie er (oder sie!) seine Truppen über die Welt schiebt. Außerdem lernt das Kind etwas über Geografie: »Ich greife jetzt Kamtschatka an!« Am schlimmsten aber ist das Leiterspiel. Dabei würfelt man sich ein Spielfeld hinauf. Kommt man an das untere Ende einer Leiter, darf man hinaufklettern. Kommt man auf das obere Ende, rutscht man wieder hinunter. Egal, wie viel Vorsprung das Kind also hat, kurz vor dem Ziel wird es mit absoluter Sicherheit hinunter fallen. Was es frustrierenderweise unmöglich macht, es gewinnen zu lassen. Zum Glück wissen das die Kleinen nicht. Ach, sie wissen eben so wenig. Fast nichts! Das macht sie ja so faszinierend.
Hier entdecken jede Woche im Wechsel:
Anna Mayr, Yasmine M’Barek,
Francesco Giammarco und David Hugendick
Anschrift Verlag und Redaktion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Helmut-Schmidt-Haus, Buceriusstraße, Eingang Speersort 1,
20095 Hamburg
Telefon: 040-3280-0, Fax: 040-3271-11
Kontakt: DieZeit@zeit.de
Redaktion Berlin
Schöneberger Straße 21A
10963 Berlin
Telefon: 030-322950-252
Gründungsverleger 1946–1995
Gerd Bucerius (1906–1995)
Herausgeberrat
Prof. Jutta Allmendinger, Dr. Nicola Leibinger-Kammüller,
Zanny Minton Beddoes, Florian Illies, Yascha Mounk
Ehemalige Herausgeber
Dr. Marion Gräfin Dönhoff (1909–2002),
Helmut Schmidt (1918–2015)
Vorsitzender der Chefredaktionen des Zeitverlags
Giovanni di Lorenzo
Chefredakteure DIE ZEIT
Giovanni di Lorenzo (V. i. S. d. P.), Jochen Wegner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eurinnen und Chefredakteure
Philip Faigle, Sebastian Horn, Martin Machowecz,
Charlotte Parnack, Leonie Seifert, Holger Stark
Nachrichtenchefin:
Monika Pilath
Editorial Director Visual & Brand:
Malin Schulz
Editorial Director Multimedia:
Mark Heywinkel
Redaktionsleiter zeit.de
Dr. Sasan Abdi-Herrle (Leitung), Tessa Högele, Till Schwarze-
Thurm, Michael Stürzenhofecker, Florian Zinnecker
Mitglieder der Redaktionsleitung zeit.de
Tobias Dorfer, Karin Geil, Julia Grass, Hannes Leitlein
Chef/in vom Dienst
Dorothée Stöbener (Leitung), Mark Spörrle (besondere
Aufgaben), Isabelle Buckow, Imke Kromer
Chefreporter: Dr. Stefan Willeke
Textchef Print: Johannes Gernert (Leitung; Textchef und Z+),
Anant Agarwala, Anita Blasberg, Christoph Farkas,
Dr. Christof Siemes
Textchefin Online: Meike Dülffer
Redakteure für besondere Aufgaben: Moritz Müller-Wirth
(Print–Online), Sabine Rückert (ZEIT Verbrechen),
Bernd Ulrich (Meinung)
Managing Editor: Markus Horeld
Chefkorrespondentin: Tina Hildebrandt
Editorial Director: Christoph Amend
Geschäftsführende Redakteure: Patrik Schwarz,
Andreas Sentker, Laura Weinert
Formatentwicklung Z+: Amna Franzke, Silke Janovsky
Internationale Korrespondenten: Rieke Havertz, Matthias Naß
Weltwirtschaftskorrespondent: Dr. Uwe Jean Heuser
Nachrichtenredaktion: Sybille Klormann/Monika Pilath (Lei-
Illustration: David Vanadia für DIE ZEIT; Fotos: Moritz Schorpp für DIE ZEIT; privat (2)
tung), Angelika Finkenwirth (stellv.), Fabian Albrecht (CvD),
Katharina Benninghoff (CvD), Isabelle Daniel (CvD), Dieter
Hoß (CvD), Katharina James (CvD), Katrin Scheib (CvD),
Johannes Süßmann (CvD), Claudia Thaler (CvD), Ulrike
Tschirner (CvD), Yannick von Eisenhart Rothe, Alexander
Eydlin, Mathis Gann, Leon Ginzel, Alena Kammer, Hella Kem-
per, Sarah Kohler, David Rech, Sophia Reddig, Anna-Lena
Schlitt, Jona Spreter, Eric Voigt, Konstantin Zimmermann
Politik: Marcus Gatzke/Anne Hähnig/Dr. Heinrich Wefing (Lei-
tung), August Modersohn/Dr. Anna Sauerbrey/Mark Schieritz/
Fiona Weber-Steinhaus (stellv.), Christian Bangel, Andrea
Böhm, Alice Bota, Lisa Caspari, Peter Dausend, Lea Frehse,
Dr. Hauke Friedrichs (Sicherheitspolitischer Korrespondent),
Christoph Heinemann, Alexander Kauschanski, Maxim Kireev,
Kaja Klapsa, Ulrich Ladurner, Jörg Lau, Mariam Lau, Dr. Eva
Ricarda Lautsch, Carsten Luther, Anna Mayr (Koordinatorin
Seite drei), Nina Monecke, Martin Nejezchleba (Büro Leipzig),
Ferdinand Otto, Christian Parth (Koordination Innenpolitik),
Robert Pausch (Politischer Korrespondent), Petra Pinzler,
Fabian Reinbold (Politischer Korrespondent), Steffen Richter,
Alisa Schellenberg, Stefan Schirmer (Korrespondent), Samiha
Shafy, Dr. Michael Schlieben (Politischer Korrespondent),
Tilman Steffen, Merlind Theile, Anastasia Tikhomirova, Xifan
Yang, Christian Vooren (Reporter), Fritz Zimmermann
Wirtschaft: Ileana Grabitz/Roman Pletter (Leitung), Dr. Kolja
Rudzio/Marlies Uken (stellv.), Ruth Fend, Thomas Fischermann
(Koordinator Ausland Wirtschaft), Sören Götz, Tina Groll, Max
Hägler (verantwortlicher Redakteur Industrie), Jurik Caspar
Iser, Johanna Jürgens, Anne-Sophie Lang, Simon Langemann,
Carla Neuhaus, Ricarda Richter, Marcus Rohwetter, Jonas
Schulze Pals, Anja Stehle, Clara Suchy, Jens Tönnesmann,
Marc Widmann, Zacharias Zacharakis
Dossier: Malte Henk/Wolfgang Uchatius (Leitung), Nadine
Ahr, Moritz Aisslinger, Amrai Coen,
Kerstin Kohlenberg, Caterina Lobenstein, Vanessa Vu
Ressort X: Elisabeth Raether/Luisa Thomé (Leitung), Jana
Baurmann, Johannes Böhme, Philipp Daum, Miguel Helm,
Viktoria Morasch, Jana Simon
Feuilleton: Laura Hertreiter/Andreas Lebert (Leitung), Florian
Eichel/Daniel Gerhardt/Dr. Hanno Rauterberg (stellv.), Antonia
Baum, Maja Beckers (Literatur), Sven Behrisch, Alexander
Cammann (Literatur), David Hugendick (Kulturkorrespon-
dent), Marlene Knobloch, Raoul Löbbert, Ijoma Mangold
(Kulturpolitischer Korrespondent), Dr. Peter Neumann, Katja
Nicodemus, Nele Pollatschek, Dr. Adam Soboczynski (Litera-
tur; Leitung), Carolin Ströbele, Dr. Elisabeth von Thadden
(Sinn & Verstand), Tobias Timm, Ann-Kristin Tlusty, Volker
Weidermann (Kulturkorrespondent), Lars Weisbrod
Kulturreporterin: Christine Lemke-Matwey
Politisches Feuilleton: Georg Löwisch/Julia Lorenz (Leitung),
Lenz Jacobsen, Johannes Schneider, Carlotta Wald; Autoren:
Florian Illies, Nils Markwardt, Bernd Ulrich, Volker Weidermann
Korrespondent Politisches Feuilleton New York: Dirk Peitz
Das Gespräch: Cathrin Gilbert/Christof Siemes (Leitung),
Yasmine M’Barek
Investigative Recherche/Daten: Karsten Polke-Majewski,
Holger Stark (Leitung), Yassin Musharbash (stellv.), Kai Bier-
mann, Luisa Hommerich, Hannah Knuth, Dr. Ingo Malcher,
ZEITSPRUNG
Im Barockgarten von Schloss Herrenhausen gibt es eine über 70 Meter
hohe Fontäne, die die Menschen an Sommertagen magisch anzieht. Sobald
etwas Wind aufkommt, entsteht daraus nämlich ein erfrischender Wasser
vorhang. Und wenn die Böen stärker werden, tragen sie das Wasser weit
über das Becken hinaus. Ich musste mit meiner Kamera Abstand halten,
aber ich konnte den Jubel all derer hören, die davon erfasst wurden.
Volker Wille, Hannover
Christina Schmidt, Martín Steinhagen, Sascha Venohr;
Autor: Christian Fuchs
Daten und Visualisierung: Julius Tröger (Leitung),
Christian Endt (stellv.), Gregor Aisch (Senior Visual Data
Journalist), Jakob Bauer, Paul Blickle (Senior Interaction
Designer), Annick Ehmann, Tamara Flemisch, Dana Hajek,
Selina Rudolph, David Schach, Julian Stahnke, Benja Zehr
Ressortgruppe Wissen
Wissenschaft: Dr. Sibylle Anderl/Sven Stockrahm (Leitung),
Elena Erdmann (verantw. Forschungsdaten), Linda Fischer,
Robert Gast, Viola Kiel, Dr. Maria Mast, Dr. Stefan Schmitt
(Wissenschaftskorrespondent), Ulrich Schnabel, Dr. Claudia
Vallentin, Urs Willmann
Chefreporterin Wissen: Dagny Lüdemann
Gesundheit: Simon Kerbusk/Claudia Wüstenhagen (Lei-
tung), Jan Schwenkenbecher/Dr. Florian Schumann (stellv.);
Ingo Arzt, Andrea Böhnke, Dr. Anna Carthaus, Hanna Grabbe,
Anaïs Kaluza, Stefanie Kara, Tom Kattwinkel, Corinna Schöps,
Jan Schweitzer
Chefreporter Gesundheit: Dr. Jakob Simmank
Bildung: Rudi Novotny/Dr. Anna-Lena Scholz (Leitung),
Anant Agarwala (stellv.), Jeannette Otto, Maximilian Probst,
Arnfrid Schenk, Martin Spiewak
Digital: Lisa Hegemann/Jakob von Lindern (Leitung), Meike
Laaff, Henrik Oerding, Pauline Schinkels, Eva Wolfangel
Reporter Technologie und Gesellschaft: Götz Hamann
Entdecken: Britta Stuff (Leitung), Sebastian Kempkens/
Judith Liere (stellv.), Michael Allmaier, Karin Ceballos Betan-
cur, Stefanie Flamm, Francesco Giammarco, Elke Michel,
Merten Worthmann; Besondere Aufgaben: Jutta Hoffritz
ZEIT am Wochenende: Maris Hubschmid/Lars Spannagel
(Leitung), Katja Gerland, Tim Geyer, Friederike Oertel,
Yannick Ramsel
ZEITmagazin: Chefredaktion aller ZEITmagazin-Titel: Carmen
Böker/Sascha Chaimowicz; Chefredaktion ZEITmagazin: Car-
men Böker/Sascha Chaimowicz/Kilian Trotier; Stellv. Chef
redaktion: Anna Kemper/Alexander Krex; Creative Director:
Mirko Borsche; Art Director: Jasmin Müller-Stoy; Textchefin-
nen: Christine Meffert/Annabel Wahba; Bildchefin: Milena
Carstens; Berater (Bild): Andreas Wellnitz; Style Director: Claire
Beermann; Redaktion: Amelie Apel, Jörg Burger, Johannes
Dudziak, Juliane Frisse, Sara Geisler, Martin Hogger, Anna-Elisa
Jakob, Dmitrij Kapitelman, Matthias Kirsch, Alard von Kittlitz,
Johannes Laubmeier, Friederike Milbradt, Lena Niethammer,
Nina Pauer (Autorin), Khuê Pham, Ilka Piepgras, Celina Plag,
Jakob Pontius, Jürgen von Rutenberg, Stella Schalamon, Mar-
lon Schröder, Sara Tomšić, Cora Wucherer, Milena Zwerenz,
Mitarbeit: Klaus Stockhausen (Contributing Fashion Director);
redaktionelle Koordination: Margit Stoffels; Gestaltung: Nina
Bengtson, Mirko Merkel, Gianna Pfeifer, Mitarbeit: Leon Landa,
Jana Schnell; Bildredaktion: Nora Hollstein; Tel.:
030/590048-0; E-Mail: zeitmagazin@zeit.de
Art-Direktion: Haika Hinze/Malin Schulz (Leitung),
Jan Kny (stellv.)
Gestaltung: Julika Altmann, Mirko Bosse, Martin Burgdorff,
Esther Driehaus, Mechthild Fortmann, Sina Giesecke,
Johanna Knor, Annett Osterwold, Beate Pietrek, Lydia
Sperber; Koordination: Jan-Peter Thiemann, Delia Wilms
Infografik Print: Nora Coenenberg (Koordination), Anne
Gerdes, Matthias Holz, Jelka Lerche, Matthias Schütte
Bildredaktion: Tina Ahrens/Andreas Prost/Amélie Schneider
(Leitung), Lara Huck/Caroline Scharff (stellv.), Leonie Bau-
meister, Norbert Bayer, Sebastian Berens, Sabine Bergmann,
Melanie Böge, Marina Cordes, Dorothea Fiedler, Robert
Günther, Marie-Louise Häfner, Jasmina Hanf, Viola Hasse,
Maren Haupt, Alexander Hoepfner, Norman Hoppenheit,
Reinhold Hügerich, Sabine Lang, Nina Lüth, Anja Martens,
Judith Michel, Navina Reus, Jutta Schein, Vera Tammen, Na-
dine Torneri, Edith Wagner, Jakob Weber
Bildredakteur für besondere Aufgaben: Michael Pfister
Familie: Carla Baum/Tillmann Prüfer (Leitung), Wenke Hus
mann (stellv.), Eser Aktay, Johannes Ehrmann, Wlada Kolosowa,
Livia Sarai Lergenmüller, Parvin Sadigh, Johanna Schoener
(Familienpolitische Korrespondentin), Lisa Seelig
Arbeit: Anne-Katrin Schade (Leitung), David Gutensohn
(stellv.), Benjamin Emonts, Luisa Jacobs, Anne Jeschke, Henrik
Rampe, Marie Rövekamp, Hannah Scherkamp
Geld: Jan Guldner (Leitung), Victor Gojdka, Marilena Piesker,
Celine Schäfer, Felicitas Wilke
Sport: Christian Spiller (Leitung), Steffen Dobbert, Oliver
Fritsch, Nico Horn, Laura Sophia Jung, Fabian Scheler
Podcast: Constanze Kainz/Ole Pflüger (Leitung), Mounia
Meiborg (Leitung Was-jetzt?-Podcast), Bastian Berbner,
Jannis Carmesin, Moses Fendel, Simone Gaul, Markus Gläser
(Produktion und Technik), Hannah Grünewald, Timothy Ho-
ward, Elise Landschek, Dr. Rita Lauter, Philip-Johann Moser,
Pia Rauschenberger, Fabian Scheler, Helena Schmidt
Video: Max Boenke (Leitung), Claudia Bracholdt (stellv.), Thilo
Adam, Poliana Baumgarten, Teresa Gleich, Nicolás Grone, Di-
lan Gropengiesser, Elif Küçük, René Wiesenthal, Sven Wolters
Hochkant: Friederike Schiller (Leitung), Linda Friese (stellv.),
Leonhard Balk, Niklas Braun, Mariana Dellien Lino, Jil Dreimann,
Rebecca Habtemariam, Alexander Holl, Lukas Mayr, Leon
Scheuermann, Fatih Yücel
Social Media: Jana Trietsch (verantw.), Katja Diepenbruck,
Cefina Gomez, Isabella Kugge, Svenja Lorenz, Marie Tho-
mas, Mona Wetzel
Newsletter: Sven Robin Mewes (verantw.), Janine Drieling,
Berna Kurucay, Ina Mortsiefer, Marion Oberhellmann,
Johann Volkmer
Junge Leser: Katrin Hörnlein (Leitung)
Glauben & Zweifeln: Dr. h. c. Evelyn Finger (Leitung)
Geschichte: Christian Staas (Leitung)
Verbrechen: Stephan Lebert (Reporter), Daniel Müller,
Eva Sudholt
Verantwortlicher Redakteur Reportage: Henning Sußebach
Reporter: Wolfgang Bauer, Maris Hubschmid, Hanns-Bruno
Kammertöns, Anne Kunze, Emilia Smechowski, Tanja Stelzer
Koordination Storytelling-Projekte: Britta Stuff
Autoren: Laura Cwiertnia, Christoph Dieckmann, Christoph
Drösser, Ronald Düker, Heike Faller, Christiane Grefe, Ulrich
Greiner, Jana Hensel, Dr. Gunter Hofmann, Jens Jessen,
Dr. Josef Joffe, Angela Köckritz, Peter Kümmel, Dr. Wolfgang
Lechner, Ursula März, Iris Mainka, Dr. Susanne Mayer, Anna
von Münchhausen, Iris Radisch, Gero von Randow, Roberto
Saviano, Ulrich Stock, Matthias Stolz, Burkhard Straßmann,
Dr. Volker Ullrich, Moritz von Uslar
WORTSCHATZ
Wenn die Sonne so runterknallt,
dass man davon hundemüde wird,
denke ich oft an den Ausdruck,
den wir als Kinder für diese heiße
Phase verwendeten: Hundstage.
Ich dachte zunächst, die Schlesier
hätten ihn mitgebracht, aber
tatsächlich stammt er von den alten
Griechen. Diese prägten den Begriff
für die vier Wochen ab dem 23. Juli,
wenn das Doppelgestirn Sirius aus
dem Sternbild des Großen Hundes
morgens mit der Sonne aufgeht,
und sie glaubten, dies verstärke
deren Kraft.
Simone Hoffmann, Burg, Sachsen-Anhalt
Formatentwicklung: Mark Heywinkel (Leitung), Jenni Kuck,
Lena Oehmsen, Michael Schock, Anne Wille
SEO und Abosteuerung: Jana Lavrov (Leitung), Laura Oelker
(stellv.); Celine Fink, Philipp Köhnken, Kim Paulsen, Katrin
Vogelgsang, Ayleen Wolters
Community: Julia Meyer (verantw.), Janis Dietz,
Tülay Karakus, Celia Parbey, Jarnail Sekhon
Leserbriefe: Johannes Gernert (Leitung), Jutta Hoffritz
Sonderausgaben: Silke Weber (verantw. Blattmacherin)
Entwicklungsredaktion: Hendrik Lehmann (Leitung), Tho-
mas Strothjohann (stellv. ), Simon Berresheim, Niklas Krüger
(Design), Adele Ogiermann (Design), Rose Tremlett, Lukas
Weigel, Leonie Wismeth
Data Science & AI: Dr. Andreas Loos (verantw.), Maximilian
Bartels, Nico Scordialo, Shairal Sharma
DIE ZEIT Live: Natalie Wübbolt (verantw.), Nele Vogel, Özlem
Duyan, Lucie Liu, Iona Young
My Country Talks: Moritz Eckert (Leitung)
Dokumentation: Mirjam Zimmer (verantw.), Davina Doman-
ski, Bernd Musa, Dorothee Schöndorf, Corinna Slotty
Korrektorat: Thomas Worthmann (verantw.),
Oliver Voß (stellv.), Volker Hummel, Christoph Kirchner,
Katharina Kowarczyk, Anke Latza, Maren Preiß,
Karen Schmidt, Matthias Sommer
Lektorat: Alexander Gumz, Lisa Hölzke, Felix Lindner
Büro Jochen Wegner: Nata Kuchaidze, Agata Milizia, Hannes
Willmer (Assistenz); Sophie Hübner, Jens Lubbadeh, Hannah
Schraven (Redaktion und Recherche)
Büro Giovanni di Lorenzo: Hanna Gieffers, Dr. Astrid
Herbold (Referentinnen), Sabine Gülerman (Assistenz)
Redaktionsassistenzen: Kirsten Arasin, Beatrice Benedikt,
Eva Bontzas, Andrea Capita, Kirsten Cordes, Christiane
Detje, Katrin Dose (Chefredaktion ZEITmagazin), Susanne
El-Metwally, Ildikó Felbinger, Janna Franz, Patricia Frey, Gaby
Große, Heike Haag-Färber, Elisabeth Hautmann, Heike
Heijnk, Kathrin Hufnagel, Jeannine Kantara (Teamleitung
Redaktionsassistenz Berlin), Lisa-Marie Kellner, Tanja Kem-
na, Anna Klimmer, Barbara Knabbe, Elisabeth Knoblauch,
Sophia Krayc, Agnes Lodder, Ronja Lotz, Heike Meyer-Lud-
wig, Alexandra Müller (verantw. Büro Berlin zeit.de), Marianne
Müller, Melina Musfeldt, Tahnee Neunkirchen, Anja Nieuwen-
huizen, Julia Nolte, Aylin Olmuş, Imke Petersen (Chefredakti-
on ZEIT), Vera Reinecke, Nicole Ruth, Susanne Scheu, Maja
Schirrle, Alina Schmidt, Beatrice Simmon, Bettina Spyrou,
Lea Steinhäuser, Bettina Tschaikowski, Katrin Ullmann, Han-
nah Widera, Christine Yom, Anna Zacharias
Frankfurter Redaktion: Eschersheimer Landstraße 50,
60322 Frankfurt am Main, E-Mail: buero-frankfurt@zeit.de
Christ & Welt/ZEIT:Credo GmbH: Merle Schmalenbach
(Redaktionsleiterin), Christina Fleischmann (stellv.), Christina
Rietz, Schöneberger Straße 21A, 10963 Berlin,
Geschäftsführer: Nils von der Kall, Patrik Schwarz
ZEIT:Hamburg: Maria Rossbauer (Leitung), Viola Diem,
Frank Drieschner, Annika Lasarzik, Oskar Piegsa
ZEIT im Osten: Cornelius Pollmer (Leitung),
Naumburger Straße 48, 04229 Leipzig
Tel.: 0341-492761310; E-Mail: cornelius.pollmer@zeit.de
Biscuit ist ein Golden Retriever und lebt in Essex. Seine Hobbys sind Schwimmen und Dösen. Foto: Gerrard Gethings
ZEIT:Österreich/ZEIT International GmbH: Florian Gasser
(Büroleitung), Katharina Mittelstaedt (stellv.), Christian Bartlau,
Simone Brunner, Große Pfarrgasse 7/1, A-1020 Wien, E-Mail:
florian.gasser@zeit.de; Geschäftsführer: Nils von der Kall
ZEIT:Schweiz/ZEIT International GmbH: Matthias Daum
(Büroleitung), Sarah Jäggi (stellv.), Salome Müller,
Marlon Rusch, Hirschengraben 34, 8001 Zürich,
Tel.: 0041-79/3615310, E-Mail: matthias.daum@zeit.de
Europa-Redaktion: Johanna Roth, Residence Palace,
Rue de la Loi 155, 1040 Brüssel, Tel.: 0032-2/2303082,
E-Mail: johanna.roth@zeit.de
Londoner Redaktion: Dr. Jochen Bittner, NW18DB London,
Vereinigtes Königreich, E-Mail: jochen.bittner@zeit.de
Pariser Redaktion: Matthias Krupa, 48 bis, Rue d’Auteuil,
75016 Paris, E-Mail: matthias.krupa@zeit.de
Moskauer Redaktion: Michael Thumann, Kutusowskij-Pro-
spekt 13, Kw. 5, Moskau 121248, E-Mail: zeit-moskau@zeit.de
Israel-Redaktion: Jan Roß, 32 King George Street,
Jerusalem, 9426208, E-Mail: jan.ross@zeit.de
Shanghaier Redaktion: Jens Mühling, 218 Xiangyang South
Road, Office 505, Xuhui, Shanghai, E-Mail: jens.muehling@zeit.de
Südostasien-Redaktion: Thomas Fischermann, #201, No. 8
Narathiwas Rajanagarindra Road, Yannawa,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E-Mail: suedostasien@zeit.de
Washingtoner Redaktion: Paul Middelhoff, Juliane Schäuble,
Washington, DC 20009, E-Mail: paul.middelhoff@zeit.de,
juliane.schaeuble@zeit.de
New Yorker Redaktion: Heike Buchter, 32 Broadway,
Suite 1211, New York, NY 10004, Tel.: (001-212) 269 34 38,
E-Mail: hbuchter@newyorkgermanpress.com
KI-Korrespondent (San Francisco): Nicolas Killian,
E-Mail: nicolas.killian@zeit.de
Nairobi-Redaktion: Fritz Habekuß (Internationaler Klima-
und Umweltkorrespondent), 14, Othaya Road, Kileleshwa,
Nairobi, Kenia, E-Mail: fritz.habekuss@zeit.de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Geschäftsführer: Nils von der Kall (Vorsitz),
Iris Ostermaier, Christian Röpke
Marketing: Jannick Weißel
Vertrieb: Sarah Reinbacher
Unternehmenskommunikation und Veranstaltungen:
Silvie Rundel
Herstellung/Schlussgrafik: Torsten Bastian (verantw.),
Tim Andersson, Patrick Baden, Stefanie Fricke, Bastian Kamp,
Jan Menssen, Oliver Nagel, Tim Paulsen, Pascal Struckmann
Bildbearbeitung: Andrea Drewes, Hanno Hammacher,
Wolfgang Scheerer
Druck: Süddeutscher Verlag Zeitungsdruck GmbH,
Zamdorfer Str. 40, 81677 München
Für unverlangt eingesandte Manuskripte und Bilder
übernimmt der Verlag keine Haftung.
Anzeigenleitung: Lars Niemann
Anzeigenstruktur: Peggy Ludwig (verantw.),
Laura Algner, Carolina Guerra, Rene Teichmeier
Anzeigen: Anzeigen-Preisliste Nr. 71 vom 1. Januar 2026
Magazine und neue Geschäftsfelder: Sandra Kreft
Projektreisen: Katharina Wottschel
Börsenpflichtblatt: An allen acht deutschen Wertpapierbörsen
Leben reicher macht
An einem Sommermorgen beim ersten Blick aus dem Fenster einen Heißluftballon ganz nah vorbei schweben zu sehen. Barbara Krämer, Reutlingen
Eiscreme-Wetter! Petra Schmid, Sottrum, Niedersachsen
Zur Zeit der Tour de France fahre ich mit meinem Fahrrad eine Anhöhe hinauf und muss dabei an einem Nordic Walker vorbei. Er geht ein Stück zur Seite, um mich vorbeizulassen. Doch dann nimmt er plötzlich seine Stöcke fester in die Hand und beginnt zu sprinten. »Jetzt geht’s um die Berg wertung«, sagt er, und so liefern wir uns ein Wett rennen, bis wir das Plateau erreicht haben. Laura Heidrich, Bonn
Meditativ an jedem Wochenende den Sand, den die Ameisen unter unserer Terrasse hervorholen, zurück in die Fugen zu kehren; voller Bewunde rung für das, was diese kleinen Tierchen vermögen. Christoph Schmidt, Harrislee, Schleswig-Holstein
Eine Mutter eilt mit Kind durch den Supermarkt. Ein Stand mit aufblasbaren Schwänen zieht das kleine Mädchen in seinen Bann: »Schau mal, Mama, ein aufblasbarer Schwan!«, ruft die Kleine. »Was sollen wir denn damit?«, fragt die Mutter, sichtlich darauf bedacht, den Einkauf zu beenden. Schweren Herzens reißt sich das Kind los. Ein Kunde neben mir beobachtet die Szene, packt daraufhin einen der Plastikschwäne in seinen Einkaufswagen und macht sich in Richtung Kasse auf. Als Mutter und Tochter bezahlt haben, beugt er sich zu dem kleinen Mädchen hinab und drückt ihm den Schwan in die Hand. »Das wäre doch nicht nötig gewesen!«, sagt die überraschte Mutter zu ihm. Der Mann richtet sich langsam auf und entgegnet, schon im Gehen begriffen: »Für uns ist es nur ein aufblasbarer Schwan, diesem Kind aber bedeutet er die Welt.« Wolfgang Thumser, Bonn
»Die Welle« – ein kleines Naturfreibad bei uns im Ort, das während des Sommers zum Dorf mittelpunkt wird. Hier treffen sich sogar die Schwalben! Sie warten geduldig, bis alle Besucher aus dem Wasser gestiegen sind, um danach ihren Durst zu stillen. Melanie Hedrich, Mosbach, Baden-Württemberg
Mein Studium in London ist beendet, ich kehre zu einem Zwischenstopp nach Hause zurück. Meine Eltern nehmen mich abends am Münch ner Flughafen mit all meinen Koffern, Ruck säcken und einer Fahrradbox in Empfang. Nach einer gefühlt endlosen Fahrt mit zwei Nah verkehrszügen und dem Schienenersatzverkehrsbus erreichen wir nachts um halb zwei die Endstation. Dort inspiziert der Fahrer vor Feierabend gerade müde seinen Bus, als sein Blick auf uns und unser Gepäck fällt. »Ihr wohnt am Berg?«, fragt er und lässt seinen Bus tatsächlich wieder an. »Mensch, steigt ein, ich fahr euch doch hoch!« Xenia Möwes, Miesbach, Bayern
Machen Sie mit!
Schreiben Sie uns, was Ihr Leben reicher macht,
teilen Sie Ihre »Wortschätze« und »Zeitsprünge« mit uns.
Beiträge bitte an leser@zeit.de oder an
Redaktion DIE ZEIT, »Z-Leserseite«, 20079 Hamburg
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Auswahl, Kürzung und redaktionelle Bearbeitung
Ihrer Beiträge vor. Mit der Einsendung geben Sie Ihr Einverständnis,
Ihren Beitrag in der ZEIT, in der ZEIT-App, in sozialen Netzwerken oder
in einem ZEIT-der-Leser-Sammelwerk zu veröffentlichen
ZEIT-LESERSERVICE ZEIT-LESERSERVICE
Leserbriefe: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20079 Hamburg,
E-Mail: leserbriefe@zeit.de
Artikelabfrage aus dem Archiv
E-Mail: archiv@zeit.de
Abonnement: DIE ZEIT € 390,00
(52 Ausgaben); für Studierende € 213,20
(inkl. ZEIT Campus); Lieferung frei Haus;
Digitales Abo € 6,10 pro Ausgabe;
Digitales Abo für Abonnentinnen
und Abonnenten der gedruckten
ZEIT € 0,90 pro Ausgabe
Schriftlicher Bestellservice:
DIE ZEIT, 20080 Hamburg;
Abonnentenservice: Tel.: 040/42 23 70 70;
E-Mail: abo@zeit.de
Abonnement für Österreich,
Schweiz und restliches Ausland
DIE ZEIT Leserservice, 20080 Hamburg,
Deutschland; Tel.: +49-40/42 23 70 70,
E-Mail: abo@zeit.de
Abonnement USA:
DIE ZEIT (USPS no 14259) is published
weekly by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Known Office of
Publication: Data Media (A Division of
Avant Imaging and Integrated Media
ULC), 2221 Kenmore Avenue, Suite 106,
Buffalo, NY 14207-1306. Periodicals
postage is paid at Buffalo, NY 14205.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DIE ZEIT, Data Media, P.O. Box 155, Buffalo.
NY 14205-0155, E-Mail: service@roltek.
com, toll-free: 1-877-776-5835
Abonnement Kanada: Sunrise News,
47 Silver Shadow Path, Toronto ON
M9C 4Y2, Tel.: +1647-219 52 05,
E-Mail: sunriseorders@bell.net
Einzelverkaufspreis Deutschland:
€ 7,60
Ausland:
Belgien € 9,30;
Dänemark DKK 99,95; Finnland € 12,40;
Frankreich € 9,80;
Griechenland € 9,80; Italien € 9,80;
Luxemburg € 9,30; Niederlande € 9,30;
Österreich € 8,30; Portugal € 9,80;
Schweiz CHF 10,30; Slowenien € 9,80;
Spanien € 9,80; Kanarische Inseln € 9,80
Kontaktadresse nach
EU-Produktsicherheitsverordnung:
produktsicherheit@zeit.de
Jotus, Agenda Kultur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结论：未能通过 (Quality Audit Failed) 翻译在正文部分表现尚可，但在关键数据准确性、格式完整性以及自动化审计标签处理方面存在严重缺陷。
[!WARNING] 翻译质量评估未完全通过... 的自动化警告块。根据指令，任何翻译/内部清理标签均视为交付缺陷。€ 390,00 (52 Ausgaben) 和 € 213,20，翻译件在 Page 1 的价格列表中完全遗漏了这些关键订阅价格，仅保留了单本零售价。160.000 到 200.000 欧元 虽正确，但 Page 1 的具体订阅金额缺失。20079 Hamburg 和 20080 Hamburg 等邮编在翻译件的相应位置处理不统一。040/42 23 70 70 在翻译件中出现，但部分其他地址信息（如具体街道号）在不同段落中缺失。missing numeric tokens: 04921975050, 109.000...），这些内容并非源文，而是翻译工具的自我诊断日志，被错误地当作正文输出。DK 99,95/FIN 12,40...），失去了原有的清晰排版格式。ZEIT Campus 的价格详情被完全忽略。该译本不仅包含严重的交付缺陷（输出了审计日志），且在处理数字资产（金额、邮编）时表现不稳定，未能达到专业 PDF 翻译的忠实度要求。建议退回重译。